在我老家，典故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每一个节日或重要习俗后面必有一个典故。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典故，老家人对于酒的热情自是比烟淡了许多，虽不竭力反对，却也没人去提倡，因为饮酒是被当作不过日子的典型来看待的。这种观念的形成，多来自于已故的我大舅。我大舅是喝酒醉死的，抛下我大舅妈和五个大小相差无几的孩子便走了。到了我大舅那个年代，老家关于已婚女人绝不可以再嫁的风俗已然有所松动：已婚女人，只要尚未生育是可以改嫁的，而如果已生了娃，则必须待将娃抚养成人方能改嫁。否则，据说改嫁者会连续三年日夜都能听到死鬼的哭嚎，在阳世则会被人呼之为“破鞋”。苦苦熬了三年之后，名誉上的束缚终抵不过现实的生活，我大舅妈带着五个孩子远嫁了他乡，传言五个孩子都随了后父的姓，我大舅一脉在老家便断了“后路”。村里人认为，人活的就是“后路”，如果断了“后路”，无论生前如何风光，都是莫大的罪过。自此，我大舅便成了老家人的反面教材，教育孩子必离不了我舅。
其实，我大舅嗜酒是有原因的，并非完全来自于遗传，因为我姥爷家的上八代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并无一人有饮酒的记录。都怪我大舅妈生育能力太强，到第五个娃出生后，仅靠我大舅一个劳力从生产队挣得的工分已然分不到多少粮食，如果说其他人家是在过日子的话，那么我大舅一家至多能说成勉强度日。我大舅原本是个性格倔强好要面子的人，偷自是不会，借又张不开口，便无师自通地练就了一手砌墙的好手艺。据我娘说，我大舅砌的墙不仅直而且坚固，尤其他砌的炕，不仅不倒烟热得快而且省柴火，晚上躺倒上面，滚烫滚烫的能治风湿，在我老家从没听说有人得过风湿病，大概都是因了这炕。可惜，那个年代的手艺只能用作帮工而绝不可以用来挣钱甚至谋生。当然，修主用帮工也是需要管饭的，饭菜都是些连过年也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和炒菜，还有酒。吃这样的饭菜，我大舅不由自主地就要去想五个饿得如同馋猫儿似的孩子和虽瘦骨嶙峋却依然姿色艳丽的我大舅妈。据村里人说，我大舅妈如果有现在的生活，身材绝不会亚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想到他们，酒量本来不大的我大舅便只喝酒少吃或者不吃东西，累了一天已然饥肠辘辘的我大舅认为既然酒是粮食的精华，酒一定是可以充饥的，岂不知就却偏醉空腹人，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大舅往往只用一会儿便已烂醉如泥。既如此，修主便常常过意不去，总要收拾一些剩菜剩饭送到我大舅家，我大舅要的就是这效果，因为即使剩菜剩饭也比我大舅家的伙食要高出若干倍。其中当然也不乏我大舅认为小气的人家便故作醉酒或溅了酒或犯腻歪弄脏了的，但五个被我大舅戏称之为的“饿猫儿”的小家伙儿见了照例能够过年似地欢呼雀跃一番，然后数着一二三蜂拥而上抢食而光，而我大舅妈自是轮不上去吃一口，只能用开水把碗底冲洗几遍喝下，也算是开了荤腥。日子久了，我大舅妈便多了心眼儿，事先都要预留出一点儿给我大舅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儿，因为我大舅醉酒醒来后总要去吃俩菜团子喝两瓢凉水。我大舅自是更舍不得吃，常常故作自豪地把嘴一抹，说凭咱这手艺修主还能不管咱吃个饱，说着就用手抚着自己的肚皮，嘴里不停地打着饱嗝，仿佛果真正撑得慌。我大舅妈便信了，笑了；我大舅便亲一口儿我大舅妈，强逼着我大舅妈当真吃两口儿；我大舅妈半推半就着，任凭我大舅把美味儿强行送进她嘴里，装作一脸的幸福，却乘我大舅一不留神之机又吐回碗里，留给孩子。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让我大舅家彻底摆脱一年当中至少有五六个月缺粮的窘困，反而让村里有些不得不求我大舅而被我大舅认为小气便借故推脱掉的人或者因烦我大舅实在嘴里不便说便心里记恨着的人把我大舅说成了酒鬼儿，之所以穷便是因为能喝酒。可能有人会问：既然穷到了这份儿上，为什么不出去要饭？据我娘后来回忆说，我们村那时候正在“放卫星”创“红旗村”，讨饭是丢村集体脸的事儿，所以把关非常严，根本出不去。在红黑分明的年代，谁不愿去做“红的”而宁肯去做“黑的”？更可况我大舅妈因高生育刚得了个“模范”，村里可是敲着锣打着鼓正儿巴经地送过光荣牌和大红花，“模范”岂有带头违反规定的？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