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读书与著作》如此说：“在一切著作中我只爱作者以他的心血写成的著作。以心血著作，并且你可以感觉到心血就是一种精神。……那以血和箴言著作的人不愿被诵读，只愿被以心思维。”伯牙弹高山流水，钟子期自会其意。如果你是我的知音，你会看出《闪箭》不只是部闲情雅致的小说，我想把个人对生活的思考，对历史的思索，对人生的感悟寄托在文章之中。
开篇苏威尔选择职业那一段，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当然不是因为学费的问题；那一首诗：
我亲手用闪电
刺伤了我的向往，
踮起脚，
往哪个方向？
我迷茫！
……
美酒还是血汗？
沉醉抑或悲伤？
什么都好，
我不要遗憾！
就是我在高考前和着泪所写成的，有的读者说这些诗歌很无聊，但是我要保存它们，至今一读起这首诗，我还会流泪。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放弃自己的梦想，一个人会有多心疼。后来，我选择了一个不是自己最痛恨，也不是最喜欢的职业，却不得不义无反顾地爱上它；我已经无路可退，无法后悔。
《闪箭》写作的终极目的是探讨，什么是“忠诚”？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我原来为这本书所写的简介：
责任说，“你必须！”
年轻说，“我可以！”
他的身和手就是弓与箭，他的心就是标靶。
与其说对于虚无缥缈的国家或者宗教的忠诚，他唯一忠诚的对象，是自己的心。
能做自己的主人，那可是比拥有所有的财富、至高无上的权力，还要重要！
我一直对“忠诚”这两个字迷惑不解。
“忠恕”二字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实现儒家最高行为准则“仁”的方法。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严于律己为忠，宽以待人为恕。
“忠诚”这两个字是我们中国人一贯喜欢摆在嘴上讲的。实际上，这两个字从字面意义上可以分开来说。
“忠”，英文叫loyalty，是对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一以贯之，忠心不二，比如我们可以说，我忠于自己的专业、职业道德、信仰，忠于自己的男女朋友、老夫老妻，忠于党、忠于人民等等；不管这样东西、这个人在别人眼里看来如何，但在我心里，这是最宝贵的、最不可侵犯的；“忠”的外延极为广泛，可以涵盖古今中外各种各样人们推崇的感情：比如坚忍不拔的毅力、宁折不弯的骨气，舍身取义的正气、两肋插刀的义气、一往情深的爱情、天下无不是父母的孝心，这都可以归结于一个“忠”字。
再说“诚”，英文叫honesty，是指诚实，即实事求是，心口如一，表里如一，不带一点虚假的东西。一个典型的“诚”的例子就是对神父的忏悔，在西方的天主教里，你对神父做忏悔时，会把心里最卑鄙、最见不得人的秘密告诉神父，你承认你的罪过就可以被宽恕、被拯救。因为，西方对人的期望值是很低的，较普遍地认为人生出来就是有罪的，宗教里称之为“原罪”。既然人人都负有“原罪”，那么认罪、忏悔，把自己最丑陋肮脏的一面表露出来，也不觉得是特别羞耻的。但是，如果这种诚实不是出自内心想要改过自新的“诚”，而是流于形式的“诚”，就会走向“真善美”的反面――“伪善”。西方有些人就是这样，周一至周五去干坏事，周六周日跑到教堂忏悔一下，下周又照干不误。这就是宗教误人之处了。
对于“忠诚”这两个字，东西方的看重程度很不一样。
东方哲学的主流――儒学一味强调“忠”，在儒学的影响下，中国人讲“忠”，特别是“忠君体国”，远远超过了“诚”。比如，中国人本来是很崇尚“孝”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而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儒学则鼓励人们首选“忠君”，“忠”比“孝”还要优先（为让徐庶对汉室尽忠，其母自尽），更不要说兄弟之间的“悌”（诸葛三兄弟分侍三国）、朋友之间的“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夫妻之间的“情”（刘安杀妻食刘备），那都是远远不如“忠”的。而当“诚实”与“忠孝”相矛盾时，中国哲学还是鼓励人们首选“忠”字，所谓“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为尊者讳。讳什么？讳就是不诚实。
西方哲学则强调“诚”。西方哲学奠基者之一苏格拉底与孔子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苏格拉底没有一个既成的道统（如周礼）可以依赖或维护，恰恰相反，苏格拉底就是要挑战雅典已有的价值和制度，他以“马虻”自命，苏格拉底是以反叛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后来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苏、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柏都是敢于陈词，敢于超越自己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对他老师的背叛，对旧有真理的背叛，却是对新的知识的忠诚。所以，西方哲学强调“诚实”，追求“真理”，而鄙视一味“忠诚”于过去。
从西人哲学看，“叛逆”与“忠诚”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叛逆”只不过是换一个忠诚对象，是对旧有忠诚对象的否定，但是对新的忠诚对象的肯定。可以说，他们敢于批叛任何曾经忠诚过的东西或者人，只是一颗追求真理的心始终如一；也可以说，他们根本从未忠诚过外界的什么东西，从来忠诚的对象只是自己追求真理的心，所以也无从背叛过什么。
与东方人相比而言，西方人更能够、更愿意对自己所认定的真理进行反思，摈弃错误，走向正确；而东方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更不能够脱离自己错误的过去――即使知道某种忠诚是错误，要他幡然醒悟却不容易。国人讲究“从一而终”，不管我认定的是好是坏，反正一经认定，就很难更改，而且说这是一种美德；真有点像过去女子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二战之后，德国人很坦率地承认了法西斯德国对欧洲各国与犹太人所犯的罪行；而日本则一直想掩盖事实真相，篡改历史，就是东西方对于“忠”与“诚”两字态度差异的反应。
仔细琢磨，明眼的读者可以发现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哲学流派，有所共通的地方。东方哲学讲究忠于君主，西方哲学讲究忠于真理。再仔细看，又可以发现“忠诚”粗略可分为两种，一种“忠诚”是对外界某一种既存的权威（人或者皇权）的忠诚，受的是精神道义的约束或者物质利益的诱惑、武力的胁迫，这种忠诚是外加的；一种“忠诚”是对内心所倾向的某种事物自始至终的追求与守护，受的是自己良心的驱使，这种忠诚是自觉的。忠诚于统治者可能是外加的，也可能是自觉的；但忠诚于自己所认定的真理一定是自觉的。
《闪箭》所围绕的核心概念就是“忠诚”两字，因而着力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忠”的关系：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对儿女的舔犊情深，对爱人的深情，对师傅长父的感恩，对兄弟的信任，对朋友的诚实，对职业职守的专注，对君主的忠心，对宗教的信仰，对人类的慈悲，对整个星球的爱护……。由此可见，“忠”也是有等级的，围绕着自身之外画着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圈子；但低等级圈内的“忠”一定会服从高等级圈的忠诚吗？不一定。事到临头，当不同的“忠”之间有所矛盾的时候，每个人囿于自己的环境，取舍都会不同。《闪箭》这本书就是想探讨看看，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忠”之间自相矛盾时，“忠”与“诚”相矛盾时，究竟会如何进行取舍呢？他们如何说服自己呢？
我为本书取的题目《闪箭》来源书中的“射手之歌”――“我是箭，我是闪电”，看似自由奔放，实际心中自有标靶。“他的身和手就是弓与箭，他的心就是标靶。与其说对于虚无缥缈的国家或者宗教的忠诚，他唯一忠诚的对象，是自己的心。”
但是，渺小的人类想要探寻伟大的真理又谈何容易？在探寻真理的途中，人们不免往往要走错路，甚至走上与自己守护的真理背道而驰的道路。比如《银英》中的杨威利一生忠诚于“民主自由”，但不得不为一个假借“民主”之名行“卖国”之实的领导人而战。比如二战时期，德国党卫军士兵听从希特勒的命令，屠杀犹太人，妄图纯化欧洲人的血统，他们也以为自己信奉的是真正的“真理”。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他们何尝不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听从自己的心，走上追求真理、忠于真理的道路，也往往是危机四伏的，到得头来回首前路，也许会发现自己离真理越来越远。特别是，当你的一颗心面临真理的歧路时，你会选择哪一条呢？自由的决断就是“不受任何他人的强制，完全听从自己意志行事”，可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中有两个意志、两种忠诚；而其中一个意志强制另一个，那算不算“自由”？所以说，只要你采取行动，选择任何一条道路，都完全可以说“你”是自由的，同时也可以是说“你”是受强制的。说你能支配自己，也就是说你能放纵自己。（看过最新免费VIP章节的读者，会发现这一段有点眼熟，我把主角放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环境下，看他究竟会怎么抉择。）
没有人不是自己的奴隶。但，只有伟人才能始终如一地忠于自己最崇高的目标，做真理的奴隶。等而下之的，是做别人的奴隶。再等而下之的，是做物欲的奴隶。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立志）。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渐修）。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顿悟）。王国维非常推崇尼采的一句话：“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他的三境界说也与在尼采的三阶段说不谋而合，或者，王也曾借鉴于彼，也未可知。
尼采认为通向“智慧”之路有三个必经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合群时期”，崇敬、顺从、仿效随便哪个比自己强的人；第二阶段是“沙漠时期”，束缚最牢固的时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壮生长，重估一切价值。第三阶段是“创造时期”，在否定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肯定，然而这肯定不是出于我之上的某个权威，而仅仅是出于我自己，我就是命运，我手中抓着人类的阄。
我想，追求真理、忠于真理也需要经过这三种境界、三个阶段，才算完美吧？这就是我写《闪箭》的初衷，用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对东西方形形色色忠诚概念的反思构成一个熔炉，把主角、配角放入到这样一个熔炉里去锻造，经过三个阶段的淬火成钢，看看能变成什么一个模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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