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集团的前生是矿务局，成立于解放初期，当时就很具规模，他们有自己的百货商店、电影院、食堂、招待所，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与周边的乡村少有联系。一般是他们的勘探队把勘探结果汇报，局里决定在某处建一个矿窿或是一家选厂，然后上报有关部门，批下来后N市政府便无条件地把土地出让，反正都是国家的，一般情况下，矿务局招工的时候也会适当地给当地人一些指标。
矿务局办公的地方，便是整个矿务局的中心，与矿窿、选厂的联接只有一条公路，沿途是锡乡镇农民的山林和土地。这一格局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衩打破了，公社的土地分到了个人，农民们蜂拥而来的“淘金者”的身上看到了商机，纷纷在靠近路边的地方盖起了楼房，或是开饭店，或是开商店，于是矿区不再单一的矿区，与农民完全搅和在一起，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做出这一创举的人的便是凌波的前任，上一任市委书记刘青松。
改革开发初期，他是锡乡镇的镇党委书记。当时因N市争取到私人可以参与一些零散矿的开采权，一些私人便筹集资金开窿。由于大量民工的涌入，带动了锡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刘青松抓住这一时机，鼓励农民在自家分到的田地上建楼建房，以出租的方式租给那些想开饭店或是商店的老板，或者干脆自己当起了老板，锡乡镇迅速繁荣了起来，其财政收入一下子成了N市第一，也大大的影响了矿务局的矿区生活。
很多矿务局的职工加入了进来，特别是那些住房正处于街道中心的矿务局职工，他们也纷纷出租自己的房子，宁可去偏远一些的地方租房子来住，有些职工干脆辞职做起了生意，于是，在管理上便出现了扯皮的状态。
先是怎么区分大矿与零散矿。
实际上，所有的私人矿窿都是冲着大矿去的，私人的矿窿与矿务局的矿窿常常在地下互相打通，如果私人开采到的矿脉不是鸡窝矿或零星矿，那么他们的开采便是一种偷盗行为，矿务局有权制止。可是，这些都是在地下，根本无法证明谁采的是散矿还是大矿，谁也看不见。虽然今天这窿还在出大矿，但有可能是鸡窝矿，明天就没有了，也有的认为明天就要采完的矿，可采了一天又一天，还是采不尽，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区分大矿与零散矿，连最有权威的勘探队的工程师都没有办法。
二是治安问题。
矿务局有自己的公安处，论级别比N市的公安局还高一级，更不用说锡乡镇的派出所了。由于大量民工的涌入，治安问题更为突出。由谁来管理又出现了扯皮。按惯例，在谁的地盘上出事便由谁来处理，可是，这里根本无法区分哪里是矿务局的地盘哪里是锡乡镇的地盘，出事时要么两方抢着管，要么是两方都不管，使治安问题更是突出。
三是矿务局的商店、食堂都受到了当地饭店、酒楼、超市、市场的冲击，濒临倒闭。
锡乡镇的日益壮大让矿务局的领导颇为恼火，可他们却无法不让私人参与进来与他们形成了竞争，因形势的需要，国家对大型企业进行了改制，矿务局也发展成了一个矿业集团，他们开始了报复行为。
当时N市的税收百分之六十来自矿业集团，他们便在这里作文章，首先是把集团的总部迁移。二是把主要的大型选矿厂建在别的城市，这样，N市失去了一大半的税收。
当时国家有规定，像选矿厂的税收可能在开采区上缴也可以在当地上缴，矿业集团便选择在本地上缴，这样，N市政府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辆辆的矿石被拉到了另一所城市，他们一分税收都收不到。
他们这一手实在是太狠了。因为私人企业再怎么发展，都不可能与矿业集团相比的，N市的税收一下子就掉下了一半。
针对这种情况，当时锡乡镇税务所的所长，也就是如今N市财政局局长周全想出了应对的法子，当时矿务局要往外运矿必须通过长乐镇，而长乐镇因紧靠锡乡镇，也有不少的矿资源，当时申请开采零散矿源就是以长乐镇为主申请的，长乐镇的民营选矿厂和矿窿比锡乡镇还多出一倍，为了防止有偷运矿石的现象，N市矿管局在路口设卡，专门打击偷运行为。只不过这个卡不针对矿业集团的车辆。
当矿业集团再一次拒绝在N市上税时，周全带领他的税收人员与矿管局监察大队的人员一起把路口堵住了，他们要求矿业集团的矿车上税，否则不予通行。
周全的要求非常合理，他说，他并不要求矿业集团缴纳选厂的税，他只收这些矿石的税。因矿业集团是采选一条龙，它利税的发生是在选厂选出的矿石出售后才产生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对每一车矿的矿石的价格进行评估，也没有发生交易行为，怎么计算应上缴的税款呢？
当时周全就说：“没关系，你们没有时间去计算，我们有，你们拉走一车，我就收一车的钱，我们不怕麻烦。”
就这样，整整僵持了一天，最后是矿业集团让了步，同意把税款进行分割，N市也争取到了自己的利益。
当时从拦车到谈判，市电视台进行全程报道，N市的人不仅记住了周全的伶牙利齿，更是佩服他业务上的精通，他为N市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也为所有的N市人出了一口气。第二年，周全担任了N市的税务局长。
市与矿业集团的恩恩怨怨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如今，不但没有一点缓解，反而更加突出了。矿业集团盼着民营企业在他们的矿区里消失，还他们一个安静的、没有竞争的状态；而N市政府每一天做的计划都是要把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发展N市的经济，所以，两方几乎成了对立面，只要N市这边的企业出了一点问题，休想瞒得过矿业集团，而他们也会以最快的速度上报，恨不得搞垮民营的企业。
可私底下，这些各个处的处长和工作人员与锡乡镇的政府人员及私企老板又是很好的朋友，工作是工作，交情是交情。从外表上看，这些矛盾根本不存在，一片祥和气氛。
在塌陷发生的第一时间内，矿业集团安全处处长于再勇便得到了消息，当知道没有人员伤亡时，只是给总部发了一条简讯，这只是一次小事故，管理人员犯的错误估计连处分都挨不上，最多口头批评就了不起了。
因是这一次安全通报会，当于再勇拿到了N市安全监察局给他的通报材料后，知趣地离开了，他知道，他们要讨论的问题自己是不适合听的，便以还有一个会为由告辞，剩下的都是N市主管矿山的有关部门的领导。
他们要讨论的议题是政府是否要与这些所有私营老板们鉴定安全责任状。
矿管局局长马志国担心签订这一样的责任状会流入形式，起不到多大的约束力。
“为什么责任状起不了多大的约束力？”凌波不明白。
“因为现在都是交钱了事。大部分的企业都不把这责任状当回事，出了事这些保证金算是罚款，没出事第二年继续。”马伟力说道。
凌波马上听出了马伟力的话里的音，他不再追问下去，只是让马志国把他们与企业签定的责任状给他看，说是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议题可以以后再议，然后说大家昨晚一晚都没有合眼，自己找地方休息去，他与吴代市长却来到了锡乡镇党委书记马伟力的办公室，他们要听更详细的汇报。
他要了解为什么这些条条款款列得这么清楚的安全责任状执行起来却如一纸空文！问题到底出在哪里？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