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丢失，给蒋介石当头一棒。那是中国的鸡头呀，一头牵动全身，接下来他的日子可就难熬了。蒋介石何故如此呢？先从战场的幕后看看就一清二楚了。中共进军东北时，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军工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他们在沈阳、鞍山、通化等城市收集了一些机器设备，在广北珲春建立军工基地，先后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到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经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在珲春的军工厂里，留用的日本人担任的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当时不仅军工企业需要日本技术人员，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护士也大部分是日本人。当时从事这些工作的约一万多人，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战俘、是敌人，不可信任。但当时的负责人黄克诚有不同的看法，指示要给予他们优待和照顾。他说：“对他们的要求只要是‘不反革命、好好替我们工作’这两条就行了。”东北的军工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和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障。所以中共最先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集团。后来为了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在大连也建起了军工生产基地。东北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自1946年夏国共全面开战以来，事实上国民党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的地盘被大幅度蚕食。国民党之所以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中共除东北以外的三大主力（西北、华北、华东）都被压缩于狭小地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孟良崮战役。这就是孟良崮之战的意义所在。那时华野已经没有退路了，好像一个人被逼到了墙角，只有负隅反击了。但同时，在国民党的进逼压迫下，华野的部队反而被强行集中起来，这正适合打一个大仗。问题仅仅在于有没有一个适合的对象，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即必须要有一股“孤立突出”的敌人，而突出猛进的整编第74师就这样送上门来了。1947年5月14日，华野在孟良崮地区完成了对整编第74师的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华野全歼整编第74师及整编83师一个团共3.2万人，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其实，华野所发动的孟良崮之战走的还是土地革命时期反围剿的老路数，只不过打的规模更大些罢了。这一战打得很艰苦，为了拼一个74师，华野动用了全部家当，5个纵队16个师负责围歼，4个纵队负责阻击、牵制。同时，由于国民党军队各部皆是装备精良的重兵，而且分布密集，象围歼74师这样的机会绝难再碰到，而事实上围歼74师的成功有很大的侥幸成分。天助华野，让它保存了实力，并验证了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打出了士气。但是中共这种打法，蒋介石是由衷欢迎的。张灵甫是故意带着74师上的孟良崮，蒋介石也立即心领神会，明白这是与华野决战的大好时机。因此，蒋介石一面令74师坚守，吸住华野主力；一面又急调10个整编师，向孟良崮集结，企图与华野决战。只是最终战略企图没有达成，增援部队遭华野阻援部队的顽强阻击，最近时虽距整编74师只有五公里却不能前进一步。中共的部队是善于总结成败的经验，即使孟良崮之战已经胜利，但同时陈毅、粟毅也意识到反围剿的局面根本没有打破，国军的重兵就在眼前，华野根本腾挪的余地。他们醒悟到，这种打法行不通，必须改弦更张，否则无法打开局面，只能坐以待毙！中共西北、华北、华东三大野战军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局势已经非常危急了。这个时候，想到了一招，就是跳到外线去。这一招初始意识到的是粟毅，采纳了。孟良崮战胜之后，但奈何最终无法打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特别是，此时西北野战军已经快撑不住了。亲自电报刘邓：“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在这危机关头，不跳也得跳了，而且不是跳到外线那么简单，而是要开到更远的地方去。给刘邓的指示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其实这是一个崭新的和冒险的做法，只有红军长征才与之仿佛。挺进中原，是一招险棋，甚至是一招胜负手。但逐鹿中原的伟大战斗却由此打响了。刘邓突然发现满盘棋已经活了，国民党军到处捉襟见肘，中共部队满眼都是歼敌的机会。共产党的部队一改过去小打小闹的战法，而开始大兵团集中作战，大范围地流动作战，大规模歼敌，并摧城拔寨，国民党军真正开始被动起来，并处于劣势。逐鹿中原，蒋介石依然败下阵来，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在于军事上。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的军队处处失利，中共军队已打进国统区里。蒋介石的美国主子在亲蒋众议员周以德的压力下，特派魏德迈来华对南京政府进行调查。一个月后，魏德迈离华前夕，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全文措词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充满着极端蔑视和侮辱之意。魏德迈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谓“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无意明白表示，蒋介石不中用了，需要把他一脚踢开。魏德迈返美以后，马歇尔主持的美国务院把前者的访华报告向司徒雷登征询意见。司徒雷登向国务院答复说：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司徒雷登这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李宗仁以取代蒋介石了。这也足以说明，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杜鲁门政府有计划的安排。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就连桂系首要人物如白崇禧、黄绍竑等，并不知道李宗仁竞选的政治背景，认为成功的希望很少。可是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宗仁的意料之外，蒋介石有意安排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物色的竞选副总统的孙科，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一是龚德柏所办的《救国日报》刊载了孙科和他的“小妾”蓝妮的故事，广东国大代表十分恼火，由国民政府派薛岳率领前往，把这家报馆捣毁了。二是蒋介石看情形不妙，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他们支配，目的是为分掉李宗仁的票。蒋介石费尽心机，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因为这时李宗仁俨然成为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凡是20年来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大多站到李宗仁这边来了。有人说，李宗仁之所以能当选，乃得自金钱的助力。蒋介石为四大家族之首，他既全力支持孙科，在物质基础上当然远远超过李宗仁。对此有一个主要因素易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当时对现状不满和反对cc这两股主流，恰巧为李宗仁用上而已。金钱不是万能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后，蒋介石内心异常愤慨，就表现在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遗缺以何应钦继任。白崇禧对此心情如何？无须考证，其夫人马佩璋随即言于表：“你们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而后蒋介石把白崇禧外放。白崇禧主张守江必守淮，这是一个战略原则，认为华中只能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集中使用。因此他的华中“剿总”总部将设在蚌埠，而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之间，以巩固南京这个政治中枢的防卫。但蒋介石说，徐州将成立另一个“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华中“剿总”将设在武汉，仅指挥江北上游部队。白崇禧以为中原划为两个战区，缓急不能相顾，根本违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如此分兵使用，前途不堪设想。白崇禧拒不领命，他不明白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道理。蒋介石派黄绍竑去劝白崇禧，黄绍竑开门见山：“大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数利吗？”一语道破天机，白崇禧这个小诸葛即领命前往。在解放济南的同时，抓住当前经济、政治、军事形势均对中共有利的大好时机，毅然发动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已顺利完成。华东、华中野战军又联合发动了淮海战役，前方的战报节节惨败，似有土崩瓦解之势。蒋介石急忙向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调兵，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在调兵这个问题上使蒋白关系到了破裂的边缘。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均遭到致命的挫折，军事失利，已如上述。在经济上，蒋介石以《临时条款》授予的特权发行一种叫作“金圆券”的新币，抢光了国民党统治区百姓的金银外汇。他通过此一敲骨吸髓的掠夺手法，从百姓手中抢走了37000多万美元的金条、银元和外币，而四大家族却已先期把他们握有的外汇存放到外国去了。到后来，金圆券的发行额已超过了原定的极限，终于走上了旧法币的命运，使全国人民生活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外交上，可是非常不幸，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此实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为讨好杜鲁门总统，蒋介石即派夫人宋美龄访美，却遭到了闭门羹，马歇尔只允许她以私人资格前来。她所提出的要求一概拒绝。美国当局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这无异给蒋介石当头泼了一盆冷水，雪上加霜。蒋介石一生最大的败笔，就是党内派系林立，做不到思想统一，声音统一，行动统一。一旦有了外力的干扰，他的内部就先乱起来，搅得他不知对内好呢，还是对外好呢。内耗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他的政权就象一盘散沙，经过二十年的粘合怎么也粘不起来，这跟蒋介石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他一生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又喜利用一派钳制另一派，最终谁也钳制不了。蒋介石的心真的很苦，内忧外患，实在感到支撑局势的压力，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扭转局面难，难上加难！硝烟袅袅，楚歌声声，悠悠扬扬，蒋介石的眼前的景象即是如此。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