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真不该搞什么清党运动，至少时候不佳。北方有北洋军阀未灭，日本人又蠢蠢欲动，这个时候发动清党运动，虽是为了对付汪精卫之类，但他们毕竟同党同派同宗，共产党就不同了，本来他们同在一面旗帜下行事，现将其推向对立面，实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共产党虽说弱小，但也是一个党派，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他们必然另立山头，另寻他路。星星之火不可小觑，将来是可以燎原的。历史也真能玩笑，一个政党竟然几乎同时成立了三个政府。打开历史去查找，过去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令人好奇的是，这么混乱的政党，居然实际上正领导着中国的革命，并且革命成果正在扩大。第一次北伐胜利之后，长江流域绝大多数省市掌控在国民党手中，国民政府觉得广州不适合他们建都，就将政府迁往武汉。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带兵打仗，他主张政府应随军建都南昌，便于他掌控政府。但当时迁都武汉的势力更大，蒋介石无奈，只好忍气吞声，同意了定都武汉的意见。所以武汉的政府应该是名正言顺。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南京，蒋介石的权力也在不断膨胀，武汉政府压制了他。于是蒋介石干脆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但是，国民党的右派领袖胡汉民不甘示弱，携同孙科在老根据地广州也成立了一个政府。一党三府就这么喜剧般出现了，但成立的时间都很短暂，很快就夭折了。最后定都于石头城南京。在蒋介石试图用自己的旗帜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存在着三大障碍。随着吴佩孚及其同盟者的失败，惟一能与蒋介石对立的强大军阀是北方的张作霖。这一障碍纯属军事性的，并不十分的头痛。政治障碍更加严重，既有还没有完全团聚起来的共产党，也有汪精卫周围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之后，迅速转向了左派。汪精卫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党的调解缓和，而蒋介石主要在前线忙于战事。虽然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控制着武装部队，并且通过其他职务控制着党和政府，但他还必须对执行委员会负责。武汉政府彻底与蒋介石决裂了，他们发出了对蒋介石的逮捕通缉令，甚至连蒋介石的头也估了价，而且是两种标价：抓到活的赏二十五万银子，抓到死的则为十万两。左派国民党以为蒋介石大势已去。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蠢的话，也无药可救，自取灭亡而已。就在武汉方面悬赏捉拿蒋介石的第二天，蒋介石宣布了他的答复：“在南京建立一个对立的政府。”那天，站在他身边的是胡汉民。南京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主持召开海军和陆军会议，决定重新北伐。蒋介石此举不错，正当此时，不应纠缠于政治，那只能越理越乱。集中精力进行北伐一石二鸟，既可灭北方军阀，又可置汪精卫之流于不理。然而几乎是同时，南京方面发现武汉政权也有同样的打算。汪精卫还算聪明，他也扛起北伐的旗帜，与蒋介石同台表演，不让蒋介石得什么便宜。于是，北伐搁浅。但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既已被逮捕，又开除了党籍，自然就是逆党叛贼。武汉要讨伐叛贼了，他的军队开始向南京挺进。蒋介石不能坐以待毙，他的军队亦向武汉开拔。风云突变，剑拔弩张，一场刀光剑影的血腥的战场摆开了。谁能化解这场危机呢？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趁机占领了陇海线的东段。这样一来，汪精卫的北方便受到了侧翼包围，而在南方则又将了蒋介石。这一局面是很僵的，而这一僵局只有冯玉祥才能打破。无论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离开了冯玉祥，谁都束手无策。于是，两人都改变了策略，拉拢冯玉祥。蒋介石眼珠子一转，学起了刘备的桃园结义的那一高招。他拉冯玉祥换帖子拜把子，两人见了面，互相拜了四拜，都把亲笔写的帖子交给对方。蒋介石在贴上写：“安危共扶，甘苦共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玉祥在贴上写：“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但是，刘备和蒋介石的结义在形式上基本相同，内涵却大不一样，一个是兄弟结义，后一个是政治结义。蒋介石的举动，自然带动了党内外的一些政客们。他们纷纷以带有讽刺意味的古文体给冯玉祥写信。其时有人问道，当双方仍在激战的时候和谈是不是太荒谬了？“玉石和丝绸----友谊的赠品----加上刺刀和长矛----战争的武器，被交替和同时使用，这不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吗？”笑话归笑话，国民党的闹剧还得继续演下去。上海和平会议达成协议后，三个国民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时分头在南京、广州和上海开场。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党代会，他宣读了开幕词和闭幕词。胡汉民、孙科在广州召开党代会，孙科宣读了闭幕词。汪精卫假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召开第三个党代会。三个国民党四大召开之后，全国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波澜壮阔，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巨流。国民党四大上确定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仍然是蒋介石、汪精卫和胡汉民三人。但这三个人都不在南京，蒋介石此时在奉化，汪精卫呆在上海，胡汉民转去香港，可谓神既离貌也不合了，国民党的所谓“精诚团结”只是墙上挂挂而已。他们各有各的打算，蒋介石在奉化酝酿新方案；汪精卫在上海准备投向蒋介石；胡汉民在香港策动西南反攻。在南京只有孙科在跳单人舞。孙科是怎么一个人呢？胡汉民形容得很是贴切：“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孙科在南京独掌政府大权，是蒋介石给他下的套，有两个问题他是无法解套的。在财政问题上，孙科自掌政府后，由黄汉梁署理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交职时带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部内科长以上职员一律发薪三个月暂时离职，使财政部只剩下一个空招牌。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因东北被占，以及税款在广东、山东、湖北等省被扣，每月收入只有六百万元，而军费一项开支就要1800万元。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向孙科要钱，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孙科计划暂停付内债本息。上海银行界是给南京政府的公债养肥了的，停付本息对他们当然不利。于是一致起来反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停业相要挟。这一切，证明了广东资产阶级的力量是薄弱的，他没有独立掌权的经济基础，不论汪精卫也好，胡汉民也好，孙科也好，只有心甘情愿地去当蒋介石的“叔孙通”，要独立掌权则是不太可能。所以，孙科固守石头城----一筹莫展。在外交问题上，孙科用陈友仁代顾维钧任外交部长，要张学良保卫锦州，建议同日本绝交，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时，日本已决心要在中国东南发动武装进犯，长江中的日本军舰扬言一有事态就向南京开炮。孙科处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危城中。实际上，财政与外交这两个难题是蒋介石下台时给孙科政府的两道催命符。孙科得了机会在国民政府的舞台上表演一番，苦不堪言，汗流浃背。而真正的后台老板们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都躲到台后吹风纳凉去了。更有甚者，蒋介石竟然潇潇洒洒地谈情说爱去了。这是真的，蒋介石此生真正恋爱的仅此一次，应该十分精彩吧？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