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蒋介石被国民党开除过党籍；也被共产党开除过党籍。也许是他们同样的经历，他们都被历史推上了凸显的政治舞台上。“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迁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这就是蒋介石必须进行清党的说辞。有了说辞之后，行动也十分迅猛，规模之大几乎遍及全国。蒋介石及其支持者随即成立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三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轰轰烈烈的清党运动正式开始了。蒋介石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清党运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同时展开。共产党人受到了灭顶之灾，从合法变为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徒然发生逆转。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确实如此，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共产党临时改组了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不知何故国民党蒋介石要急匆匆地逼着共产党拿起枪来？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李立三两年后总结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竖起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但这次起义失败了。共产党中央在汉口秘密举行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在八七会议上，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独立见解的看法。关于军事工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个人魅力在于：善于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善于分析总结，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善于组织发动，特别是发动农民的工作。他十分熟悉和了解农民朋友，也看清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不愿去住高楼大厦，他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还是一个豪放型的人物，他对自己的言行毫不隐讳。有段经历，曾向美国记者斯诺笑谈过：“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文章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了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继续争论等待下去。当时，在湘赣边界有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共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秋收季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各自为战的各路起义军一齐进攻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可想而知，这样的进攻战法不堪一击，很快被击溃了。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起义军需要立刻作出抉择：往哪里走？对于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找准了方向，向江西井冈山进发。行军途中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少药死在路旁。一些官长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面对问题种种，从无带兵打过仗，新手一个。不过毕竟聪明过人，路是靠人走出来的，问题来了，不是回避，只能迎战。整顿部队是当务之急，着手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官长要受他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也是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郁郁苍苍，层层叠叠，望不到头。山涧流水潺潺，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只有几条狭窄弯曲的小路通往山里。走进山中，往上攀登，群山起伏，白云翻腾，犹如进入云中的海洋。带领着三湾改编后的队伍来到了这美丽的地方，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不过这里已经有了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这两个“山大王”就是袁文才和王佐，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要在井冈山落脚，得不到袁文才和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袁文才虽是共产党员，但不了解多少革命道理，仍然是绿林好汉式劫富济贫而已。要么火并他们，要么另找山头，都不是理想的办法。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做工作首先要摸清对方的底细。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了解到，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抓住了袁文才的脉搏，对症下药。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带了一百条枪和几个随员，前去同袁文才谈判，一谈就妥，损失了一百条枪，换回了两支队伍和六百块银元，得到了立足之地。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影响十分深远。军队既要打仗，又要做群众工作，铁的纪律是不可或缺的。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认真分析总结，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著名的游击战法，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明白要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光靠带好兵大好仗，远远不够，必须进行土地革命。工人罢工，致使工人与资产阶级决裂；农民分田，致使农民与地主阶级决裂。工人农民决裂之后何去何从？跟着共产党走，否则就没有出路。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的诗为证：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根据地的政权能够稳固，与的取信于民的思想分不开的。红军行军打仗，指战员的吃饭却成了问题。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队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说到做到，打完仗后，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话。朱毛（朱德、）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创立了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红四军在朱毛的率领下，转战赣南、闽西，队伍越来越壮大。革命根据地的面积不断扩大，积蓄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并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至此，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农村建立政权的基础具备了。在江西瑞金，他们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正式开始燎原。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