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几日，商鞅接到全体紧急朝会的通知。他知道，这是“新君”对自己的试探和宣战。如果去，他可不敢说一定还能回来。可若不去，作为首要大臣，显然是不合适的。而这种“不合适”在当前的情势下就等于“轻君”、“欺君”，也就等于给了人家处置自己的把柄。所以，尽管有些冒险，可他还是得去。他几乎可以认定：先君嬴渠梁的死有蹊跷。同时也认定，决不会只他一个人持这样的想法。因此，他推断，只要在朝堂上挑出这个怀疑，就一定能赢得一部分人的附和，也就完全可能暂时绕开新君利用臣僚们对自己的怨隙展开的声讨甚至杀伐。毕竟，他，商鞅，还是大秦国第一重臣，朝堂上也还有着不少受益于新法而被提拔重用的臣子。毕竟，谋位弑君的勾当不是能伙同太多人的，也当然是见不得光的，更应该比是否以及如何报复他商鞅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也许--他想：还可能乘机展开追究，握住把柄，构筑自己和这个不孝歹毒的小毛孩儿之间的生存平衡和权力平衡。
如果商鞅把先君嬴渠梁禅位的话当真，或者如果他真的就是想要侵吞秦国的最高权力，不能说一点儿机会都没有。那时候，弑君谋位、异国异姓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以商鞅对秦国的再造之功，和所拥有的调集全国军队的莫大权力，应该具备条件，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理由。是顾忌新君及其所代表的“正统”力量，对争夺没有必胜的信心，还是对自己的冷酷、骄纵、跋扈所积下的怨气仇恨缺乏足够认识，又或是根本就没往“反”的方向上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就是当时的商鞅可能预想到的所有争执所有爆发都是在这次朝会当场以及之后；而对方的“攻势”则其实在朝会之前就展开了。
于是，出乎商鞅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所谓的“全体”朝会是反对变法、怨恨新法、欲置商鞅于死地的宗室、领主、保守势力代表人物的“全体”大聚会。变法的受益者却一个都没露面。不知是没接到通知，还是接到了通知却不约而同地“斗胆”缺席了。商鞅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有机会去问谁了，商鞅也同样没得到询问探察的机会。
没有共谋者，没有附和者，甚至没有潜在的同情者。再加上还没进门就被解了剑，即被象征性地剥夺了秦国上下唯一被允许带剑面君的特权；以及由全副武装的猛士、森然可怖的重兵器、铺天盖地的黑色帏幕组成的秦国有史以来最威严、最肃煞场面，商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巨大的、生死决于一线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心中的那个“制衡”策略不由自主地松动、倾斜，摇摇欲坠。他一步步向高高在上的新君走去，迎面而来的是群臣利刃般的目光。整个殿堂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死寂。随着缓慢的步伐，他感到自己的勇气在一点点被吞噬，连伟岸的形骸都似乎被压得渺小羸弱，犹如一根谁都可以连根拔掉的衰草。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