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草莽，出身微贱。由一个衣食无着的人，一步步爬上了皇帝宝座，实属不易。他把皇权看得比历代皇帝都重，为了保持朱家天下的长久统治，他一反前几代之常态，继位以后大行分封。朱元璋自认为其处境与汉高祖刘邦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政制方面，处处模仿。如杀功臣、徙富户、建都城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分封诸王。
明初的屠戮功臣与实行分封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明太祖疑心太重。唯恐功臣权力太大，把功臣都看成是李嗣源、郭威。同时又把诸皇子看得过于贤肖，认为皇子们都能成为季札、子臧式的人物。因怀疑功臣不可靠，所以必然下力气清除。明代，特别是明初待功臣刻薄少恩，甚于汉代。至洪武末年，不但功臣宿将几被杀尽，连文臣亦多冤死。朱元璋对朝臣可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朱元璋思想性格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为身后计，从朱家天下的长久统治角度来考虑。另一方面，正因为朱元璋确信诸皇子个个皆贤，所以分封为王，乃至超过应有的限度。事实上，开国就杀功臣是弱其根本，分封诸子为王是强其枝叶，正好本末倒置。《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太祖与太子的谈话，谈到汉代吴楚七国之乱时，太子说讲经的儒臣都认为理亏的是制造分裂的吴王刘濞，明太祖认为这是“偏执之说”。明太祖对于西汉吴楚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极力辩护，并认为是因为杀了吴王刘濞的世子，才激怒了吴王，汉景帝又听晁错之言，轻易黜削诸侯的土地，七国才会叛汉。他认为藩王必然会对上尊重天子，对下安抚百姓，辅佐王室的，藩王应该都知道这是天下公理。这样，作为太子就懂得敦睦九族，讲究亲亲之谊，诸皇子也就懂得自己的责任在于屏卫王室，尽君臣之义了。
基于以上这种认识，朱元璋的26个儿子中，除太子朱标外，只有一人没封王。朱元璋分封请王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分封诸子以卫王室，巩固朱姓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总结前朝经验，总结宋元以来未行实行分封的教训，认为皇室羸弱的原因是关键时刻无人翊卫王室，因此必须依靠宗亲力量，达到拱卫中央的目的。在《拟封诸子诏》中曾说：“众建藩辅，就可以使天下坚如磐石，大封土疆。就可以增近亲亲之谊，这个古今通谊的办法，我怎敢不用呢？”分封就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
二是加强边防。朱元璋是由南向北打天下的皇帝，加强对北部的军事防卫是其要政之一。为此，朱元璋把他的好几个儿子都封在边塞重地，加强对蒙古的防御力量。明史记载说；当时，皇上非常关注边防，要求每个皇子都要习武练兵，被分封的诸王都主管军务。尤其是晋、燕二王，特别被寄予厚望，多次奉命带兵出塞并筑城屯田。当时的边塞大将诸如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德都受藩王节制。后来又下诏告诫秦、晋二王，军中大事要奏请皇上，小事自行料理。这样，一方面加强了边塞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又控制了握有兵权的边塞大将，可见朱元障的用心是何等良苦。
明代的藩王权力很大。首先，从地域范围来看，地域广大并且都是战略要地。一般的都统辖数十个城邑。秦、晋、燕、齐、梁、楚、吴诸藩王，没有一个不是连城数十个的。其次，从军事上看，诸王都拥有庞大的军队，光藩王府就拥有两个护卫甲士，每个护卫编制是5600人，宁王朱权竟拥有戴甲兵8万，革车6000乘，他的骑兵个个骁勇善战，在诸王府中，武相在文相之上，王可以节制封国内的镇守军队，经常率领大军出征，军中的重大事宜才需奏请皇上。皇帝征调诸王之兵，必须得到藩王允许，藩王若觉军饷不够，可以向其他郡县征调。再次。从行政权来看，在诸王专制王国中，诸王可以节制文武，设置官署，处理封国内一切军事、民政事宜。第四，从享受的礼仪及俸禄等待遇看，是天子之下的最高等级。公侯大臣都得跪拜诸王，没有敢和诸王平起平坐的。诸王的衣帽、车舆、旗帜、居住的宅第只低于天子一格。从俸禄的多少来看，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规定诸王岁供是5万石，钞25000贯，锦40匹，丝300匹，纱、罗各百匹，绢500匹，冬夏布各千匹，绵2000两，盐200引，茶1000斤。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开始，减少诸王岁禄，藩王的岁供减为万石。可见，明太祖时代诸王的权势是相当大的。这种状况直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才受到一定的裁抑。
2明代的封藩与清代封爵制之比较研究
朱元璋自以为实行分封制，既可以达到屏卫中央，加强边防的目的，又可使诸王有所作为，并且更重视亲亲之谊。因此，对敢于上书言及分封之弊的人不惜施以重刑，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谈到分封太侈之弊，他认为，“实行裂土分封，使各个诸侯王各有分地，这一方面惩戒了宋、元王室孤立。宗室不振的弊端，另一方面，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统辖数十个城邑。城郭宫室不亚于首都，再加上庞大的军事力量。恐怕几十年以后会出现尾大不掉之势，然而等到那时。再削其地，夺其权，则必生祸乱……防范来不及了”。因此他认为：“汉代的七国之乱，晋的八王之乱，可为水鉴。分封超过一定的规制、限度，马上就会生出祸来。”他的话处处触及分封制之要害。但朱元璋认为叶伯巨是在离间其骨肉，破坏他们的父子之情，因而把叶伯巨下狱，死于狱中。可见朱元璋在分封问题上的偏执。
明初的分封原则上也是“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赐土”的。有别于周、汉的分封制。但有一点必须注意，明初的藩王都具有很大的兵权，并且可以节制文武实际上也就具有了临民与赐土的权力。再加上有丰厚的岁禄，又都是皇帝之子，又都扼守在军事要地，因此，他们的权力当然是相当大的，朱元璋这种封藩卫国的政治理想，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朱元璋死后。其长孙朱允炆当了皇帝，面对权重位高的王叔们，只能重演汉代的削藩故伎，于是便发生了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变”。经过三年多的苦战，终于推翻了建文皇帝，燕王朱棣便成了明成祖，国号永乐。“靖难之变”是分封制与长子继承制二者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朱棣登上皇位以后，便着手削藩。因为对于封藩制度威胁皇权这一点，朱棣是再清楚不过了。尽管在他进行“靖难”时，力言是为了“保社稷于机危，拔诸王于困苦”，但一旦他跻登皇位，便自然集中精力捍卫专制皇权，势必断然执行朱允炆未完成的削藩政策。为杜绝潜在的藩王叛乱夺权的危机，他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措施废革诸藩。或大幅度地削减他们的军力，或强迫迁徙“藩”的封地。力量最强大的宁王朱权首撄其锋，朱棣用计掠夺其地，吞并其军，并生俘其人，其后强令他内迁南昌。原封于北疆的谷王朱福，辽王朱植，韩王朱松，沈王朱模也先后被迫迁出原地，改封到靠近腹里的地区，并被迫交出护卫，有些藩王甚至被废为庶人。朱棣强行削藩，不仅反映出明初在朱氏宗族内部极为复杂尖锐的权力冲突，而且也反映出朱元璋制定的封藩政策只能奏效一时，从根本上是与极端皇权相抵触的。
朱棣以后的几代皇帝，一再加强对宗藩的监视、约束和限制，逐渐形成了“藩禁”制度，并且愈演愈严，愈演愈密，旨在从各方面加以裁抑和箝制。规定：宗藩不得预兵事，也不许干预政事，所有宗室不许入仕做官，不许从事工商业；两藩王之间不经奏准，不许叙会相见，宗室有出城之禁；藩王就封后，不经特许不得还京入朝，不得与封地的官府交往，甚至连与宗藩联姻的人也不得被选任当高官，藩王不许自置王府的官吏，也不得拒绝由朝廷派来的王府官。甚至还规定，宗室生子，必须向朝廷请名，名义上是由皇帝赐名。及其年长，又必须向朝廷请婚选配，不准“擅自婚配’。对王府的建筑格式、规模以及衣冠礼仪等均有繁琐的规定，不准逾制。
为严格约束宗室人们遵守以上规定，更主要的是为了严厉打击居然敢冒犯皇权的人，明代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设立了名为“高墙”的特种监狱，专门用以囚禁被认为犯禁的宗藩，在押者常有数百人之多。明代的“藩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中是最严酷最苛刻的。这些“天潢贵胄”、“龙子风孙”的皇族们，实际上成了一些被圈养在一城之中的未定罪囚犯。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