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说我不该在这个运动中说清楚。说清楚对我来说也是必须的。因为，我在“文革”后期也犯过错误，比如，我写过一些关于“走资派”的小说和散文：像在《湖北文艺》上发表的《钟声嘹亮》，在《武汉文艺》上发表的《闯将》，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的《女哨兵》等。尽管这些作品只占我当时发表总数的五分之一，但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个错，说严重一点，就是罪过。这亦说明，开国以来，我有种顽固的跟风倾向，只要当时什么是文艺界的主流，我就跟什么，中央主要报刊登什么，我就跟什么走，完全没独立思考，彻头彻尾的政治应声虫。那会儿，文艺界被“四人帮”及其爪牙掌握着，他们提出的创作方法是“三突出”，他们要批判的人物是“走资派”，且从表面看，他们代表了党，毛主席又支持他们，我想都没想就紧跟，还以为这是正确的创作道路，没像有些清醒的文艺界人士那样，斗不过，便保持沉默。而我，好大喜功，只要一分钟不挨整，就想出风头，出人头地，它是我一生灵魂中的可怕劣根性，在共和国的每个阶段，都有表现，周围的人也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然，除了我，有的作家亦和我一样。一些掌握文艺实权的人，也曾公开号召学“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写批判“走资派”的文章，甚至在打倒“四人帮”后，“两个凡是”没受抵制和批判前，仍然讲“走资派”是客观存在，是可以写的。现在看，这句话肯定不对，但人家命好，是权威，过去又一贯正确，自然不会因此去“说清楚”。而我为这个问题，反复在作协从1976年说到1979年，不管怎么检讨，都没被通过，似乎永远都说不清。
我的另一个“说不清”、通不过的问题是：我的立场不稳，特别在“文革”中期至后期，比方，大伙说红卫兵造反不对，不好，就应把他们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可我在某些会上和平常言谈中，流露出红卫兵造反不是他们自己要造，是毛主席号召他们造，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造，最高指示不是有这么个语录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什么号召人家造的时候就有理，人家造完了，又说人家造错了，没有理，把人家都赶下乡去？我讲这句话，却犯了大忌，挨的批可不少，不过，至今我还不服。还有一个立场不稳是：对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评价。运动初期，我在襄阳地委机关看到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整保守派，我虽然挨过保守派的整，但内心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我了解的同事，家庭出身都很好，又是党员，平常工作兢兢业业，就是比较老实，比较听领导的话，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为此，我的这些无心言论成了当时红卫兵、造反派批斗我的根据。反过来，到运动后期，保守派得势，造反派退潮，许多造反派受到了保守派的批斗，搞得也很厉害，有的还被投入了监狱。我当时也想不通，说过：造反派造反也不是他自己要造，是上头号召，支持他们造的，要他们去夺“走资派”的权，去揪“军内一小撮”，难道错了，就把罪恶都算在他们身上？这也不太公平吧？事后证明，紧跟“四人帮”走的造反派，在全国也是极少数，为什么政治风气一变，就一定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呢？我自认为，“两个凡是”下的“说清楚”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一切都看成敌我矛盾，其实，其中有许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应用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这才能团结大多数，认清“四人帮”的本质，效果就会更好，对不对？
上述问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出山主持国家大政，才算真正得到解决。
在省作协的“说清楚”运动中，关于我的所谓“万山黑会”问题，是本机关唯一的批判重点，经我无数次“说清楚”，无数次地接受批斗，也没有得到领导和革命群众的凉解。他们对这个问题好像很慎重，又非常非常感兴趣，总希望在这个“黑会”中把我置于不归路，让我永不得翻身。若干年后，我工作过的襄阳报社社长毕希圣告诉我，作协机关曾派人到报社调查我，建议报社把我揪回襄樊上街游斗，让我这个文化大革命初期遗臭万年的人，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亦要遗臭万万年！
那个时候，作协每次批斗我，积极分子对我的要求是：一、老实交待事实；二、结合事实，深挖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三、挖根源的时候，一定要分析自己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是仇视党、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具体说，就是要自觉牵连到我家来看我写纪念毛主席文章的、造反派头头张平的一切罪过，并与他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紧密挂钩。这样就能用形式逻辑的办法判我和张平一样反动，一样应该打倒。
可是，我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从阶级根源看，张平的家庭出身好，属于革命阶级，而我是官僚资产阶级兼地主的剥削阶级，怎么联系得上呢？出身好的人怎么会教出身不好的人干坏事呢？再就是，张平是党员，我不是，党员的思想一般比非党员要高，要正派，党员对非党员只能有好的影响，怎么会让非党员胡作非为呢？还有一条是，张平的历史清白，社会关系也不复杂，我虽然在解放前没参加什么三青团、国民党或其他反动组织，但，从清白纯洁度看，是永远不如张平的，张平怎么可能把我引向歧途呢？所以，我检讨来检讨去，只能上纲上线，将自己臭骂一顿又一顿，却老达不到领导和积极分子的要求，于是就老过不了关。那阶段，我已经被斗疲了，斗服了，甚至想，你们说我有什么罪就有什么罪，你们想把我打成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无非去坐牢、劳改，我自己是毫无办法了。但，即使我这样低头服输，他们的评语是――我太狡猾，思想意识太坏，真是死不改悔的家伙！
我就这么从1976年秋天到1977年，到1978年，到1979年，一直没解脱,一直被挂着，也一直没做结论。领导想批斗我的时候，就把我拉出来斗一顿，斗完后，又让我去坐黑屋子，算是那些年机关的固定节目吧！真是要死死不成，要活也活不好，么办？就泡着。它使我深深体会到：人掉在深水里和污泥坑里，仅露出个头，永远也起不来的味道。这味道我在韦君宜的《思痛录》第一章《“抢求失足者”》和第十章《当代人的悲剧》中读到过，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北京胡青波同志家里听他讲述的、在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里――他在文联和作协挨整自杀未遂的经历中体察到。这种软刀子杀人不出血的体验，当年延安的老革命韦君宜、胡青波均品尝了，没想到我这个解放后才参加革命的小萝卜头也跟着在“文革”中品尝了一番。
品尝中，我曾用写小说的观察力发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在阶级斗争中，整人的方式是不相同的。工农分子整人很直接，他要认为你是敌人，就真恨你，骂你，搞武斗。如运动初期，我在襄阳地委挨斗，斗我的大部分是工农分子，他们朝我吐口水，差点戳瞎我的眼睛，甚至让我吃煤渣饭，喝痰盂污水，完全把我当阶级敌人，一点也不掩饰他们的仇恨。而作协知识分子斗我，有的面带微笑，从不打人武斗，只是句句话像钉子，挖我的神经末梢，不仅仅是猫玩老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且带有高超的文学水平，让你有冤也只能往肚里吞……那得意的冷笑，那蔑视的眼色，那刻薄入骨的语言，比工农分子的拳头、巴掌更伤人，更挖心窝。特别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一贯正确者，那些两面左右逢源踩着别人肩膀的攀登者，似乎一辈子都是“康生”似的，胜利一方永远都是骑在我这号失败者头上拉尿的主宰和主人。此处，我还得补充一句，作协大多数同志，批是批，斗是斗，对我还是留了一手，没想把我一脚踩死。他们心里大概也明白――我再坏，也不会是阶级敌人，那就边批边看走着瞧吧。有人耍猴戏，有人看猴戏，我就是那只任阶级斗争摆布的、又可怜又引人恨的猴子。难怪我生肖就属猴啊。
在那几年中，我除了奉命挨斗外，还必需接受一些说不出口的“潜折腾”。这也是文革后期“说清楚”运动在我身上的另类创造：
一、住客房黑屋，受房客监督。我分到作协工作后，从1975年到1978年，一直没分到宿舍。特别是成了被批对象后，就更没那个指望了。领导在我来时，分配我在机关大门口右边的、一间黑黢黢的客房中占个床位。这房子约十三、四平方米，可放三张床，平常是给下面业余作者来汉临时歇息的。我呢？未受批判前，算是那间房子的义务招待员；挨批后，我是那房子受监督的罪人，由下面来的工农作者看管。于是“狗走千里吃屎，李德复又成了黑帮”的臭名，不久便传到本省各地区文艺界。我只有认命、苦笑。
二、睡作协男人洗澡堂的水泥地。大约是1977年到1978年间，作协摄影部从外地调来一个摄影师。为了给这位摄影师腾房子，领导令我从客房搬出。搬出可以呀，可我夜里住哪里呢？他们就让我在男人洗澡堂的水泥地下睡。那是个夏天，等男同胞都洗完澡，到深夜十一、二点了，我这时用一个拖把――把水泥地上的水拖干，然后铺上竹席睡。尽管是夏天，睡后背脊凉浸浸的，心里凉丝丝的。谁叫你是黑帮呢？罪人就该受这个待遇。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背心落下了寒痛病。只要一痛，我就想起睡洗澡堂的水泥地，这不叫惩罚，叫变着花样的“穿小鞋”。
三、分给我的新房经常臭气熏天，还说这是对我最大的照顾。到1979年，国家在武昌大东门给我们作协分了八套房，即从1－8楼各一套。这回，无论如何论资排队，我这个“黑帮”也该有个落脚地了。我有自知之明，晓得我是不可能分到好层次的，但能不能分一套中下等级呢？可这时一个同情我的同事悄悄告诫我：“你就别挑精捡瘦了，认一个最差的层次吧，否则，你会鸡飞蛋打……什么都落不到。”故在讨论分房时，等他人都讲了要的层次后，我只能要第一层。第一层紧挨蔬菜市场，到凌晨三点，城乡菜贩子都来了，外面阵阵喧哗，根本让人睡不成。特别是一些菜贩，不讲卫生，站在我家的窗台上撒尿，由于如此，尿骚气由窗外而入，几熏人啊；加之，一楼下水道质量差，好堵，8层楼的粪便经常积累到一楼，就从我那套房的厕所里冒出来，用石块加木板压都压不住。整屋子臭气熏天……那时，我爱人已调到武汉水果湖中学教书，孩子也跟着来了。这臭，不止臭我一人，一家人都在臭的环境里生活，真是一人犯错，全家受罪；我有时为此在单位发发牢骚，有人便警告我：“这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照顾了，你还不满足么？”是的，该满足，越臭越满足，越臭还越香哩！
四、孩子、妻子受辱。我自从被列为本单位的“说清楚”对象，一般是不允许回襄樊探亲的，也就是说，从1976年秋季一直到1978年年底，我爱人没调到武汉工作前，我是很难请假回襄。因此，妻子妮娜在这段时间，趁寒暑假――带老三基春来武汉作协看我，并给我带一些换季的衣服和日常用品。那时，我还没分到房子，不是睡男洗澡堂，就是得到领导恩准后，在办公室住一宿。我爱人、孩子来了后，我没请示，就让爱人、孩子晚上住单位大办公室。可这，闯祸了。有一晚，领导突然来到办公室，见我爱人住在里面，她就横眉竖眼，板着棺材脸，把我爱人狠熊了一顿：“你懂不懂，这是单位办公室，有很多文件，是机要之地，你怎么能住到这里！赶快走！赶快搬！”么办？我只好将爱人、孩子转移到男人洗澡堂，与我一起睡湿乎乎的水泥地，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且要低到裤裆里！我爱人是襄樊市的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从没受过如此的侮辱和污蔑。事后她说：“我又不是特务，怎么会盗窃你们作协办公室的机密！”说来说去，还是我这个做丈夫的无能，做丈夫的有罪，才牵连到她和孩子。也就在这天晚上，我那老三基春跑到传达室去玩，摸了摸传达室的电话，一下碰上批斗我的积极分子V，顿时，她当着我夫妇的面，把我才十几岁的孩子大骂了一顿，说：“你懂不懂规矩？这是机关的电话，能玩么？真是没家教，孽种！”我知道，这是指桑骂槐，点我儿子，其实是训我们夫妇。我俩一句不吭，由她发拽。我知道，她是骂给离我们不远的、刚刚狠批我爱人的那位领导听的，并以此获得那位领导的好感。当时，我和爱人就像砧板上的鱼，任人奚落、任人宰割，还为人做嫁衣裳。值吗？也值。至少获得了写这种感情的体验。
五、我一个“黑帮”能代表作协去挖泥塘。就在我“说清楚”的那一段，省政府号召武汉市的干部群众到东西湖挖堰养鱼，让市郊区成为鱼米之乡，让市里的老百姓有新鲜鱼吃，有便宜鱼佐餐。开始一两次，我和作协其他员工一起坐车去挖，去劳动。后来，机关的人都不去了，就让我一人扛着锄头、挑着担子，随省直其他文艺单位坐卡车去东西湖干活。别单位的熟人就问我：“李德复，你怎么一个人来了？”我说：“你明知故问。”熟人就调侃：“光荣呀，伙计，一人就代表一个机关。将来机关食堂卖鱼，应多给你几条！”我说：“谢谢，除非你能把我调到你单位上班。”对方就闭口不吭了。是的，哪个单位能要我这号不值钱的、又讨厌的黑色知识分子呢？
六、对我的名字全方位封杀。从1976年秋到1979年――前后三年半时间，我在作协除了做“批斗标兵”外，有时候领导也把我当个正儿八经的人使用。比方上级派给作协的什么任务呀，作协开什么会呀，作协参加什么活动呀，我便被派去打杂、当招待、做记录、写稿子……我也十分乐意去做，自认为总算干了点正事，也是我改过自新的好机会，但无论我如何好好干、认真地做，在写作上，领导是绝不让我署名、留一丝痕迹的。用现在的话说，是全面封杀我李德复的臭名。此处，我试举几个例子：
A、领导在文革后期，要我编了三本书――一本叫《飞雪迎春》（湖北省1949－1979年短篇小说选）；一本叫《永恒的春天》（湖北省1949－1979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选）；一本叫《花儿朵朵》（湖北省1949－1979年儿童文学选）。这三本书，我费了很大精力，整整查了半年的资料。编好后，小说请碧野同志作序；散文、特写、报告文学选请徐迟同志作序；儿童文学选请吉学沛同志作序。编者名称:用的是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当时，我有个小私心，能不能在这本书后面，给我挂上个“责任编辑”的名，让文艺界知道：李德复还在世上，还能编书。但这个建议遭领导否决，我也就到此止步。当然，心里有点不舒服。
B、上级领导给我们作协一个任务，就是河北人民出版社要出一本书――记录各兄弟省支援唐山抗震救灾英雄模范事迹，取名为《抗震救灾英雄谱》，本来，这个光荣任务不应落到我这个要“说清楚”的角色身上，作协能写的人多得很嘛。但不知为什么，领导竟让我到武汉市收集材料，由我来完成这篇报告文学。我便单枪匹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积累素材，又花一个星期写了篇湖北人民的《英雄赞》，稿子通过后，我的“小九九”又来了：看能否署上“李德复”的臭名，让我稍微变香一点，但依然遭领导否决，最后署名为“楚天”，登在这本书的首篇。我呢，也只有像阿Q那样自我安慰：李德复能代表“楚”（湖北）的一个“天”，亦算了不起呀。这叫什么，叫含着泪的微笑，哭不出的内伤。
C、再就是我们单位让我编了本报告文学、散文集《红日照楚天》，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是湖北省文艺创作室。我的小心眼仍然是想署个责任编辑的名，但我知道这是徒劳的，所以自己提都没提。一个领导为此还表扬我，说我稍微明白点事体了。人的个性呀，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压了下去。我这个人，一生只能由别人压，不过总想在压的缝隙里冒出一株能代表自己的小草来。可怜的、顽强的表现欲啊！
当我的名字被作协领导全面封杀，我对自己在作协发表文章陷于绝望时，我这黑帮小草便不知天高地厚地采取了向全国进军的贸然行动。且自己给自己壮胆――东方不亮西方亮，此处不用爷自有用爷处，于是我在1979年首先给《安徽文艺》写了篇小说《感情》，不出一个半月，便在《安徽文艺》登出，还放到刊物的重要位置――首篇。这一春晓破冰之作，让全国以及本省许多报刊看到：李德复还在写文章啊，也有地方给他发表啊，于是，一年间十几家报、刊、出版社纷纷向我约稿。我只要一投，他们就登，比方湖北日报就登了我的《车轮、轴承.轨迹》《要做党的助手》《春之歌》；长江日报就登了我的《特殊习惯》《无畏的微笑》《手术刀上的眼睛》；布谷鸟杂志就登了我的《老绵羊》《你的灵魂最美丽》；河南《奔流》杂志就登了我的《立春》（接着，小说月报转载）；《芳草》杂志就登了我的《妻子》；湖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党委书记的照相簿》；《写作研究》就登了我的《论短篇小说结构》……等等，真是运气来了，木板都挡不住。之后我想了想，这都是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邓小平理论的阳光照射到中国大地，也照到我那间黑屋的角落，否则，我能那么幸运？
生活还是光明的！
生活仍是美丽的！
我没想到这次生活降到低谷，就来了一股力量让我升了起来。这，不是运气，不是投机，而是大环境好了，小环境也不得不改变！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