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自己阅读的一些书籍中和做的一些社会调查工作中，在理智上感觉到，自杀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我取名为“物质性自杀”，一类则为“精神性自杀”。前者主要是为“物质”钱财自戕，比如为生活所迫而无力赡养妻儿子女；因狂妄豪赌欠下巨债却无力偿还；因投机买卖丧尽家产终无法挽回；因病重垂危又无钱医治……等等。后者绝大部分不是因为“物质”钱财，而是在感情上、精神上，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且自己不能说服自己，委屈自己，战胜自己，便义无反顾地踏上自绝之途。如极少数失恋男女，横竖就一根筋，达不到目的，便殉情毁掉自己；又如战场上的将军，因战败却不愿被俘投降，就自尽成仁；再如一些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被冤枉、被摧残，叫不应，呼地地无声，只有自赴黄泉；亦有一些患自闭、忧郁症者，总解不开自己给自己结的死疙瘩，最后亦走上这条不堪回首的不归路……等等。
可我万万没想到，在1966年6月28日深夜，我这个一向挺乐观的、才刚满34岁的壮年汉子，一向特别能忍耐、似乎能受一切委屈的男人，一向以“灾难是傲骨的奶娘，祸患是豪杰的乳汁”（雨果语）为座右铭的小知识分子，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次踏进鬼门关的种种感觉和点点滴滴的生死徘徊……
按说，我这个人是经过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以及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绝大部分时光，我是个“老运动员”，即使偶尔一次没有入瓮，也是瓮口的边缘人物――受得多了，见得多了，且一次又一次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目的就一个，定要坚持住，弯下90°的腰也要挺住――可不能死，绝对不能死！不能死啊！
可这一回自己为什么挺不住了呢？为什么开始想到了死，且这个“死”在脑海里越来越鲜明，越来越亮堂。它像一个穿着白色天使服的、黑黑的、高高的，无头隐性的机灵鬼……一直在我身边飘呀飘，并轻轻地在我耳边甜甜细语：“跟我走吧，走吧……”前面似乎展现了一片温馨清香的宽广大地。我终于随这个并不可怕的、甚至感到给我安全感的“死神”迈开了第一步！
应该说，这“死”的第一步，是在这天早上地委机关文革小组成员×××领我看走廊上的、一张专门批判我的新大字报时――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因该大字报揭发批判了我的一件新鲜事。所谓新鲜事，即他们抄我的宿舍时，在我创作本上看到了一篇寓言《驴子和珍珠》。这寓言是我过去看了部反映旧社会暗无天日的电影《马路天使》后写的。影片讲一个天真纯洁的歌女（周璇主演）和一个正义青年（赵丹主演）是怎么受旧社会黑帮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他们如何反对抗争的故事，其电影插曲《四季歌》非常好听，情节异常动人……我在受吸引和感动之后，就把旧社会比作愚蠢的驴子，把美丽的、由周璇主演的少女比作珍珠。驴子有眼不识泰山，竟用自己的臭蹄子去践踏晶莹的珍珠――其主题是批判万恶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肮脏社会和表扬反抗这肮脏社会的、一群正义的底层青年男女。这是我创作的本意，且用白纸黑字分两次写在我的创作日记上。尽管这寓言和我的创作日记均早被地委机关文革小组成员抄走，他们在读这篇寓言时，也看到了我为什么写此文的动机和意图。但他们在批该寓言时，却本末倒置，黑白颠倒，硬说我把自己比做珍珠，把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比作驴子，说我对新社会有刻骨仇恨，故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挖空心思地漫骂党和国家！娘，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是扔了良心的无中生有！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什么是当代六月大雪窦娥冤？这可是“文革”初期的最新发明和司空见惯的熟练操作啊！
看了这张大字报，我当即对监督我的机关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这样批判我，也太不实事求是了。”
“咋不实事求是？”
“你们看了我写这篇寓言的创作日记了么？了解我写这篇寓言的真正意图么？”
“看了又怎么样？了解了又怎么样？”他冷笑一声：“你就是货真价实的三反分子、反革命分子！这是你的阶级属性决定的。这张大字报算是打中了你的要害，掐住了你的七寸！”
对此，我当然不服，一下子忘掉了被批判的身份，与他就地大吵、大辩论……一下子把众多看大字报的人群吸引过来。自然，我成了众矢之的，被斗、被打近一个多小时，那句老口号“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差点把我耳朵震炸！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可没有这个志向和狠气，我是可以受辱的，可以灵魂下跪的，但有个极限，总不能搞得太过分了吧，总要给我留一滴嘎尊严，那怕是百分之零点一的尊严……如果连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都不给我，连那一丝丝真理都不给我――比方硬要我承认说新社会是一头驴子，硬要我从心里仇视自己热爱的祖国……这把违心大砍刀，就算把我的头颅砍下一万次，我也不干，不就是一些绿林好汉讲的那句话么：“斩首亦不过碗口大的一个疤！”对不对？
现场斗争会没把我打服，斗服，那天上午的劳动就加倍的重，在烈日下监督我不歇气地干了几小时，却不让我喝一口水，休息一分钟。直到吃中饭，我刚端上碗，还没扒一口，一群地委机关的干部子弟，不知受谁指使，一窝蜂地包围了我，不仅不允许我吃饭，且故伎重演，强迫我喝痰盂污水，吃煤渣子饭……我不从，结果又一场围歼我的大战上演了，直至我胃不断痉挛，疼得满地打滚，他们才算过瘾罢休。
下午，依然是过度劳动，几次晕倒。
晚餐对我――依然是拳头加巴掌，痰盂污水加煤渣子饭的所谓特殊款待。
如果说，早上看大字报时是我迈向“死”的第一步，到此时，我已向“死”迈进了第二步。
当夜幕降临，晚上九点，我回到寝室，独自坐在桌前，大约有两个小时，一直在默默思考：死还是不死？如果死，怎么个死法，那阵子，我已迈向“死”的第三步了。
一个人从想自杀到实施自杀，是个非常矛盾的、自相斗争的过程。我明白――我若自杀，绝不是“物质性自杀”而是“精神性自杀”。是精神在五雷轰顶的高压下完全崩溃了，犹如特大山洪把千辛万苦筑起来的堤坝在瞬间冲垮了……可不是吗？在我被揪出来的一个多星期中，精神的摧毁是一颗又一颗的、阶级斗争的重磅原子弹，无论我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合乎逻辑的道理，革命群众只用一句话――你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你天然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的“黑言论”是黑的，你的“白言论”也是黑的，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只有认罪一条路，死罪路一条！既然如此，我还辩论什么？我还求什么宽恕？就如日本鬼子讲的：“你死啦……死啦的……”就在众多的、向我投来的眼神中，不论是仇视的、幸灾乐祸的、讽刺的，还有带着微笑的――我已完全觉察出――我活下去已没什么意义了，那我还挺什么尸？咬牙忍什么劲？走吧，死吧，一走不千秋，却一死万事休，就这么结束吧！
此时，除了超高的精神压力外，我的身体――属于物质范畴，也承受不了啦。我就想，与其被折磨疼死，还不如自己找个法子――舒服一点死。我不愿看一些人欣赏我受苦的表情，那是一种软丝丝的电击鞭，没抽到身上，却疼在心的深处。
经过“是死，还是不死”地多个斗争来回，大约在当晚10点半左右，大脑下达最后指令：死，不再回头！但对如何死，我又周密地考虑了一个多小时：一、是上吊死。我有一条结实的内裤腰带，天花板上又有个空隙，只要把腰带横穿过去，然后打个死结，再跳上椅子，套住颈脖，脚一蹬，不就达到目的了吗？但我怕窒息死的、伸出长舌头的惨状，一开始便否定了；二、是触电死。我床头有个可以打开的电开关，只要把开关的胶体外壳掀掉，露出电的正负极，用手一碰，再抓紧，不也能解决问题吗？但我害怕触电后，一反弹，我抓不牢，造成死不死、活不活的状态，亦被我否定了；三、我突然想起，过去，我经常熬夜写文件，睡眠不好，就吃安眠药。在革命群众第一次抄家时，我把自己吃剩的半瓶安眠药藏在室内墙角的、一块可以移动的破砖后面，这会儿可派上用场了。于是，我设计，可先取出、吞下剩下来的半瓶安眠药，然后把床头电开关的胶壳子打开，再仰卧在床上，只要安眠丸的药性一发作，并在睡着中一翻身，手一触电，必死无疑，而那会儿人已昏迷，死就不那么痛苦了。真是个双保险的万全之策啊！
如何死的方案设计周全后，我又想，不能如此白白死去，得死个清白，死个光明磊落。于是，决定写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之所以写给他，一是，因为襄阳地委的领导已不相信我了，已决定把我打成黑帮、反革命了，我只有越级申诉；二是，我觉得任重同志对我的印象还好，我第一次在宜城大澡堂遇到他，他还夸奖了我；特别是有一次在我们地委的、向他汇报的会上，他谈到全国勤俭劳动模范梁彦斌，说梁虽然在旧社会有些污点，但我们共产党能把她改造、培养成全国的先进人物，这就是共产党的伟大！他还让大家记住马克思的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对他这次讲话始终记得，因我也想共产党把我改造好啊。现在，我把第一封遗书写给他，就是想告诉他，我绝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我绝对爱党、爱社会主义。我这次自杀，不是叛党叛国，而是以死证明我的清白，以及我对祖国的一片忠心，希望他能派个工作组，对我进行全面审核，最后给我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
第二封遗书是给我妻子李婉灵――妮娜的，全信分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我向她衷心道歉，说一万声对不起，因自她与我结婚后，就没过一天安稳、顺心的日子，每次政治运动一来，都让她和孩子们担惊受怕，这是多年来精神上对她的无尽压力；再就是在物质上，我也没让她过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一年一年，一月一月，家庭经济状况总是紧巴巴的。我得的一点稿费，小宗的，我尚能给她补贴家用；大宗的，我为了表现积极，总是上交组织，从不敢私自拿回家。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小说集《高高的山上》，十几万册，我就不要一分稿酬，还不许她有一点意见，只能赞同我的“大公无私”。另一内容是，我劝她，我死后她一定要改嫁，因我若平不了反，还不来清白，她不能背一个“反革命家属”的名义过一生，这对三个孩子今后的学习、工作前途亦非常不利；再就是她还年轻，相貌好，人品好，工作好，找一个相配的好男人并不是难事，但我不希望她再找我这号出身不好、搞文学写作的人，因这种人太危险，稍一不慎，一闪失，就可能像我一样，一辈子都爬不起来。最后，我还请她暂不要把我自杀的事告诉我父母，以免父母伤心。是否到运动后期，对我有结论了，那时她再找个适当场合告诉二老。白发人送黑发人，总不是件好事。
大约到下半夜两点，我写完了两份遗书，把它们放在书桌中间显眼的地方，希望机关文革小组能把这遗书上呈任重同志和转交我爱人。一切就绪后，我就按部就班实施我的自杀计划。很奇怪，自杀过程中，我十分清醒，一点也不慌，甚至不怎么悲痛，没流一滴泪，只感到，我这短短的三十四岁已尽力了，尽最大最大的努力了，但命运始终不原谅我，迫我只能走这条我十分不愿意，却又非走不可的路。天意不可违，世界再精彩，我也只能bye－bye了，告别了――生命诚可贵么？一点都不可贵，的确是轻如鸿毛！轻如鸿毛！特别像我――是一条连小狗都不如的生命！
在此，我尚想补充一点：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一家，包括我爱人的家，一共4人自杀，其中，有我爱人的二弟李志范，人民教师，跳楼而死，时年26岁，因有人诬蔑他是“特嫌”。身后留下一个1岁多的儿子；再就是我的亲堂兄李德刚，长沙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名医，因被诬蔑为“漏网地主”，上吊身亡；还有我的岳父李化时，河南淅川人民医院院长，名医，因他信基督教，又不知谁在他诊疗室的桌上放了一份宗教刊物，便被诬为“特务”，强行游街示众，以至割腕自杀，被发现后，抢救生还；最后一个是我，在此就不?嗦了……那就请诸位看下回分解吧！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