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示众游街。
抓我第一次上街游行，是在开我批斗会的第二天，大概认为我不老实，就拉我出去煞煞风，给点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呢？其步骤是，先以愤怒的口号声把我从寝室里轰出来：
“三反分子李德复――滚出来！”
“文艺黑帮分子李德复――滚出来！”
“反革命分子李德复――滚出来！”
我肯定是滚出来了，可我一看，叫我滚出来的人，大部分是地委机关里的干部子弟，领头的是个漂亮女孩子，某书记的女儿×××，他们绝大部分是襄樊市各个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初中生，还有一部分是小学生。因那个时候，从首都刮来一阵“红卫兵”风：北京掀大浪，小小襄樊市也自然随波来了点小涟漪。这小涟漪的首发式便光荣地落在我身上，也算是个崭新的新生事物吧！
那地委干部为什么不领导这崭新的新生事物呢？开始我有点纳闷，后来慢慢想明白了，因凭我这多年在地委工作的体验，地委领导干任何事，均以“稳准狠”为前提，首先得看此事干了，稳不稳，准不准？只有“稳准”了，才狠狠加力！当时，省里和各地区的政府机关，还没有揪黑帮上街的范例，故我们地委得等一等，看一看，观观风……别人先行了，本地委再跟，这才是万全之策。
游街的第二个步骤是，这些年轻的中小学生让我戴他们替我编制的高帽子，穿他们帮我剪裁做的纸衣服。特制的帽子和衣服上打满了红“××”和一些批判我的口号，如“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之类。
游街的第三个步骤是：把我的脸画出小丑样，之后让我左手提一面他们替我准备的铜锣，右手则握个锣槌，令我一面弯着腰走，一面敲锣，一面高喊：“快来看啊，我是三反分子李德复，我是黑帮分子李德复！我罪大恶极，死了还应踏上一万支脚！”当然，我的喊声和锣声要有间隔，要有节奏，得吸引行人，否则，孩子们不答应，“叭”地就是一鞭子，抽到脸上、身上生痛！这些动作，女生毫不比男生逊色！美丽的小脸蛋歪曲得那么怪，那么丑，我心里当时飞来一个词：“天使的骷髅！”――也算是我写小说的职业病吧！
就这么，在孩子们的“打倒”声中，我在地委大院绕了一圈，又在地委周围的街上转了一圈，身后跟的人群越来越多，有的向我吐口水，有的向我抛泥巴、石子，幸好没击中我的头部……开始，我还有点拿不下面子，恨不得地下有个洞，自己能钻进去。可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反而不在乎了，我忽然想起罗斯福总统讲的一句话：“人的脸皮应该像大象的皮，厚得能遮挡狂风暴雨，冰刀霜剑不入……”还想起俄罗斯著名作家克雷洛夫写的一个寓言《大象与哈叭狗》，说的是大象在森林里散步，后面跟着一只汪汪叫的哈叭狗。哈叭狗在骂大象为什么一步迈那么远，不等它一下，可大象摇摇长鼻子，继续往前走，理都没理……那会儿，我便想，这寓言得颠倒过来，革命群众是大象，我是哈叭狗。可怜的哈叭狗是永远跟不上大象的步伐的。我一生不都是这样子吗？那有什么好埋怨的呢？认命吧。
二、黑帮还债。
游街之后，这些孩子把我涌进一个副食店，首先问我：“带了钱没有？”
“带了。”
一个粗壮的少年便下命令：“拿出来！”
我从口袋掏出10元人民币。那是把我打成“黑帮”、“反革命”前，我爱人拿给我下乡用的，结果乡没下成，我倒成了另册上的黑名单了。
少年把我手上的10元钱放到柜台上，向营业员喊道：“来24瓶清凉汽水，咱哥们、姐们一人一瓶！”又望望一帮伙伴：“谁想吃什么，只管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咱叫黑帮付款，是革命行动，咱们就这么干！”
他一说完，少男少女齐声欢呼：“给我两块鸡蛋糕！”
“我也两块！”
“给我两个肉松面包！”
“给我十颗上海大白兔太妃糖！”
“我要芝麻糕！”
“我要水果糖！”
“有没有绿豆糕？”
……
……
“就尽这10块钱用吧！”粗壮少年向营业员交代了一句，又向我瞟了一眼：“滚吧！”
我就往回滚了，可不敢取下高帽子和脱下纸衣服，只是一路滚一路想：这个革命节目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最后终于想出：就叫“黑帮还债”――后辈为前辈还债。因我伯父是地主，剥削农民多年，我小时又在伯父家住过，这欠农民的债该还吧！再就是我父亲当过官僚资产集团恒大公司的总经理，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他那时每月工资折合光洋近1000元，这是不是太多了点，肯定有工人阶级的血汗，我代他还点债似乎亦不冤枉。不过，有了这次教训，我口袋里最多只放三五块钱。我那会儿一个月才60多元工资，而游街批斗是家常便饭，搞多了，自己的生活费也成问题了啊。
三、晒太阳。
这一条不是孩子、红卫兵们给我的惩罚，而是地委机关文革小组派来监视我的值日干部和工人。只要当天不开我的批斗会，每天上午从8点到12点，他们必然罚我站在太阳底下看大家给我写的大字报。六月骄阳似火，七月炎炎暑气冲天。那味道可想而知。但我还是把它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8点到9点，我称之谓冬天的太阳，温柔的太阳，晒到身上暖暖的，还比较舒服；第二个层次是9点到10点的太阳，我称之谓春天的太阳，虽然照射到身上有些热，会出汗，但给人以想象的刺激，奔放的思维，让我常常在消化大字报的内容时，会突然生发一条条反驳的理由，甚至用哪条毛主席语录对抗都能在脑子里活跃起来；第三个层次是从10点到12点，我称之谓夏天的太阳、惩罚的太阳，不仅让我汗流满面，刺得我眼睛都难以睁开，有时脸还被晒脱一层层菲薄菲薄的细皮，不撕下来痒得慌，撕下来又疼得慌，是一种“凌迟脸刑”，苦楚难当！所以，那一阵我老希望老天下雨，或者是阴天，我就能躲过这一劫了。可1966年的6月、7月，天气特好，艳阳高高照，也活该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倒霉了。
四、打扫厕所。
我们襄阳地委有两座公共厕所。我自从被打成“黑帮”、“反革命”后，没人交代吩咐，我就知道，此后――打扫厕所就是我雷打不动的任务了。事实也的确如此，看守我的文革小组成员，在我被批斗的第二天，就正式向我下达这个命令。下命令的时候还挺严肃，那时大家都在地委食堂吃中饭。饭菜热呼呼，香喷喷。这位文革小组成员突然大叫了一声：“黑帮分子李德复来了没有？”
“来了！”我端着一碗饭，颤颤悠悠走到他面前。
“听到，从今天起，你必须打扫、冲洗我们机关门口的大厕所，以及后面宿舍的大厕所。规格是：一、地面要扫得一尘不染；二、粪坑两边沟壁要冲洗得干干净净；三、每个蹲位在冲洗后要记得撒石灰，灭蛆虫……明白吗？”
“明白。”
“明白就好，吃完饭就干！”
“是。”我高声回应，突然来了一句：“有个事想请指示一下。”
“什么事？”
“男同志……不，男领导的厕所打扫了，旁边女领导的厕所打不打扫……”
这位文革成员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这个问题。食堂里的一些其他就餐者忽地抬头望了望我，有的还边摇头边笑……或以为我这么问是多此一举，或以为我是在故意搞笑……
监督我的文革成员这时生气了：“李德复，谁叫你去扫女厕所了？你只扫男厕所！听清楚没有？”
“这回听清楚了……因领导先只是叫我扫厕所，没点明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又不老实，又在狡辩……滚，扫厕所去！”
我立刻滚了，不知怎么回事，心里还有一滴嘎美气。
地委机关大门口的那个男性大厕所较好打扫，一是多用扫帚扫几次，再是多提几桶水冲几次，最后则用石灰粉对每个大便坑撒均匀，这个惩罚任务就基本完成。而机关一般干部宿舍右侧的那个厕所，虽比大门口的那座小一半，但非常难清扫，因它与农村的土茅房差不多，除大便蹲位表皮敷了层水泥，左右各砌了两块垫脚砖外，下面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土坑，卫生条件极差，平常这儿是靠郊区菜农到此拉粪便时――顺便打扫一下。这阵子，由于进行文化大革命，全国城乡一盘棋，菜农很少进城干这个活了，故这厕所的粪便污水已溢出粪坑，蛆虫到处爬，苍蝇四处飞，臭不可闻。怎么办？莫看我是大少爷出身，却也有法，因我少时在伯父家与佃户孩子玩耍，交朋友，以及解放初期参加土地改革，到地委机关后又经常下乡，与农民“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共厕）是家常便饭、很自然的事。故我先在机关菜园子放工具的地方找来一担粪桶，在此挑大粪兑些水，送到机关后面果园，在一些苹果树、梨子树、橘子树旁边挖个坑，把粪倒下去，一肥了树，二大大减少粪坑的容量，再到厕所里打扫就容易多了，也基本能把这臭哄哄的地方搞干净。说实话，这种脏活从表面看，似乎是对我的一种“惩罚”，但当我亲自把这儿清理干净后，会有一种轻松感，一种劳动后的自然而然的愉快。特别是，我在这时还能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段精彩的论述：“……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这段话讲得好啊！解放后，我不是一直用这段话激励自己，不断向工农兵学习么！可是，我一直没改造好，故这会儿我的手虽变黑了，脚上也染上了屎便，但却成了“反革命”！这可是个带点幽默色彩的、正儿八经的悲剧！
五、给主要领导干部清扫和修饰庭院。
在襄阳地委机关有数座小庭院，叫它小别墅也可以，这是专门给地委常委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居住的。除了一溜小巧玲珑的、参差不齐的漂亮平房外，后面有个几分地的小园子，可种菜养花，前面则是条弯弯曲曲的小径，通往一个有石桌、石凳的小平台，平台顶则是由砖、石、木、竹、铁丝等器材搭成的葡萄架，绿格森森的葡萄藤就逶迤缠绕在上，整个环境还算幽丽雅静。我是怎么收缀修饰这里的呢？先当然把前面的石径打扫清爽，再把后院的杂草拔干净，用小挖镢将树、花以及蔬菜周围的土轻轻锄松，接着用湿抹布把支撑葡萄架的水泥圆柱从底座到顶端擦得净亮……最后的一道工序是搬个木梯爬上去，一面剪枝，一面整顺葡萄藤。我曾在教育学院学过艺术设计，在此，就大显了一下身手：一是把葡萄藤编成各种美姿，我为其取名曰：“天女散花”、“龙凤呈祥”、“万马奔腾”……自得其乐；二是我把各种色彩的葡萄：紫的、红的、绿的、白的……还有大的、小的……给它们编成一条条线，或是一个圆圈、一个圆圈……远远望去，像一朵朵彩色的云，挺浪漫的。每当此时，我就想起我父亲在天津豪宅的花园。那的确是百花齐放，绚丽无比。而这一切，均是住在家里的花工的本领。我父亲与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尊重这位花工。父亲称他是“环境艺术家”，我和妹妹们则喊他“花叔叔”。而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却在襄阳地委给领导们当“花匠”，我倒想永远这样当下去，只可惜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反革命”花工。
六、干不完的农活。
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像我们这类地区和县里的领导机关里，基本上有农作物试验田和一些蔬菜地，这些地一方面是一般干部业余的劳动场所，同时也是专管农业领导同志的种子筛选和作物产量测试地。文化大革命一来，领导和干部们都集中精力抓牛鬼蛇神了，这些地便逐渐荒芜。现在，我被揪出来，这种地的任务便落到我一人的头上，当然，我劳动的时候，开始有机关文革组的成员监督和机关请的民工领着我干，后来，随着运动发展，又揪出几个新“黑帮”，我们便成为“黑帮”劳改队了。“黑帮”劳改队产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待我以后再述。
就当我一个人在试验地里劳动时，劳动强度特大，某监督我的文革成员不知为什么对我那么狠：在农村，锄包谷地，一人一天锄一亩是上了天；他却一天规定我必须锄两亩，且锄的是蔬菜地，质量要求更高。我从早上6点起来干活，中间除了匆匆吃三餐外，基本不歇气地锄，有时锄到晚8点还收不了工，两个手掌泛起了一层血泡，两个小腿软塌到了脚板心，脊背被太阳晒成非洲人……带我劳作的民工有时实在看不下去，恳求监督我的人――让我收工，此君却说：“他是黑帮，过去在黑夜里干尽坏事，现在就让他在黑暗中边劳动边改造吧！”
“行啦！”我心里说。莫看我当时疲劳不堪，我还会用“阿Q安慰法”调剂精神，调侃自己――你不是想把我累倒累垮吗？我偏不倒，偏不垮！而且越累越有劲，越锄越精神！今日一天锄两亩，以后说不定一天能锄三亩、四亩！一直干到天断黑，一直锄到大天光……李德复的力气大无边啊，李德复的意志坚如钢！这超常的体力劳动的确把我的身体炼壮了，把我的毅力、耐力也炼出来了。
七、拉死人上山。
就在文革初期，地委机关一出身贫农的中层干部的母亲去世。那个时候还可以土葬。这位老太太大约临终前交代了儿子不火葬，要土葬。儿子是个孝子，自然答应了。儿子为母亲买了口乌光亮色的上好棺材，入殓后，需用板车拉到高高的埋葬地――万山。派谁拉这辆拖棺材上高山的板车呢？这位中层干部与机关文革小组一商量，命令我去，因为中层干部的孩子小，拉不动；中层干部虽是孝子，若自己拉，似乎有点拿不下面子，不管怎么说，自己大小是个领导嘛。是不是可以请街上的民工拉呢？当然可以，但这算是“白喜事”，得花费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所以，考虑来考虑去，用我这个“黑帮”拉最合适：一来，我是批斗对象，要我拉死人上山，这是对我的考验，也是对我的帮助，我不可能拒绝，只会乖乖地、老老实实地答应；二来，此举也的确给这位中层领导挣足了面子，他只需穿孝服，举丧棍，洒纸钱，走在我的前面做悲痛状就可以了；三来，我是全地委机关的免费劳动力，用我拉死人，不论山有多高，费多大力气，是不需要付一分一厘钱的。
那我个人是不是反感？有情绪？尽管我是“黑帮”，是最低层的政治犯，可这辈子，却从没拉过死人！拉死人，这是平生第一次。不过，我这个当过大少爷的人，对此没丝毫不乐意，反而非常非常欢喜！为什么？因大家一直批判我是官僚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而今，我亲自为贫农老太太拉棺上山送葬，汗透全身，汗流满面，使尽全力，一气送老太太直奔坟前……她老地下有知，我也应算是她的、贫农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吧！30年河东啊，又30年河西，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背叛自己的阶级，而投胎到贫下中农的怀抱里哩！
八、喝痰盂污水和吃煤渣子饭。
这个群众专政的办法，我估计是襄阳地委文革小组在文革运动中的首创，也算是一大“发明”吧！这是个么法子呢？即每当我在批斗会上不够“老实”，我交代的“罪恶”达不到他们设计的标准时，这些往日的同志――都是几十岁的成人，似乎不太好意思对我下重手，全武行。于是在我到食堂吃中饭或晚饭时，就发动机关里的干部子弟――大部分中小学生对我进行围斗。开始，他们斗我，无非是夺下饭碗，不让吃饭，这我完全忍受得了，饿一顿就饿一顿，我已完全锻炼出来了。接着，他们就跳上凳子，飞上桌子，捏我的耳朵，打我的嘴巴，踢我的身子，我整个身体，成了他们炼拳脚的沙包。这，我仍能勉强忍住，无非是全身疼痛，不伤筋动骨就算是老天爷保佑了。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由于我对某些完全无中生有的“罪恶”――比方，说我从生下来就反对毛主席、党、社会主义……等等，我是坚决不同意、不认罪的。这就戳了马蜂窝……这些孩子们便趁我在吃饭，把隔壁办公室的痰盂拿来，把里面的污水、痰液倒到我碗里，命令我喝，我不喝就几个人按着我的头灌……这些东西只是特脏，让我恶心、呕吐……我此时若再不认罪，他们就将食堂旁的、烧开水炉子边的煤渣抓一把放到我碗里，让我泡着开水，和着饭吞下去！若我不吞，倒掉，就说我浪费粮食，罪加一等……我虽没完全把这些渣子饭吃下，但还是被迫吞下了一部分，当时只是渣子擦着嗓子疼，但过一会儿，胃就像万箭穿肠，疼得要死。为了减少疼痛，我为此常常用四方桌的一角顶着胃磨……不过，怎么磨，都是一阵比一阵更钻心的疼！
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他们讲的到底谁是谁非？似乎都对都不对！特别对未成年的天真孩子来讲，我能怪他们么？他们心中的那些幸灾乐祸的、以作贱残害人为高兴的种子是谁播下的、又是谁将其传播于五湖四海？……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