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北京人和今天的首都人区别不大，他们好像生活在皇城就沾上了皇族的贵气，就感觉自己血统高贵，骨子里充满傲慢，毛泽东一定深有领教。难怪毛泽东发出高论：不吃辣椒的人就缺少革命性。言外之意似乎是北方人多点奴性？
毛泽东刚到北京的感受确实不美妙：“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摘自《西行漫记》）毛泽东的就业问题还真就不好办，好歹还是杨昌济通过李大钊教授（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为自己的高徒找了一份工――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月薪8块大洋。
毛泽东干上了图书管理员，这对他真有点讽刺。读了五年半师范出来，拿着师范院校毕业证的湖南才子，在人家的地头只能打小工，赚的钱才比长沙当大兵每月多1块大洋，还不知道物价是否上涨！要知道，毛泽东真正追求的是人生真理而不是财富，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储备社会阅历。
虽然毛泽东在北大社会地位很低，但从不放过任何向知名教授请教的机会，他渴望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接触。当然，这些大忙人不屑与之交流探讨政治和文化问题，因为这不是图书管理员应该考虑的范畴。毛泽东后来有些酸楚地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摘自《西行漫记》）。
毛泽东对自己当时的描述是：“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摘自《西行漫记》）。生活在皇城根下的毛泽东此时可能真正体会到了“中华文明”的深远意义，她体现在文化、制度、建筑、传统、审美……，他的内心深处相信：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是扎根民族文化的沃土！他拒绝了一起来京的湖南同乡共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邀请，这是他一生坚定的认识和态度。
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有过以下三点高见：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有利于“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当1919年春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激荡在古老的北京城时，毛泽东因父亲病重动身回湖南。他一路独自置身于祖国的山川名胜，去了山东、徐州、南京、最后到了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在上海，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给了他回湖南的路费。
虽然他对居住半年的北京古都并不习惯，这段生活却在他的思想中流下了深深地印记，他接触到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张国焘……，他也感受了当时各种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
毛泽东通过半年多在北方各地的感受认识到：在中国辽阔的地域上，各地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差异极大，同一件事不同地域的人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要在中国这辽阔的地域上发展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首先应该在自己的地头起家，因为儒家社会的根基是老师、同学、朋友和宗族；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和熟知的民众思维、行为方式，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施以舆论引导，容易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极易积聚强大的社会动能。在已形成的社会共识基础上扩大这种社会能量将会波及全国，掀起惊天大浪！也就是后来的所谓建立根据地思想。毛泽东成熟的思想和心里准备正在一步一步地显现出他未来的行为方式。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回到长沙，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驱除亲日派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在新文化和反帝斗争两个运动主旨的旗帜下，毛泽东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建了周刊《湘江评论》，他自任编辑和主编。《湘江评论》的风格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才华和文风，一个多以来，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引用。
一个时代潮流发生急剧转折的历史时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也难以比拟的。毛泽东将五四精神带到了长沙，点燃了长沙各阶层民众反帝、反封建、追求文化、思想自由的激情，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包括远在北京的李大钊、胡适等的注目。毛泽东牢牢抓住社会舆论的主导权，掀起了湖南驱张运动（罢工、罢课、抵制日货）！他不再默默无闻，没有社会地位，作为政论家他已广为人知、红遍湖南喽。毛泽东在公众舆论的亮相已不再只是追求真理了，而是在用言论改造世界了，他也是在试探自己的社会号召力！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
在长沙的督军张敬尧有枪杆子，对付笔杆子并不费事。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毛泽东是当今中国的第一条好汉，当然知道怎样化解啦。为了躲避张敬尧的镇压，毛泽东率领100人的湖南驱张请愿团（他是团长）来到北京；但北京无人关心湖南的政治，北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
毛泽东到北京一个月之后正赶上杨昌济教授去世，情节的发展就跟现在流行的言情剧差不多，学生前去吊唁恩师，与开慧小姐异地再度重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况丧父之时，此时杨开慧见到毛泽东的感情可想而知！19岁的杨小姐投入了27岁的社会精英毛泽东的怀抱，这对情侣同居了。
1920年初，杨开慧随母亲扶柩南下回长沙了，留下毛泽东孤身一人第二次在北京过冬，在此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等书籍，他认为自己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摘自《西行漫记》）。毛泽东已经找到了解开中国问题的金钥匙，他要用这把金钥匙去开中国这把生锈的大锁了。
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了北京，他变卖冬衣买火车票去了上海。在上海他在一家洗衣店打工，洗衣店的艰辛生活或许有助于他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的深刻含义。当洗衣店的伙计干的主要是给有钱人洗烫衣服；可能毛泽东还负责送衣服，因为他的12至15块钱的月薪有8块钱是交通费，剩下的钱顾了吃就顾不了穿。哎，这经济大潮的社会到底是爱“财”不爱“才”呀？反正当“土鳖”的日子是肯定不会留下愉快的人生回忆的！
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参加了新民学会在上海半淞园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委派毛泽东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动的负责人。也就是这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交流深刻改变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道：“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那年春天，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来中国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具体事宜，毛泽东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在临近。
1920年夏，张敬尧从湖南败走，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平安回到长沙了。湖南第一师范的现任校长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所以毛泽东受聘于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小学）任主事（校长），报酬丰厚，他可以和杨开慧在清水塘租间雅宅来住了（租金每月12块）。由此可见，他现在的生活条件大大好过当时在异地打工，加上杨教授家的社会关系，此时的毛泽东已跻身长沙上层社会。
还是哪句话：“强龙不压地头蛇”，自家地头好发展！他在湖南为了广泛延伸他的社会影响，传播马克思主张而成立了一系列社团组织，包括：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教育促进会（在韶山）、“俄罗斯研究会”，创办了青年图书馆、文化书社等，再下一步他开始组织了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杨开慧母亲的经济资助。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可以这么说，这段时期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趋于一致的开始。
1921年初，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在会上毛泽东主张俄式“十月革命”的方法改变社会，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这主张受到留法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
毛泽东从此与新民学会分道扬镳，并且顺手把志同道合的会员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势必演化的结果。当年《新青年》上的胡适、李大钊两派论战的焦点即“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现今研究现实社会的改良和奉行主义的社会革命各行其路了。毛泽东当然是代表左派站在社会革命的一方啦。
道理很简单，纸上谈兵的“研究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顽症，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不可能永远同床共枕。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正在超越时代，他开始用独立思考把传统和权威踩在脚下，他有自己的主义，他也准备开创自己的时代！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