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并不喜欢陈纳德，他非常了解这个前美国空军上尉的人品。还在中国战区刚刚成立的时候，陈纳德就通过最高统帅夫妇向美国方面游说，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国战区空军的指挥官。阿诺德对此勃然大怒，坚持让比斯尔担任了第10航空队司令。因此，当最高统帅提出要让陈纳德独立组成一支空军部队时，阿诺德明确地表示反对。他在写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认为，尽管陈纳德作为一个战斗指挥官还不错，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很差，因此他的部队不应脱离第10航空队的管辖而独立。陈纳德的空军部队确实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这支部队疏于管理，纪律松懈，作3放荡，为所欲为，也是出了名的。1942年，陈纳德手下的人，动用飞机从桂林和印度向昆明偷运少女充当军妓。当事情败露后，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曾就此事采访陈纳德，他竟堂而皇之地说：“我那个妓院太让**心，大兵们总得要有女人，我得给他们弄一些干净的。”最后是在史迪威的严厉干预下，陈纳德才关闭了那所妓院。1943年又发生了从印度偷运和走私黄金的事件。事后查明，该案件与陈纳德有直接关系。这两件事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罗斯福对这些“军纪”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他的耳朵里塞满了从其他渠道听来的一些情况。
1942年11月，宋女士到美国访问并治疗她顽固的皮肤病。翌年初，罗斯福夫人邀请她住进了白宫。宋美龄利用这一机会，不遗余力地向罗斯福及其身边的要员们散布“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敬佩”。
1943年2月7日，最高统帅致电罗斯福，直接向他提出了让陈纳德独立组织一支空军部队等“三项要求”，并称赞陈纳德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官，是他可以放心地与之合作的人。
3月，罗斯福的一个远房侄子艾尔索普通过霍普金斯一连给他写了4封信。艾尔索普曾在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担任新闻官，不久前他通过霍普金斯的关系当上了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的代表。他在给罗斯福的一连串信件中，猛烈地抨击史迪威，说他轻视最高统帅和坚持实行军事改革的做法，只会招来中国人的敌意。他认为，重庆国民政府面临着国内GCD人的“颠覆”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华盛顿应当允许最高统帅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帮助他们设法“解散中国GCD”。他提出：美国应当给陈纳德以全力支持，并召回史迪威。
罗斯福虽然重视中国战场在战时的作用，但更为重视在战后的中美关系，他要把中国作为战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必须紧紧地拉住中国，拉住最高统帅。史迪威的一套办法，虽能推动中国在对日作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确有触怒最高统帅、损害中美合作的危险；而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既能打击倭国，又能满足最高统帅的需要，似乎成了最轻松的“两全之策”。
3月8日，罗斯福致电最高统帅，同意让陈纳德的驻华空军脱离第10航空队，组成独立的第14航空队，并保证尽快向陈纳德提供500架作战飞机，至于空运物资也答应提高到每月1万吨。
同一天，罗斯福还写信给马歇尔，对他转交的史迪威的来信提出了严厉指责，并阐述了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
罗斯福的信表现了他的一些错误分析和对陈纳德空战计划的过高估价，这与史迪威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罗斯福的这些观点，给史迪威造成了巨大压力。不过，马歇尔没有改变支持史迪威的立场，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总统的某些具体指示，把信中的部分内容转告了史迪威；随即又马上复信罗斯福，再次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为史迪威作了积极的辩解。
关于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马歇尔避开了罗斯福大加赞赏的最高统帅，他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何总长等人。他认为，何总长之流采取的政策是“等待和观望”，其目的是要让同盟国去作战，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不进行军事改革，就无法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
马歇尔明确指出了陈纳德空战计划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是供应问题，单靠驼峰空运无法满足实行大规模空战的需要，只有收复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才能使这个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第二是如何保护空军的地面机场。如果不提高中国地面部队的战斗力，日军就可以轻松地摧毁这些机场。他举出了浙江的例子，那些准备用来停放轰炸倭国本土的飞机的机场，已经被日军摧毁，至今尚未收复。
在对史迪威的评价问题上，马歇尔指出：“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在许多问题上同最高统帅进行了非常直率的交谈，这是为了取得他的支持，以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援助在对日作战中发挥效用。为此，有时会引起最高统帅的不快，这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我认为没有一个美国军官能像史迪威那样，既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G言，又具有一个军人和指挥官的能力。他是强硬了些，但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缅甸战役取得成功，克服英国人对我们所有计划的消极抵制，并为整编中国军队取得一些进展。”
在给罗斯福的复信中，马歇尔又转去了史迪威的另一封来信。他丝毫没有向总统的压力屈服，继续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重庆在美国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宣传，给我的工作造成了日益增多的困难。在美国的舆论中，已经形成了完全虚假的印象。……一再的让步已经使得最高统帅确信，只要他坚持，我们又会妥协。”“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和装备云南的部队，我们还能挽救形势，但是，我还要呼吁给我以支持，做好在必要时摊牌的准备。”
马歇尔和史迪威的信言之凿凿，但这都无法改变罗斯福的态度。
3月10日，第14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根据罗斯福的命令被提升为少将，并出任该航空队司令。尽管史迪威把每月空运到中国的4000吨物资，拨出1500吨归第14航空队使用，但陈纳德仍不以此为满足，频频制造麻烦。史迪威无法再作出让步，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必须用于装备云南的远征军部队，他不能用剜肉补疮的办法，为了支援陈纳德而妨碍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只有从地面发动进攻，才能重新控制缅甸北部地区，打通地面国际交通线，使中国更方便的获得租借物资。而这就要求首先有足够的物资以用于装备远征军部队。
最高统帅从罗斯福的允诺中看到了陈纳德的分量，他希望能利用美国总统对陈纳德的器重和对空战的偏爱，来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4月10日，第14航空队成立一个月后，最高统帅又一次致电罗斯福，要求派陈纳德去华盛顿，越过史迪威直接向总统汇报他的空战计划。
罗斯福对这个要求很感兴趣。上一年12月，他的远房侄子艾尔索普离开华盛顿去重庆时，他就表示了想见见陈纳德的愿望。但是，马歇尔警告说，让一个盟国插手美国的指挥体系，将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写道：“召回陈纳德，而把史迪威甩在一边，将会导致中国战区指挥权的明显分裂，甚至会造成史迪威将被解职，陈纳德将掌握地面和空中指挥权的不良影响。这可能正是最高统帅建议的目的，而我始终认为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建议，应当让史迪威、陈纳德和第10航空队司令比斯尔一同回国，参加拟于5月举行的联合军事会议。
罗斯福勉强地同意了马歇尔的建议，但从名单上划去了比斯尔。4月23日，史迪威和陈纳德一同离开重庆，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出使中国一年多之后第一次回国的旅程。
当然，上层政治人物之间的这些复杂的事情和内幕，并不是刘建业所关心的。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在印度兰姆加尔的美军开办的训练学校里的学习，尽可能快地掌握美国军队的作战方式和解决未来反攻缅甸的作战里中美英三国军队之间的协调作战问题。
在这一年里，为了尽快掌握由美国提供给中国驻印军的各种装备，国民政府发起了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活动，号召发动在西南大后方的爱国知识青年报名参军，这些人里面大多都是被派到了在印度整训的驻印军部队。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驱动下，大批的知识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响应号召。每天都有大批的有着中学或者大学学历的新兵跟着带兵军官从四面八方来到昆明，然后从这里乘坐美国运输机，经过著名的驼峰航线，前往印度。
刘建业本来是可以乘坐专门搭乘前往印度带职受训的中高级军官的飞机前往印度的。这种飞机里面的待遇自然比那些搭载普通新兵的飞机要好得多。但是，不想受美国人白眼的刘建业专门向自己的老上司辞公提出申请，要求像一名普通士兵一样前往印度。辞公在接到申请以后，当即表示了赞赏的态度，并痛快地予以了批准。
于是，在4月的一个星光闪烁的夜里，刘建业穿着一身没有军衔标志的布军服，带着简单的行李还有一件棉衣，一个人乘坐汽车，来到了昆明郊外的巫家坝机场。在简单的查验证件以后，刘建业混在一群新兵中间，登上了一架美制C47运输机。
这架飞机因为并不是专用的兵员运输机，只是在从印度飞到昆明执行完空运任务以后，空机搭载兵员，所以，机舱里面十分的简单，和原型机相比内部取消了所有的装饰，舒适的民航座椅被28张固定在舱壁上的折叠帆布座椅取代，士兵面对面乘坐，帆布座椅后被金属座椅所取代。进行货运时，为了承受货物的重压，加强了机舱地板，并设置了几处固定索以固定货物。最奇特的是安装了机腹挂钩，可对一些捆扎成卷的特定货物进行外挂运输。机身左侧的小型乘客舱门被大型三段式货舱门所代替，分为两部分，分别朝前后打开，其中前舱门上有可单独打开的小舱门。在一些情况下，部队会拆除整个前舱门方便行动。
等到美军地勤人强员清点核对过人数以后，飞机的舱门被关上了。飞机开始等待机场控制塔台的许可。
刘建业发现，同机的这些新兵们不但没有携带武器，连棉衣都没有穿上，脚上还穿着*鞋。新兵们没有携带武器，这个可以理解，只要到了印度的训练营地，就自然会有美国人发放全新的装备。但是，没有穿上棉衣，这就不太正常了。在驼峰航线上执行飞行任务的飞机，飞行高度都很高，甚至为了能够避免因为高空的氧气不足，温度过低导致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或者功率急剧降低，导致飞机失控，发生飞行事故，美国人专门为执行驼峰航线上飞行任务的C47安装了两段增压的普惠R183090C发动机。因为当时的飞机几乎都没有实行机舱封闭，更没有后来的民航机那样的空调系统，所以，当飞机飞到高空的时候，机舱里的温度会降得很低，同时氧气含量也会随之降低。美国的飞行员们自然是不用担心这个，他们都穿着电热丝加温的飞行服，配有氧气面罩，可是机舱里的这些士兵们怎么办？总不能看着他们活生生的挨冻吧？
刘建业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了飞机首部的三人飞行舱室的门口，敲响了飞机驾驶舱门。在敲了几下舱门以后，一名美军的中尉打开了舱门问道：“你有什么事情吗？”
“请问，你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像棉衣或者被子这样的东西？”刘建业用不算很流利的英G说着。
“这是为什么？”中尉问道。
“我知道这段航线的飞行高度很高，在飞行过程里，机舱的温度会很低，而且，氧气含量也会很低。你看，这些士兵们的身上都没有穿着御寒的衣物，如果就这样带着他们一起飞行的话，恐怕还没有飞到目的地，他们就已经变成冰棍了。我想你们也不会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刘建业说道。
“说的有道理，不过，很不幸的是，我们这架飞机并没有携带那些东西。可能要让你失望了。”美国中尉带着一些遗憾的摊手说道。
“那就打扰你了，我要求利用飞机上的电台和地面联系。”刘建业对中尉说到。
“很抱歉，你没有这个权利。”中尉堵住飞机驾驶舱门说道。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还没有到达印度就在飞机上被活活冻死，他们都是人，不是货物。”刘建业大声地说道。
“这个不是我能管得了的。我重申一句，你没有权力使用飞机上的电台。”美国中尉也抬高了声调，而且一只手已经握住了腰间的自卫手枪的握把。
“这简直就没有一点人性。我今天一定要使用电台。”刘建业也挺起了胸膛，大声地向美军中尉喊道。
就在两人险些顶撞起来的时候，驾驶舱里传出来一个声音：“威尔逊，这个中国人说的有道理。上次我们好像带了几张毛毯，你看看还在不在飞机上，如果还在，就给他们，让他们御寒用吧。”
“你总是这样心软，好吧，我听你的。”美国中尉说了一句，然后走出驾驶舱，来到飞机尾部，打开一个铁箱子，找了一会，对跟在后面的刘建业说道：“中国人，你的运气不错，这里有一些毛毯，你拿去用吧。”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谢谢你。不过，请你以后记住，我们中国人虽然穷，但是，我们并不怕死。”刘建业从铁箱子里面拿出毯子，对美军中尉说道。
拿着这些毛毯，刘建业回到了机舱，把毛毯分发给新兵们。因为毛毯数量不多，所以，只能是两三个人合用一张毯子。
“飞机起飞以后，你们就把毯子盖在身上。飞机上天以后，温度会很低的，不盖上这个，你们会受不了的。”刘建业分发完毯子，对新兵们说到。
“谢谢你。”新兵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只能用最简单的话来表示自己的谢意。
“不用谢我，我也是一个军人，只是经验比你们多一些罢了。”刘建业笑着说道。
飞机的发动机开始工作了，机身两侧的螺旋桨转了起来。巨大的噪音把机舱里的其他声音完全掩盖住了。
“注意，抓好扶手，飞机要起飞了。”一边说着，刘建业也换上了自己带着的棉衣。
“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
1942年上半年，日军攻占缅甸，并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1942年夏，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这条盟军和中国联系的最后通道，一切物资运输被迫中断。12月7日，倭国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稳定亚洲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不计任何代价，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由于海陆通道均被日军切断，只能开辟空中航线，以继续为中国提供战略物资。于是，驼峰空运诞生了。
这是一条艰险的空中通道：西起印度阿萨姆邦汀江，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到达中国昆明巫家坝、羊街、云南驿等机场。航线全长800多公里，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当时受飞机性能的限制，飞行最高高度7000米，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汀江（印度）—葡萄（缅甸）—云龙（大理云龙）—云南驿（大理祥云）—昆明。有时受天气影响，也从汀江经葡萄、丽江到昆明。南线：汀江（印度）—新背洋（缅甸）—密支那（缅甸）—保山（云南保山）—楚雄（云南楚雄）—昆明。由于日军发动进攻占领密支那，南线被迫停止使用，继续空运战略物资的重担全部落在北线。
“驼峰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以及日军占领区，加之这一地区，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等气候恶劣，使飞机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飞机失事率高得惊人。有飞行员回忆：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他们给这条撒着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因此，“驼峰航线”又称为“死亡航线”。
据战后美国官方的数据，在3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了65万吨战争物资，维持了中国战场上的作战需要，但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中、美航空人员共计1500多名。一直到了战争结束以后五六十年，人们仍然在这条著名的驼峰航线经过的地区不时发现过去的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遗骸。
由于日军占领了缅甸，并且在缅甸北部的密支那机场驻扎了一支装备了先进的“零式”飞机的航空兵作战部队，密之那距离汀江只有二百五十英里，“零式”战斗机作战半径四百五十英里，即使是嫌地形复杂和气候多变，没去或不想攻击汀江，但拦截、攻击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C47、C53，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美国那面，他们打下来的更多！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以后，中国方面负责空运的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国方面都不约而同的作出了应对，飞北线，而且还是夜航。
北线使驼峰航线绕了一个大弯，飞行距离也跟着增加，达到1200公里、甚至更远。可这样还是有可能遭到倭国人“零式”机的截击，不在驼峰上空截，就在两边端点附近拦。前线，越来越吃紧，曾经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发给中航的电报提到过，国军前线士兵，还在穿*鞋，九千六百人的一个师，才有两千支步枪，其余只能用木棍，即使有了枪，每人也只能保证二十发子弹。而那些每天能吃上两顿、其中还有一顿是稀饭的国军就算是相当不错了。昆明保卫战期间，贵州六百国军奉命赶赴昆明，步行一个月到达战区，竟然有三百人饿死在途中！
国军的给养还没有完全保证，又一项数量更大、更多的军需供应需求摆在面前：飞虎队。
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被改组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被任命为少将司令官。十四航空队下辖308轰炸大队，314中型轰炸大队，还有两个战斗大队。
有了正式番号，一夜之间，陈纳德和他的雇佣军改头换面，往日的“散兵游勇”成了正规军。军需给养、后勤保障全部纳入美国国防部，而美国国防部对十四航空队的补给源源不断地运抵加尔各答、孟买等地，就是无法大批量地运至中国，恶劣的气候、高高的山脉、倭国人的截击使驼峰航线成了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连基本的给养也得不到保障，何谈与倭国人作战。陈纳德精确地计算，他的308中队一架B25轰炸机每往上海投下一吨炸弹，需消耗十八吨物资，这个数字如果让穿*鞋的国军听见会认为简直是开玩笑，但又确实如此，现代战争就这么个打法！
一千二百公里的“驼峰航线”（北线），全程险象环生，白天飞越“驼峰”南线都艰险万分，现在又要在漆黑、茫茫夜色（禁书请删除）（禁书请删除）中跨越那道屏障、跨越那道横在途中的“天堑”，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
曾经有过做专访的记者见到每一位曾在“漆黑之夜”飞过驼峰航线的老人，都问一句话：“伯伯，黑夜里飞‘驼峰’是什么感觉？”
回答都是言简意赅：如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闭上眼睛跑百米冲刺！
全程都要做仪表飞行！
夜航飞行，在航线两端、巫家坝和汀江对飞。飞行员凌晨两三点起床，去库房取降落伞和氧气面罩，副驾驶在地面对飞机安检，机长检查驾驶仪表，然后开车，滑行到起飞线，塔台放行命令一下，把油门开至最大、让发动机发出巨大轰鸣的机长立即松开刹车——起飞！
飞机像一匹脱缰的烈马一样，霎时在跑道上快速滑过，昂首钻入茫茫夜色之中。
一开始，飞北线自大理点苍山以西，没有任何检查点，白天还可以参照已熟悉的地形、地貌，山脉河流及机场附近的城镇村落，夜间飞行犹如瞎子跑步。
从喜马拉雅到野人山茫茫林海直到最后跨越横断大山和高黎贡山，天地一片黑！机长要目不转睛地盯着仪表盘上的每一个仪表指针和读数，副驾驶则利用机上无线电定向机ADF找两端两个电台定向，再将航图摊在两腿之间，依照定向台给出的坐标，标出所飞飞机的实际位置和航迹，报务员则将接收到地面气象台给出的航路天气预报，经机长综合计算，确定飞机方位。碰到不好的天气，机长一路都要不停地修正偏流导致飞机偏航的航向，否则，飞机一旦有偏航没发现或不及时修正，就是机毁人亡！
大地、山河，除了星星点点，上下左右，一片漆黑。空中，雪山冰峰间，一架C47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其间。关闭了照明灯的机舱内，，无人讲话，只有机翼两旁的两个螺旋桨发出轻快的“嗡嗡”声。照射仪表的荧光灯在暗夜中透出柔和的光亮，这光亮，从仪表盘上折射出来，又依稀地反射到正副驾驶的面庞上。
驼峰航线飞行多数时间是恶劣的天气，倭国人的“零式”战斗机在这样气候下是不出来的，那，就要和恶劣的天气斗！
曾经有一名当时负责的无线电技师在“驼峰航线”时期，一直在中国、印度两边基地来回跑，安装、调试无线电台。老人说，磁罗盘、无线电定向机和无线电台都有个昼夜效应问题，越到晚间故障越多，准确率越低、效果越差，全部失灵也不奇怪。问老人坐着“自己”家的飞机过“驼峰”是什么感觉，老人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别说他们开飞机的，就连我们在后面的机舱里看着两侧陡峭的崇山峻岭、狰狞突兀的冰山雪峰，精神上都是一种折磨！
老人说，过“驼峰”最担心的就是定向机和无线电失灵，如果是白天，还可以参照熟悉的地形走，要是夜间，那真是雪上加霜！
刘建业搭乘的这架飞机现在就是运气很不错的遇到了这种情况，外加强气流。
深夜，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强气流的飞机就像一只在汪洋中被巨浪掀起的小舢板，一会儿被高高抬起，一会儿又向深渊坠落。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随波逐流、飘荡起伏的C47没有被彻底压到谷底摔个粉碎，也没有被抛向两侧的冰峰而撕成四分五裂。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