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长手下有员虎将叫王秉障，这位保定军校毕业的旅长亲自端起一支三八大盖，与鬼子拼起了刺刀。他在接连挑死10多个敌人后，自己的前胸也挨了一枪，但他还硬撑着走到张冲面前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原来，出自彝族的张师长治军极严，常对将士们说：“我们彝族老祖宗三十七蛮部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箭者，奖；背后伤刀箭者，刀砍其背。我们一八四师决不能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当张师长要派人送他下山时，这位铁血将军硬是不从，他说：“我的伤离命还远，能自已走下去，送我一人，禹王山就少了一人。”
禹王山血战，倭国报纸惊呼：“自#039;九·一八#039;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这样猛烈冲锋，置生命于不顾，实为罕见。”
最高统帅也不得不佩服滇军，致电六十军卢军长：“贵部英勇奋斗，嘉慰良深。……盼鼓舞所部，继续努力，压倒倭寇，以示国威。”
就在滇军六十军浴血奋战，名震中原之时，1938年夏，滇军五十八军也相继编成，同年10月，孙军长率五十八军由云南出发开赴前线，抵湖北祟阳，与驻守此地的滇六十军合编为三十集团军，后改为第一集团军。
当滇军部队精锐尽出，出滇抗战之时，云南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实力上的真空。再加上滇缅公路开通以后，作为滇缅公路起点的昆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来自重庆中央政府的人员，这里面就有不少的中央政府的情报人员。后来，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央政府不得不组织远征军部队出国作战，部队就是在云南集结和整训的。大量的中央军部队的到来，让龙主席从中嗅出了一些危险的味道。他很清楚最高统帅对于他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向来都会采用各种手段削弱打击，甚至采用一些阴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龙主席一边与中央政府不断交涉，一边命令自己手下的留守云南的部队提高对入滇的中央军部队提高警惕，做好戒备。这次，中央政府再次组织部队大举入滇整训，这不能不让作为地头蛇的龙主席对中央政府的举动产生了一些猜疑。当然，老谋深算的龙主席是不会公开拒绝大军入滇的，这样做的政治后果，他还是很清楚的。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建业的部队来到了这座城市周围。这个时候，杜光亭已经是重新建立的有原先第五军部队扩编成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俨然成为中央军势力在昆明的代表。作为土木系的部队，刘建业的部队自然没有被陈长官编入这个集团军，而是被编入了第20集团军。这个集团军上下，除了一个第53军是原先东北军副长官万福麟的部队，其余都是一色的土木系人马，从这个意义上，刘建业算是又回到自己派系的队伍里了。自从在中途岛遭到惨败以后，倭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就不再像战争一开始时候那样3光无限了。资源，这个困扰倭国的最大问题，使倭国不得不打起它控制下的那些傀儡政权的主意。首当其冲的就是在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除此之外，他们试图在中国关内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以此逼迫重庆国民政府放弃抵抗，服从倭国，从而既使得倭国的军力可以从中国撤出，投入到太平洋战场，另外也可以进一步搜刮中国的资源，为倭国的侵略战争服务。
1942年7月，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时任日军参谋总部次长的陆军中将冢田攻调任侵华日军主力部队第11军司令官，其首要任务是准备执行进攻重庆和西安的5号作战计划，企图将侵略魔掌伸向中国的战略后方。正当他野心勃勃地准备大动干戈之时，南进日军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遭到美军惨重打击，日军大本营为此不得不召集冢田攻等赴南京商讨5号计划是否继续执行问题。
会议结束后，冢田攻于12月18日乘79式飞机返回汉口，途经安徽省西部太湖县境上空时，被驻守大别山区的中国军队第5战区第138师高炮部队在试炮过程中意外击中，坠毁在弥陀区田家乡筋竹冲，冢田攻当即毙命，机上10人无一生还。事后，附近村民将10具“像烤焦的黄鱼”一样的尸体推埋在一个大坑里。后来，他被追晋为陆军大将，是抗日战争中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陆军最高将领。
12月20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奉其主子的命令再次访问倭国。
1943年1月席7日，倭国驻汪伪政权“大使”重光葵奉命会见汪兆铭，向其传令迅速签订关于倭国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的条约，以抵制美、英准备与国民政府签订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新约。
1月9日，汪精卫与倭国驻汪伪政权“大使”重光葵于南京签订“日汪共同宣言”，亦称《日华共同宣言》。为动员傀儡政权协力进行大东亚战争，倭国制定了加强汪伪政权地位的“对华新政策”。签订此宣言，表示双方将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作完全之协力”：汪伪政权为适应参战需要，并将其统治区转入“战时体制”轨道。
同一天，汪伪政府根据倭国政府的指令向美、英宣战，宣称与倭国并肩参加“大东亚战争”。这意味着汪伪政府彻底和倭国人绑在了一辆战车上。
1月1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代表各自国家政府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中美新约”，全称《中华民国和美利坚含众国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主要内容为：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取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及其有关特权；废止美国在北平（今北京）使馆界和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特权；废除美国船舶在中国领水内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的特权；废除美国军舰驶入中国领水的特权；中国则不得取消或以任何理由追究美国人（包括公司及社团）或政府在中国领土内现有关于不动产的权利。
这个新的条约，在承认了美国既得的部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废除了美国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尽管这一条约不能说很完美，但是毕竟相对来说还算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2月17日，中国最高统帅夫人宋女士从暂时居住的纽约抵达华盛顿，美国总统罗斯福夫妇亲自前往迎接，宋女士和随行的外甥孔大公子、外甥女孔二小姐等人在白宫住了十一天，受到了上宾的礼遇。接下来，宋女士在美国各大城市，展开巡回演说。这个看上去似乎娇柔病弱的小女人，立即展现出坚毅锋利的另一面。全程共计46天。访问地点依序为华府、纽约、母校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站，便是华盛顿之行，因为2月18日，她将在罗斯福总统接待之下，到国会发表演说。
1943年2月18日，宋女士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宋女士使用一口流利的美国新英格兰口音的英G在美国会众议院大厅发表了用时二十分钟的演说，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国会演讲之一，是第二位女性登上这个讲台。当时美国的外交军事政策的重点摆在欧洲战场，宋女士努力想扭转这种“重欧轻亚”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使得中国被放在了同盟国家里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而向来表现的傲慢自私的英国人显然是这种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她不断提醒美国听众，当时在倭国掌控下的资源，已经比德国还多，而且因为没有受到盟军的威胁，倭国正日复一日地强大。她演说时所采取的诉求，显示出她对于美国文化的了解深刻。宋女士强调，中国的抗战对美国也是一种帮助。宋女士是这么分析的，就是由于中国的抗日，所以美国才获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如果没有中国在始终如一的坚持着抗战，倭国人在太平洋上的兵力和资源的投入将是更加巨大的。
宋女士在结G中的一句话，获得了满堂彩，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院议事厅爆出了历久不歇的掌声，一名议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女士差点让他掉下眼泪。
一位住在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家庭主妇，寄了一张三块钱的汇票和一张上海难童在火车站哭泣的剪报至白宫，要求代为转给宋女士。这位美国太太说：“三块钱汇票是我的三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小朋友。”这是宋女士的国会演说经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千千万万美国人心田的最佳证明。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是宋女士。写过《林肯传》的诗人兼记者卡尔·桑德堡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她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在国会演讲后的第二天，宋女士和罗斯福夫妇一起召开记者会，这是一场面对媒体的重头戏，其重要性与影响力并不亚于国会演讲。记者会在白宫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172名记者挤满了办公室，连女记者也获准参加，大家一面采访宋女士，一面争睹“亚洲第一夫人”的3采，同时亦首次领略她的机智与锐利。在记者会上，宋女士坐中间，罗斯福在右，罗斯福夫人居左。《时代》周刊说，宋女士有如初次登台演出的少女一样，总统一直在抽烟，总统夫人的一只手放在宋女士的椅子上，状似护卫着她。这次记者会的参加人数比罗斯福1月底自卡萨布兰加会议归来时的记者会都多了23人。主持过数以千计记者会的罗斯福像个纵容的叔叔介绍他美丽的姪女，他说：“宋女士是个与众不同的特使”，他要求记者不要问难以回答的问题。
穿着一袭黑色旗袍，胸前别了一支中国空军军徽的宋女士，一开口就不同凡响。她说，她在中国战场访问过前线无数次，不知惧怕为何物，但此刻看到记者的笔不停地挥动，心里面不知道是怕还是不怕，“然而，我看到你们的脸上都闪烁着笑容，，我感觉到我是你们的朋友……”记者热烈鼓掌。尽管如此，美国记者们开门见山就提出一系列尖锐问题，有个记者问她：听说中国并没有充分运用其人力？脸上露出不悦之色的宋女士提高声调回答说，中国在人力上已尽全力，但缺少军火，中国不缺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但没有足够的飞机和汽油。一个记者马上追问：中国如何获得军火？宋女士很技巧地把难题推给罗斯福，她恭恭敬敬地转向罗斯福说道，总统解决过许多重要问题，度过许多危机，最好由总统来回答这个问题。记者群微笑着看罗斯福如何“接球”，面对多次类似场面的罗斯福马上接腔说，要把飞机和空需品运到中国去，可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美国政府正戮力以赴把这些重要物资送到中国。他说，如果他是中国政府成员，也会问：什么时候运来中国？为什么不多送一些？作为美国政府一分子，他将会回答：我们将尽上帝所允许的那么快。罗斯福说完后，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位记者立即问宋女士，她对加速美国军火运华一事有何建议。宋女士站起来，两眼盯着前方，然后转向罗斯福总统，徐徐说道，他刚刚说过将尽上帝所允许的那么快，“但我提醒大家要记住：自助者天助之。”罗斯福听了大笑，并说他非常同意“自助”乃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不过，有些记者觉得宋女士有点咄咄逼人之势。有位记者问及飞虎队在中国表现如何？宋女士大加赞扬美国志愿飞行员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老政客”罗斯福知道记者会如果继续开下去，宋女士的3头会比他还健，于是宣布散会。
3月，陈纳德的“飞虎队”，也就是正式编制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特遣队的美国驻华航空部队被证实扩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这意味着美国方面将大幅度的增加对华空中运输的力量。
也就是这个月，一个可以说是由刘建业促成的事情终于瓜熟蒂落了。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共同建立的石油开采设施正式投入使用。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可以获得比甘肃的玉门油田更方便更多的石油资源，而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可以由此从国民政府的手里获得资金，缓解自身的财政窘境。而且，这样也使得国民政府对边区政府更加投鼠忌器。
4月1日，在广西全州香山寺，国民政府为在入缅作战里壮烈殉国的戴海鸥将军隆重举行国葬仪式，由国府特派代表李上将主持，两党领导人纷纷书赠挽诗、挽词和挽联。
也就是这一天，在经过一番筹备以后，为重新建立的远征军服务的昆明训练中心正式开训。同时，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也在楚雄成立。中国方面把昆明训练中心称为“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由喜欢当校长的最高统帅亲自兼任团长，由云南的龙主席和远征军新任司令长官陈上将兼任副团长，教育长和各训练班主任也都由中国军官担任。55名美军教官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学。训练方法和兰姆加尔那里的驻印军部队大体相同。
除最初拟议的步兵、炮兵、通讯班外，训练中心还开办了工兵、后勤、军医、参谋、情报等训练班。步兵和参谋训练班设在昆明近郊的里林铺，炮兵训练班设在干海子，其他训练班都设在北校场营房，训练的主要对象是团以下的营、连、排军官，他们毕业以后再去训练各个部队。团以上的军官要空运到兰姆加尔的战术学校进行训练。
在史迪威加紧对中国军队进行整训的同时，同盟国关于反攻缅甸问题的磋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摩洛哥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举行首脑会议，两国的军事领导人也随同出席。这就是著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会议期间，美国方面提出了代号为“安纳吉姆”的反攻缅甸计划，这一计划是根据史迪威拟定的方案起*的。
当时北非战场的形势已大为改观。1942年11月4日，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率第8集团军取得了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一举歼灭德意联军5万余人。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北非远征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开始执行“火炬”计划，并迅速攻入突尼斯境内。美英两国军队已对北非的德意联军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然而，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却不容乐观。美国虽然已在珊瑚海、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群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损失十分惨重。因此，美国积极主张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起反攻缅甸战役，以打通与中国的地面交通线，加强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力量，并把中国大陆作为对日反攻的主要基地。
英国人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深恐美国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亚洲，因此对反攻缅甸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他们提出，如果抽调登陆舰艇去攻占仰光，必然会削弱英国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作战力量。马歇尔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对英国人施加了压力，同时也作出一些许诺。马歇尔表示，如果不能进行“安纳吉姆”战役，太平洋地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利形势。这将会迫使美国不得不撤销在欧洲战场承担的责任。金上将提出，进攻仰光和安达曼群岛的登陆舰艇可以从南太平洋的美国海军中抽调。
由于美国人的坚持和努力，卡萨布兰卡会议就“安纳吉姆”战役达成了初步协议，并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批准。按照协议，反攻缅甸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将以1943年11月15日为目标时限；反攻的最后决定，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7月以前作出。为了使中国军队参加这一战役，会议还决定派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上将、后勤补给司令索默维尔中将和英国元帅约翰·迪尔勋爵来华，向最高统帅通报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内容，并进行具体磋商。
2月4日，阿诺德和迪尔等人来到重庆，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前往黄山别墅与最高统帅举行会谈。阿诺德带来了罗斯福总统送给最高统帅的“礼物”——美国将在4月1日以前向中国战区提供137架运输机，用以增加驼峰空运；同时向中国派遣一支B－24型轰炸机大队。最高统帅并没对此感到满足，他向阿诺德上将抱怨说：“我曾经要过许多东西，但得到的却只是无法提供更多援助的‘解释’和‘借口’。”“经过反复交涉”，最高统帅终于在2月6日同意派中国军队参加“安纳吉姆”战役。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三项要求”：第一，让陈纳德脱离第10航空队，成为中国战区一支独立的空军部队；第二，每月经驼峰空运的物资要达到1万吨；第三，在1943年11月以前，向中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他说，如果不能提供这些条件，就无法保证反攻战役的成功，并对阿诺德说：“告诉你们的总统，除非我的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别指望我派中国部队参加这次战役。”
史迪威对最高统帅的态度十分不满，他针锋相对地反问道；“如果美国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那么中国军队是否还愿意参加秋季的反攻？”最高统帅顿时拉长了脸，他气急败坏地说：“我难道没说过愿意参加吗？”事后，他又让宋部长传话，指责史迪威当众让他难堪。和最高统帅之间存在不少过节的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见他的鬼去吧！”阿诺德和史迪威有同样的感觉，他私下对史迪威说：“这些要求听起来有敲诈勒索的味道，我决不会把花生米的话转告给总统的。”
在得到最高统帅有条件的首肯之后，史迪威和阿诺德、迪尔等人一同飞往印度。2月9日，中美英三方代表在加尔各答召开军事会议，以落实卡萨布兰卡会议关宁“安纳吉姆”战役的决定，中方代表是何总长和宋部长，英方代表是迪尔和韦威尔，史迪威和阿诺德、索默维尔、比斯尔作为美方代表出席会议。
三方代表一致同意于1943年11月发起“安纳吉姆”战役。
中国驻印军将出动2个师，从印度利多穿过胡康河谷，向密支那。八莫方向进攻；中国远征军出动11个师，从云南向景栋、腊戍、八莫方向进攻；两军会合之后，向曼德勒发动攻击。英印军出动9个师，以3个师从印度英帕尔攻占加里瓦，渡过亲敦江后与中国军队会攻曼德勒，并挥师南下；以1个师从缅甸酉海岸登陆，进攻阿拉干地区；以5个师在缅甸南部登陆，向仰光发动进攻。
会议预定盟军将在1944年1月攻占仰光，5月占领整个缅甸。
三方代表还共同研究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把对华空运物资提高到每月1万吨的要求，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驼峰航线，而且涉及到印度阿萨姆邦的空运基地和从卡拉奇到阿萨姆的漫长铁路线。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战场得到的美国租借物资，同英国和苏联相比确实少得可怜。到1942年12月，英国得到的租借物资达34.5亿美元，占美国租借物资总额的76％；苏联得到9亿美元，占20％；中国只得到1.2亿美元，占2.6％。这一方面是由于英美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运输的困难。
要使每月的空运量达到1万吨，必须要有600架运输机，空运线两端必须各有12座机场，每个机场要容纳50架飞机，还要有必要的仓储设施和公路、铁路，同时每向中国空运1吨物资，就要消耗同样数量的燃料。史迪威和阿诺德都曾向最高统帅解释这方面的困难，但最高统帅总是不屑一顾。他对阿诺德说：“事情是必须做的，办法总会有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最高统帅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在陕甘宁地区的油田，将为他提供更多的原油供应，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为这些美国的运输机提供必需的燃料，前提是美国人也要提供更多的物资。
中国代表在会上表示，云南方面的机场和其它设施可以保证予以解决。韦威尔上将也表示，尽管英国军队要用同一条运输线来保障前方部队的作战准备和后勤供应，但只要美国空运司令部能运送多少物资，他就保证把物资运到阿萨姆。
阿诺德等人的重庆之行和加尔各答会议的结果，使史迪威感到非常高兴。他觉得能说服中英两国接受“安纳吉姆”计划，就“如同翻越了驼峰”；同时，“阿诺德和迪尔开了眼”，他们见识了一下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花生米和何总长之流，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阿诺德很理解史迪威的艰难使命，他对史迪威说：“亲爱的乔，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干的。……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请尽管吩咐。”
但是，史迪威也并不感到轻松，最高统帅实际上是用新的“三项要求”投出了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他随时可能以此为借口收回自己的承诺。因此，要迫使最高统帅履行自己的承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答复最高统帅的各种要求时，必须以强硬的态度提出美国的附加条件。尽管罗斯福拒绝采取这种办法，但史迪威仍想让华盛顿认清他严厉的重庆政府的真实面目，不能让花生米牵着美国的鼻子走。他给马歇尔发去了一封电报，再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花生米变化无常，很难对付，无论我们给他什么，他总会不断地提高要价。除非我们用更加严厉的口气对他讲话，否则，他的这种态度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应当从他那儿讨回一个保证。”
马歇尔希望总统能再次考虑史迪威的建议，他把这封信附在自己的报告里转给了罗斯福。但是，马歇尔的努力没有奏效，相反却招致了罗斯福总统一次严厉的斥责。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