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是郑和发现的吗？
新世纪开始爆出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国际规模的轰动：2002年3月，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舰长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报告，提出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时发现的。孟席斯的报告立即向全球转播，他的专著《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也一版再版，热销各大洲。正在筹备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的国人，对此当然备加关注；但是首先产生的问题是：这是真的吗？
孟席斯舰长本人不通中文、也不从事历史专业，并没有掌握任何直接证据；然而他认为郑和舰队不仅抵达非洲东岸，而且还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发现过美洲新大陆。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思路来自几十年航海家的感觉：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一张十五世纪老地图给了他启发。落款1424年由威尼斯人编制的海图，准确地表示出欧洲的岸线，海中几个岛屿名称古怪，孟席斯判断这正是美洲加勒比海的波多黎谷和瓜德罗普岛；而在1424年之前，无论欧洲或者阿拉伯国家都没有能力远航美洲，世界上能做这件事的只有明朝的郑和船队。顺着这条思路，他又去收集了种种证据。然而建立在这种‘逆推‘或者‘反证‘基础上的惊世骇俗之说，当然大有争议。
本文无意、也没有资格去讨论孟席斯假设中的种种论据，只想以此作为由头，探讨一番东西方海洋文化的差异。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作为六百年后的历史回顾，既值得国人引为骄傲，也有必要从中提取经验教训。力求通过分析，能够得出一些对当前振兴华夏有用的认识。
古代中国的航海优势
其实，‘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并非孟席斯首创。据报道，二个半世纪以前，法国一位汉学家就曾在南锡的法国科学院提出，元朝文献中的‘扶桑国‘就是墨西哥；据说距今十五个世纪以前，中国和尚慧深就到过加拿大，这比郑和早了近千年。但这还不算早。从美洲海底发现的石锚和陆上发现的土墩文化，到秘鲁的虎神石雕和墨西哥出土文物上的象形文字，都曾经引发过‘殷人东渡‘的推论，说明三千年前中国殷人就曾跨越太平洋到达美洲。当然，所有这种种说法还都只不过是推论，缺乏确凿的证据。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非议。说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的也不光是中国人，比如北欧的维京人据说在十一世纪初就到过加拿大。应该说，美洲自有土著居民，无须谁去‘发现‘；西方语汇里的‘发现‘，指的是西方人开始‘开发‘美洲。即便证明了中国人早就到达了美洲，也不能改变这片‘新大陆‘是欧洲人、具体说是哥伦布到达后才开发的事实。如果说，这种‘开发‘至少在早期纯属掠夺，那么这‘开发‘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词，也是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有趣的是：为什么总有这种声音，而且是来自海外的声音，说中国人早就到过美洲？其原因还在于历史上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中华民族有过悠久的航海史和长期世界领先的海上技术优势。孟席斯的推想，不能说全无根据：十五世纪以前能够在世界大洋作大规模航行的，确实还只有中国。诚如李约瑟所说，‘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想象一下六百年前，郑和两万多人、三百多艘船的巨型船队，领队的宝船又是长逾百米、至今还是最大的木质船，一旦出现在大洋岛国，怎不令人目瞪口呆，惊以为奇迹天降？
明朝的航海优势，是中国长期航海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早在3世纪，孙吴的海上商船就长达60米，孙权曾派遣康泰、朱应率强大船队穿越南海出使扶南（柬埔寨），也曾派卫温、诸葛直率万余人的舰队到达夷州（台湾）。12与13世纪之交，南宋水师控制了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船只多达6000艘，曾在山东半岛外海击败了金国的大舰队。而13世纪元朝的海船比宋朝更加壮观，马可波罗到泉州港时就看傻了眼。种种的历史记载，展示出古代中国的海上优势；海外的出土文物，也不时发现中国古代航海远征的踪迹，使我们为自己祖先创造的奇迹兴奋骄傲。
但是，郑和之后没有郑和，鸦片战争从海上打来，这也都是事实。我们在为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喜庆欢呼的同时，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为什么会从海上的强国衰落成为海上的败兵？为什么中国会放着海上的优势不用，结果从海洋上发展起来的是西方，从海上开始吃败仗的是中国？回答这些问题，最容易的切入点就是郑和下西洋本身和将近一个世纪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航海相比，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两类不同的航海
郑和下西洋，本来是盛极一时、炳彪千古的历史壮举，不料1424年明成祖朱棣一死，新皇帝就下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尽管在又一个新皇帝宣宗手里，郑和还组织了第七、也就是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远航，但随接着就是彻底的海禁，走上绝然相反的道路，甚至连图籍档案一概烧尽。盛极而衰，嘎然而止，一场叫人看不懂的突然变化。关于下西洋突然终结的原因，至今见仁见智，多有争论。如果说，下西洋的原始动机在于朱棣要寻找政治对手、侄子朱允?的下落，那确实早就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如果说，当时朝中对于下西洋的争议，反映了明朝宦官集团与儒家朝臣之间的矛盾，那历次下西洋确实都是在宦官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客观原因，是在于国家的财政。
六百年后回顾，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丰功伟业。郑和传播了华夏文化，促进了海上交流，提高了航海技术，推行了和平外交。然而，本质上这是从皇帝的政治需求着眼、缺乏经济考虑，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质的政府行为。朱棣不惜一掷千金，换取大明皇朝的国威，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以‘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这种‘赉赐‘航海，最后导致‘库藏空匮‘，难以为继。固然，下西洋的确具有经济贸易的一面，它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引进的药物也丰富了中国的药典……；但是这种‘朝贡贸易‘的特点在于‘厚往薄来‘，无论采用‘贡品‘与‘赏赐‘形式的商品交换，或者用高价购入‘番货‘，这类‘随贡互市‘并不要求等价交换，因为目的在于显示中国的富强，算的是政治帐，不是经济账。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西洋的同时，明朝政府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只准皇家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也允许西洋海船来中国，就是严禁中国人出海经商。所以说，下西洋作为明成祖巩固政权、弘扬国威的措施，是一种政治驱动的航海行为，并不等于海上贸易的开放。
形成对照的是从伊比里亚半岛出发的海洋探险。就在郑和之后，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1394-1460)派出了多次航海探险队，为后来葡萄牙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和麦哲伦实现环球航次准备了条件。他们探险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直接与印度通商寻找航线，结果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与国王订有合同：新发现的领土归国王和王后，所得金银财宝10%归哥伦布并且免税。结果，‘地理大发现‘引来的是财富与奴隶的掠夺，为欧洲赢得了发展的新纪元。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当时远航的区别：西方有强烈的经济目标，而中国却只从政治出发。中国古代的海洋文明过于突出政治，过于忽视经济，这样的海洋文明缺乏可持续性。百年前梁启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哥伦布之后，有无数量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答案看来就在这里!
纵观欧洲历史，国王、海盗和海外商人本来就是三位一体，探险的航海本来就预期着暴利。海盗式的航海探险或者‘发现‘，包含着太多的罪恶与残忍，笼统地赞扬是不公正的；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经济基础的突出政治也是不可持续的，不加分析的歌颂恐怕也是不适当的。而这后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多发症，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晚期，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决不能再掉以轻心。
今天，我们无疑应当谴责‘地理大发现‘家们的贪婪残忍，也完全有理由颂扬郑和远航的和平性质。但是在大尺度的视野里，必须承认是欧洲人的‘大发现‘导致了美洲的开发，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郑和的壮举虽然对东南亚、印度洋一带留下了深刻的踪迹，但是很难说对全球有多么重大的影响，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说不上新时期的开创，以致需要今天来大声疾呼，加以弘扬。
事过六百年，最突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在海上征服世界的开始，恰恰发生在郑和下西洋后不久？明代的中国，建立了世界史上空前的大舰队。然而‘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下令自我毁灭。为什么？‘这里美国人提出的，是一个任何人都会问的问题。如果透过历史的细节，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着眼，那么答案就应当从华夏文明的起点上去寻找。
两种文明的起点
两种不同的航海，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在河流谷地，唯独发源于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是个例外。作为整个西方文化根基的古希腊文化，是在爱琴海的沿岸及其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发展起来的，欧洲第一个城市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克里特岛上出现。沿岸狭窄的平原和良好的港口，岸外众多的小岛，是早期发展航海和形成海洋文化的理想背景。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与巴比伦文化，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都是定居在流域里的农耕文化。当然这些亚非的古文明，也都有其海洋成分的一面：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的汊河比较多，不像现在只有两条，而且还有河道与红海相通，因而地中海与红海提供了向海洋发展的条件。波斯湾西北端当时也比现在的范围大，两河流域的文化濒临波斯湾发展，问题在于其发展的方向。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也能达到黄、渤海岸，但是历史发展的结局，统一六国的是黄河中游的秦国而不是下游的齐国，结果重心在中游而不在下游。这些古文化有的已成陈迹，但如果把现存的中国与西方文明相比，可以看到正是这两者起点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三千年历史走向的差异。
以河流流域为基础的华夏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当时的中国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社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只求没有异族的入侵，决无向外另求福地的意向。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教文化，主张人们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父母在，不远行‘，并没有到远方开拓的传统。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来说：‘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何苦要去海外殖民？至于对外贸易，也是应国外的要求而开，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58年致英王敕谕）。帝皇的观点，反映了自足自给农业社会的心态，一种内向型社会的心态。
古代中国社会‘内向型‘性质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性。向欧洲介绍元朝中国盛况的‘马哥勃罗游记‘，所以能激发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兴趣，原因在于当时东西差异之大。只有海外前来有求于我，我们无求于海外。就是海内也一样，相对于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社会来说，沿海地区只是‘蛮夷‘之地；对于平原狭窄沿海山地，趋向于到海上甚至海外发展的居民，自然而然地被视作‘另类‘。比如粤东地方，‘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的‘蛋户‘就被列入‘四民之外‘的‘瑶蛮之类‘，属于化外之民。对于这样的政权说来，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实行‘海禁‘，甚至像17世纪清朝早期那样实行强制性‘迁海‘，使沿海数十里成为荒地。与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国王、海盗与商人来联结起来向海外殖民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上面所述，决不是说华夏文明属于与世隔绝、不尚交往的封闭类型。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的融合体，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和亲和力。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儒释道可以三教合一，这从西方文明的角度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汉唐盛世，中国的首都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都会，也是吸引四海前来学习先进文化的国际中心。‘留学生‘一词的由来，就是指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带来，留在中国继续学习人员的称呼。政治上，从汉朝开始对外派遣政治使节，通西域的西汉张骞、东汉班超，或者出使罗马帝国（大秦）的甘英，对于中亚地区的交通发展和文化交流，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宗教上，东晋法显和唐朝玄奘，或者东渡的鉴真，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亚洲文化的交流史上，也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当时东西方交流中从事经商贸易的，却主要不是中国人。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丝绸之路上古代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主要地通过中间商人，如西域人来进行的，其中包括来自现属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粟特商团‘，即安禄山、石敬瑭祖先的‘昭武九姓‘。其中许多人后来融入了中华民族，但至少不能代表重农轻商华夏文明的主体。这就是说，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负重远行的开拓者，但他们是凤毛麟角，并没有构成历史的主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规模的海内外交往，但直到最后一个皇朝，始终认为中国处在世界的中心，这种居高临下的交往并非出于自身的必需。谈到这里，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如此容易遭到否定，一场历史的壮举居然成为古代中国向海洋发展的终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
当我们说华夏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区别时，立刻就会有人举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明的众多记录，否定这种区别。其实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文明中灿烂的航海历史，是不容否认的；但这决不能证明海洋成分曾经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于世界文明发展途径的多样性，了解还有所不足。
前面说过希腊文明源自爱琴海，其实西欧后来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以海洋为中心展开。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马其顿王国，或者后来的罗马帝国，都是围绕地中海周边分布的，海就在中间。中国历史上苦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欧洲可以相比的是北欧海上的维京人，从8到11世纪维京人的海盗征战，改写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14至17世纪，在欧洲垄断贸易、起过重要政治作用的汉萨同盟(League)，也是以德国北岸的卢贝克港为中心，由围绕波罗的海的城市联合而成的。我们对于欧洲文明首先是从洋炮和洋货开始认识的，对于这种文明如何围绕海洋发展起来的历史，大家都比较陌生，也不大清楚这与古代中国围绕大河流域、在大平原上发展起来的文明，究竟有哪些深层次的区别。
比如战争，战争作为历史之曲的最强音，很能反映出这种区别。在以古希腊为起点的西方文明中，海战比例之高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荷马史诗记载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是传说中古希腊战争最脍炙人口的一段，现已证明属于史实。希腊军队围攻特洛伊城十年不下，最后用木马计破了城。然而，这场大战是跨海之战，希腊方面动用了上千条战船攻打特洛伊；而攻陷特洛伊的英雄奥德赛，在归途中又在海上飘泊了十年。这与中国的历史十分不同：著名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部族与蚩尤部族争夺中原地带，是发生在河北涿县一带典型的陆战；而我国著名的水战，比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是发生在长江中游的江上之战。其实一部欧洲发迹史，整个溅满了海战的鲜血。英国就是在十六世纪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十七世纪英荷海战夺取荷兰海上贸易的垄断，才建立起海上霸权的。
每个古老民族都有洪水的传说，这些传说也都带有不同文明的烙印。‘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故事，是基督教文明的洪水故事。近年来，美、俄两国学者合作研究，在黑海陆架取得250个以上的沉积柱状样，发现是冰期以后地中海海面上升，远远高于当时还是淡水湖的黑海湖面，距今7600年前海水终于突破博斯普罗斯海峡灌入黑海海盆，而这正是‘诺亚方舟‘传说的原型。我国历史上的夏禹治水，说的是河流流域的大洪水，正反映了我国文明的特色。而《旧约》里涉海的故事并不以诺亚方舟为限，‘出埃及记‘里的渡过红海，‘约拿书‘里的海上风暴，都属此例。两者相比，也正是中、西方文明差异的一种表现。
大陆型与海洋型文明的差异，同样反映在古代地理学的不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66-或472-527）的《水经注》记述了1252条河流，是水文地理的经典著作，这些都代表着大陆文化在地理学上的辉煌成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1586-1641），北起燕、晋，南至云、贵、两广，遍游名山大川，考察地质地貌，水文、植物，虽然也曾到达海边，而其目标还是在山川。相比之下，西方的学者如德国的亚历山大·洪堡德(Alexandervon Humboldt，1769-1859)在秘鲁考察，就发现和测量了南太平洋的东部边界流--秘鲁寒流，也称为‘洪堡德海流‘；美国革命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在1770年第一次绘出了墨西哥湾湾流图。近年来，我国也越来越多地介绍古代航海的纪录见闻，从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到清朝谢清高的《海录》，但重点都在海外岛屿的人文介绍，并不涉及海洋探测。海洋文明的概念，是西方与我国传统地理学相区别的一大特色。
两类文明中海洋成分的差异
我们说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只是指其起主导作用的部分，决不是说以大陆为特色的华夏文明就没有海洋成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航，首推2200多年前的徐福下东洋。但这种为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航行，很难说是海洋文明的标志。纵观历史，华夏文明里的海洋成分始终只是作为插曲和补充出现，难以形成主流，而且这种传统贯穿至今。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跨出大陆、走向海洋的壮举，却只能昙花一现，以悲剧告终，这恰好说明中国传统对于海洋文明的容忍度。空间上看，沿海地区几千年属于‘蛮夷‘之地，从沿海多山地区到海上甚至海外发展的居民，长期被视作‘另类‘，属于化外之民，不受政府保护。对于这样的政权说来，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实行‘海禁‘，甚至像17世纪清朝早期那样实行强制性‘迁海‘，使沿海数十里成为荒地。与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国王、海盗与商人来联结起来向海外殖民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可以举出数不清的实例，证明中国古文化中有丰富的海洋成分；但是难以证明这是华夏文明的主流。比如战国时期邹衍的‘大九州说‘，认为儒家所称的中国，只占天下的九九八十一分之一，反映出沿海的齐国文化中，对于空间广阔性的认识。管仲、邹衍的观点的确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色，但统一六国的是代表内陆文明的秦国，不是齐国；几千年来统治中国思想界的是儒家，不是阴阳家。
与此相应，两种不同类型文明中的海洋成分也各不相同。在内向型的中国大陆古文明中，海洋常常作为一种抽象或者负面的因素出现，通常与蛮荒、甚至灾难联系在一起，连神话都不例外。庄周《逍遥游》里的大海‘北冥‘、‘南冥‘，及其中可以互相转换的‘鲲‘和‘鹏‘，无非是极言其大，并无具体所指，属于哲学的议论而不是自然的描述。《山海经》的‘海经‘‘荒经‘也是指遥远的极边地区，重点在于怪诞事物，而涉及海洋的最佳内容莫过于‘精卫填海‘故事：炎帝女儿在东海溺死后，变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想把东海填平。几百年以来，出海者朝拜最勤的是‘妈祖‘，便是传说中宋朝福建莆田的女子林默，成仙后变为海难的救星。因此，这里有抽象的、哲理的海洋，也有具体的海洋，但是具体的海洋往往含有悲剧成分。
人们会说，我国古代神话中也有生动活泼的海底故事：《封神榜》里的哪吒闹海，《西游记》里孙悟空闹水晶宫，既不抽象，也不是悲剧。然而，这些想象中的海底世界，与陆地并无区别，孙悟空打进东海的水晶宫，照样献茶喝酒，看不出有海水的模样；而哪吒大闹龙宫，手持火尖枪、脚踏风火轮，更与陆上没有两样。明朝《东游记》讲八仙过海，也有火烧龙宫，‘铁拐、洞宾放出葫芦之火，须臾之间，东洋火炽，竟成一片白地。‘这些神话里的海洋，只是把陆地搬到了海底，是一种抽象的空想产物。古希腊神话里也有众多有关海洋之神，从海神Poseidon到Oceanus与Tethys夫妇，而这类神话往往具有实际航海生活作为基础，不只是凭空的想象。例如希腊神话中的舍伦(Siren)女妖，这种人首鸟身的女妖在海边岩石上唱歌，用甜美的歌声蛊惑航海者溺死，正反映了爱琴海区日中太阳可畏，在‘无风的沉静‘中的午睡具有生命危险。同样十九世纪法国的凡尔纳（JulesVerne），如果没有海洋知识，根本不可能写出像《海底两万里》那样的科幻小说，而且这种小说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产生。
从具体的人物身上，也许可以更好地看出两种文明的区别。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比秦始皇（前259~前210）差不多早一世纪。两位都是创有统一大业的旷古伟人，但是对于海洋却态度各异。秦始皇尽管也曾‘东临碣石‘，还派遣徐福东渡求仙，但他的兴趣在山不在海。亚历山大大帝却总是向着远方未知世界，去发现新土地、去探寻新海域，不仅曾经派遣舰队考察阿曼海、波斯湾和红海，临终前还安排人去考察里海是否同黑海相通，而且身体力行，传说曾经亲自潜入海底进行观察。我们也可以举艺术家进行比较：明朝的苏州才子、画家唐寅(1470-1523)和意大利的达·芬奇(i，1452-1519)属于同时代人。唐寅的山水画和仕女画属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极品；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达·芬奇，却不仅是艺术家，同时又是发明家、科学家。他笔下的大洪水具有流体力学的内涵，它的人像和马像都具有解剖学的基础，更有趣的是他留下了潜水服的设计图，直接为探索海洋做出贡献。
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学术界，重视实践、亲自动手，与长期沉湎在科举制度下、只注重‘务虚‘、不重视‘务实‘的中国学术界，形成强烈的对照。值得指出的是海洋的观察，十六世纪瑞典OlausMagnus所作的北海海图CartaMarina（1539年)，不但表示了海岸与海洋动物，而且所画的海冰的分布与涡流也被现代的遥感观测所证实，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对海洋的兴趣，也反映在现代和近代政治家身上，美国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参加过海洋深潜器的设计，虽然他的方案未被采用。近代史上，东方的日本也是以海洋为特色，1975年裕仁天皇参观美国WoodsHole海洋研究所了解深潜技术；1987年，当时的平成皇太子不仅参观，并且还钻进了Alvin号深潜器。
历史的反思
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本来各具特色，并无优劣之分。问题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趋势，却是海洋的作用越来越大：海洋从提供‘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发展到今天的‘海洋世纪‘，海洋成为未来能源与资源的宝库，和各国权益之争的焦点；世界各国也从‘自给自足‘发展到‘全球经济‘，海洋是进入全球经济的必由之路。说到底，人类虽然在陆地上生活，而现代地球上的几片大陆相互间远隔重洋，人类社会越是全球化，海洋的作用也越大。这与两、三亿年前，全球只有一个‘联合大陆（Pangaea）‘的时期大不相同：如果那时候产生人类文明，显然大陆文明会比海洋文明更具优势。
应当承认，中国长期以来对海洋的忽视，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古代史的根源，因为起源在河域而不是海岸和海岛；近代史的根源，在于几百年的主动‘海禁‘；现代史的根源，则是上世纪中以来遭受封锁，几十年的被动‘海禁‘。我国历史上长期忽视海洋，直到洋炮从军舰上把我们轰醒，仍然没有改变‘以农立国‘的大陆性内向性质。由于长期重陆轻海的习惯，导致我们缺乏对海上权益的敏感，总以为‘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至今缺乏海洋国策，缺乏国家层面的海上定位，总以为说到海洋也无非是近岸，‘家门口还弄不好，跑老远去干吗‘，习惯性地把大洋留给别人。海洋观念的薄弱，同样影响着文教战线，在地球科学的‘海（海洋科学）陆（固体地球科学）空（大气科学）‘三军中，我国以‘海军‘为最弱。连中学地理教材，近年来也出现海洋部分越来越弱的偏向。
东西文化差异，是中国知识界的百年话题。当我们将两者进行比较时，惊人地发现海洋文化是其中最大的差异之一。本文从海洋文化的比较着眼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异同，重点在于探索我国长期忽视海洋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谈到负面的内容比正面的多，但决没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意思。更不想把我们今天的缺陷推到祖先头上，如鲁迅先生嘲笑的，烂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而是相信，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相信高尔基的话：意识到自己是傻瓜的人，就不再是傻瓜了。海上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甘心落后，或者不承认落后，能够发展的时候也不去发展。由于对海洋的漠视，六百年前我们曾自毁水师，将海上优势拱手让人，直到今天还在尝其苦果；六百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讳疾忌医、依然故我，会不会重蹈覆辙，再一次丧失历史的良机？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