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兵变，长孙无忌到底在李世民面前献出过多少奇招妙着，在其中起到了哪些关键作用，史书并无详尽记录。从现存史料看，长孙无忌对这场兵变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既没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多谋善断，更没有尉迟恭、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段志玄、于志宁等人的临阵冲杀，他的功劳表现在哪些方面，世人茫然无知。那么，史家为什么在他身上花费的笔墨就这么吝啬，不肯实事求是，多为他扬扬名，让世人口服心服地承认他这“第一功臣”的称号来得名符其实呢？既然史料不传，我们说长孙无忌的“第一功臣”得益于玄武门兵变，似乎就变得没有了说服力。难道真的是因为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或者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胡乱把这一虚名赏赐给了他。笔者认为，要真正查找原因，还得从玄门门兵变这一事例的特殊性去查找。
类似玄武门兵变那样公然大规模使用血腥手段骨肉相残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当时在全国上下引发的震撼力，冲击力，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李世民事后扪心自问，某些事情（例如残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十个大多尚属低幼孩童的儿子），其手段的残忍，难道算不上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吗？李世民有了这种心病，加上担心因此引发社会动乱，为了稳定大局，防止爆发大规模战争，动摇他刚刚到手的皇帝宝座，他必须尽最大可能，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忌讳人们过多地谈及这一事件的心态就很正常了，对自己兵变前处心积虑的种种精密谋划，自然是讳莫如深，当作国家（也可以说是他本人）的特级机密，永远烂在自己和他身边极少数知情人的肚子里。他与长孙无忌两人私下谋划的事（其中也包括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所献的一些计谋），知情者自然是除了参与者本人，再无旁人知晓。其中种种利害关系，即使旁观者有心了解整个内幕真相，恐怕对李世民这一亲手严格把关的特级机密也无隙可乘。至于后来的史学家如司马光等人，在笔下再现这段历史时，事情已相隔那么多年月，当时的人们尚且无法打听的内情，他们就更加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自然不好胡乱猜测。长孙无忌对这场兵变所起的作用无法流传于世，也正如历史上那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所有谜团一样成为谜团。也正是这一谜团，才使长孙无忌的知名度受到严重影响，使他的付出与后来在人们心目中的名望不成正比。这种误会，不但是其后千百年来的后代人，即使是那场兵变的当事人，也大多被蒙在鼓里，误以为长孙无忌这第一功臣的名号得来太轻松，太让人不服气，其中最典型的人物莫过尉迟恭。
尉迟恭作为武将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代表，内心上说不定对那些整日坐在大堂上摇唇鼓舌的幕僚们本就一肚子不屑，加上他在玄武门兵变中，不但亲手射杀了李元吉，把李世民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还奉李世民之命，率军逼宫，迫使李渊当场下旨，把全国军队的指挥大权全部移交给李世民，从而使李渊再也无力过问李世民的是非功过，自问功劳无人可与比拟。李世民既然不肯公开把长孙无忌（也包括房玄龄和杜如晦）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却把三人的功劳排在尉迟恭前面。尉迟恭心里那股怨气自然可想而知，不但从此把三人视为仇人，平日有事无事喜欢找他们点麻烦，后来在一次宴席上还借酒醉闹事，舞动拳头要殴打长孙无忌，却误打了上前劝架的任城王李道宗，惹得李世民脾气大发，虽然没有因此要了他的命，却在事后把他严加训戒了一顿，使他从此再也不敢任意闹事，好歹封住了他的嘴巴。
说了这么多，长孙无忌对玄武门兵变所起的作用，还是没有任何眉目，读者也许有些发急了。其实，具体细节固然已无法查证，但只要我们认真推测推测，大体过程还是不难得出结论。
可以想见，以李世民的精明干练，在兵变前，凡事无不深思熟虑，反复推敲，把一切必然出现的情况估计进去尚且不够，还将制定一系列应急方案，以防临时出现一些事先难以估计的意外不利因素，确保万无一失。对于这一系列重大决策，事前有资格参与、或者说知情的人肯定为数不多。长孙无忌却是这少数参与者或知情者必不可少的一员。可以说，李世民每一步行动方案的设计，实施，绝对离不了长孙无忌。这一点，即使是房玄龄、杜如晦等顶尖高参没被赶出王府，也不可能和他相提并论。有些重大决策，或者说心里话，李世民不一定方便对房、杜等人说的，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和长孙无忌商量，反复征求他的意见，说不定有时候还需要双方反复辩论，看法求得统一后，才有可能最后决定。
笔者之所以这么说，道理很简单，以长孙无忌与李世民从小以来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世上还有谁比他更值得李世民信任？换一种方式说，假如李世民在这场残酷的争斗中不幸失败，无论是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尉迟恭……那一大批李世民手下的忠臣良将，都有避免与李世民同归于尽的机会，甚至还极有可能在完全没有了指望的情况下反戈一击，改投“明主”。惟独长孙无忌因为妹妹的关系，极少存在这种可能，他所充任的角色，是秦王府所有谋臣武将唯一真正必须与李世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是李世民货真价实的铁杆心腹。李世民不第一个依靠他，还能指望谁？李世民遇有最难决定又必须严守机密的问题，不到兵变行动正式付诸实施以前，他不会向其它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却不可能瞒着长孙无忌。在当时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从某种程度来看，说李世民已把长孙无忌当成了自己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也不过分。正因此，长孙无忌对李世民的兵变部署比任何人的参与机会都要多，所献的计谋自然也比任何人都要多。在李世民面前，还有谁的话比他说的更有分量？更容易被李世民接受，采纳？对李世民的内心世界，兵变前的所有行动方案，还有谁比他知道更多底细？更加了如指掌？有了这么个重要因素，还有谁的功劳能比他再大？这一点，从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临死时对褚遂良所说的“无忌尽忠于朕，朕有天下，多其力也。朕死，勿令谗人间之”也足以证实，李世民对长孙无忌为他所作的贡献评价有多高——“朕有天下，多其力也”，这是对长孙无忌一般意义的评价吗？
那么，长孙无忌“多其力也”是什么时候出的？平定四方群雄，那是李渊当政时的事，李世民虽在当时率领大军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但他那时候是在为他父皇的天下效力，与他临死前所说的那句“朕有天下”没有任何瓜葛，且不说长孙无忌一生鲜有战功，跟征战的事也扯不上多少关系，即使硬扯进去，他的功劳也远远无法和李靖、徐（李）世绩等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将领比，“多其力也”的说法显然与这段历史无关。管理国家政务的才能和对社会治理所作的贡献，长孙无忌显然也比被史学家极力推崇的房玄龄、杜如晦稍逊一筹。李世民之所以给予他这么高的评价，除了玄武门兵变，他还能凭什么获得如此殊荣？他那“多谋略”称号的获得，也惟有在这一事件的发生前夜得天独厚地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超常发挥，才使李世民真正发现了他的过人才干，国家以后每有重大决策，都离不开他的直接参与，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和房玄龄等人一起主修的《唐律》和《律疏》。《律疏》三十卷直到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才完成，即现存的《唐律疏仪》，是我国封建社会留传下来的最完备的法典。修成这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法典，长孙无忌长期所付出的心血是不少的，也使他治理社会的才能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因为这许多因素，李世民不仅在病危时遗命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政，还极其郑重地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最后一次由衷地表明了长孙无忌在他心目中所占的特殊分量！单凭这临终前的两番郑重嘱托，我们能不说长孙无忌至少是李世民真心认定的开国第一功臣吗？从这一点分析，长孙无忌也确实是非常幸运的。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