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道理，李渊在这期间携子外出避暑，李建成突然一改初衷，既火速组建长林军，又派人勾结外臣，大张旗鼓去仁智宫追杀李世民，那种事于情于理说得通吗？如果历史上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稀奇事，又该作何解释呢？
依笔者所见，如果真有其事，也应该是李建成手下一班人实在看不惯主子如此仁厚懦弱，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且有李元吉为他安排好了一切，横竖一个现成便宜也不肯去捡，担心他迟早要遭李世民毒手，到时候不但他本人的下场落得很惨，还难免把祸殃蔓延到部属身上。与其如此，还不如先斩后奏，以他的名义，背着他号令部众，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只要事情顺利成功，还怕你太子爷加罪责罚我们这些忠心耿耿的下属吗？这一点，从事情败露后，李渊大怒之下，再次亲口表示要立李世民为太子，改封李建成为蜀王，但临时又改变主意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李渊一定是很快又证实了这一大逆不道之举是李建成少数部下背着他干的，李建成确实是冤枉的，如果把他部下所犯的罪过加到他头上的话，实在太冤枉了他，因此只把他的部下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连同李世民手下一名得力助手、天策府兵曹杜淹，一起流放三千里以外了事。
杜淹为什么也会一起被流放？史书上没有说明原因。但是，正是史书上的“留白”，让我们更能体会到史官记载史事时不得已的苦衷来，也使后来者至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李渊之所以各打五十大板，应该自有他的道理所在。至少，杜淹与这一恶性事件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关联，甚至是他的言行严重失当，使双方手下部属的矛盾迅速激化，才直接导致了这次事变的爆发。
以上，我们也大致了解了李建成一贯来的为人准则，那么，同一年的冬季，他真的会徒起歹意，使用一种并无多少把握、大庭广众之下用赠送劣马的拙劣方式试图来置李世民于死地吗？限于篇幅，笔者就不在这儿多加啰嗦了，还是让读者朋友自己去探讨吧。
武德九年，“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曰：‘愿迁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但被尉迟恭当面谢绝。结果，惹得李元吉很生气，“使壮士夜刺敬德”。
看来，这件事是真的了，并且也牵扯上了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只是派人送了尉迟恭金银和书信，拉拢不成后，李元吉恼羞成怒，“使壮士夜刺敬德”，却跟李建成没有关系。李建成最后为什么不再参与这件事呢？当然跟他一贯的“生性仁厚”是很一致的。他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本钱去拉拢尉迟恭，恐怕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甚至准确地得知了李世民已正式做出了武装夺权的决策消息，不得已而为之吧？但是，以他仁厚的本性，既然人各有志，拉拢失败，也就不可能考虑进一步的严厉措施去报复人家。李元吉无疑也是深深看透了他大哥这一致命弱点，不得不赤膊上阵，派自己的手下先把这颗眼中钉拔除再说。
三个儿子明争暗斗的事情越来越多越公开化，李渊可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李渊既想要李唐王朝子子孙孙顺利继承下去，又思李氏宗族子孙发达，确保皇室宗族势力强盛，因此一心想着如何一碗水端平，使几个儿子彼此相安无事。但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李渊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这一良好心愿实在是自欺欺人，很难指望实现了。武德九年正月，也就是李元吉谋刺尉迟恭的事情败露之后，那种形势就越发明显了。李渊计穷之下，只得推心置腹地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朕当年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今建成年长，且为嗣日久，朕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李世民呢，当时的野心已是志在必得，要把整个国家的皇位继承权完整地夺取过来，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因此当场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极力推辞。但是，回到府上与众部属一议，大家都认为去洛阳暂时自成一国，以李世民手中所拥有的雄厚实力，人才资源，今后与李建成再争天下，自然是稳操胜券，岂不是比留在长安相互阴谋算计更靠得住？因此极力赞成他成行。李世民这才下定决心去洛阳。
单从大局稳定考虑，从天下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李渊作为一国之主，轻率地做出那种承诺，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大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味道。试想想，这样做，无疑是使一个完整的国家从此一分为二。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李建成和李世民本来已面临水火不容的地步，再让他们各人分治一国，彼此能够相安无事吗？二人各自手下的文臣武将能不各为其主，千方百计挑起战争吗？
唐初时期，因为大乱初定，全国的总人口仅有一千二百万（也有说仅有八百万的），全国百姓还能够经受得住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吗？因此，消息传到东宫，府上的人都极力表示反对，建议李建成一定要发动朝中亲信大臣出面力阻。结果，李渊在众官反复分析这件事势将引发的种种不良后果后，也深切地意识到自己这主意太“馊”，只得不了了之。
为了控制恶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大唐皇位能够顺利地传承下去，也为了保全所有子孙的身家性命，李渊心里明白，惟有让李建成这位“生性仁厚”的长子继承皇位，才有可能互不冲突地实现这一目标。不过，要让李建成顺利接班，首先就必须削弱李世民手中实力，削弱到他无力争夺储位才行。于是，李渊采纳了裴寂、封德彝等重臣的建议，以封赏为名，把李世民手下一大批干将分散到各地任职。这样，也无疑向李世民敲响了警钟，眼睁睁地看着旧部十去六七，却又无可奈何。
正是这种关键时刻，又是房玄龄及时提醒了他：“所遣诸人皆不足惜，惟杜如晦具王佐之才，殿下若守藩端拱，无所用之，任之自去亦未尝不可！若思经营四方，一统天下，则非此人莫属矣！”李世民闻言大惊，以手加额道：“玄龄不言，几失良才矣！”随即入朝，极力奏请李渊，才撤销了杜如晦陕州总管府长史的职务，仍旧担任秦王府的属官，以后每当有了大事难以决断，总不忘找房玄龄、杜如晦商议。
所以，我们说，李世民之所以发动玄武门兵变，绝不是所谓的迫于无奈，即使最后面临那种处境，也是他长期来蓄谋夺储、处处表露得咄咄逼人所致。当然，如果没有李元吉从中挑拨离间，兴风作浪，玄武门兵变或许不至于如此之速。所以，我们说，玄武门兵变的发生，离不开李元吉一份“功劳”在内。
对于李元吉这个人，历史上没人替他说过一句好话，看来他为人之坏不容置疑。李元吉自幼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走马游猎，坏事做尽，真实本事还真没多少。大业十三年，李渊举兵进取关中时，让李元吉留守并州（即太原），过了几年淫乐无度的太平日子，一遇宋金刚率大军来攻，一仗被打得落花流水，仓惶逃往长安，把山西大片土地全部丢失，几年后在沧州遇上刘黑闼大军，也是一路望风披靡……但是，就是这位无德无才的家伙，夺取储君之位的野心，却一点不比李世民逊色，长期以来称得上是垂涎欲滴，甚至丧心病狂。但是，李元吉根基最浅，既没有李建成的长子优势，也没有李世民的显赫战功，雄厚实力，胸中才学也比二位兄长差着很多。不过，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懂得自己劣势所在，为了最终达到夺嫡目的，李元吉能采取的谋略当然只有“曲线救国”了。为长久计，李元吉一则采取“扶危济困”的手段，百般依附势力较为弱小的李建成一方，时时不忘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寻找李世民的野心证据，处处鼓动李建成防备李世民，甚至不时设计要除掉他；二则暗中养精蓄锐，大肆招募死士入府，以便一旦协助李建成除掉了李世民，再找机会除掉李建成。例如李渊父子入齐王府查问兵器库一事，如果李建成首肯，恐怕就轮不到李世民后来的玄武门兵变了。
行文至此，问题又来了：李元吉既然志在夺嫡，那一次为什么不来个快刀斩乱麻，把李建成和李世民一块除掉呢？其实，这件事看似难以理解，但开动脑筋认真分析分析，答案就不难得出——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朝中拥有的那两股强大的势力，如果贸然同时向二人发难，二人的众多部属借口为主人报仇起而造反，一定引发天下大乱。李元吉自问至少眼下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同时与两大势力为敌，乱军一起，他这条小命还保不保得住实在很难说，风险成本太大，他怎么能轻易下得了那种决心呢？因此，他必须征得李建成同意，借李建成的旗号除掉李世民。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一旦李建成因这件事的成功，顺利登上了帝位，一定会遭到李世民旧部的报复反抗，那时候，李元吉还可以维护正义的面孔出现，借机打出为李世民报仇的旗号，把李世民旧部那些不旧明真相者拉到自己门下，从而达到最终夺取帝位的目的。令李元吉懊恼不已的是，李建成心性过于善良，一味顾念手足亲情，任凭李元吉耍尽千般手腕，或旁敲侧击，或直言不讳，都无法奏效。李元吉无奈之下，不得不跳到前台，公然派出刺客，谋刺尉迟恭等李世民的铁杆心腹；派人到李渊面前上奏，把李世民手下的谋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等人一个个驱逐出秦王府，从而一步步促进了矛盾的尖锐化，表面化。
武德九年五月末，突厥颉利可汗派大将郁射设率领八万大军攻入代州，意在长驱南下进犯长安。李渊得报，因考虑到李建成、李世民两派势力纷争日趋激烈，既然不便派李建成这位太子出征，也不想再让李世民统军，免得再一次让他坐大，因此一直举棋不定。裴寂、封德彝等人揣摩李渊的意思，提议由李元吉挂帅，燕国公罗艺、天纪将军张瑾为副帅，率军出征。李渊本来担心李元吉没有统军才能，不敢轻易答应，但考虑到罗艺、张瑾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就欣然准奏，同时严戒李元吉凡事要多听从罗、张二人的主意，不得轻易自做主张。李元吉获得这样的好机会，心里那股高兴劲就没法形容了，趁机提出要求，尽调秦王府骁将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侯君集等随军出征，计划在战争中寻找机会，把他们一起除掉，从而剪尽李世民羽翼。李渊正愁没法奈何得了李世民的夺嫡野心，如果一下把李世民手下这班虎狼之辈全部调出，打完仗再把他们分别安排在各地任职，李世民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撑，他的野心再怎么大，能力再怎么强，孤家寡人一个，怕也无所作为了，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李元吉和李渊各自打的那种如意算盘，如果顺利得以实现，无疑是对李世民是极为沉重的当头一棒。类似这样的举措如果是用来对付那种一般的庸碌之辈，不必说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李世民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工于心计的“有心人”，效果就正好适得其反——这消息一经传出，李世民马上把问题的严重性看得再明白不过，他手下一班亲信因此而群情激愤也是可想而知的事。以李世民的精明机警，第一反应当然也是气愤，但接着被部下的愤怒情绪一鼓，马上让他敏锐地意识到，李渊与李元吉的这一举措，无异于义务地替他做足了部下的宣传鼓动工作，无形中把他那些忠心耿耿的部下一致对外的看法意外地集中了，把他们的士气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使他有了充足的理由去实现他蓄谋已久的武装夺权行动，可以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于是，李世民毅然决策，派人通知宫廷禁军总管常何和他手下的两名副将云麾将军敬君弘与中郎将吕世衡为内应，义无反顾地发动玄武门兵变。常何勇冠三军，历来是李世民心腹。李世民深谋远虑，数年前就推荐他充任禁军总管，为了确保他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所用，当时还赐给他金刀一柄，黄金三十绽，让他永远记住这份情义。敬君弘和吕世衡也全是李世民的旧部亲信，所以派二人充当常何的副手。
玄武门兵变，人们历来持肯定态度。那种心情不难理解，因为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其实也谈不上开创，李渊在位时，对前朝的租庸调制、府兵募兵制、科举制都有过极好的完善，而《武德律》的修撰，不仅在当时，对其后的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乃至亚洲近邻各国的法律形成也无不影响深远，李世民在这些方面仅仅是较好地继承并稍有改进而已），为以后的大唐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社会历史发展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但是，如果换一种情况，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成了一个胡涂的昏君呢？人们是否会对这场兵变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呢？笔者个人以为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事论事，李世民在兵变中可以说是暴露了自己极其凶残的一面。如果说，李世民当时毫不犹豫地射杀自己的亲哥哥，又单马独骑穷追弟弟李元吉，必欲亲手除之而后快，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随后令人杀尽李建成和李元吉十个儿子，就充分显示了他骨子里的穷凶极恶。试想想，李世民登基那年才二十七岁。李建成比他大了十三岁，古时候结婚生子早，他的五个儿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或已经成人，或基本已到成人年龄，我们无法推断。但是，作为李世民同母所生的弟弟李元吉，中间还隔着个李玄霸，年纪顶多也就二十三、四岁。那么，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会有多大年纪呢？恐怕全是低幼儿童吧？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跟着父辈一起遭此横祸！如果怕他们长大后为父报仇，你李世民就不能动用你的权力机构，在生活上给以宽待，在行动上加以限制，在教育上加以奴化，恩威并举，最终把他们培养成一班循规蹈矩的顺民？好歹留下他们几条幼小的生命吧！即使是李建成那五个已经成人或基本成人的儿子，也未尝不可以按笔者以上所说的管束方式，放他们一条生路？
当然，假如这一历史事件果真是按笔者所说的结果，李世民也就不成其为李世民，因为与这相类似的暴行，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还发生过一次，从而显示了他在对待内部竞争对手不留任何可能后患的凶残本性一一李渊去世下葬时，李世民也曾毫不手软地下旨，后宫中凡受过李渊封号的所有妃嫔全部为他陪葬。如果要考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下决心又一次大规模地干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目的大约不外是：堵口舌之源，免得她们日后在各自儿子面前搬弄是非，与他的后代来争夺皇位吧？
李世民的凶残一面之所以被忽略，主要在于他是中国历朝皇帝中最爱护功臣的一个。其实，单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他对待功臣就格外宽容，或者说他的心肠就比其它皇帝善良。因为，在李世民的一生中，也有过无故杀害功臣的记录——李世民曾因听信民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谣传，无故将一立过多次战功的武连县公、左武卫将军李君羡杀害，原因是其官衔、爵号、籍贯和职务连占四个“武”字，与“武王”二字嫌疑最大。以至李君羡临到死时，还不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另外，玄武门兵变前夜，李世民因为需要房玄龄与杜如晦这两位历来被他倚为左膀右臂的谋臣作最后决策，令长孙无忌上门相请。二人因此前被赶出秦王府时，李渊曾严旨他们不得擅回，害怕因此惹来杀身之祸，不敢轻往。李世民听说后，以为二人变了心，盛怒之下，顾不得二人一贯来对他的忠诚和屡献奇谋，下令尉迟恭再次带刀前往，要么把人请回来，要么把他俩的人头提回来。李世民当时的想法无疑是：两人的才能太超群出众了，如果他们不肯再死心塌地为我效力，就只能让他们马上去见阎王爷，免得他们今后投靠了别人，对付起来困难。这样的事例，在后来对待李世绩（特注：李世绩本名徐世绩，投唐时，得李渊极度赏识而赐姓李，后李世民去世，因避其名讳去掉名中的“世”字，改称“李绩”。去世多年后，因孙子李敬业起兵反抗武则天失败，被剥夺李姓，又做回徐绩）的时候，也几乎如出一辙。李世绩一生出生入死，为大唐王朝的创建与巩固忠心耿耿，功绩累累，在李唐一朝中，很难有超越者。但是，李世民临死前，因担心他的才能过于杰出，担心儿子李治继承皇位后难于驾驭，也一度动过杀机，无缘无故把他的官职连降好几级，以观察他的反应，来决定是杀掉他，还是为儿子留下这位稀世能臣。亏得李世绩心态良好，或者说是早已看透了李世民的为人，无故被贬，也没有丝毫怨言，欣然赴任，这才免去了杀身之祸。另外，魏征作为贞观朝著名的诤臣，死后居然横遭李世民下旨砸碑，（这件事，其实也从侧面旁证了李世民长期以来对其忌恨之深，从而也不能不令人遗憾地察觉出李世民所谓“纳谏如流”的虚伪一面）。
比起别的皇帝来，李世民在女色方面似乎比较节制，尤其是李渊死后，把宫中几千宫女全部发还民间，让那么多宫中怨女重见天日，可说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他在这方面其实也有很不检点的时候。齐王府的杨妃天姿国色，貌若天仙，因为与长孙王妃沾亲，以往常到秦王府做客，见了李世民也不避忌。李世民见过杨妃几面，暗暗惊羡她美色难得，可惜碍着她那弟媳妇的身份，不方便下手。李元吉被杀后，李世民机会来了，就不惜装模作样，一次次到旧齐王府吊祭，显得他和这位弟弟感情很深似的，同时花言巧语，把当日杀害李元吉的行为说成是“奉旨行事”，声称即使如此，他当时还是不忍心下手，后来是被尉迟恭“误杀”云云，以至终于骗得杨妃芳心相许，携得美人归，从而也在世人面前撕破了他不重女色的伪装。
笔者一口气列举了李世民这许多不是，如果要再说他极端愚昧的一面，自古至今那李世民的众多崇拜者恐怕要愤怒到把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大骂了：李世民那么个英明神武的皇帝，哪方面显示出了他的愚昧？你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一个古人过不去！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遗憾地告诉您，李世民至少在晚年做过二件非常愚蠢的事。其一是不顾国力，穷兵黩武，多次征伐高丽且屡战屡败，假如不是离世早，难免落个隋炀帝一般国败家破的可悲下场。其二是迷信长生药，并且为这件蠢事搭上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事最初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李世民得了中风病，瘫痪在床上。御医给他精心治疗了半年，病情大有好转，开始隔两天可以上一次朝了。如果照这样治下去，以御医的高明医术，最后治愈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他这时候却鬼迷心窍，幻想长生不老，迷恋上了方士炼制的丹药，服用了一段时间并不见效，也始终无怨无悔，死心认定是国内方士“仙术”差劲，派人四出，赴各地寻访高人。贞观二十二年，大将王玄策在战斗中俘获了一位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印度和尚。那罗迩娑婆自称一生专门习练长生不老之术，至今已有二百多岁高龄，并吹嘘说只要吃了他炼制的丹药，一定可以长生不老，甚至还能成仙，大白天飞升到月宫里去。王玄策投李世民所好，赶忙把那罗迩娑婆献给他。李世民听了印度和尚一通不着边际的神吹，果然如获至宝，令人把和尚当做神明一样供养起来，同时号令天下，不借任何人力财力物力，按照和尚开列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药物，四下采集，经过长达一年时间才配制炼成，成后迫不及待服用，结果当场中毒，七孔流血，没两天就“驾崩”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被 “长生药”毒死的皇帝，死时年仅五十二岁。他的这一愚昧之举，无疑使后世众多真诚崇拜他的人惋叹不已，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千古笑话。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