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就越发耐人寻味，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建成组建“长林军”和派尔朱焕、桥公山暗约杨文干试图谋杀李世民的事，都是发生在李建成阻止李元吉于府上伏杀李世民的武德七年六月，作者甚至中间毫无任何间断，一口气就连续交待了这几件事。
读史读到这儿，未免就让人有了太多疑问，感觉宋朝那位司马光老头儿实在幽默、搞笑——你刚刚还说李建成“性颇仁厚”，怎么一下又连续罗列了他两件“性颇不仁厚”的弥天大罪来？
在东宫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这是一个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作为国之储君，未来皇上，朝廷对你的人身安全已经提供了必要保证，该给你安排的侍卫人员已经给你安排了，你再私下成立一支军队，不是图谋造反又是什么？并且，你紧接着又派尔朱焕、桥公山暗约杨文干起兵去仁智宫，试图谋杀陪李渊一起避暑的李世民，就越发证实了你谋反的罪行是千真万确，不容辩驳的！
这样明显自相矛盾的历史记载，果真是司马光笔法过于粗疏，以至发生的笔误吗？笔者认为不可能。《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司马光写史态度严谨，能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缘故。
那么，这样稀奇的记载又该作何解释呢？
笔者追根溯源，认为事情恐怕还得从李世民更换史官，“建议”新史官“完美”这段历史的原因查起。试想想，当时的褚遂良、许敬宗为了尽快满足李世民的心愿，肯定要挖空心思，或大胆虚构，或把一些实有的事掐头去尾，达到李世民的要求或基本要求标准，然后“充实”进去。但是，褚遂良等出于一个史官应有的职业道德，在当时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在下笔时留下这么个明显缺陷，给后来者留下足够的推测空间也很难说。至于后来者司马光，肯定也是经过反复琢磨，明白了前辈史官的那种苦衷，又不便更正，只好原本照抄下来。
说到这儿，也许有朋友质疑：你那种推测未必就没有漏洞？唐朝的褚遂良等人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宋朝的司马光何来那种顾虑？他有必要为前人做错的事遮遮掩掩吗？
笔者说，司马光存在那种顾虑其实并不奇怪。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都很重视对史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无疑就是让后来的统治者参照前人经验得失作为决策依据，以便减少失误。因此，历史首先是写给有政策决定权的人们阅读参考的。宋在唐之后，但它的政权却不是直接从唐朝夺取，与李唐皇朝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宋朝皇帝为了倡导皇权观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极力颂扬与自己并无恩怨的前朝皇帝，对李世民这位唐朝的创业之主肯定是大加赞赏。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司马光不敢轻言犯忌，就未必没有可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妨就事论事，姑且依了该书所载顺序，探讨一下它们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