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后的失败者，史书和各种文学作品对李建成的评价都很差，例如企图用毒酒毒害李世民，为了达到最终战胜李世民的目的，还私下在府上组建了一支二千八百人的“长林军”；趁李渊带领李世民、李元吉赴仁智宫避暑的机会，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密约庆州刺史杨文干起兵，与李元吉里应外合，以期谋杀李世民；打猎时故意把一匹劣马送给李世民，试图借此谋害他的性命；为了拉拢李世民手下勇将尉迟恭，不惜用一大车金银厚礼送上门去……总之，李建成这个人很坏。李世民最后发动玄武门兵变，杀害他的哥哥和弟弟，完全是出于自卫，不得已而为之。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这里头是否有史官迫于当政者的权势，有篡改或夸大事实的嫌疑在内？笔者认为是有的，因为史书也曾忍耐不住借当朝国舅、即李家兄弟的亲舅舅窦轨之口，小小地透露了一点讯息，即“太子生性仁厚，秦王工于心计！”够了，有这么一句，已足以说明问题！并且，史书还记载李世民登基后，曾以闲谈为名，绕着弯子到史官朱子奢处索阅当朝史事记载，阅后，因为不满意朱子奢把《武德纪事》、《今上起居》中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描述得“过于简略”，“建议”朱子奢重新修撰，把一些“该写”的东西写到位。偏偏朱子奢一副死脑筋，拒不从命，李世民只得堂而皇之，以升迁为名，夺下他手中那支笔，让他别就高位，另委心腹褚遂良、许敬宗主持，按他的旨意添枝加叶重修史事（褚遂良此前都是名不见经传，后来却一跃而为李世民临终抚孤重臣，许敬宗虽为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但起先地位并不是很高，后来也一路平步青云，在高宗朝获得中书令高位，进而成为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一宠臣，大概也同他能顺从李世民之意改修史事有关吧）。
由此可见，褚、许等人重新“创作”出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就可想而知了，从而也给我们为探讨这段历史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先说毒酒事件，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李建成如果心肠真有那么毒辣，有心要害死李世民，他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在酒里把毒药下足？退一万步说，即使毒药没有下足，李世民当时孤身一人进了李建成地盘，而且已经喝下毒酒“吐血数升”（这“吐血数升”一语也很值得质疑，一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血，“吐血数升”以后还能安然无事地活下来？），李建成为什么就不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当场补他一刀，反而眼睁睁地看着李神通把他扶回秦王府去，让他今后再有反扑机会？因此，笔者认为，这件事要么纯属子虚乌有，是李世民登基后授意褚遂良“创作”出来的，要么是李世民当场使诈，自己咬破舌尖吐的血，意在让李神通这位从（堂）叔当场做个见证，为他“伸张正义”，李建成是如何不择手段歹毒地谋害他，从而使李渊震怒，把天平倒向他这边。
事实上，李建成如果心肠真的狠毒到如此地步，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东宫一班主要僚属如太子洗马魏征、太子中允王珪、舍人徐师谟、太子舅父窦轨、东宫庶子裴矩、郑善果、率更令欧阳询、典膳监任璨、直典书坊唐临、陇西公府祭酒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乃至李元吉等人，因李世民夺嫡野心太过明显，气势太过咄咄逼人，都曾经先后进言，劝李建成趁早动手，先发制人，置李世民于死地，以绝后患。可是，李建成却一直没有采纳众人建议。
那么，是李建成生性刚愎自用，轻易不会采纳部下的意见吗？不对，历史上真实的李建成虽然存在不少缺点，但同样也是一个具备很能打仗，善于采纳属下意见等很多优点的人物。例如武德五年，刘黑闼一军死灰复燃，声势日见浩大，占领了中原大片土地。李渊因李世民夺嫡野心日见露骨，担心他“尾大不掉”，不放心再让他领兵出征。李建成听从东宫府众官建议，主动请缨出征，并很快得到李渊批准。在与刘黑闼双方对垒时，魏征提出“坚壁不出，与之对峙，俟其粮尽而击之”，并进一步分析，“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以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其离散矣”， 李建成无不“悉依其言”，按照剿抚兼施的办法，严禁虐杀归降将士，把原来俘虏的刘黑闼部众全部释放，切实安抚百姓，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后来，刘黑闼兵败逃窜。李建成本想率军穷追，又是魏征劝阻了他，建议他号令各地（包括窦建得当时所辖领地）官员广为揖拿，免得劳师劳力。最终，果然按魏征事先设想，刘黑闼兄弟于武德六年正月逃到饶州时，被他的部将、饶州刺史诸葛德威生擒活捉，押送到唐军营中。因此，李建成在对待李世民的问题上之所以不肯采纳群言，不肯贸然下手，应该是与他的为人厚道和对骨肉亲情的看重有关，从来就没有打算要先发制人，置李世民于死地。
说到李建成的厚道，我们可以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证明。第一件事是，李建成征伐刘黑闼的时候，李渊为了确保这场战争的胜利，把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等李世民手下一大批心腹爱将调拨给他指挥。李建成如果心怀歹意，尽可趁这一大好机会，或设计让他们一个个战死在阵上，或捏造罪名，把他们分别“正法”于帐下，让李世民一下吃个大哑巴亏没处申诉。假如换了李元吉担任这次统军主帅，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的。但是，李建成没有，而是让他们在战后完璧归赵，回到秦王府。第二件事是，武德七年六月，李世民探知李元吉府上私蓄甲士，私藏大量兵器衣甲，暗中使人奏告朝廷。李渊闻奏，当即以“巡视”为名，率李建成、李世民到齐王府查问真情。李元吉得讯后，依从手下谋臣荣九思等人建议，在府上埋伏武士，准备当场诛杀李世民，就机逼父亲“禅位”，立李建成为帝。但是，当李元吉临动手前暗中找机会告知李建成，希望征得他的同意时，却因“建成性颇仁厚，邃止之”，果断地予以拒绝，以至使这次伏击行动流产。试问，武德七年六月，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已经很深，很公开化，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机会，都因为“性颇仁厚，邃拒之”，我们能说李建成的“性颇仁厚”有假吗？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就越发耐人寻味，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建成组建“长林军”和派尔朱焕、桥公山暗约杨文干试图谋杀李世民的事，都是发生在李建成阻止李元吉于府上伏杀李世民的武德七年六月，作者甚至中间毫无任何间断，一口气就连续交待了这几件事。
读史读到这儿，未免就让人有了太多疑问，感觉宋朝那位司马光老头儿实在幽默、搞笑——你刚刚还说李建成“性颇仁厚”，怎么一下又连续罗列了他两件“性颇不仁厚”的弥天大罪来？
在东宫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这是一个国家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作为国之储君，未来皇上，朝廷对你的人身安全已经提供了必要保证，该给你安排的侍卫人员已经给你安排了，你再私下成立一支军队，不是图谋造反又是什么？并且，你紧接着又派尔朱焕、桥公山暗约杨文干起兵去仁智宫，试图谋杀陪李渊一起避暑的李世民，就越发证实了你谋反的罪行是千真万确，不容辩驳的！
这样明显自相矛盾的历史记载，果真是司马光笔法过于粗疏，以至发生的笔误吗？笔者认为不可能。《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司马光写史态度严谨，能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缘故。
那么，这样稀奇的记载又该作何解释呢？
笔者追根溯源，认为事情恐怕还得从李世民更换史官，“建议”新史官“完美”这段历史的原因查起。试想想，当时的褚遂良、许敬宗为了尽快满足李世民的心愿，肯定要挖空心思，或大胆虚构，或把一些实有的事掐头去尾，达到李世民的要求或基本要求标准，然后“充实”进去。但是，褚遂良等出于一个史官应有的职业道德，在当时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在下笔时留下这么个明显缺陷，给后来者留下足够的推测空间也很难说。至于后来者司马光，肯定也是经过反复琢磨，明白了前辈史官的这种苦衷，又不便更正，只好原本照抄下来。
说到这儿，也许有朋友质疑：你这种推测未必就没有漏洞？唐朝的褚遂良等人固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宋朝的司马光何来这种顾虑？他有必要为前人做错的事遮遮掩掩吗？
笔者说，司马光存在这种顾虑其实并不奇怪。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都很重视对史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无疑就是让后来的统治者参照前人经验得失作为决策依据，以便减少失误。因此，历史首先是写给有政策决定权的人们阅读参考的。宋在唐之后，但它的政权却不是直接从唐朝夺取，与李唐皇朝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宋朝皇帝为了倡导皇权观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极力颂扬与自己并无恩怨的前朝皇帝，对李世民这位唐朝的创业之主肯定是大加赞赏。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司马光不敢轻言犯忌，就未必没有可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妨就事论事，姑且依了该书所载顺序，探讨一下它们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