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这两位文、武高级官员的倒霉,并没有阻止人们的批评和建议。
很多主张取消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人,又都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但是,向毛先生反映社会基层的真实情况的人,还是不断。
毛先生起初还是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他的诬蔑。但是,毛先生终归还是一位有理智的伟大人物,渐渐地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头啦!
毛先生写了很多文章,工作中又形成了很多文件。这些著作的出版,给毛先生带来丰厚的稿酬。
但是,毛先生是位生活简朴的人,一生又刻守一个原则:不用自己的手去碰钱。
所以,毛先生的钱,都是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来管理。
他的巨额稿费,自己是不消费的,主要用来资助有困难的人,和搞调查研究。
毛先生用自己的钱,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员,到农村基层去调查研究。
调查人员回来向毛先生汇报:“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诬蔑,实际情况比他们反映的更糟。一进村子,就看见穿白衣服,白鞋的……”
一九五八年陈云先生倒霉,
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先生倒霉。
这些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都倒霉以后,抡到老百姓倒霉啦!
那是一九六零年。
这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我都在农村“支援农业”。当时的支援农业,称为“灭荒”。田地里都长了很多荒草,就让我们这些中学生到田地里去拔草。
当时看到的一些情况,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傍晚的时候,同学们集合在村边的场院上开会。
村庄里到处是烧纸的火光,传来一阵阵地哭声……
这时,中学生们已经自己做饭了,粮食是不够吃的。我当时负责“挖野菜”,到处去找野菜。当时饥荒刚刚开始,野菜还是找得到的。
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来到我们吃饭的院子里,盯着地面,到处找。如果发现地上掉下点食物渣滓,就检起来吃了。
当时大家都吃不饱,谁会把食物掉到地上呢?所以,他总是无功而返。看着小孩离去的身影,有位同学说了句:“真可怜。”
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给这个小孩一点食物。
我当时可以说,一点感觉也没有。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失,这个孩子的形象,不知为什么却留在我的脑子里了。我常常想:这么小的孩子,就饿成这样了,家里一定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他能挺过来吗!
第二年的春天,饥荒更严重了。
按照惯例,这年春天,我又去支援农业。
记得,有一次,往田地里运送肥料。在休息的时候,和一位老农民闲聊。
这个老农民说:这个年月,就是人吃人的年月。接着,他讲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事情。一个村民,把一个刚死去的人,从墓里挖出来,煮了,和家里的人一起吃了。
不久,我又听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事情。
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记得是开学后不久。当时经常要学习文件。集体学习以后,就要分组讨论。一般是五、六个人一个小组。
讨论的时候,一开始还讲些与文件有关的话题,到了以后,就成漫谈啦!东拉西扯,什么也讲。
一位同学,就讲了发生在他的村子里的事情。
一个母亲,把自己怀里的孩子煮了吃了。结果是,被村里的人点了天灯。
这位同学还解释说,点天灯,就是把人用布裹起来,浇上油,挂在杆子上烧死。
这样悲惨的事情,让人听了心里很难受。
一个母亲,怎么忍心吃自己的孩子呢?
也许读者朋友,也想不通。
我讲一个当时亲身经历的事情,也许可以让人理解饥饿逼迫下,人的变态心理。
当年我家的附近,有一个比较大的邮局。在那饥饿的岁月,小孩子们也没有什么玩耍的地方,经常聚集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也到这里闲坐。
有一天,我又坐在这里。
我旁边有一群营养不良的孩子,大约都是十一、二、三岁的样子,他们闲聊着什么。因为离得太近,他们谈话的声音,不断地传入我的耳朵,让我不听,也得听。
起初,他们讲的是到农村偷东西的事情,到庄稼地里,要偷农民的庄稼。庄稼没有偷着,遇到了下雨……好像还遭了雷击……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接着,这帮孩子又讲到吃。
其中一个很小的孩子,也讲得是吃。他讲得不是吃别的东西,是吃人。
这个孩子,家里的兄弟很多,他说:烧一锅水,把他的一个兄弟煮了吃了,全家人都吃饱了。后来,妈妈又生了个小弟弟,再把另一个兄弟煮了吃了,全家人又吃饱了……这样反复进行。
小孩子说得很认真。
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饿糊涂了,才有了这种变态的幻想,还把这样的幻想,讲给小伙伴们听。
我想:吃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也是在这种变态的幻想下,吃了自己的孩子。
愿大家原谅这位不幸的母亲!
农村的饥荒这么严重,城市的饥荒就更严重了。
大街上到处是饥饿的人,街道上树木的叶子,都被人吃光了。
人们的脸上苍白、消瘦,或者虚胖。这是因为,当时流行一种病,都是饥饿造成的,称为“浮肿”。脸上或大腿上,手指按下去,就出现一个凹坑。
这种病,还分三级。当时人们都到医院去检查,经医生确诊后,根据浮肿的级别,开出证明,就可以买到一点鱼。
走在街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面:被饥饿所迫的人,到街上去抢吃的东西。他们看到有人拿着食物,抢了就跑,一边跑,一边吃。等被抢的人追上来,食物也吃光啦!
我的兄弟很多,当年我的小弟弟才四、五岁,也要挨饿。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看到小弟弟盯着桌子上的一块饼,说:哥哥我饿。
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是一块饼,也是全家的共同财产,要分着吃的。
食物,真是太珍贵啦!
这样饥饿的生活,大约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后,才有了改变。
记得那是一个晚上,父亲从工作的单位,带回了一大袋地瓜,是单位的职工自己种植的。地瓜洗干净,煮了一大锅。
一家人坐在一起,谁也不说一句话,都在默默地吃这些地瓜。
饥饿终于过去了,可以吃饱啦!
讲了这么多的废话,还是言归正传吧!
毛先生听了调查人员的汇报,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毛先生首先指示解散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允许农村老百姓在自己家里做饭了。有些地方还发还了已经收上来了的公粮。
接着,毛先生又倡导调查研究,把高级官员划分成几个调查团,分别派到各个地方去搞调查研究。要把社会基层的情况搞清楚。
其实,社会基层的情况,这些高级官员们都清楚,只是不敢说,说了就要“戴帽子”。谁也不是傻瓜,与事无补,自己又要倒霉,谁去找这样的麻烦?
现在好了,毛先生让大家调查研究,可以说话啦!
高级官员们这一调查研究,就总结出了存在的五大弊病。当时称为:“五风”。
毛先生大笔一挥,批示:立刻纠正。
有那“五风”呢?
简单解读如下:
第一风:共产风。
这一风,好解释。就是说,已经到共产主义了,我的东西是你的,你的东西是我的,大家不分彼此了,共产主义啦!
第二风:平调风。也称为“一平二调”。
既然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你这个村子粮食生产的多,我这个村子生产的粮食少,为什么不共一下产呢?
所以,要把你的粮食调给我,有饭大家吃。
当然,不只是调粮食,什么不平,调什么。
第三风:浮夸风。
当年夸下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海口。现在地里根本没有出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呢?
只好继续吹牛!
让老百姓把地里收获的小麦,通通集中到一块地里去,然后码放整齐,说是这一块地里出产的。还在麦穗上面放个鸡蛋,欺骗舆论,说:我们的产量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我们搞了密植,密得鸡蛋放在上面,都掉不下去。
这不是个别现象,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大家比赛吹牛,谁吹的大,谁就是好样的,名利双收。
第四风:瞎指挥风。
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就是“一大二公”。以前整天坐办公室的官员们指挥农业生产了,指导老农民怎样种庄稼。老农民没有种庄稼的权力啦!
官员们数学学得好,他们计算:如果我在一亩地里播下两千斤种子,每粒种子结出两粒小麦,那不就是四千斤了吗?况且还不止结两粒啦!那不就创高产了吗?
所以,他们就指挥老农民,每亩要播两千斤种子。
听起来像个笑话,其实是个事实。
当时农民用播种的农具播不了这么多,最后只好把种子,用铁锨扬到地里啦!
第五风:命令风。
官员们的瞎指挥,有些老百姓就不服气,要争论。
争论是自讨苦吃的。
官员们争论,送一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老百姓争论,就要给抓起来。
据说,有个老农民看到地里的玉米种植得太密了,就给间了间苗。结果给了个破坏生产的帽子,给抓起来了,关了禁闭。
到了秋天,老农民间了苗的地块,还结了些玉米,其他的地块,连种子也收不回来。没有办法,才只好把老农民放了。
造成饥饿岁月的原因是什么呢?
读者朋友也许会说:第一是,“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第二是,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第三,就是“五风”啦!
我说:读者朋友说得都对。
但是,这些都是些表面的现象。
那么,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毛先生又怎样解决面前的经济困难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