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班拉的车来了，我与阿莉激动地招手，跳着脚向他们指引方向。没想到，有几名绑匪躲在暗处，本来是要阻截斑拉的车，现在看到我俩，就从暗处上来给了我一枪托。我被打晕了。她被那些人抓了起来，蒙上了眼睛。两人一起被装上了车。
我问她：“装我们的车开了多长时间才停止？”
“大约有二十分钟。”
我习惯地看一下手表，那块精美的雷达表没有了。就问：“现在是什么时候？”
“估计是上午八、九点钟。”
我看看周围，估计是个地下室。
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人。他们都套着头套，那种用女人不透明的连裤袜做的头套，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他的五官。
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听不懂，阿莉做翻译。问的主要是我的身份，其他人的情况。该回答的我都回答，不该回答的我都推说不知道。
其中一个矮小的家伙说：“朱先生，别害怕，请你们来，是交个朋友。”
我说：“你们打算怎么办，就直截了当地说吧。”
那个略高一点的人说：“好说，好说！就是这个，这个。”他用手指做了个数钱的姿势，套子里的脸在微笑。
“要多少？”
“不多，不多。”他伸出五根手指。
“五十万？”
他点点头：“五十万。是美元，别忘记，是五十万美元一个人。”
这比我估计的数字要高出几倍。我摇了摇头。
那个瘦小的人说：“你们不值钱。如果我们抓到了周老大，那么就是五百万，一千万了。朱先生。”
我还是摇了摇头。
那个高一点的家伙，走到阿莉面前，仔细地看看她，就用手指在她脸上拧一把，说了句什么。阿莉打掉他的手，大声地说了一句话。
我明白，这是绑匪惯用的手段。
那个瘦小一点的人上去一把，就把她抱起来，扛在肩上要出去。另一个人看着我朝我点点头。
我投降了，大声地阻止了他们。他们把阿莉放到了我的身边。
“我怎么去取钱？”
“这好办，等一下我领你去打电话。这里没有信号。”他问我要了德信的手机号。
中午，他们派没有蒙面的男孩，给我们送来了饭。饭菜还不错，我们没有立即去吃。
小家伙光着脑袋赤着脚，有一双略为分开的大眼睛，塌鼻梁，显得很机灵。
那孩子用老挝语说：
“我们老板说，每顿饭一百美元，将来一起结账。”
还是阿莉担任翻译。我没有朝孩子抱怨什么，问他：“你们老板是谁啊？”
小孩想了想，说：“扎嘎里，是我爸爸。我爸说，嫌贵了，可以打个折扣。”
我说：“太贵了，一百美元可以养活你们一家人半年。”
他瞪大了眼睛：“真的？一百美元值多少个基普？”
“孩子，一百美元值三千几百个基普。”
“可是，这价钱是他们说的不是我爸爸说的。”
“他们是谁呀？”
“就是把你们抓起来的人。”
“我以为是你爸爸把我们抓起来的。”
“不，我爸爸才不会呢！他原来在坡地下面的班宽村开了个饭馆，后来马车翻车断了一条腿，就回家了。”
“噢，我想起来了，那饭馆就在公路边，我在那里吃过饭，是不是？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拉班达。”
“几岁啦？”
“十岁。”
“好，拉班达，我会付给你爸爸钱的，一点折扣也不打，你……”
说着，门被推开了，一个手持冲锋枪的人，向我们愤怒的地喊叫。
拉班达说：“快吃，我马上来收碗。”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其实，他家也给看守我们的绑匪送饭。由此我知道，他们的老窝离开这里很远。
我一边吃饭，一边对阿莉说：
“班宽村，在公路旁，记住这个地名。我们就在这附近。还有，孩子的名字叫拉班达。我们总有机会与你的爸地通电话的。”
阿莉说：“你真行！”
我们三下五除二地就吃完了饭。敲敲外面的铁门。拉班达进来了，收碗。
我故意大声地说：“孩子，你送来的饭很好吃，谢谢。”阿莉也大声地翻译。
他问：“你们吃不吃早点？”当地人平时不吃早点的，除非农忙时的一、二个月。
阿莉大声回答：“我们吃早点！”在他的口袋塞进了两个基普硬币。
拉班达提着饭盒，走到门口，回头说：“那我明天给你们送早点，我去跟爸爸说，早点就不收钱了。”
我们正要说谢谢，铁门哗拉一声被打开了。一个手持卡宾枪的劫匪，说了句什么，把孩子拉了出去。那家伙没有带头套，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矮个子。门口另外还有一个在来回走动。如此森严，是他们没有捆绑我们的原因。
第一天，绑匪没有任何人来。
晚上，这是我俩人生中都是第一次失去自由的一个晚。开始，她有些坐立不安，反复地说：“爸地一定逃出去了，你说呢？他一定会来救我们出去的，是不是啊？喂，你说啊！”
我点点头，把她搂的更紧一点，算是我的回答。其实，我的心事重重，在估测这伙人的来历。我有一种预感：这伙绑匪不象是当地人。不久前，我专门收集一些老挝方面的人文地理历史和政治方面的资料，花了精力研究过。老挝独立已经二十来年了，有逐渐消失中政治上的残余敌对势力。他们有国外支援的经济基础，一般不会参与民间的纷争，更不会参与绑架勒索。由于老挝西北部所谓的金三角，是世界著名的毒品产地。由此而来的错综复杂的原因，使这个国家的入境条件和管理，比较混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些鱼目混珠的人物，在此混迹。
那么，他们究竟是何方人士呢？
“你在想什么呀？”
“我们出不去了，要葬身在这里了”
“胡说，不可能，我爸地一定会来救我们出去的。”说着她紧紧地抱住了我。
老挝没有冬季，十月下旬却是全年最冷的月份。晚上寒气袭人，我俩只能紧紧地抱在一起入睡。
第二天早晨，应该是星期一，拉班达没来，他的父亲一拐一扭地送来了早点，还带来了阿班达的姐姐拉英达。他告诉我们，小儿子要上学，这几天由他姐姐送饭。送来的早点是一碗放肉的米线。
可是当天晚饭还是拉班达送来的。他说，还给门口的?家伙送来了酒。他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我默默地在他口袋里又放了五个基普。
第二天，绑匪还是没有来。这是与我和外面的人在打心理战。让我们着急，沉不住气，会答应他们苛刻的条件。
一连过了三天，没有任何动静。到了第四天早晨，我正在锻炼身体，做广播操，上次来过的两个绑匪，与送早点的拉英达姑娘一起来了。等我们吃完米线，高一点的家伙开口了：
“这几WWW.soudu.org天好不好？朱先生，想不想家？”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放我俩？”
他又做了个数钱的动作，说：“钱还没有到手。你们的周老大太难说话。”
另一个家伙说：“他担心我们已经撕票，所以一定要与你们通了话再做决定。现在我们带你去打电话。”说着拿出了一快黑色的蒙布。
阿莉走上前挡住了他，说：
“要通电话，我必需去。你们已经知道我是他的干女儿。”
俩人交换了眼色，说：“好啊，周大小姐，成或者不成就看你的了。”我已经根据话的音调，猜出几分内容了。
我们被蒙上眼睛，坐上车，就出发了。
趁我们的事处于僵局：我现在继续德信给wWw.我讲的自己的故事:
一九七五年，从春天开始，中国的援越抗美的部队开始分批地撤回国内。
驶向中国广西的运兵车，在友谊关前等待编组。数以万计的中国战士，迫切地等待回家与亲人团聚。在纵横交错的铁轨两旁，许多穿着没有标记军装的军人，把随身携带的食品和越南的米酒，东一摊西一堆地在聚餐。将要各奔东西的战友们，有的在划拳喝酒，有的热泪盈眶地在对方的记事本上，留下了自己的通讯地址，还相互交换像片。
周德信没有在其中，孤独地一个人站在不远的小山头上，遥望着北方。
祖国啊，诺大的祖国！哪里才是我可以安心藏身地方？
当年离开上海时，父亲已经身患绝症，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母亲改嫁，兄长已成家，占据了不足十平方米的亭子间。也许，自己最后的归宿依然是云南西双版纳。……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观察了地形，悄悄地从小山头上下来，向相反方向走去。在不远处，他搭上了一辆去河内的军车。
在百废待新的河内，他举目无亲，上无片瓦，身无分文，下无立锥之地。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干过建筑工地的小工，晚上替班在大街上踏过那种“啊呜，啊呜”作响的人力车。可是，苦来的钱都被借给他车的人拿走了大部分。
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战争刚结束的越南，正在进行大清理，清查户口。什么查处越奸，镇压反革命，到处都是。一个月不到，他就无法待下去了。
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南方的顺化是他唯一可以去的地方。这个纬度十七度以南的城市，是越南的古都，也是李士孟的故乡。他在那里当工业局的副局长。
在工业局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找到新上任的李副局长。却在一个街头小巷里听到了他宏亮而粗犷的声音：
“站住，你们全部给我站住！妈妈的，她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已经结束了，你们明白吗？”
他的后面有三个抱着孩子的妇女。那些孩子是黄头发的混血儿，是性欲旺盛，惯于寻欢作乐的美国大兵留下的孽债。其中一个女人的头发已经被他们剪得剩下了一半，还紧紧地护着自己的孩子。
他的面前是一群手拿剪刀的人，要冲上去，叫喊着：
“她们是婊子，是越奸，出卖自己，出卖祖国，不要脸！……”
“剪掉她们的头发，游街示众！”
“那几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这些婊子过的又是什么日子？”
一个带头的群众，冲上去抓住了一个女人要动手，被李士孟拉开，推了回去，更多的人又上来了。
他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一枪。人们安静了，看到他敞开了自己的外套，里面一排排金光闪闪的勋章。
“啊，国会一级勋章，一级红星勋章！是战斗英雄！。”人们惊讶了。
警察来了，认识他，喀嚓一个立正敬礼：
“报告李团长！顺化警察局阮抗法前来向您报到！”
他回了礼，两只脚依然在不断地踏步踏，似乎还在练兵场里检阅部队。
他对面前的人们说：
“同志们，在战争中，我们都受到了伤害，其中也包括她们。”他指着背后的妇女，抱起了其中一个黄头发的孩子，一个长得十分可爱的孩子，继续说：
“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不再受到伤害了。那么，谁来为我们的苦难负责？”他把孩子高高的举过头顶，“难道要他们来承担战争的责任，难道要他们的母亲来承担责任？”
他讲得激动了，热泪盈眶。
人们也深深地被打动了，擦着泪水。
站在一旁的周德信，也为这位战友带头喝彩鼓掌。
“回去吧！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些无聊的事情那里。拿出全部的干劲来，建设我们的祖国！”
人群散了，都回家去了。德信望着这些敦厚朴实的人背影在想，多么纯洁、宽厚的民族啊！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