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他跑我就追，他追我就跑，反正是不能让他扎着我，还得把他给累死。”
老付放心了，有勇有谋才是大将材料。
“付队，我现在别管几点睡，4点半准醒，都是‘打早儿’打的。今儿个我起猛了，到大街上一看，连出租车都没有，给我急的，走了好几站才打上一辆车。”小杨南使劲揉着眼睛，想把困劲儿给赶走。
“头班车基本上5点多就发了，有的贼专吃头班车。咱们不知道他们几点起，必须早点来‘蹲’。你说咱们也5点多来，赶上贼刚出村儿了，那不成了傻老婆等?汉子了吗？所以‘打早儿’宁早不能晚，这是规矩，从我师傅那辈就传下来了。”
说到扒窃犯罪的发展变化，不仅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有关，更与人们的防范意识密不可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扒窃犯罪的防范意识薄弱，贼作案成功的几率大，他没必要起大早去偷。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打击和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贼的作案规律也随着变了，起得越来越早，这么着就有了“打早儿”。现在大部分群众都有警惕性，知道在公交车上要防贼。在乘客头脑清醒的时候，贼得手的几率不大。头班车的乘客都起得很早，大脑还不兴奋，对外界的刺激反应迟钝，因此贼在此时作案比平常更容易得手。他们辛苦点起个大早儿，挣了钱回去睡大觉了。贼情变了，抓贼的当然也要变，从6点到5点，又从5点到4点，为的就是比贼起得早。
“贼的变化确实挺大的，我才干了10年，就感觉贼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特别是近两年，贼一天比一天精，花招也越来越多了。”振民也有同感。
“当然了，而且这种变化是从量变到质变。我们年轻那时候，贼主要是北京本地的多，外地来京的很少。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人财物大流动，外地贼渐渐在北京占了主流，现在已经到了百分之九十。而且当时北京的职业贼不多，兼职的多。”
“兼职？”杨南听着新鲜。
“对呀，那时候北京的贼，好多都有固定工作。他们是利用上下班坐车的时候偷，非常有规律。所以我们赶上下班高峰上岗的多，‘打早儿’、‘拉晚儿’也有，可没现在这么普遍。”
“有工作还出来偷？抓着了单位不给开了吗？”
“那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多数扒手是小年青儿，喜欢攀比，充阔气。哥儿几个三天两头‘下馆子’。比如说你穿了双‘三接头’（皮鞋），我看着眼馋，工资又不高，怎么办？想办法弄点钱，就想上车偷了。如果给抓了，处理完后，单位接回去继续安排工作，为的就是给他机会重新做人。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我抓过一个小胖子，20岁出头，就是个工厂的工人。他们家在右安门，每天准时7点从家出来上5路，然后去倒351，到丰台南路下车，走几步就到厂子了。上班路上‘摸’几把，属于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儿。不管‘下’没‘下’货就这一趟车，到站进厂子上班。如果按常理推，一看人家有单位，你一定以为自己看走眼了，可你别忘了贼也是五花八门的。小胖子在厂子里表现也不错，可就是有偷东西习惯。”
抓贼人讲WWW.soudu.org的这些故事老百姓听起来是个乐，他们自己可把它当成经验，举一反三。因为贼是千奇百怪的，你不能先入为主就认定他是或者不是。有一次哥儿几个在一起聊谁抓的贼最阔，最后是公推振民抓过的一个大款。振民抓的那个贼，穿得倍儿阔，戴着名表，自己开着一个大的广告公司，好几十人给他打工，绝对算个款爷。开始贼跟振民说的时候他都不信，可后来一打听还真是实事儿。wWw.这贼从小就是有这个瘾，小偷小摸占小便宜，可都没让人发现过。后来，他自己开公司了，坏毛病还没改。广告公司里许多员工都丢过钱物，大家互相猜忌，弄得人心惶惶，谁也没敢怀疑到老板身上。光偷自己公司的员工还不够，这家伙有机会就上公交车上来转转，一看见人家的包心里就痒痒。其实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有点变态。他并不缺钱，只是满足心理的需要。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