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胡闹就把你们全抓进监狱里去！”一个无知的项目经理大声说。
“大家冷静一下，不要冲动，问题一定会给大家解决的，你们选一个代表，我们坐下来慢慢谈好不好？”空话、承诺，常常是那些官员们说出来的，他是副区长。一会儿的工夫，工地上来了七八辆警车，警察们手持警棍走下了车。经理更气壮了：“区里已经作出决定，工钱年后发，一分都不会少你们的，谁要再闹事，影响改革开放大好形式，破坏社会稳定秩序，就是，就是人民的敌人，这警车就是给谁准备的。”只有领头的几个工人还立场坚定，其他工人几乎准备要散去。
我们的青年梦想家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再也不能做一个憨厚、老实、任人欺负、忍气吞声的打工者了，而应该是一个激发众志的演讲家。他告诉自己，你现在马上就需要扮演一个知识渊博，出口成章的演讲家，立刻投入你的角色，开始你的演讲吧。
他稍做了镇定后，跳上一块石板，大声呼喊：“亲爱的兄弟们，拍掉我们身上的尘土，把我们手里的铁锹当成武器吧，我们是人，我们也懂得体面，住别墅、开轿车、穿西装、打领带、蹬皮鞋，我们也想享受生活，游世界、逛公园、泡温泉、进舞厅、去酒店、喝洋酒、吃大餐，我们也期盼爱情，能和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夜晚数星星看月亮，手牵手走一走，我们不是工具，不是机器，更不是咸鱼，我们也有梦想。兄弟们，睁开我们的双眼看看清楚吧，那些所谓的专家们常常说他们的脑力劳动比我们的体力劳动来得更辛苦，可他们什么时候给过我们武装我们头脑的机会，难道我们天生会比别人笨，他们能学会的我们只能望尘莫及，难道他们的眼睛比我们的多一双，他们的嘴巴比我们的多一张，他经济学专家有什么了不起，国家总统、主席、总理又怎么样，我们都是人，没有谁有三头六臂，都是平等的。我们再看看那些所谓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吧，和我们比起来，他们都只能是一群无赖、流氓，是一群谋财害命的土匪，他们都是害我们那些无辜农民工兄弟死去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善良、厚道、诚实、信义，在他们的眼里却都成了傻子的象征，难道我们面前的世界真的是矮子在当道，已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我们为这个国家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为什么却得不到相应的酬劳。这一幢幢高楼大厦，大厦里的每个房间，每扇窗户，每面墙壁，每块地板，这不计其数的立交桥，我们脚下这平坦、宽敞的大道，每一样都渗透、凝固了我们的血汗，这每一座繁华的大城市下面都埋藏了我们亲爱的农民工友们不计其数的骨骸。而我们今天又得到什么了。在这个城市里，我们在歧视、嘲笑、白眼、轻蔑、痛苦、劳累、肮脏、凌乱、恶臭中又度过了三百六十五天，我们的收入微乎其微，我们就要回家过年，我们的孩子在老家等着我们往家拿钱交学费，我们的老爸老妈，正卧病床榻，已生命垂危，要靠我们的薪水治病，我们的房屋透风又露雨，我们还要用这点工钱来添砖加瓦，还要为来年的庄稼买种子、农药、化肥，可是现在却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工钱没了，没了！没了！！我们身无分文，流落街头、火车站，那些可恶的城市管理人员把我们到处驱赶，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们是这个城市发展的功臣，为什么却成了罪人。亲爱的兄弟们，拍掉我们身上的尘土，把我们手里的铁锹当成武器吧，我们要公平，要拿到本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并不多求，我们付出多少，我们就要得到多少。”
工人们被他的演讲激发了起来，青年人的话勾起了他们回忆，给了他们动力，他们似乎真的从中明白了道理，反抗压迫，是天经地义。他们开始一起向副区长逼近，警察们攥紧了手里的警棍，行动了起来。半个多小时后，多数农民工友们伤痕累累，谢奕鸣被带到了警察局，以妖言惑众、破坏社会稳定的罪名扔进了监狱。第二天又转到了位于火车站附近的一座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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