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悬浮在半空中的人行天桥上，透过宽大的广告牌缝隙欣赏华灯初上的夜幕大连，我的心一阵落寞。我忽然开始想家，想那个我永远都不会迷失方向的小镇，想那里熟悉的人们，想吃妈妈做的饭和飘着浓浓乳香的奶茶。在这样的夜晚里，通常家里会有来串门的客人，他们有时是爸爸妈妈的同事，有时是我们住平房时的邻居，有时是同一片居民楼里大姐或二姐的同学……那个一面墙挂满了我们家各个时期全家福照片的家，是现在我唯一能想到的安全的地方。看看表已经快晚上八点半了，我拖着箱子走下了过街天桥，找了个公用电话再一次拨通青格勒曾经留给我的他在大连的电话，我的胃开始一阵痉挛。
小食杂店的老板看着我拖着笨重的箱子久久不动，关心地问:“怎么了？姑娘，找不到接你的人了？”我点点头，然后问到：“大爷，附近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国营旅馆？”老人想了想说：“前面倒是有一家招待所，但是不是国营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买了一盒方便面，谢过老人后，顺着老人指点的方向便直奔位于火车站不远处的新新招待所。
到达招待所已经快晚上九点钟了，从下了火车到现在我已经在外面徘徊了三个多小时，由于担心怕总上厕所会丢了皮箱，所以这一天我几乎滴水未进，此时我真的没有力气再多走一步了。交了一百元的住宿押金后，服务员领我来到二楼的一个四个人的房间里，我打量了一眼，房间里除了三张床和一张放着暖水瓶的桌子外，居然连电视都没有，里面有一个大约二十四、五岁的长发女孩正在睡觉。
放下皮箱，喝了一杯水，我便迫不及待的躺到了床上，疲乏的双腿终于可以伸展开来，我干嚼着方便面，想着这一天新奇而又陌生、憧憬而又陷入失落的种种细节，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嘈杂声，我被惊醒，大概是有新的住客来了吧。半个小时后，旅馆又渐渐地安静了下来，住客都已经安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我整理了一下衣服，下楼去打电话。在招待所总台，我让服务小姐给我拨通了青格勒的电话号码，这个时候他应该在了，我期待着……
“没人接！”服务小姐拿着听筒告诉我，“是吗？”我急切地说：“那能不能麻烦您看看电话号码有没有拨错？”服务小姐尽管因为我的不信任有点不高兴，但还是按了重拨键让我看，我检查了一遍，没有错，说了声“谢谢”怅然地回到了房间。在来大连的路上，我做了与青格勒见面的种种设想，甚至已经想好了场景和对白，独独没有想到会因为见不到人而一人住到旅馆来。
我开始有些后悔了，为什么在来之前就没有给青格勒事先打个电话呢？死要面子活受罪，真是活该！
明天如果还找不到青格勒，我该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办呢？我一阵心烦。
半梦半醒中，我好象看见有人推门进来，是青格勒――
我“呀”的一声高兴的叫出了声，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眼前漆黑一片，我怔怔地坐了好久，忽然想不起自己现在身在何处，房间里仍然只有我和对床的那个女孩，她把脸埋在床单下，我隐约的感到她的身体在不停地抖动，我屏住呼吸，听见低低的抽泣声……
“你怎么了？”我下了床去问她，她的哭声随着我的走近变得更大了，“你去睡吧，别管我，我要死了……”“你说什么？”我吓了一跳，急忙去打开灯，一下子掀开蒙在她脸上的床单，她紧闭着双眼，满脸通红，象是在发高烧。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烫得吓人，我说：“哎，你病了，得去医院。”她无力地摇摇头：“不能去医院，我没有钱……麻烦你，我想喝杯水……”她渴坏了，一口气喝了一大杯凉开水，我取来暖水瓶给她又倒满了一杯，她又拿起来喝了半杯，然后把杯子递给我，我看着她难受的样子说：“还是去医院打个退烧针吧，我帮你付钱。”她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谢谢你，我挺得过去！”她再次躺了下来，我忽然想起每次出门前妈妈都要给我装上一大包感冒药、消炎药、鱼干油和各种清热解毒的含片等，不知这次有没有，我急忙把包里的衣服倒出来，在皮箱的底阁里，果然发现了一个装有各种应急药的方面袋，我挑了一种主治发烧解热的速效感冒片，喂她吃下后，她脸上难受的表情慢慢地平复了下来，她闭上了眼睛，似乎又睡着了。
她叫林唯，我是第二天知道的。
早上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房间了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习惯性地摸了摸缝在衣服里的钱，鼓鼓的还在，我深舒了一口气坐了起来。
外面已是车水马龙，透过旅馆的窗子，我看见中山路的户外广告牌上周润?正在朝着这边笑，他曾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明星之一，我曾经还试图把青格勒打扮成他在《上海滩》里许文强的模样，因为青格勒的眼睛比他大，我还嘲笑过青格勒，说青格勒不象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因为蒙古人的眼睛一般都是单眼皮小眼睛，笑起来细细的一条缝！
为了织一条和许文强一样的白色围巾，我整整熬了五个晚上……想起甜蜜而又单纯的大学校园生活，我的心里不由的涌起一股暖意。曾经无数个下了晚自习的夜晚，我与同样有了心上人的roommate（室友）坐在军训时发的绿色的小马扎上，在学生宿舍的走廊里“并肩战斗”。宿舍里一般到了晚上十点就统一熄灯了，走廊的灯却为了方便学生们上厕所而彻夜都亮着，我们于是就在宿舍灯熄了之后不约而同地拿着马扎出来，借着昏暗的走廊灯光为自己的恋人编织围巾、手套、毛衣……如今我的那些同学们都已天各一方，为了各自的生活和理想四散在中国土地上，有的后来听说还出了国。
门轻轻地开了，盈盈地走进来一个穿着米黄色长裙的美丽女孩，她笑着对我说:“我以为你还在睡着呢！”然后坐在了我的床边：“昨晚谢谢你，认识一下吧，我叫林唯。”我惊讶地笑了一下：“你和昨晚简直是判若两人，我差点都认不出你了，你好，我叫苏蒙。”我问她感觉好点了吗，她说好多了，我递给她一袋感冒药说：“看你的脸色是比昨晚好多了，不过你还是要接着把这袋药吃完估计才能好彻底。”林唯接过了药，一边去倒水一边响亮地笑着重复着我的名字：“苏蒙，苏蒙，哪个‘蒙’啊？”我说：“内蒙古的‘蒙’，因为我们家的祖籍是‘江苏’，而我出生在内蒙古，所以父母取了‘江苏’的‘苏’和‘内蒙古’的‘蒙’，给我取名叫‘苏蒙’。”“啊，原来是俩地名呀，好记！那你姓什么呀？”我笑笑说：“碰巧我爷爷也姓苏！”
看得出，林唯是个开朗的女孩子，林唯问我的家是属于内蒙古的哪部分，我说是呼伦贝尔盟，她眼睛一亮问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吗？我点点头。“那你们蒙古人都住蒙古包吗？”她显然是没有去过内蒙古，还把对内蒙的印象停留在早年书本上的自由游牧的年代，我笑笑说：“我是大汉民族！我家在草原边的一个小镇上，那的生活习惯跟东北的大多数地方都差不多，我小时候倒是住过我男朋友家的蒙古包，但后来政府都统一要求定居放牧了，现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也大都不住蒙古包了，只有一些旅游景点还支着一些蒙古包供旅游者去模拟感受以前的草原生活，但那早已失去了蒙古包本来的方便游牧的意义了。”林唯对内蒙古还是很好奇，她接着问：“那现在生活在草原的人们住什么？”我说：“住房子呗，泥坯房、瓦房、砖房，就跟你们家附近农村的房子都差不多！”林唯对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印象一下子从“唯美”落到了“现实”，她有些失望：“太可惜了，草原都被大一统了，以后我看也不用盼着挣钱去旅游了，天下到哪几乎都快变成一个样儿了……”
林唯的家在距离大连两个多小时车程的一个县区，她是辞了在海岛养殖场的工作来大连打工的，因为在路上淋了雨，所以一到大连就病倒了。她刚刚给她一个大学同学打了电话，她说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再找个便宜点的住处了。
看看表已经快十点了，到了十二点如果还不退房，又要多交五十块钱。我去洗手间匆忙洗了把脸就跑下楼，该给青格勒打电话了。可是拨了几遍仍然是无人接听，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房间。林唯看我无精打采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跟她说了我是来投奔男朋友的，她安慰道：“别着急，你男朋友也许是出差了。”“出差？”我高兴起来：“对，一定是回深圳总公司了！”
我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看来，我惟有耐心地等待了。
林唯对大连很熟悉，她是在这里读的大学，我象一个乡下人一样，不停地向她问东问西，林唯很耐心，只是有些心不在焉，她不停地看她的传呼机，当快接近中午时，那个蓝色的传呼机终于“嘟嘟”的响起时，林唯象抓着救命稻草一样飞快的跑下楼。几分钟后，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WWW.soudu.org说：“我同学说在北石道街有一个对外出租的公寓，很便宜，许多来大连打工的大学生都住在那里，你去不去？”我思量了一下，决定跟她走，林唯毕竟是到目前为止，除了青格勒我在大连认识的唯一可以相信的人。我们都急忙地收拾起各自的东西，在临出门前，林唯突然红着脸对我说：“苏蒙，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她解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想向我借500块钱，她说：“我把这个传呼机押给你，这个呼机是今年我花八百多块钱新买的，你在大连可能也用得着……我一找到工作，发了工资马上就还钱给你……”我心里有些不快，刚刚才认识就跟人家借钱，我有点犹豫……林唯看我在犹豫，她有些不好意思了，尴尬地笑了笑自我解嘲道：“你看我，刚认识就跟你开这种玩笑，算了吧，我再找我同学想想办法吧。”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现在反倒是我因为小气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我说：“别麻烦了，我给你拿！”面对这个和我似乎有着某种缘分的女孩，我真的无法把“不行”这两个字说出口。当我把500元钱递给她时，她把传呼机塞给了我，我正想仔细看一看时，传呼机忽然在我手中“嘟嘟嘟”地响了起来，我不知所措，尴尬地开了个玩笑：“你的台湾特务组织联系你了，是不是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把那个蓝色的小传呼机重新塞到林唯的手里，让她留着自己用吧，她看我执意不要，就说“好吧，那我们就一块儿用吧，等会我跟我们台湾的头儿说一说，把你也吸收进组织算了，还打什么工，咱们直接挣美元！”我们都大笑起来，一路走一路笑地奔向那个我们从未谋面的新家。
传呼机，又叫“BP”机，当时我是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个东西，但几年之后它又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因为大家都开始用手机，没人再需要它。这个世界变化得真是太快了，看来青格勒骂我骂得一点儿都没错，我的确是个“井底之蛙”……
当我第一眼看到林唯拿着那个蓝色的小传呼机转来转去时，我就被它吸引住了，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青格勒曾经对我讲的那个“外面的世界”，那个青格勒沉浮在其中而我却一直不能理解的“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真的是变了！
这个传呼机在几个月后最终还是属于我了，因为林唯买了手机，她的第一部手机花掉了她一个半月的工资，当她拿回公寓向我们炫耀时，我们都以为她发了财。在1999年的时候，手机摆在饭桌上还是有钱族身份的象征，大家还有意无意地比着谁的手机款式更新、谁的手机拿在手里最wWw.小巧，谁能想到，几年后连修下水道的民工都拿着愈来愈小、后来又愈来愈大的手机在满街大呼小叫……
在这座城市的这所白色公寓里，我见到了那么多和我一样的外地人在进进出出。他（她）们和我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焦灼，每个人心里都似乎藏着一个或沧桑或伤痛的故事，后来我看到报纸上称我们这些外地打工者是“城市里漂着的人”。
听林唯说，这里曾经是一所大学的宿舍，后来这所大学搬迁到了大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就变成了对外出租的单身公寓。大连一直提口号要建“人才高地”，很多人也因大连得天独厚宜居的自然环境慕名而来，随着外地大学生来大连打工的愈来愈多，这里的床位也变得越来越紧俏起来。
200元一个四人房月租床位，空间很小，除了上下铺的四张床，房间中间摆了一张老式的学生课桌和四个学生凳外，几乎就没有什么空间了。房间虽然狭小局促，但我很满足，我终于在大连有一块儿暂时属于自己的地方可以躺下，静静地想一想今天之后我该怎么办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