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的狼群，到中午十分突然散去。
它们就象士兵后撤一样，按波次极有规律地向西撤去。
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为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狼队感到惊讶。
狼群走后，国处长把人们集中在井架前面的一块平地上，通报了经警中队的命令。然后，国处长说：“大家对关向波同志担任中队长如果有意见，可以及时提出来。如果没有，那么我就宣布，往下的所有行动，都由张学军教导员和关向波中队长指挥。负责集训的所有教官，因为所在部队有新的任务，需要赶回部队。希望你们这支新组建的队伍，能够团结合作，完成好这次任务。”
鉴于队员们对当前状况还不十分了解，我又把打虎山的故事扼要地讲了一遍。我告诉大家，从前是人们对这里的不了解，和传说的过于离奇，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恐惧。但是今天，我们不但已经身在打虎山，而且已经掌握了对我们十分有利的情报。如果大家积极配合中队部的工作，我向大家保证，决不会再出现流血事件。失踪的马处长和另外两名同志也能够平安归来。
说完这些话，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听从中队的部署，按照部署完成任务。
午饭后，国处长和几个教官乘车离开了。
国处长和教官们走后，这个营地里只留下了我们这支刚刚组建的中队和一个司机、三名护士。
这时候，我才后悔自己在队员们面前说过的话。我们这支刚组建的队伍，真的能够不用再流血，就可以使地底下那四十几个老牌的日本军官和满洲武士放下武器吗？如果他们真的要拼死一搏的话，我们能否抵御他们的攻击？还有，我虽然熟悉每一个队员，但这个新来的教导员，是不是很好交往呢？如果我们之间配合不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还好，领导和教官们一走，张学军教导员就把我叫到作为中队指挥部的帐篷里，商量我们往后的生活和行动安排。
我和张学军商量了一下，决定在问题彻底解决之前，除了轮流警戒的队员以外，其他人应当抓紧休息。一连几天的紧张工作和对万人坑的挖掘，队员们都很疲劳。只有队员们休息好，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们才可以有充沛的精神和体力参加行动。
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我又把张敬国和其他几个组长叫到中队部的帐篷。我已经把那张图纸画在一块黑板上，准备和他们一起讨论行动方案。
因为曾经作过瓦检员，所以每个组长的识图能力都是很强的，他们各自把图纸复制了一份，以备行动时使用。然后纷纷提出自己对应急行动的方案。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先使用政治攻势，让里面的日本人知道当前国际局势，明白日本早已经投降的真相。这个行动将依靠尾崎和我要求同学帮助寻找的日本天皇宣读的投降诏书来进行。如果里面的日本人明白真相后同意放弃抵抗，则可以由他们带领进入地下，对地下仓库进行盘查。否则的话，每个组长就按照预定方案由二号点密道搜索日本人的位置，迫使他们缴械投降。这个行动虽然危险，但是，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工人，我们是保卫矿山安全的经济警察。
小琴过来给我换药的时候，我觉得左臂已经可以轻微活动，就提出可不可以不再吊绷带。小琴说那要她看了伤口再说。还说，别看你现在是中队长，可是伤口有没有问题，还要护士说得算。
我就说：“哎，你这孩子，怎么跟大力似的，光看着我们家人不顺眼呢？”
大力刚把脑袋钻进帐篷，就问：“谁看咱家人不顺眼啊？”
我用眼睛斜了斜小琴。小琴说：“呵，才几天啊，就成一家人了？”说着，打开我肩上的纱布，惊讶地说：“你的伤口愈合的真好！肉都长上了。象你这样的，我还真没见过。只要不用大力气和沾上水，连药都不用换了。”
我说那好啊！这样我就可以参加行动了。
大力说：“听说你当上中队长了？好事怎么全让三爷爷家的人摊上啊？”
小琴说：“人家怎么说也是干部子弟，咱工人家的孩子可没法比。”
我说：“看，又来了，我可没得罪你啊。再怎么说，我可和你爷爷在一个洞室里趴过半个月呢。”
小琴撇撇嘴，让我把左臂举起来试试。我把左臂抬平，她问疼不疼？我说有点，不是很疼。她说好好养几天就没事了，要是痒千万不要用手挠。然后就往外走，我问：“那几个不正经吃饭的现在好些吗？”
小琴说没大事了，你们也该改善一下伙食了，再这么下去同志们的身体吃不消。
我就问张教导员：“咱们的伙食经费是怎么管理的？”
张学军说：“现在还在基地食堂那儿。你是不是想......”
我说：“对，老张，你在这盯一下，我去基地食堂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同志们改善一下的好吃的。说真的，这几天我的肚子里也没油腥了。”
大力跟我出来，我又从马正禄的司机那里拿了汽车钥匙。马正禄的司机问我：“我们处长有危险吗？”
我说目前应该没有，晚上或明天早晨公安处就派人把尾崎送过来。如果日本人守信用的话，马处长就可以回来了。我还告诉司机，没有事不要随便乱走，这两天外面情况很复杂。
我和大力还有张敬国带上枪往基地赶。路上，我说：“要是碰上黄羊群，同志们可就有口福了。”
张敬国说：“咱们帐篷里昨天谁放的狗肉，我们几个给吃了，结果引出谗虫了。”
我说：“还以为你们扒万人坑吃不下东西呢，没想到连我们的狗肉你们都偷着吃了。”
张敬国说：“饿急眼了呗，光那些干粮和军用罐头，平时看着就没胃口，更何况还要挖那么多死人骨头。你说，那么些个人，都给杀了，这杀人的也真够狠的。”
大力光开车，不说话，到了一个岔路口，他把方向盘往去基地相反的方向一打。我忙问：“你这是去那儿？”
大力一笑：“一会儿你们就知WWW.soudu.org道了。”
车行了大约半小时左右，远远地，我们看见了一支不小的黄羊群。
大力说：“这的黄羊最多，每年我到草地蒙古人那里拉羊经过这里，都能用车撞死它几只。那时候就想，要有支枪该多好。”
车在离黄羊群五六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力拿过我的枪说：“你在车上，让我过过瘾。”
张敬国也下了车，他们在车的左右站定了，两人一交换眼色，同时大喊一声：“打！”子弹就射向了黄羊群。
原本平静的黄羊群经此一击，立刻四处逃散。顷刻之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们两人打光了弹匣里的子弹后，又同时跳上车，大力一边大呼过瘾，一边开足马力冲向黄羊群原来停留的地点。
战果不错，他们竟打到了五六只。我的心里很高兴，等他们把黄羊装上车，张敬国就挤到我这里，笑着说：“我的位置让黄羊占了，咱俩挤挤吧。”
回到基地，趁食堂师傅们做饭的工夫，我抓空小睡了一会儿。
煮肉的香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我自言自语地说：“好久没闻到这么香的肉味了。”
那些煮熟的肉装了几大水桶，装车的师傅说：“要是早点，我们可以蒸几锅馒头给你们，可惜没发面。”
我说基地有酒吗？给我们弄点。师傅们就装了一个二十五公斤的大塑料桶酒给我们抬到了车上。
回到营地，第一眼就看见队友们已经穿上了崭新的经警制服，帽子上的国徽和肩上的盾牌一闪一闪的。每个人的脸上也都喜洋洋的。
张学军见我回来，就告诉我，尾崎已经带来，处里把制服也配发下来了。
我让大家卸车，自己跟着张学军去见尾崎。
我刚一进帐篷，还没说话，尾崎就说：“关，是你吗？”
我说：“是我，你的身体怎样了？”
尾崎说：“好，大大地好。”
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尾崎说了一遍，尾崎站起来一鞠躬说：“中国人，朋友地干活。你地办法，我地一定努力。请现在就去交换。”
我说：“你的眼睛......”
尾崎一摆手，说：“不要紧，黑暗，我地习惯。”
我问张学军：“他们说过怎么联系吗？”
不等张学军回答，尾崎说：“我地，明白。你们，带路地干活。”
我和张学军带了几个队员，跟着尾崎来到一个小山坡。尾崎的口中突然发出一阵奇怪的叫声，这声音和我在坑道里听到的完全相同。只是这一次我没有头痛的那种感觉。
尾崎的声音停止不久，从遥远的什么地方也传来一阵怪怪的声音。
接下来，尾崎和那边互相改变声调和频率叫了一阵，象是在对话，但我们在场的中国人谁也听不懂。
过了一会儿，尾崎说：“你们，到井架那里，把我放下去，你们地人，拉上来。”
我说我们的人全回来吗？
尾崎说：“全部。”
我们又到了井架下，几个队友上去后，惊奇地说：“里面有灯光！”
我对尾崎说：“记住，流血地不要，拜托！”
尾崎出乎意料地抱了我一下说：“一定！”
系上安全带时，尾崎还在说：“中国人，朋友地干活！”
尾崎被送下坑道不久，马正禄和两个队员被放了回来。
马正禄一上来就说：“窝囊！要是带着枪，便宜不了这帮小日本儿。”
张学军说：“马处长安全回来就是胜利，关队长，咱们带马处长和两个同志到医务室去检查检查吧。”
马正禄说：“不用，我们掉下去时，就擦破点儿皮儿。关键是有吃的吗？小日本儿他妈的那些军用食品真他妈难吃。”
我说：“我们下午刚打的黄羊子，已经让基地的师傅做好了。”
马正禄说：“那还等什么？走啊！”
天黑下来，队员们点燃了篝火，所有人都来到一块平地前。吃饭前，我突然想起尾崎在医院向我要酒的情景，还有马正禄说的：小日本儿他妈那些军用食品真他们难吃。不由得心里一动，就叫上两个队员提了一桶黄羊肉和一些酒跟我下了坑道。
我们来到密道处，打开机关，确认下面没有人守卫之后，把食物放了下去。然后，我们悄悄地离开了。
上来以后，篝火晚宴已经开始。队员们穿着新警服，吃着肉，喝着酒，唱着歌，气氛非常热烈。
马正禄拍了我一下，说：“小崽子，今天你算如愿以偿了吧？去，把警服换上，让大爷看看。”
马正禄这么一说，我才发现，所有中队成员中，就只我一个人还穿着那身劳动布的工作服。
张学军说：“走，我帮你把制服换上。就拉着我到了队部的帐篷里。”
张学军递过来一套干警制服，我不解地问：“我们不是经济警察吗，怎么穿干警的制服呢？”
张学军说：“我穿的不是干警制服吗？”
我说：“你是干警啊。”
张学军哈哈一笑说：“老弟呀，难到中队长就不是干部吗？将来我们的中队干部全要更换成干警制服，你的转干令也许等我们完成任务就批下来了。换上吧，还有这个。”
说着，张学军手里变戏法似的，又多了一把带绔的“五四式”手枪。他说：“这也是给你的。”
我接过手枪掂了掂说：“这家什就是不如冲锋枪来劲。”
等我和张学军再回到晚宴上的时候，队员大声高呼：“中队长给我们唱首歌吧！中队长！来一个！”
我把碗里的酒倒满，然后高高举起来，对着大家说：“今天，我很高兴，也很激动，不知大家的心情是不是和我一样。今天，我们担负起保卫矿山的重任。而眼前，就有一个很严峻的任务在考验着我们。我不想扫大家的兴，但我认为，把更美的歌声留在我们胜利完成任务以后，大家说，好不好！”
大家异口同声喊道：“好！”
我说：“既然大家同意，那就让我们干了这碗酒，预祝我们顺利完成任务。大家干杯！”
等所有人都干杯之后，我又说：“下面，请安监处马处长给我们详细讲一讲打虎山的情况。”
马正禄就在人们吃肉喝酒的时候，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打虎山的情况详尽地讲述了一遍。
他没有将老人们用来吓唬小孩子的那些故事讲出来，而是把他多年来搜集的资料告诉了大家。
他说：“今天，我虽然没能了解地下仓库的全部，但是，根据我和关向波同志掌握的材料。以及日本人对我们比较客气的态度来看，关向波同志所提出的，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是很大的。但我们仍旧要做好两手准备，以应对无法预知的意外。在我和你们的国处长来之前，局里的领导曾为此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领导们之所以决定在此时此刻扩建你们这支队伍，说明领导同志是充分信任你们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心理顾虑，有我们的局党委和广大的矿工兄弟作为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到时候，我和你们的国处长一起为你们请功，局里的领导也将出席你们的庆功会。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大家有没有决心？”
“有！！！”
接下来的两天，一切都很平静。那支训练有素的狼群没有再出现。这至少说明，日本人正在进行思想斗争，他们一时之间还拿不定主意。
马正禄在篝火晚宴的第二天早晨也离开的我们的营地，他们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等待回去处理。
天气正开始渐渐转寒，这时候的煤炭生产经过一个夏季的休整又进入了高峰时期。安全生产，安全保卫等工作也跟随着进入的一个紧张时期。
我们知道，如果能够抽得出人手，局里的领导是决不会让一支刚组建的年轻队伍来独当一面的。
张学军一有时间就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的队员，也能够理解这些，毕竟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各自单位的党委审查的。我不能说我的队友们多么的优秀，但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一定工作的很出色。
有时侯，面对着这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队友，我会为自己曾经不安于矿井工作而感到惭愧。甚至感到不佩作他们的队长。
想归这样想。目前我所要做的，不是反思自己，而是要利用这难得的平静，从地面上对地下的方位、距离进行估算，完善我们得来的地图上的标注，力求使每一名队员都能大体了解地下坑道的走向，方位。以备在执行任务时能够准确、迅速地到达指定的地点。
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首先，不能让日本人识破我们的行动意图，以免得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其次，还要力求观测数据的准确性，以提高单兵在战术上的快速反应能力。
所以，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张敬国他们几个组长。
这天中午，基地的给养车刚走。一个值勤的队员提着那个我放在密道里的水桶来到中队部。
在水桶上，写着“要证据”三个大字。
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三个字的含义。我正和张学军商量由谁回去找日本人需要的证据的时候，警戒西部的队员带着尾崎进来了。
见到尾崎，我们都很高兴。
张学军说：“病人，有几个？”
尾崎说：“五个。”
我问：“你们的小野不是受伤了吗？他现在怎么样？”
尾崎说：“小野君地，伤地不重。但他不相信大日本皇军地，失败地干活。他地，顽固不化。”
张学军说：“我们会有证据给他和你的同胞看。请你把病人的情况介绍一下，我们也好有准备。”
尾崎说：“我们的军医，半年前地，死了。药品也没有了。他们五个，病地，很严重。”
我说：“这样的话，你就回去告诉小野，我们可以把病人送到我们的医院治疗。”
尾崎深深地一鞠躬，然后说：“这正是，我们地，想要地。啊哩嘎掏，高扎衣麻斯（谢谢）！”
我让大力把留给我们机动的军车开过来，又带上三给护士和几个队员，在尾崎的指引下，来到了那个我和大力发现的出入口。
那里，站着两个持枪警戒的满洲武士。而那五个病人，则或站或蹲地等待这我们的到来。他们身上一身崭新的军服显得与这个时代极不相容。
我不由地想到这样一个字眼--圣战。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都已经过时了。”
车停以后，我看见，眼前所有日本人和满洲武士，年纪最小的，也该有六十岁了。而且，因为长期的地下生活和营养不良，就连拿枪的那两个武士都是一脸的苍白。
我想，如果他们不打响第一枪，我们这些孩子（相对而言）是决不会首先向这些老人开枪的。
小琴她们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做了一下简单的身体检查，然后告诉我，那五个日本人确实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需要住院治疗。另外的两人，营养不良的症状也比较严重。
我把小琴随身携带的医护包摘下来，递给尾崎。尾崎把医护包交给那两个武士，对我说：“我地，留下，联络地干活。”
我点点头，让队员们把病人扶上车，临到我要上车的时候，那两个老武士突然给我敬了个礼说：“谢谢，长官！”
长官，听着那么别扭，那么滑稽。
我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