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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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悉先生走了,走得是那么匆忙,心甚感伤。下午,我便约了红生同去先生家向他致祭。致祭过后,从先生家出来,抑郁的心情似乎舒缓了些。再后来,就随红生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聊了起来。聊着聊着,话题终归是回到了先生的身上。

    我与先生的相识,源于去年双喜的撺掇,请先生给我的文集《心路弯弯》作个评论时,才开始熟识起来的,时长亦不到两年。其间在一起聚坐、交流的机会倒是极少数,统共才那么四五次吧。去年六月份,先生在看完文稿后,写了一篇言辞恳切的《初读余明然》的书评给我,后来,我便把它附录在文集的后面。然则通过与先生的几次接触,从其文其字和庭园的布置上对他有了肤浅的认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我后来的《走近杨廷贵》。

    七月份先生去了闽地,说是搞创作去了,一走就是半年。文集首发时,想请先生捧场闹热一下,电话联系后,方知他笔耕鼓浪屿不能凑兴,赶不回来。到年底时,我问双喜先生到家否,双喜一脸担忧的神情告诉我说:“先生得病了,且病势不容乐观,看来是大限将至。”闻言之下心甚凄凉,想先生一生心高气傲,服过谁来?他如何能承受得下这么沉重的打击啊?不禁唏嘘不已,心情遂变得黯淡起来。因了先生的缘故,遂把要大家邀在一起唱和一番的意思强压了下去,作罢了。

    故此,要说对先生作深入细致的了解,我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相交时日不长,难于全方位解读他。但是,通过交往,他身上的确有些耀眼的亮点值得我们去学习,去追求。到今天,我似乎有些话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便捉起秃笔把它记录下来,算作是留给先生的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先生姓杨,号廷贵。都昌县大沙镇杨老君村人氏,1949年9月生人。1967年9月初中毕业后回乡当了农民,后来工厂招工便去了型砂厂当工人。别看先生在校读书不多,读书时间甚短。虽说是初中毕业,可中学三年(66-69)被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冲击了。实际算来,他才不过小学毕业的水平。可是,他硬是拼着后天的不懈努力,于文学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凭着一身坚毅跋涉在文学创作的崎岖山道上向着顶峰攀登,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因了先生的苦学不倦,自强不息。空余时间博览群书,并把所思所感倾泻笔端。单位领导慧眼识才俊,专门抽调其出来编排一些学习专栏和专刊什么的,用来加强单位干部职工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值此时机,先生如鱼得水遨游其间,收获颇丰。于自身提高很快,步子很大。又因其有着较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他一度担任都昌造纸厂厂长。

    也就是自此以后,先生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在文学造诣上有其独到的一面。他曾赴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学习,并取得可喜的成绩。1991年,先生调任县文联副主席,随之以副主席职务主持文联的全面工作,为繁荣都昌的文学创作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

    他一生著有小说集《白色的女人》和散文集《寒号鸟》,以及文学评论集《看法》等三部专著。是江西省作家协会,江西省评论家协会会员。在省市文艺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创办了地方性文学报纸《都昌文学》,为培养和推介都昌的文学新人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尤以评论著称于世。他的评论据理求真,态度激烈、言词恳切、实事求是。很简单的一番话语道出为文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及其潜存的不足之处。读来荡气回肠,使人叹服。与为文者和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

    先生一生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今年正月里,我和红生去探望他。先生身体孱弱,以一种无奈的表情对我说:“明然啊,我不能死呀,我还有许多有责任心的文章没写出来呀。”是啊,这足以说明他有着对历史的责任担当,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这从他写的《遥望先民们渐行渐远的背影》一文中读得出来。

    如今,先生走了,是七月十二日傍晚走的。他走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可他那种严谨治学的人生态度和对事业的执着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先生,一路走好,愿你在天国幸福安详!

    2008-07-16杨宅悼归后感慨万千以记之。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