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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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冬,云南开蒙草坝恳植局创办新村,聘先生主持村务,先生率家前往,追随者十十余人。一年之间,因俗化教,凡教育、卫生、经济、保育诸建设,无一不兴,当地人感德,敬先生夫妇如父母。后地方封建势力嫉妒,欲为难他,先生于1940年返回贵阳。

    1940年,先生在贵阳摆郎(达德疏散于此,距市区二十里)致力于教授著作,不常入城。跟随他从草坝到贵阳的人,很多被逮捕遇害。风声四起,先生不为所动,适有一学生因毁谤学校被责令中 文首发退学,即密告党部“黄家墙壁上有他女儿在陕北的照片,”党部派人来查,其势汹汹,先生镇定自若。在给王克仁的信中,先生说道“不死则奋斗,死了当歇气。”对蒋介石说的“三民主义迄未实现,犹有待于大众的努力。”他说“只我一生的努力,也就够了,再高谈什么主义,又有何用?我想主要在国民党自身健全与否问题,不以此求充实、求信用,只一味防范捉拿何如?”国民党贵州当局对先生极端不满,询问他的学生黄某谈及陕北及苏联事否,又搜去学生笔记核查。先生说:“陕北是国之疆土,苏联是国之友邦,谈及何罪之有?”

    由于处境恶劣。1941年高开贵阳,在重庆育才院主讲“民族精神”,常与晏阳初、黄炎培、陶行之、梁漱溟诸先生共谋文化界团结。先生十余年前,即早已认定国共两党必须切实合作,中国才有希望。两党十多年的仇恨,其势不两立。但国民党有他的历史性,共产党有他的世界性,谁也不能消灭谁,是必有待第三者调停。第三者只有文化 界名人志士。故在1929年至1945年期间,先生或南或北,参加职教社、生活社、乡建院、平教会,乃至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皆是为此而作的努力。十年以来,颇有人讥笑先生迂阔。今日时势,莫不为先生所预料。

    1942年春,先生辞去育才院事后,浙江大学欲聘,适逢吕凤子先生邀他前往重庆壁山正则艺专共事,先生欣然前往。在正则生活三年。1943年9月,凌秋鹗去世,先生_38605.html在重庆正则艺专听闻后,尽三日写下《我的老友凌秋鹗君》一文,赠达德学校知名人士,宣扬达校前辈精神。

    1944年,抗战决胜关头,民主团结的呼声与日俱上,先生与重庆知名人士,商量推进民主团结进程。于是两度赴延安。先生在延安,备受敬重,他亦尽其所能作民主团结及教育文化艺术宣传,与林伯渠、钱太微、徐特立诸 老成立安怀会,进相唱和,称一时盛事。1946年1月,徐特立先生七十寿辰,先生在延安水上舍作诗十二首祝贺。诗中叙及二人在旅欧时的友情。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于教场口,受反动者捣乱,李公仆、郭沫若、施复亮诸君受伤,全国愤慨。延安各界推举先生为代表到重庆慰问。在晓庄新婚之后三月(2月22日),偕晓庄乘飞机到重庆。

    慰问任务完毕,住龙舍(甥女王若分女士奉母住所)。与陶行之相见,陶先生称他是民主老战士,国共团结之月下老人,先生掀髯大笑。应陶行之先生之请,写成“延安选举见闻记”、“我对社会大学之所见”两文。28日,随谢孝思去正则艺专,请见青年盈门塞户。四月一日,为正则艺专学生演讲“做人之道”。四日,参加儿童节大会演讲。六日,约集吕凤子、沈均儒、陶行之、李公仆、郭沫若、柳提诸先生于龙舍相聚。七日下午,得次日有机返延安消息。八日,与晓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夫妇等十三人,美国机师四人返延。当天下午,飞机过西安,即告失踪。全国人民及民主人士,群情忧急,犹寄一线希望。十二日,发现于山西兴县东南黑茶山,人机俱亡。霹雳惊天,风云变色,民主斗士、贵州教育界前辈先生先生,享年六十七岁。

    先生一生,助人为乐,急人之急,甚己之私。一生热爱大自然,自谓修身有“八宝”,即“日光空气、鸟声树色、远山近水、芳草鲜花”。一生不易生病,病了不轻易服药,以“八宝”治疗。先生善辞令,声出金石。高谈阔论,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登台演讲,声闻万人。或慷慨激昂,或诙谐笑骂,掀髯舞袂,又如生龙活虎,听者为之吐舌。先生有胆识,不畏**,一旦认定要做的事,一往直前,不计生死。其参加辛亥革命,倒袁世凯,反周西成,走欧洲,奔陕北……皆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先生喜远游,足迹踏遍日本、西欧及国内南北二十余省,他所标举的做人“五标准”(生产的技能(富)、健康的体魄(强))、科学的头脑(真)、艺术的兴趣(美)、平等博爱的精神(善))、交友“六力”(胆力、忍力、学力、才力、体力、爱力)以及“三近”(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构成了他一生的教育哲学。常言“待人要宽,办事要严,讲学要刻”。与人辩论,寸步不让。先生在贵州宣传女子天足运动,改良旧剧编演新剧、提倡活教育以及普及社会教育,创办《达德周刊》,宣传婚姻自主,倡导遣派留学生,促进苗汉同化……,皆于贵州文化教育,有极大影响。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