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走投无路。当时身上还有钱。不算多，但足可以给自己找一家旅店或买一张回程车票。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有时候是一种感受，而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处境。
我是来深圳出差的。准确地说是来深圳开会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出版社就在武汉，再说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在武汉开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是，我想来深圳，所以，就鼓动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最后，谢厂长终于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我这样做不是想节省一趟路费，而是想得到一张 “边防证”。在当时，边防证还绝对神圣，如果没有边防证，我进不了深圳，而办理边防证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但如果不是开会，保卫处是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深圳，我策动了这次来深圳开会。
其实说来深圳开会并不确切，确切地说是到东莞开会，因为谢厂长的南方新型建材厂并不是在深圳，而是在东莞。但是，开完会之后，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去深圳参观“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能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来深圳参观，那么，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
既然开完会之后要到深圳参观，所以干脆就说是到深圳开会。这就是人们习惯的往大说。
<>往大说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单位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但是为了“往大说”，院里硬是多次向上打报告要求更名为“冶金部华东钢铁设计研究院”，因为一旦改成“华东”，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不会想到马鞍山这样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说易，往大做难。事实上，直到目前，单位的名称并没有改变，况且，在我看来，即便名称改变了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每次出差，照样都是一大早出门，赶到南京买车票，然后晚上才能踏上真正旅途。说实话，如果我们设计院不是在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我就不会一天到晚想着离开那里了。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离开那里。当时，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于是，在单位年轻人当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国就是去深圳，只有实在没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单位。年轻人当中哪个愿意承认自己是“实在没有本事”的？而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去深圳就成为当时我们单位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凡是思想有些激进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想法。
我还不是思想最激进的。最激进的早已经来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