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门墙，只于城门十步内横筑高厚墙一堵。亦设鹊台，高二丈。墙在鹊台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两头遮过门三二丈，所以遮隔冲突。门之启闭，外不得知；纵使突入墙内，城上炮石雨下，两边羊马墙内可以夹击。
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城门既多且开，稍得便利去处，即出兵击之。夜则斫其营寨，使之昼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须为牵制之计，常使彼劳我逸。又于大城多设暗门，羊马城多开门窦，填壕作路，以为突门。大抵守城常为战备，有便利则急击之。
城门旧制皆有门楼，别无机械，不可御敌。须是两层，上层施劲弓弩，可以射远；下层施刀枪。又为暗板，有急则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门者。门为三重，却厚一门，如常制，比旧加厚；次外一重门，以径四五尺坚石，圆木凿眼贯串以代板，不必用铁叶钉裹；又外一重，以木为栅，施于护门墙之两边。比之一楼一门，大段济事。
城门外壕上，旧制多设钓桥，本以防备奔冲，遇有寇至，拽启钓桥，攻者不可越壕而来。殊不知正碍城内出兵。若放下钓桥，然后出兵，则城外必须先见，得以为备；若兵已出复拽起桥板，则缓急难于退却，苟为敌所逼逐，往往溺于壕中。此钓桥有害无益明矣。止可先于门前施机械，使敌必不能入。拆去钓桥，只用实桥，城内军马进退皆便；外人皆惧城内出兵，昼夜不敢自安。
干戈板，旧制用铁叶钉裹，置于城门之前，城上用辘轳车放，亦是防遏冲突。其碍城内出兵，则与钓桥无异。既于城门里外安置机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为出兵快便之利。
城身，旧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务攻角，以其易为力也。城脚上皆有敌楼、战棚，盖是先为堤备。苟不改更，攻城者终是得利。且以城之东南角言之，若直是东南角攻，则无足畏。炮石力小，则为敌楼、战棚所隔；炮石力大，则必过入城里。若攻城人于城东立炮，则城上东西数十步，人必不能立；又于城南添一炮，则城上南北数十步，人亦不能立，便可进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旧制也。须是将城角少缩向里。若攻东城，即便近北立炮；若攻南城，则须近西立炮，城上皆可用炮倒击其后。若正东南角立炮，则城上无敌楼、战棚，不可下手。将城角缩向里为利，甚不可忽也！
女头墙，旧制于城外边约地六尺一个，高者不过五尺，作“山”字样。两女头间留女口一个。女头立狗脚木一条，挂搭皮、竹篦篱牌一片，遮隔矢石，若御大炮，全不济事。又女头低小，城外箭丛可中守御人头面。须是于城上先筑鹊台，高二丈，阔五尺。鹊台上再筑墙，高六尺，厚二尺。自鹊台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个，眼阔一尺，高八寸。相离三尺，又置一个。两眼之间，向上一尺，又置一个，状如“品”字。向上作平头墙。敌上登城，只于方眼中施枪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头墙，即是常用篦篱牌挂搭，不必临时施设也。更于鹊台上靠墙，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条，高出女墙五尺，横用细木夹勒两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过“品”字眼，亦不能到平头墙上。更兼墙上又有排叉木限隔，若要越过排叉木，必须用手攀援，则刀斧斫之，枪刃刺之，无不颠朴。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脚。其上皆有楼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毕备，须用毡皮挂搭，然不能遮隔大炮，一为所击，无不倒者。楼子既倒，守御人便不得安。或谓须预备楼子，随即架立。是未尝经历攻守者之言也。楼子既倒，敌必以炮石弓弩并力临城，则损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中留“品”字空眼，以备觇望，又可通过枪刀；靠城身两边开两小门，下看城外，可施御捍之具。墙里造瓦厦屋，与守御人避风雨，遇有攻击，便拆去瓦厦屋。靠墙立高大排叉木，用粗绳横编，若造笆相似。任其攻击，必不能为害。
城不必太高，太高则积雨摧塌，修筑费力。城面不可太阔，太阔则炮石落在城上，缓急击中守御人。城面通鹊台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边大郡城壁，高亦不过五丈，阔不过二丈而已。
羊马墙，旧制州郡或无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过六尺，厚不过三尺，去城远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盖羊马城之名，本防寇贼逼逐人民入城，权暂安泊羊马而已，故皆不以为意，然捍御寇攘，为力甚薄。当于大城之外，城壕之里，去城三丈，筑鹊台，高二尺，阔四尺。台上筑墙，高八尺，脚厚五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个，以备觇望。遇有缓急，即出兵在羊马墙里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马。不可去城太远，太远则大城上?砖不能过，太近则不可运转长枪。大凡攻城，须填平壕，方可到羊马墙下。使其攻破羊马墙，亦难为入，入亦不能驻足。攻者止能于所填壕上一路直进，守者可于羊马墙内两下夹击，又大城上砖石如雨下击，则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敌，城内又有一小炮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计百出，皆有以备之也。
用炮摧毁攻具，须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炮。若欲放远，须用小炮。只黄泥为团。每个干重五斤，轻重一般，则打物有准，圆则可以放远。又泥团到地便碎，不为敌人复放入城，兼亦易办。虽是泥团，若中人头面胸臆，无不死者；中人手足，无不折跌也。
羊马墙内，须酌量地步远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门；分布安排人兵，易于点检，兼防奸细入城。
城郭，旧制只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虽遇大敌，攻计百出，亦可退却。或不经历攻守者，忽遇大敌围城，无不畏怯，须是先为堤备。当于外壕里修筑高厚羊马墙，与大城两头相副，即是一壕两城。更于大城里开掘深阔里壕，上又筑月城，即是两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无可攻之理。大抵城与壕水，一重难攻于一重。至若里城里壕，则必不可犯。计羊马墙与里城、里壕之费，亦不甚多。若为永久之计，实不可缺。
修筑里城，只于里壕垠上，增筑高二丈以上，上设护险墙。下临里壕，须阔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则有里壕阻隔，便能使过里壕，则里城亦不可上。若此则不特可御外敌，亦可潜消内患。里城、里壕，费用不多，不可不设，庶免临急旋开筑也。
修城，旧制多于城外脚下，或临壕栽了叉木，名为鹿角，大为无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内，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风用火，可以烧毁。不如除去为便也。
今来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郡城池。若非京都会府，须于城内向里，量度远近，再于外修筑一重，其外安置营寨；向里更筑一重，作官府。若此，岂特坚固而已哉；内外之患，无不革尽。
攻城用云梯，是欲蚁附登城。今女头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马墙，重重限隔，则云梯虽多，无足畏也。
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丛，欲以搬运土木砖石，填垒壕堑，待其填平，方进攻具；或欲逼城挖掘。今既有羊马墙为之限隔，则洞子亦自难用。
对楼则与城上楼子高下相对。鹅车稍高，向前瞰城头，向下附城脚。天桥与对楼无异，止是于楼上用长板作脚道，或折迭翻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马墙既有人守，自可两边横施器刃。敌人别用撞竿，与其它应急机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桥、鹅车、对楼、火车、火箭，皆欲人惊畏，有以备之，则不能害。
攻城多填幔道，有至三数条者，高与城等，直逼城头。今羊马墙中既有人拒敌，又大城上?掷砖石，自然难近大城。更照所填幔道，于城内靠城脚急开里壕，垠上更筑月城，两边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于棚上。又于欲来路上，多设签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过里壕；纵过里壕，绝不能过月城。以幔道攻城者，百无一二。今所备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则以数策应之。
攻城用大炮，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旧制楼橹，无有不被摧毁者。今不用楼子，则大炮已无所施。兼城身与女头皆厚实，城外炮来，力大则自城头上过，但令守御人靠墙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则为墙所隔。更于城里亦用大炮与之相对施放，兼用远炮，可及三百五十步外者，以害用事首领。盖攻城必以驱掳胁从者在前，首领及同恶者在后。城内放炮，在城上人照料偏正远近，自可取的。万一敌炮不攻马面，只攻女头，急于女头墙里栽埋排叉木，亦用大绳实编，如笆相似，向里用斜木柱抢，炮石虽多，亦难击坏。炮既不能害人，天桥、对楼、鹅车、幔道之类，又皆有以备之，则人心安固，城无可破之理。
攻守利器，皆莫如炮。攻者得用炮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用炮之术，则可以制敌。守城之炮，不可安在城上，只于城里量远近安顿；城外不可得见，可以取的。每炮于城立一人，专照斜直远近，令炮手定放。小偏则移定炮人脚，太偏则移动炮架；太远则减拽炮人，太近则添拽炮人。三两炮间，便可中物。更在炮手出入脚步，以大炮施小炮三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毁攻具，须用大炮；若欲害用事首领及搬运人，须用远炮。炮不厌多备。若用炮得术，城可必固。其于制造炮架精巧处，又在守城人工匠临时增减。
用炮摧毁攻具，须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炮。若欲放远，须用小炮。只黄泥为团。每个干重五斤，轻重一般，则打物有准，圆则可以放远。又泥团到地便碎，不为敌人复放入城，兼亦易办。虽是泥团，若中人头面胸臆，无不死者；中人手足，无不折跌也。
城被围闭，城内务要安静。若城外有人攻击，城内惊扰，种种不便。须是将城内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视。遇有人逼城，号令街巷，不得往来。非籍定系上城守御及策应人，不得辄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辄下城。过当防闲，不特可免惊惶，亦可杜绝不虞。
敌以云梯、对楼攻东水门，其间御捍，有设重楼获胜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楼之上，愈招矢石。又攻东门守御官守具亦备，对楼、云梯至，每以木冲倒，仆死者无数。此亦奇策。然持冲木人与对楼上人相对，不免互伤，亦非全胜。金人填壕桥城，运对楼过壕攻城，城下列炮座二百余所，七梢炮、撒星炮、座石炮并发，又以强弩千余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御卒不能存立，然后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得城，则引众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炮大数多，矢石齐发，只前说女头墙次备以洞子，皆可隔尽矣。对楼登城，每一对楼果能载兵八十人，楼广不过二丈，当面立得几人？与守城人接战者，不过十数人而已。假令八十人尽用力，施设五对楼，止四百人。此外必无伏兵，亦无奇兵。楼高须及五丈，乘高而来，其迹亦自甚危。自履危地，来与城上立平地人接战，胜负人人可以自决。若守城者于此不胜，则交战于平田广野之地，不知其败若何？况对楼填平壕上，惟可以直进直退，必不能于城下横行。守人备御，不过止备对楼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对楼，所占地步数亦不多，不独接战可以必胜，纵兵上城，获全胜者，术亦多矣。不思则弗得也！
敌用云梯，止要登城。每座云梯须十余人可以负荷到城，城上御之，亦难向前来。纵不御之，使敌倚城登梯上至城头，少不死者，何以致之？于女头墙里鹊台上，靠墙立排叉木，每空阔三四寸一根，通度枪刀向上，高出女头墙五六尺。敌至女头墙上，必为排叉木隔住，背后乘空，守御人于木空中施枪刀刺击，岂有刺击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鲜矣。
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对楼五座，盛矢石来城上，以杆冲倒三座，城上士卒争持草以焚之。对楼木多而草盛火炽，火乘南风，遂引烧城上楼子三座。对楼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敌人攻械来路，可以置而不问。焚者失也！纵不引烧城楼，止烧了敌人对楼，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与敌烧开再进攻械来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成楼骨格，欲于旧处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敌必不容，矢石必倍。守御官若能用前说，造洞子于阙楼子处，两头连珠并进，不终日决可蔽合，权代女头墙，以隔矢石。矢石虽愈倍于前，亦必无害。次于烧了城楼处两头，横直深埋排叉木，以防敌急登。城上分甲兵两向攻打。城里从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壕，离壕三五丈筑月城围之。矢敌乘对楼到城，如不下对楼上城，却回则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内，无不死者。如此一挫，必罢攻退兵。乃守御之人失之。以致城陷，岂步痛哉！
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然亦视人之能用与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虽能者，亦难施设。窃闻金人用炮攻城，守御人于城上亦尝用炮。城面地步不广，必然难安大炮，亦难容数多。虽有炮台，炮台地步亦不甚广。又炮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炮来击。又城上炮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敌人用炮，可以直指而击之。以此观当时守御之人，其不能用炮也明矣。假令当时于城里脚下立炮，仍于每座炮前埋立小木为衣，敌人在外，不见立炮所在，虽有能用炮者，何由施设？或谓炮在城里，炮手不能见得城外事，无由取的。每一座炮，别用一人于城上，专管城里一座，外照物所在，里照炮梢，与外物相对，即令施放；少偏，则令炮手略少那脚；太偏，则就令拽炮人抬转炮座；放过，则令减人或用炮稍大者；不及，则令添人或用炮稍小者。照料得一炮打中后，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数多。守御人用炮若止能如此，则攻城人用炮何能为也！
春秋时期，陕东一带均属晋国。秦穆公之世，秦向东扩展，将晋逐出陕东，并与楚争夺商洛一带。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迫其南迁，武关遂为秦有。此后，武关便成了泰国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秦在策划其合纵计划时游说楚威王说：“秦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指出了秦据武关对楚国构成的军事压力。战国之世，秦以武关为前进基地，不断打击、削弱楚国，先后攻取楚汉中、南阳及汉北之地。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诱楚怀王至武关，怀王到后，秦闭武关，劫怀王至咸阳，胁怀王割地。次年，秦军出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阳地区）。秦亡后，楚汉相争，双方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以重兵攻刘邦，刘邦压力很大，有辕生建议刘邦由出武关，屯军宛、叶，以分楚军之势。刘邦采其议，南出武关，项羽南北弄走，渐至衰困。
论山川形势，武关之险不及潼关，自东南一入武关。便可径至蓝田，下临长安。且武关距长安道远，有紧急情况，救援不及。所以关东势力攻关中，也多取道武关。刘邦西伐关中，为避潼关之险，绕道南阳攻占武关，进抵蓝田，在蓝田击败秦军，进军灞上，秦王子婴出降，秦遂亡。刘邦自武关入秦开辟了入攻关中的一条路子。“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部将田禄伯献计：“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惜刘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亚夫则为避叛军刺客在函谷关一带狙击，率军自武关而出。两汉末，关中形势混乱，武关常为各路军阀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刘汉攻陷洛阳，西晋大臣阎鼎即奉秦王司马邺自武关入关中，重建西晋行台。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恒温北伐前秦，自武关进至灞上，兵压长安。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除以主力沿黄河西进作正面攻击外，另遣大将沈田子、付弘之趋武关作侧翼进攻，当晋军主力还在潼关之外苦战时，沈田子早已攻入武关，进至青泥（今陕西蓝田），牵制后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东、西魏对峙，高欢以三路攻关中，除潼关、蒲坂两路外，另遣大将高敖曹自武关入攻青泥。三路之中，只有攻武关的高敖曹取得一定胜利。
唐后期，藩镇割据，东南粟帛转输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荆襄，由武关入关中，成为唐王朝延喘的一条命脉。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当道依险而立。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必争之地。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则无以图关中。
汉王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还定三秦，即出散关出陈仓，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据有关中。东汉初，蜀中公孙述欲图关中，遣将李育出散关，被东汉大将冯异击破。东汉末，曹操讨汉中张鲁，大军由散关南出。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伐，率军出散关，进围陈仓。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与刘宋争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北魏遣占弼督陇右诸军自祁山南进、皮豹子督关中诸军出散关西进，会攻仇池。宋军不敌，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制陇西。梁承圣二年（553年，）萧绎、萧纪兄弟内讧，萧纪从益州攻萧绎，萧绎请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字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出散关攻梁之益州，益州遂为西魏所占。
“安史之乱”时，叛军攻入关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韬伐蜀，率军由宝鸡入散关。郭崇韬见散关周围地势险要，指着山峰对大军说：“朝廷兴师十万，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归路！”以兵入绝地激励将士。后唐军入蜀后，蜀军望风溃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张浚在关陕以五路兵攻金失败后，集重兵扼守散关，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宝鸡，以防南宋再出散关图关中。后来，大散关成为金与南宋的分界线。蒙古攻金时，为避开金人重兵把守的潼关，遣使假道于宋，派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经汉中、安康东出，趋金汴京。宋蒙对峙时，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军每自散关进军。明初，徐达略定关中后，分军取蜀，亦自凤翔出散关。
汉中与关中的通道还有子午谷、褒斜谷、傥骆谷（详见汉中部分）。但三条通道都极尽深险，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通行。如曹操在与刘备争汉中不利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历代兵家轻易不敢出此。这样，作为关中与汉中之间的必经之地，散关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萧关，又称陇山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萧关一失，则西北势力取道泾州（今甘肃泾川），下趋长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关中西北方向的威胁主要来自陇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时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时主要是西夏党项。萧关为关中抗击西北游牧民族进犯的前哨。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萧关，袭扰北地等郡，致使关中震动。汉武帝时，国力增强，重视北边国防。汉武帝曾两次出萧关，巡视西北边境，耀兵塞上，威慑匈奴。自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外，中原政权频受其扰。唐武则天时，曾任魏元忠为萧关大总管，统重兵镇守萧关，以备突厥。北宋时，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称雄西北。在宋夏之间近百年的对抗中，萧关一带为双方对峙前沿。
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通常蒲坂为关中所守时，退可以阻挡山西方向的入侵，进可以窥取临汾、上党；如蒲坂不守，则关中险塞不可谓稳固。
战国初期，魏国占有山西西南及陕西东部部分地区，成为秦国向东发展的一大阻碍。商鞅便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指出了魏对秦霸业的阻碍，他建议秦孝公伐魏，迫魏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注：《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经过长朗的战争，秦国终于迫魏国东迁大梁，尽占晋西南之地，为秦向中原的扩张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西晋末，匈奴刘汉据平阳（今山西临汾），不断南下攻略中原。开始时蒲坂为西晋所守，刘汉势力尚不能侵入关中。后来，蒲坂守将赵染以蒲坂降刘汉，刘汉大将刘耀遂得以由蒲坂入攻关中。晋建兴四年（316年），刘耀攻破长安，晋愍帝降，西晋灭亡。
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这个侧门找到机会以打开局面。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击马超、韩遂，双方在潼关陷入僵局。后来曹军北渡黄河，再自蒲坂西渡，出潼关军后，才大破凉州诸军。北魏长孙稚讨关中萧宝寅时，又将曹操的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据关中称帝，引兵围冯翊。魏主遣长孙稚率军讨之。长孙稚率军至恒农（今河南灵宝），部下杨侃建议说：“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漳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长孙稚从其议，遂克蒲坂、潼关，平定关中。
上述两个战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蒲坂与潼关的关系。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可以径趋长安，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险在华岳，与黄河交会在于潼关，然必东南有宛、洛，东北有晋、绛，而后可以为固。无宛、洛则武关、崤函之险可入；无晋、绛则临晋之阻可入。”临晋之阻即蒲津关，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所以潼关虽号称天险，但若无对蒲坂这个“侧门”的控制，则天险也说不上保险。
关中四塞，可谓险固。但纵观历代兴起于关中的政治势力，凡政治上发奋有为者，都不以四塞为限，而采取更积极的态势。相反，政治上无所作为，胸无大志，闭关自守，则虽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茧自缚。
若采取更积极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
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这种态势，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缓冲地带；以攻而言，则是在后方稳固的前提下可以积极进取。
秦和西汉都是在这种有利态势下统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时代取得晋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时代，占领宜阳，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时代，取得南阳、荆襄。到秦发动统一战争前夕，秦已据有极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已有人谈到秦对东方的这种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注：《史记》卷四十楚世家]
西汉的统一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楚汉相争时，刘邦本人出函谷关在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相持，另遣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东下井陉，自己还不时由武关出南阳，以分楚军之势。后来这种态势更发展成为：北面，韩信破赵、降燕、下齐；南面，促英布背楚归汉，令汉之势力延伸到淮南，从而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三关中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从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到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关中地形、地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可分析这种模式，以便进一步认识关中地理形势及其战略意义。
秦的统一开了关中模式之先河，并且就统一进程而言，这种模式也以秦的统一为最典型；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则以西汉的经营比较典型。这里，我们便以秦的统一天下的进程和西汉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为例，来看看关中模式的具体内涵。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卒练，开始走上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秦兼并六国的扩张之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分别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
秦孝公时期，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于关中内部的建设外，主要是向晋西南方向扩展，排除了秦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障碍。
当时形势，魏国为中原_4460.htm霸主，又据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商鞅变法后不久，即向东方扩展。作为东进的一个步骤，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迁都咸阳。秦国与东方的齐国一起对魏的霸业发起挑战。齐、魏马陵之战的次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议秦孝公也趁机攻魏，他说：“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徒，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注：《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秦孝公从之，使商鞅将兵伐魏，商鞅设伏袭虏魏军上将公子卯？，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后，魏又尽献上郡十五县。秦的左侧翼局面打开，东进的门户亦为之打开。数年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苏秦开始组织合纵。
继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后来称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时，秦主要是在其右侧翼取得突破性进展。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顾虑蜀道险狭难至，又担心韩国乘机来侵，以soudu.org此犹豫未决。大臣中，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先攻韩。二人当面进行了一场辩论。司马错说：“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注：《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秦惠王最终采用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注：《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时楚据汉中，对秦的右侧翼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后，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夺取楚国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又大败于蓝田，从此无力再争汉中，这样秦的右侧翼的威胁解除了。
张仪在秦，一直有向正东方的三川河谷扩张的主张。早在与司马错辩论时，他就说过：“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注：《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对秦武王说：“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注：《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虽然张仪此议怀有自存之计，且此后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秦武王。秦武王后来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注：《史记》卷五秦本纪]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附近）之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