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一个中午。
钟士康和家人正在吃午饭，有两个人来到钟家，
“钟士康在家吗？”
钟士康抬起头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来人说，你就是呀，钟先生，县里金秘书长请你有事去商量一下。
钟士康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想大概县里重视他的意见了，他高兴地吃好饭，把饭碗一推就跟着来人去城里了。
但是这一去直到夜里还没回来，他妻子知道这是卖灯笼慝的祸，钟士康又被捕了，原来警察把哪天钟士康在中山公园卖灯笼的事回去告诉了局长，警察局长又告诉了金秘书长，金秘书长感到这个钟士康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闹过不休，县政府闹不够，竟闹到社会上去，影响太坏，就又把他抓进去关起来。于是他夫人又四出奔走为他营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老着面皮又去找朱维官，但这次朱维官怕再去惹政府，他婉转地推辞了：“叫我怎么去说呢？我上次替他去保释过，他出来了又重犯，我都不好意思去找人家了。”因此一时无法保释。
直到关至将近一年，钟士康才由当时的宁波商校校长汪奂伯先生作保而出狱。汪奂伯先生与钟士康同为教育界人士，惺惺惜惺惺，他也看不惯政府的腐败，同情钟士康的遭遇。反动当局以为这次关了钟士康很多日子，应该老实守分了。见汪奂伯来保，作个人情就让他保出来。
这时已近年尾，他从狱中出来后理了发洗了澡，回家后非常乐观。对大家津津有味地讲狱中的情况。他说监狱里犯人也要上讲堂听课。他还在里面经常宣传，他在狱中教犯人读书识字。教材是陶行知先生的“老少通”非常通俗易懂，有的内容幽默讽趣。有一篇“公道”说：“你说你公道，他说他公道，如果有公道老鼠不怕猫。”以此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能讲得头头是道，大家都愿意听他。且他是政治犯，在当时老百姓的眼里，政治犯都是一些忧国忧民为老百姓说话的好人，所以犯人们都很尊敬他。
他还与犯人交朋友。和大家讲讲做人的道理，有个叫丁宝贞的是小斧头党人，这人很有义气。身上带着小soudu.org斧头常受人钱财，替人报仇杀人。钟士康还和他成了好朋友。出狱后还曾来过钟家。
因为钟士康是政治犯，监狱的刘典狱长知道他在社会上很有声望，前两任县长也很看重他，因此对他很宽厚同情，另眼相看。出狱后钟士康还带着他妻子和孩子们去孝闻街到刘典狱长家里去做客。刘狱长还陪他们家人去参观了北门大监。
春节过后钟士康对反动当局的抗争又行动起来了，但他改变了一下方式。在“时事公报”上又刊登了一则启事，标题大字：“我错了”下面内容约略有这么几句：“我错了，通过这几次的监狱生活，我觉得以前的所作所为无一不错，以前种种犹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但文中没有具体内容。反动当局一见启事，全是一派反话，根本没有一点悔过诚意，联想过去他常写文章讥讽政府和社会的情形，报纸里也有一些人支持他。他们怕他又要以报纸为阵地，在报纸上写文章，大骂政府大骂党国，讽刺挖苦政府，会给政府带来更大的麻烦和更大的影响。所以决定还要把他抓起来。
一天半夜里钟家的人都已睡觉了，听得楼下有人敲门，钟士康的夫人下楼，刚把大门打开，突然就冲进几个人来，直奔楼上，在几间房间里用手电筒照着床上的人再照床下的的鞋子是否相符，原来他们是来捉钟士康的。幸好这次钟士康不在家，他们怏怏而去。
第二天钟士康就回家了，他夫人叫他赶快到外面去躲避，但他不愿离家，终于没过几天又被捉进去了。
这次捉去后，反动当局再也不同意保释了。他们对钟士康说“只要你回到上海去，到外地去工作，马上就可以放你出去。”钟士康知道这是想把他“驱逐出境”，只是他们说得好听些，钟士康说“我宁可把牢底坐穿，决不离开我热爱的家乡！离开我受苦受难的乡亲们！”从此钟师母也没有为他奔走营救的必要了，钟士康也安心以牢为家了。
在宁波反动当局的监狱里钟士康是政治犯，但是他是与其他犯人同关在一起的。他的妻子和他姐姐常到宁波去看他，有一次雨天刚刚走到监狱大门旁的路上，见一群人淋着雨涌进大门去，见钟士康也在其中，原来他们正在转监。他已经三次被捕入狱。
钟士康差不多坐遍了宁波所有监狱，时常转换关押地方，他对这种生活习以为常了。尤其这次是没有期限的监禁，他作了长期坐牢的打算，很乐观。他叫他妻子以后每次带炒米粉去，用饼干箱装盛，在饼干罐的底部放上笔纸，上面盖上炒米粉。（监狱里禁带纸笔，）他和以前一样要在狱中教犯人们读书识字。他在狱中生活无忧无虑，而他的家人却为他担惊受怕的难过日子呢。
这段时期也是钟家最苦难的时期，据他的二儿子钟宝回忆：每次他母亲去探监，有时天黑还没回来，这时家里最小的妹妹亭亭只有3岁，她是一天到晚在妈妈身边的，不见妈妈老是哭过不停，任姐姐和哥哥们怎么哄她抱她还是伤心地哭，哭得我们大家也禁不住一起流泪痛哭起来。（这时钟秀18岁，钟虎十六岁，钟宝14岁，钟灵十岁，明明五岁，。）
这年日寇飞机常来轰炸郊区，防空部队开高射炮向敌机猛烈射击，炮弹声震得玻璃窗哗朗朗响，像碎裂一样真是吓人，有一次，钟灵问母亲：“宁波炸得这样厉害爸爸在宁波没有关系吗？”只有十岁的弟弟都这样牵挂着父亲，何况我们呢，问得大家都流泪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以后每次敌机来轰炸都更引起我们对父亲的思念。
1941年春天学校将开学了，大姐不再读书在家做凉帽，补贴家用。钟虎、钟宝和钟灵三人该去报名读书了，可是家里没钱付不出学费，眼看要失学了。看到邻居孩子们人高高兴兴去报名，父亲一生办学，办小学办夜校，办抗日中学，帮助大批失学儿童和青年求学，从来不担心会失学的我们，现在却要失学了，要被关在校门外了，想想真心酸。
这时，幸亏好心的舅公（前钟施景岳舅公是祖母的弟弟，）知道我家的困境后及时送来了钞票，还为我们买了上学用的雨伞、胶鞋。我们又踏进了学校大门，这事使我们永生难忘。
我父亲只知道为广大贫苦农民谋幸福，却顾不了自己的家，当时我家自己虽种着好多亩田，由于弟妹们都还小没有劳力，雇了一个长工，原住在半路庵的姑妈也来协助母亲做家务，生活勉强能过得去。但比一般种田人家要差，属下游水平。
哪年才读了没几天书，四月间学校就停课了，因为日本鬼子攻打宁波了。我们每天就在村里走来走去的玩。一个较热的晴天午后，我们坐在贤甫叔家的南窗下，听大人们“山海经”。忽然有人用手向南面的陈家一指对我说：“钟宝，你爸回来了！”我抬头一看，果然见父亲光着头穿一身白布短衫裤，脸露笑容慢悠悠地走来，我高兴极了，也没想到上去叫他一声，而是急忙往家里跑，向母亲去报喜。
见父亲回来了，一家人喜出望外，一齐出来迎接。父亲进得家后，大家急于知道是谁将他保出来的。他笑笑说我们是自己放出来的。是犯人们自己解放自己出来的。
原来日寇将要进攻宁波时，国民党官员们就提前逃跑了，剩下没几个狱卒看守犯人，钟士康在暗地里与大家串通，动员大家越狱：“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宁波来，国民党当官的都逃跑了，他们还把我们关在这里，让日本鬼子来杀害我们？我们大家乘机快越狱逃走吧！”大家听了他的话都坚决拥护。终于他们在一天放风的时候，钟士康大声喊道：难友们！我们不愿做亡国奴！趁东洋人还没进来赶快逃吧！
于是大家发一声喊都冲出去。多数看守知大势已去，也懒得阻拦，有少数死心眼的看守还想再来阻_4460.htm拦。被他们打倒几个，钟士康对他们说，你们的头头都逃了，你们还替他们死守着我们还有什么意义！你们家里也有老婆孩子，东洋人要打进来了，你们还是快去保护你们的家人吧！
看守们听了感到有理，也发一声喊跑了。于是他们就这样的跑了出来。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