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士康到了上海后，做生意的表叔就让他进了一所商科专业学校。在学校里他穿着扑素，生活节俭。表叔给他一些另用钱，从不随便乱花，倒是看见乞丐的常常慷慨地相助。同学有什么困难他总是热热相帮。看哪个同学没有换身衣裳了裳常常把自己的衣服给同学穿。因此他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望，许多同学都愿与他相处。
他在那时候，还结识了一个绍兴人的好朋友，名叫徐天佑，这是一个激进分子，他在绍兴家乡杀了一个恶霸地主，逃亡在上海，二十年代，钟士康和他认识后，结为朋友，后来还带他来家玩，最还把他的小姨嫁给了他，介绍他在鄞县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党，杀害宁波地区的总工会领导人王鲲和杨楣山，他闻讯后义喷填赝，在他岳父家里，高呼：杨楣山万岁，王鲲万岁！吓得他岳父把赶快把他拖进屋里，他岳父就不让他出门，可是钟士康非常常识他，后来还请他在“抗日战时中学”里教书，再后来又把他介绍给当时当乡长的李儒林，做李的助手。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他安插在乡公所帮助地下党和三五支队的一个得力助手。这是后话。
时光过得很快，一晃几年过去了，他已经长成一个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的青年。他在学校里也非常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到阅览室认真地看阅各种报纸杂志。了解国家和社会情况，研究时代发展趋势。当时社会上正在议论北洋政府投靠日本的问题，可是老师在上课时避而不谈政治上的问题。他无心坐下来学习。
为了不辜负表叔的培养和父母的期望，但他学习还是很努力。功课虽然都读得门门优秀，但总觉得这书读的与自己理想格格不入，时不时张望学校外面，关心社会变化，观察国家去向，对现时学习的东西显得心不在焉。同学们下课去玩了，他在操场上慢慢踱着步，还在思索着什么。
3年后――1917年秋，钟士康在商校毕了业，在表叔的帮助下他来到一家行洋行当实习职员。
本来从一个乡下来的农民子弟，从商校毕业来到这么好的地方学做生意，一般人也就知足了，但是钟士康，对经商似乎没有多大兴趣，总感到茫茫若有所失。
这是一家南京人开的洋行，洋行写字间里窗明几净，客户来往也很多，生意也蛮好。洋行职员的具体工作，无非是接接电话，接待接待客户，有事跟着老职员们到外面去跑跑腿，联系一些生意上的事情。待空闲下来，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着什么。
原来他来到洋行以后，和同事们出门去联系业务时，他们乘着黄包车，他看见的黄包车夫在前面脱脱脱地拉着车向前奔跑，心里就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在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这样惬意坐着，他要拉着我在地上奔跑，这平等吗？他心里为黄包车夫感到委屈，自己坐着黄包车也感到不自在。
在路过租界时，看见街上有许多人在街道边上摆摊，有的卖大饼油条，有的卖馄饨饺子，还有许多小孩在提篮叫卖香烟叫卖糖果糕点。当汽车一来时，哪头包白毛巾的红头黑炭就赶得他们团团转，不让他们摆。有的搬得慢一点，把东西都被警察和红头黑炭没收了去。有时警察还追着用警棍打他们。哪些被夺去东西的女人和孩子们，在哪里大声地哭号和漫骂。他问黄包车夫，警察为啥要这样赶他们，为什么不能叫他们摆摊。黄包车夫告诉他，因为这里是租界，是外国人的住的地方，这些摆摊，做小贩的，妨碍了他们的汽车和黄包车行走，妨碍了交通，所以要赶他们。钟士康想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呀，中国人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却被外国人赶，同样是人，一人乘着汽车，乘着黄包车，占着大马路，我们中国的小百姓，在街旁摆些小摊还要被他们骂，被他们打，这太欺侮我们中国人了，政府为什么这样软弱无能，这真是丧权辱国呀，这社会怎么会是这样？
有一次，他跟一个老职员去一家公司联系业务，乘着黄包车路过一个叫棚户区的地方，只见哪里有许多用草棚和油毛毡以及破板皮搭起来的低矮的棚子，他问师兄：这些棚子是派什么用场的？
师兄说，住人呀，里面都住着人呢。
钟士康疑惑地问，这样的地方也能住人？
师兄告诉他，拉黄包车的，码头上做苦力的，还有些沙厂里有家属的女工们，大都住在这种棚房区里。
钟士康惊讶地说，这种地方怎么能住人？天下雨时里面不漏雨？刮大风时房子不会给大风刮倒？
师兄说，刮大风下大雨时，是常常见这些棚户芦席被刮走，房子被刮倒的。
士康问，叫风刮倒了他们住到哪里去？下起大雨来又怎么办？
师兄说，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到别家一时没刮倒的人家去避一避，到人家屋檐下去躲一躲。只得待风过雨晴时再扶起来重盖。穷人们有这么个栖身的地方已经算不错的了，许多刚从乡下来的人还没有这样一个落脚点呢。拿张破席子，夜里只得睡在马路上。
他仔细看看在这里进出的妇女和孩子们，都穿得破破褴褴面黄肌瘦的。
钟士康见了感慨说：这比我们家乡的做长工打忙工的贫苦农民还不如啊！他们为什么要到上海来？来到上海住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好！还不如在家里种田或给人家做长工打忙工呢。
师兄告诉他说，他们大都是苏北和淮北来的农民，碰到了灾年，在乡下叫地主老财们逼得活不下去了才出来的。
钟士康看看哪里破烂不堪，低矮丑陋的棚户区，又抬头望望矗立在黄浦江边的英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上哥达式的高楼大厦，外滩的黄浦公园大门上，挂着“华人与狗不能入内”侮辱中国人的牌子，感到我们的祖国是哪么的屈辱，祖国人民的地位是哪么的低鄙。黄沌浦江上停着的哪些庞大的外国军舰仿佛在向中国人示威。更压迫得叫人透不过气来。
他感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祖国的落后造成成的。同事们没有事做在哪里地谈天说地，唯他坐在哪里一言不发。
有人问他，士康，你从外面回来，又不开心，是不是又碰到不平的事了？
钟士康说，没有什么。我刚刚出去，看到一些现象，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大家问他你出去看到什么了？钟士康向大家在棚户区看到的现象讲了一遍。最后说，我们国家的统治者太无能了，对外国人一让再让，老百姓这样难苦却不闻不问。
大家听了对他说，士康兄，你真是个大慈大悲的人呀！这有啥办法，谁叫他们投胎不投到好人家去呢？谁叫他们做穷人呢。象这样的棚户区上海还多了。这样的穷人到处都有，有的比他们还苦呢。你没看街上要饭的流浪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嘛？要是看着这些人发愁，你一天到晚也愁不过来呢。
钟士康摇摇头说，这社会太不公平了，外国人在中国逍遥法外，老板们住高楼大厦，穷人住这种破草棚。有的还到处流浪，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同事们感叹地说，这社会不公平的事多了！你没听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古以来都有这样现象，谁也解决不了。
钟士康摇摇头说，这不公平呀，同样是人，为什么有人住高楼大厦，有人住草棚棚，有人连山珍海味都吃腻了，有人连饭也吃不饱？
有人说，这有啥办法呢？有的人命生得好，有的人命生得不好嘛。
钟士康望着他们说，哪有什么命呀！这都是不合理的社会造成的。
大家说，社会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钟士康说，不合理的社会就要变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有人说soudu.org，你这是受了康有为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呀。封建皇朝几千年了，虽被孙中山推得了，新的军阀政府还是这样，换汤不换药。康梁变法不是失败了嘛？办不到的。
钟士康说，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世界都要走向民主和共和，康梁变法虽然失败了，我觉得这社会还是要变革的。这不合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应该变一变了，再不变，百姓没法活了！
大家惊讶地的看看钟士康说，嗨，没有想到士康兄，你这么关心社会和百姓，你应该去学哲学，学政治呀，不应该学商业的。
钟士康说，商校是我表叔给我报的，我表叔经商。我在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没有能力供我继续读书，是我来投靠表叔的。没有表叔培养我，我连商校也读不起呢。
朋友们听了点点头，原来是这样。他们说，士康兄，既然来到商行哪就即既来之则安之吧。其实做生意也蛮好的。我们宁波人出来到上海，大都是来做生意的。生意学得好，将来当个账房、做个阿大（经理）再好的还可以自己开店开号当老板。再说来上海可不容易，好多人没有亲戚朋友帮助还来不了呢。我们从商校毕业，不用当学徒，一来就做习实生，等到以后纠正了就能做个洋行正式职员，这就够好了！社会上的事情谁也管顾不过来，你想这些作什么？
钟士康听了摇摇头头说，光是我们这些人好不算好，要大家都好才算好啊。
同事们说，你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啊？顾得哪么多，你管得了吗？
钟士康摇摇头，不说什么了。大家对他说，士康，你呀，一天到晚净想这种没头没脑的事，眼前我们还是自己好好学点本事吧，以后可以赚口饭吃。
钟士康诚恳地说，可是我的心总是安不下来。
大家说，你不想在商行里工作，你还想去做什么呢？
钟士康说，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去读几年书。就像你们讲的，我还应该去学点政治，学点社会学什么的。
你还想读书？
我感到这点学问实在是太肤浅，许多道理都还弄不明白，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去读大学。
哦，你的抱负还真不小啊。哪将来你大学毕业了还想去做什么呢？
我想去做些对社会对百姓有益的事情。
哪几个同学摇摇头说，士康兄，你志向很大呀，我们学不来！我们是在洋行有这份工作，已经心满意足了。国家的事情，社会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人考虑的，我们就不去管_4460.htm它了。
钟士康睁大眼睛望着同事说，话不能这么说呀，清末学者顾炎武不是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作为一个有良知的青年，虽不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起码也应该常为国家的前途和百姓的命运想一想呀。如今这国家千疮百孔，社会动荡不安，民众在苦难中挣扎，我们怎么能熟视无睹呢？
同事摇摇头说，你读书读成书大糊（疯子）了，这种事情我们老百姓去考虑它做什么。我可没有你这样忧国忧民的大志。在这乱世年月，大家能自己管自己已经不错了，还去管别人？在这里将来能成个正式职员，自己能赚得一份像样的薪水，在家能找一位漂亮贤慧的老婆，再生个儿子，能平平安安的过个小日子，这一生就算是没有白活了。至于国家民族的大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做个小百姓只能随大流。
钟士康望望他们们摇摇头不说什么了。
2考入大学,继续深造
1918年秋，钟士康真的辞去了洋行工作，果真又去读书，他考入了远东大学。那年他才19岁。
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先是一声炮响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接着是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成立了民国，但民国成立不久，后来政权又落到一些军伐手里，军伐们为自己的利益，向外国借款买武器，和外国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广大进步青年都起来反对北洋军伐的统治。这时候钟士康在大学里，与进步同学们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进步书籍，和进步同学们一起响应北京学生们欣起的“五四运动”参加示威游行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军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讨论国家大事和如何建设祖国，如何建设新农村。在熟读孙中山的著作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外，他还相信蔡元培，陶行知、鲁迅、李大钊等救国主张，阅读他们的著作，思想上有进一步的提高。
他平常读得最多、最深的是孙中山文集和陈独秀的《新青年》。最崇拜孙中山先生，最赞成陶行知的教育救国主张。
孙中山先生提的：实行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感到很有道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就像孙中山所说的在于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内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农民缺乏知识和生产资料。觉得孙中山先生提倡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很适合中国的国情。自己也是个从小在农村里生长的，他从小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也是这样。他觉得孙中山先生的话句句讲到他的心坎里，要改变农民的命运，改善农民的生活，只有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到农村去进行改革，和实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思想。用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和改革旧风陋习来改变乡村面貌，促进社会的进步。
1922年，钟士康大学毕业，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多次研究讨论以后，决定走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因而他在大学毕业后，就在上海与友人王臻善、胡耕辛、王辛华等创办起育材中学。他亲任训育主任，亲自给学生上时事课。他在上课时，就用陶行知的教育方法教育学生，同时随时随地向学生们传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主张。把全副精力都放到教学上。因此把这所中学办得很好，深得当地民众的赞扬，把育材中学办成了上海一的一所名校，许多家长都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育材中学来读书。
192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内革命形势大好，城市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农村里也成立农会，他十分关心家乡农民的生活，他一面在上海教书，寒假时他就回乡下来，决定帮助乡里成立农会和办学校。
在他回乡的时候，他去看看他小时候教过他的先生。先生听说他大学毕业了，见他理着平头穿着西装人也长高了很多，很是精神，看见他高兴地说：“士康有出息了，如今当了中学教师，还是在上海读书的好呀。”对他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可是他却感到惭愧，自己出息什么呀？他大学毕业当了中学老师，但对家乡毫无影响。
人大都有个奇怪的习性，一个人小时候生长在哪里，他的一生就会长期受哪里的影响，念念不忘他出生的地方。
钟士康从小在农村生长，十几岁离开农村，虽然后来来到大上海多年，可是他的生活习惯，还和农民一样。有时为应付环境，也穿套西装，可是他感到是那么的拘束。一到乡下，他就脱掉西装仍穿他的直襟的老布中装，把鞋袜都脱了，打个赤脚，感到自由自在，这样更舒坦。
更重要的是思想上，他老是魂牵梦萦地想着家乡，想着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在农村艰苦的生活情形。他更忘不了，小时候他跟父母在怀仁局赊粥时看到的情形：寒冬腊月里，穿着破衣烂衫的母亲带着穿着破烂的幼小的孩子，冷得混身瑟瑟发抖，拿着一只脏兮兮的破铁罐，排着长队向赊粥的地方拥挤，来拿哪点煮得桨糊似的稀粥。有时因为拿赊粥的人多，争先恐后地争吵，拿不到赊粥时还因此互相推拥打骂。如今他成了中学教师，有了百把元一月大洋的工资，可是他少年时代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们却仍旧在农村里苦熬。他们没有书读，从小跟着父兄在田里劳动。有的连也没有田种，给人家放牛，长大了依旧像他们父辈哪样当个贫苦农民或替人家做长工找忙工。
特别是哪天他碰到幼年时的小伙伴士勤，更使他感叹不已。
士勤是他家的邻居，从小和他一起在坟滩里捉迷藏，一起在河里游泳，一起去田里拾田螺柯黄鳝。士勤还常常把他自己种的糖露杆和翠瓜拿来给他吃，是他少时代的好朋友。长大后，他们一起上私塾读书。可是士勤只读一年书，他贫困的父亲就不让他读下去，叫他替家里放牛了。小时候礼拜天还和他一起去放过哪头小母牛。当年他离开家乡时，他去看他，哪时他已经是家里的半庄劳力。他跟他父亲尽天价在田里干农活，把辫子盘在头上，长年赤膊露腿，人也晒得黑黝黝的了。两人相见，他只是把头低下去，羡慕地望着他说：“士康，你前途远大了”。听了这话他觉得似乎和自己已经有了距离。他心里不是滋味。他当时对他说：“我寒署假回家还会来看你的。”可是这趟他回去，去看他时，他父亲已积劳成疾而去世了，只剩下了他的母亲。他自己也面黄肌瘦的。初看起来已像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在他父亲生病时为替父亲看病，把家里好卖的东西都当卖了。由于生活困难，才六七岁的孩子也叫他放牛和插秧割稻做农活了。四五岁的小女儿让她在家跟着母亲打草帽。问他，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不让他们去上学，他说苦笑着说：“家里没有力量呀，我自己身体又不好，胸痛病一发作，常常痛得在床上打滚，好几天下不了田。田里劳力不够，只能拖他们一起干农活了－－－－－－
他回沪后，士勤一家人的形象，一直在他脑子里萦回，自己一点也帮不了他们的忙，自己对家乡的百姓有何用呵？老师说他出息了，他出息在哪里呢？自己心里感到惭愧。
更使他着急的，出去这么些年，村里的学校还是老样子，就说这自己读过书的私塾吧，依旧是穿着长袍蓄着三料胡须戴着一副老花眼睛的老先生在哪里执教。依旧是老一套的教学方法：先生坐在上横头摇头晃脑的念，学生们也跟着他在下面之呼者也地朗诵。除了认字也不知道文中讲的是什么意思。除了学点古文和写写毛笔字，再不学其他课程。也没有什么文娱体育活动。学生们一个个都读得呆头呆脑的，没有一点活力。没法和在上海他的学校里读书的活泼伶俐的现代学生们相比。这咋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呢？感到乡村教育再不改革是不行了。
更让他心里不安的，就是这样的私塾，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进得去，还有许多像士勤的孩子一样，被关在门外。许多七八岁、十几岁的的上学年龄，都还在外面放牛，拾田螺，他们连私塾都没机会读。这些孩子们长大后没有文化，只能依旧像他们父兄哪样，给人家当长工做农民，想着这些，他感到共产党的主张对，毛泽东在《湖南农**动的考察报告》说的有道理，在农村应该搞农**动，组织农会兴办夜校，提高农民的觉悟，提高农民文化。
王臻善问他说，士康兄，家里还好吧，
钟士康说，家乡革命形势很好，我们宁波也有了共产党，也在搞工会和农会，我想回家乡去办学校和搞农会。
老王说你怎么一下子想到下乡去啦？
钟士康说，我们在上海把育材中学是办起来了，这里的教育事业办得还算顺利。总算为上海的孩子们做了一些好事，可我们家乡的教育一点也没改变。
王臻善和胡耕辛点点头说，是啊，我们家乡学校也是这样，没有新学，村里孩子也都还在上私塾，摇头晃脑地尽背那些老书，算盘也不会打，数学也一点不懂，更不要说学其他科学知识了。
钟士康摇摇头说，这些学生出来将来有什么用！学校不办好，人们没有新知识，将来如何建设新社会？
老王听了也叹一口气摇摇头说，士康兄，这道理我也懂得，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上海办个育材中学你我几个已经费了老大的劲！筹措经费多么困难，还亏得有些热心的商人鼎力相助，才能勉强维持。这乡村的事情我们是更没有法子了！乡村地方太大，要读书的孩子又多，经济又困难，就更不好办了。我看乡村事应该由政府来管，政府来改革，靠我们城里的几个知识分子是无能为力了。
钟士康说，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光靠他们不行。长久下去倒运的是老百姓的孩子们。现在国共合作，我看是个机会，农会这么落后我们应该到农会去办学，陶行知说他要办一万所学校，我们办他几所十几所总可以吧。在一定程度上，我感到在乡村办教育比在城市办教育更重要，乡村一是失学的孩子太多，好多穷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二是教学模式太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想来想去。要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要使耕者有其田，要改变农村面貌，改变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只有到农村去推行改革。
老王听了说，士康兄你的意见我同意，可做起来可不容易，城里人本来比较开明，这乡村里的人更加封建闭塞，思想工作也难做多了！乡村要什么没什么，困难也更多了。
钟士康说，我想去试一试。陶行知能做到的，我想我们也能做到。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实践。成不成去试一试，我想先到乡村去办些学校。
老王说听了赞同地点点头说，好！你如果能在乡下打开局面，到时候我也来乡下看看，能不能也帮你出点力。
钟士康高兴地握着老王的手说，那太好了。他对乡村办学的事心中有了一点希望。
后来他又和本村族人钟学霖和钟茂林联络。这两个人，是较早从钟村出来经商的，已经在上海开了商号，事业做得还不错。一个意外的机会，在上海相识了他们，他准备礼拜天到他们家去说说看，能不能请他们也帮一把？要是他们也能出把力，到乡下去办学就更有希望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