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听任宗室许阳成侯刘峻出家是最早的记载，但这时所谓的僧人仅仅是从师出家，剃除须发，照戒律生活，还没有受戒的制度。自传入中国，佛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被当成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只在皇室和贵族阶段流传，普通百姓极少接触，佛寺的建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来华西域僧人的需要，正如白马寺最初的建立一样。而且汉、魏时代，官方不允许汉人出家，“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卷四》）。东汉以后，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佛教才开始在社会上普及，但依然没有出家受戒的僧人。
公元250年，中国正处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东吴发生了“两宫之变”，吴帝孙权废徙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意译“法时”）来到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从此魏地开始按佛教戒律授戒度僧，中国才有了正式登台受戒的僧人。河南颖川的朱士行（中国沙门最早均从俗性，也就是说，俗家本姓本名就是法名，以“释”为佛门弟子通姓自公元376年释道安开始）依法成为比丘，成为汉地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不仅如此，他还是汉僧西行求法第一人，比后来的法显早了一百四十年，比玄奘则早了四百年。
朱士行“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后“专务经典”。当时中国佛经最流行的译本是《道行般若》，最早由印度僧人竺佛朔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诵出梵文，再由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译成汉文，再由河南洛阳孟福和张蓬笔记。朱士行在洛阳讲经时，发现许多地方都讲不通，“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主要是传译者理解不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时有扞格，他深感“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决定要亲自西行，去寻找原文梵本，然后回国重新翻译，来弥补原来译本的缺憾。
魏甘露五年（260年），魏都洛阳发生内讧。魏帝曹髦（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王曹霖之子）不满司马昭专权，担心其危及帝位，声称：“司马昭代魏之心，路人皆知。”决心要亲自出讨。司马昭派兵迎击，曹髦于乱军中被杀，时年二十岁。司马昭假传太后诏，宣布曹髦罪状，追废为庶人，又从邺城（今河北磁县南）迁来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更名曹奂，在洛阳即位。
这一年，正是朱士行出家后第三年，他离开了洛阳，出发西行，前往西域求法。当时去西域的路十分难走，又没有人引导，朱士行只凭着一腔热情，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穿越戈壁沙漠，徒步跋涉一万一千多里（数据自《后汉书•西域传》），终于在甘露六年（261年）到达了西域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
于阗原为丝绸之路南道上一个小国，西汉时人口还不足两万人，周围有皮山（即蒲山）、渠勒、精绝、戎卢诸国，但汉代以后变得强盛。魏晋时期，于阗相继兼并了四周的皮山、渠勒、戎卢、扜弥等绿洲小国以及曾为汉军屯驻中心的轮台、乌垒，疆域大大扩展，一度成为与鄯善（即楼兰，今新疆若羌）、焉耆（在今新疆）、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并立的西域大国。
于阗的佛教历史比中原更为悠久，它与佛教大国迦湿弥罗（梵语Kasmira，中国汉代时称罽宾，魏晋南北朝时称迦湿弥罗，隋唐时改称迦毕试，本书为了方便，一律称呼迦湿弥罗，在今克什米尔一带）只隔了一座雪山，有着地利之便。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中说，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中，有毗卢舍那（一作毗卢折那，有作卢旃）罗汉自迦湿弥罗来到于阗弘化，于阗王待若上宾，专门为其建赞摩大寺。自此，佛教开始在于阗流传。受于阗影响，西域其他绿洲国家如龟兹、疏勒、莎车等也陆续传入佛教，并建造伽蓝。中国汉译大乘经典，无一不跟于阗有着很深的渊源。因而梁启超先生认为，于阗实际上是中国真正的佛教发祥地。正因为于阗佛教鼎盛，一度成为中国僧人向往的“小西天”，朱士行及其后许多僧人都到于阗求经学法，或取道于阗赴葱岭以西取经。
朱士行到达于阗时，该地气佛法已经相当兴盛，印度风格的石窟和犍陀罗式造像以及壁画等佛教建筑和艺术随处可见，其过人民热心佛教，每家门前均建有小塔，最小者亦高二丈许。朱士行本人受到了于阗佛教信徒的欢迎。但自他到达于阗起，一直到没有寻找到一部大乘佛典。
斗转星移，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二十年，中原已经是西晋王朝。终于，在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于阗人）的帮助下，朱士行取得了于阗国王的好感与信任，设法取得了藏于于阗王宫的般若正品梵书《道行经》原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言。随后，弗如檀假装成商人，混进商队，终于将经书运出于阗国境，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送达洛阳。
《梁高僧传》中记载的则更加神奇，当于阗小乘教派得知朱士行要送回的经书是大乘法时，纷纷反对，并要求国王禁止输出大乘佛经，说：“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于阗国王听信了这种说法，下令不许将《放光般若经》等大乘佛经送往中国。在万般无奈下，朱士行在于阗国王面前积薪升火，起誓说，如果佛法必定要在汉地流传，那么将此经投在火中，将不会损一字。当他做了准备后，在国王面前点火烧经时，投经火中，火立刻就灭了。众人十分震撼，于阗国王不得不答应将经送出，一场风波方告平息。这个故事纰漏甚多，实在难以取信，但也朱士行为了将经送回国内所经历的磨难。
弗如檀送经到中国后，晋武帝司马炎十分重视，组织了竺叔兰、无罗叉、弗如檀和周玄明等中外高僧、学者，在陈留水南寺专事翻译工作。公元304年，经书送回中国二十二年后，终于全部译校完成定本。这部历经磨难的《大品般若经》（《放光般若经》）诞生之日，中原正值西晋“八王之乱”，北方匈奴刘渊自称大单于，起兵反晋，时逢群雄逐鹿，为争夺权力、地盘、王位而厮杀，中国大地处处腥风血雨。然而，《大品般若经》面世后，影响极大，并很快得到广泛传播。
然而，朱士行本人则被留在了于阗国内，这显然并非出于他的本愿，应该与他从于阗国王手中“智取”经书有关。终其一生，再也未能回到中原，最终未能实现亲自翻译经书的愿望，最终于八十岁时圆寂在于阗。朱士行求得的经典虽然只有《放光般若》一种，译文也不完全，但在当时影响很大，译本一出，立即风行京华，凡研习者无不将此经奉为法规标准。当时的佛学名家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着此书来弘扬般若学说。朱士行西行求法为开山之举，加上求法故事曲折动人，后人更伪托有《朱士行汉录》的经录著作。
朱士行之后，中国僧人支法领（根据名字推断，似乎应该为大月氏人后代）也慕名到于阗求法。支法领到达于阗后，为于阗佛教如此兴盛而兴叹不已，但也一直未能求到大乘经典。后来支法领打听到，在于阗国东南三十里处，有一座险峻的高山，其中秘藏大乘经典无数，由国王派卫兵守护，且严禁持出国境。支法领得知消息后，立即恳请于阗国王，请求将《华严经》带往中国流传。于阗国王感于支法领之求法心切，特允其请，于是支法领将《华严经》梵本带归长安。支法领与朱士行遭遇不同，但结果却是相同的。
朱士行前往西域后不几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了晋朝，是为晋武帝，并且统一了中国。而敦煌又有僧人竺法护步朱士行后尘，前往西域求法。竺法护梵名达磨罗察，祖先为大月氏人。我们前面提过，大月氏与中国渊源极深，它在中亚建立贵霜王朝后，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通道，在中国有不少非常有名的大月氏高僧，如支曜（大月氏以国为姓）、支娄迦谶、支畺梁接等人，中国高僧法显、智猛、法勇、惠生、玄奘西行求法，也都曾经过大月氏。而河西敦煌本是大月氏的故地，后来被匈奴大败，才逃往中亚一带，但仍然有部分大月氏族人没有迁徙，留在了当地。汉元狩二年（前121年），即汉武帝得到传奇的祭天金人的那一年，汉将霍去病连续两次出兵，打败了匈奴，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打通了中原到西域的通道，而河西一带的原住居民也均成为汉朝的子民。竺法护便是留在河西的大月氏人的后代，世居在敦煌，八岁出家，拜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依俗改姓竺。
晋朝立国后，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已经是“寺庙图像，崇于京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出家沙门也渐渐增多。但竺法护却感到当时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到西域游历。竺法护遍游西域诸国，学会了当时所谓三十六国语文，求得梵文经典经书二百余部，后来东归回到敦煌，从事译经工作。他一生共译出《般若》、《方等》大小乘经一百七十五部，时人称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并将护和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比。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