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传奇的是，汉明帝因梦见金人而产生的求经想法，就是中国佛教的起源。更不可思议的是，玄奘后来前往印度“西天”那烂陀寺取经，那烂陀寺住持戒贤也曾梦见金人托梦，说有东土僧人要来取经。而后来玄奘在印度学业有成，也是由金人托梦，这才起意东归回国。汉明帝因梦求佛的故事后来被吴承恩移植到其小说《西游记》中，不过变成了唐太宗梦见了白马驮着佛经，于是决定派人到西天取经，玄奘作为最合适的人选被挑中。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尽管有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唐太宗却并不信佛，玄奘也不是受皇帝委派西行，而是偷渡出国。小说这样来写，除了美化帝王形象的需要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佛教的发展离不开帝王的支持。
次年，汉明帝下令在鸿胪寺旧地建佛寺，为了纪念白马驮经之劳，以“白马”为名，这就是白马寺的来历。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第一古刹”之称。中国佛教宗派繁多，寺庙林立，但都公认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尊其为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正是在汉明帝的首肯下，佛教文化得以在中国传播。相比于后来唐朝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白马驮经到中国的故事其实早了六百年之久。而后来《西游记》中唐僧的坐骑白龙马，应该就是由“白马驮经”的故事化出。
有意思的是，汉明帝君臣最早不懂佛经，并不重视佛教，更谈不上信佛了。众人只是视白马寺中的佛像、佛经和两位印度僧人为外国传来的新鲜玩艺儿，当作热闹来看。只有楚王刘英（汉明帝异母弟）特别有兴趣，专门派使者来到洛阳，向两位印度僧人请教。印度僧人满以为遇到了知音，特意画了一幅佛像，抄了一章佛经，交给楚王使者。刘英将佛像供在王宫里，学着为浮屠斋戒、祭祀，求佛祖保佑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是史籍中所记载中国人中最早的信奉佛教者。然而，当时中原对佛教认识的水平极为有限，僧人只是被视作方士一类，佛经也被当成谶纬看待。而楚王刘英也不过是打着信佛的幌子结交方士，他本人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刻制图文作为“符命”，说他本人该做皇帝。刘英的举止为人所告发，汉明帝派人调查后，废除了刘英的爵位。刘英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自杀了事，最终佛祖也没有帮助他实现野心。
最初，汉明帝因为梦见金人一事而供奉佛像，遭到了一些儒生的批评和反对，楚王刘英一案事发后，他们趁机奏请汉明帝专重儒教，这应该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与儒教之争的最早记录。汉明帝本来也不相信佛教，为了安抚儒生，特意在南宫兴办太学，专门教习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并亲自到鲁地祭奠孔子。
佛教因为一个金人而传入了中国，虽然一开始并没有被接受，但毕竟直接走进了统治阶层，是个相当不错的开端。那么，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佛教如何能在中国立足生根呢？
众所周知，汉朝自汉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教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儒教能够取得一枝独秀的局面，实际上是由于取得了帝王的支持。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也是如此。佛教产生于印度，最初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体系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佛教非常懂得“入乡随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略举例而言，东汉时佛经翻译家有意将“释迦牟尼”译为“能仁”，明显是为了迎合儒家的圣人观念。在有意迎合协调儒教的前提下，佛教能迅速为中国所接受，并开始兴盛，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佛教的传播不乏许许多多的僧人的努力，但不可否认，中国的历代帝王在其中同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说汉明帝曾允许阳城侯刘峻等皇亲国戚出家，又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这就是中国有僧尼的开始（事见《僧史略·卷上》）。其后，汉桓帝于宫中立浮屠祠，修华盖之饰，上行下效，此后，民间奉佛逐渐兴盛。晋朝以后，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佛教更是盛况空前。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三大石窟——龙门石窟、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的发展中看出一些端倪。
三大石窟中，敦煌千佛洞石窟开凿最早。根据唐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云游到敦煌一带，看到鸣沙山金光万道，状若千佛，有所感悟，便在断崖上开凿洞窟。因敦煌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东来西去的僧侣极多，佛教在此地十分兴盛。之后开凿洞窟持续不断，延续长达千年之久，大都是民间自发行为。敦煌石窟以壁画和泥塑为主，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均以石刻为主。与敦煌石窟最初产生的根源完全不同，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的经营一开始便有帝王的介入。
北魏和平元年（460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接受名僧昙曜的建议，下令开始修建云岗石窟。文成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佛教界流传一种说法，说“胡本无佛”，这“胡”就是指拓跋氏。
拓跋氏起于北方，原是鲜卑族的一支，后来逐渐强大，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公元398年，拓跋珪建立了北魏王朝，史称北魏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道武帝本人好黄老，览佛经，并利用佛教收揽人心。当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无数个寺庙也成为了国中之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寺产，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僧兵，甚至还有有自己的法律——僧律；僧人不必纳税、服兵役；罪犯犯了罪，便逃入寺庙削发为僧，朝廷也奈何不得。从北齐开始，皇帝崇佛，佛教急剧膨胀，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数量占全国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如此一来，朝庭不但税收锐减，就连征兵、征役也成了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法。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司徒崔治（出自四大郡望之一的清河崔氏）厌恶佛法，与嵩山道士寇谦之勾结起来，怂恿太武帝信奉道教。太武帝“锐志武功”，于是开始兴道限佛，下令凡五十岁以下的僧人一概还俗，以服徭役、纳税赋。如此一来，朝廷与与佛教僧侣矛盾开始激化。刚好不久后爆发了盖吴内乱，太武帝亲征时，发现长安邻近的一座佛寺藏有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由此怀疑僧徒与盖吴有关。在崔治的怂恿下，太武帝下令：“先尽诛天下沙门，毁诸佛像。今后再敢言佛者，一律满门抄斩！”太子拓跋晃有心袒护佛门，故意延迟宣布命令，远近沙门多闻风逃走，佛像经卷也多被秘藏起来，只有北魏境内的寺塔被销毁无遗。此事与后来的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合称为“三武一宗”。
北魏太武帝灭佛后，其继承人北魏文成帝（太武帝之孙）则开始重兴佛教。在正式开凿云岗石窟前，文成帝还下令按照自己的体貌雕刻了一尊佛像。自他之手开始的云岗石窟以气魄宏伟、富丽瑰奇、雕刻精细著称于世，郦道元曾描述说：“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龙门石窟在三大石窟中开凿最晚，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后，才由北魏宗室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龙门石窟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连续进行大规模地营造，到唐朝时达到了鼎盛，被誉为“凝固化的中国佛教史”。其中奉先寺中的卢舍那佛，据说便是仿照武则天的体貌所雕塑。
最后再谈嵩山。嵩山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儒、释、道三教荟集于此，积淀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其中更是因为少室山少林寺而成为佛教圣地。少林寺最初兴建，也与北魏政权有关。当时印度僧人佛陀扇多来到中原，受到北魏孝文帝的礼敬，并应请于北台石窟结众习禅。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也随行，来到洛阳白马寺译经，译《金刚》、《上昧》等经十部。因为佛陀扇多经常到嵩山静养，北魏孝文帝便下令专门为他在嵩山少室山建造了少林寺，此时，距离玄奘出生刚好一百零五年。
真正令少林寺扬名的人是达摩。少林寺建寺后三十年，南印度婆罗门高僧菩提达摩（南印度香玉王第三子，摩诃迦叶第二十八代弟子）乘船经海路云游到中国。当时中国南方正处于南北朝的中南朝时期，当政的帝王为梁武帝萧衍。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上以好佛闻名，自称“菩萨皇帝”，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均为大臣花费巨款“赎回”。最初，佛教只是禁止弟子吃荤（音xun，同熏，佛教的腥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荤hun），就指葱、蒜等气味辛辣的菜，并没有严格禁止吃肉，只要所吃的动物并非因你而死。梁武帝本人信奉佛教，长年吃素，于是下旨规定天下所有佛门弟子皆不准吃肉。据说他禁止吃肉还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杀生问题，都不准吃肉了，自然就无人杀生了。
当时建康（今江苏南京）佛寺林立，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便是极力描摹寺院之兴盛。达摩来到建康后，梁武帝十分礼敬，问道：“朕即位以来，广造佛寺、整理经文、超度众生，可不可以算是有功德呢？”其实就是想得到达摩的称赞。不料达摩直言说：“这算不上什么功德，佛家主张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反对有为之善。”
扫了皇帝的兴后，达摩在南方也呆不下去了，便决定北上。据说过长江时，达摩只踩着一片芦苇，这就是著名的“一苇渡江”的故事。达摩在洛阳和龙门分别呆过一阵，见到洛阳永宁大塔后，十分感慨，认为庄严精丽，为历游诸国所未尝见。最后才来到嵩山少林寺，在五乳峰的一个山洞里面面壁，独自修习禅定，时人称为“壁观婆罗门”，他便是中国禅宗始祖。禅是梵文Dhyana的意译，意思是默想，本是印度佛教修行方式的一种。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曾经拈花示众，众人皆不解其意，只有摩诃（音he，同呵）迦叶（即迦叶尊者）心领神会，微微一笑，于是得传释迦牟尼大法。这就是禅宗“以心传心”的由来。
有位叫神光的僧人非常仰慕达摩，自断手臂求法。达摩被他的精诚所感动，逐传授以衣法，并帮他改名慧可。九年后，达摩打算回去印度，临走时，把四卷《楞伽经》授与慧可，说：“我看中国人的根机于此经最为相宜，你能依此而行，即能出离世间。”达摩传给慧可的法衣，就是著名的木棉袈裟，为印度木棉制成，后来成为禅宗传法的信物。随着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达摩逐渐成为传说式的人物，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神异色彩。在通俗侠义小说中，达摩也成了少林武功的创始者。慧可成为禅宗二祖，少林寺也成为中国禅宗的发源地。
唐宋之后，禅宗在士大夫中广为流行，并由此对中国文化如诗歌、书法、绘画、园林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东方文化特征。
少林寺在北魏皇帝的扶持下建立，后来名扬天下则是因为唐朝李世民的支持。唐武德四年（621年）二月，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率兵进攻割据洛阳的王世充。在洛阳与少林寺之间有一个叫“轘州”的地方，原称柏谷屯，最早是隋文帝赐给少林寺的庙产，在寺西北五十里处，因其地势险要，属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将其据为己有，改名轘州，让侄子王仁则据守，与洛阳觭角，互相呼应。少林寺上座善护、寺主志操、都维那惠、寺僧昙宗、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僧满、僧丰十三名僧人，在轘州城内司马赵孝宰等人配合下，里应外合，夺取了轘州，擒拿了王仁则，归顺了李世民。由于侄子被擒、后路被截，王世充不得不投降了李世民。这就传说的“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原型。事后，李世民遣使持书告少林寺主教，召见立功僧人赐物千段，封僧昙宗等为大将军。
自东汉明帝时白马驮经东来，洛阳便成为中国佛法的中心，其附近的白马寺、龙门石窟、少林寺均成为佛教圣地，遍布着大德高僧的足迹。而玄奘的故乡，恰恰就在这些地段的中间，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缘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