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狼儿始终没闭过眼，它一直睁着圆圆的小眼睛盯着我看。它的眼神里没有任何表情，但是我清楚它心里想什么。狗狼儿是一条坚强的狗（狼），它的伤口最痛的时候也不过是低声地小心地嘶嘶两下，它没有满炕打滚，更没有大喊大叫。如果是一般的狗，会歇斯底里地嗥叫整一个晚上都不止哩！山下村庄里就有这样的狗，有点鸡毛蒜皮子的小伤小病，一晚上吵得街坊邻居都睡不着。我屋里没有啥吃食，就烧了半碗面糊糊喂它，它居然也吃了。
你在学堂里读书的时节，我尕奶奶（我母亲）给我不止一次地学说过狗狼儿的故今（故事）。包括狗狼儿自己上茅房屙屎屙尿，还有你们一块上山打猎，再就是它半夜护送你上学的事啊等等的，我都了若指掌、一清二楚。要不然打死我我也不敢把一条大活狼安置在我的热炕头上。
夜里，狗狼儿小声地“嘶嘶嘶嘶”叫了起来。我从梦中惊醒，急忙点亮灯，看着狗狼儿在那儿不舒服地直哼哼，我嘀咕了好半晌也没弄懂它的意思。末了我想起，它该是要撒尿了。狗狼儿伤成那个样子，让它自己起来上茅厕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事。我一想，反正我这屋也不是什么好屋，炕上除了一个旧枕头一床破棉被，别的有啥？炕上铺的连张席子都没有，老土炕上撒泡尿也臭（臊）不到那里去。这样想着，我就去外面铲了铣干土，垫在狗狼儿的屁股肚子底下。狗狼儿真精，它见我铺好土了，竟然在干土堆上撒了好大一泡尿。我把尿土从炕上扫下来，再用铁锨铲出去倒了。回来一看，狗狼儿龟缩在墙角落里，两眼瞅着我，眼睛一睁一闭的，它的眼神里开始有表情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把羊赶出圈，正要下地干活儿，猛看见昨天那伙子红卫兵提刀拿枪，吵吵嚷嚷地又上山来了。我连忙返身回屋用被子把狗狼儿捂严实了，又把屋门用铁丝牢牢拴住，这才装作没事人似的扛把铁锨下了地。
红卫兵们在我拉出狗狼儿的地方发现了端倪。我远远听见一个人喊“团长”说：“团长，这里有敌情！”
“团长”端起两只手，拳头揑得紧紧的，一路小跑过去，询问：
“二连长，发现什么情况？”
叫“二连长”的那个小伙子抬手敬了个军礼，说：“报告团长，这里有不少的血迹，肯定是昨天那只受伤的大灰狼。”
“团长”低头细心地瞅了一会儿，觉得事情严重，就吩咐道：“二连长，你去找政委，让政委找那位老乡打听打听。”
“二连长”接到命令，“啪”立正敬了个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军礼，喊了声“是”，然后车转身朝另一个山头跑去。
“政委”是个女的（事后才知道，起初我还把她当成一个俊俏的小伙子哩），头发短的不能再短了，浓眉大眼，英姿飒爽。一身的黄军装，胳膊上戴的红袖章，腰里还扎着武装带。前不久村里放过一场电影，叫啥名字记不清了，里面也有个女政委，和这个丫头挺像，村里人都喊她“可想可想”的。山里人爱说实话，碰上这么好看的女娃儿，能不可想吗？
“老乡，还在地里干活呀？”“政委”说话挺和气，一听就是个读书人。
“农民嘛！”我说，“农民不干活吃啥呀？”
“不能叫农民，应该叫社员，不对不对，叫社员也不对，应该叫革命群众。”
我笑了笑，算是回答。其实我答也答不出来，我还不太懂那些新鲜词儿。
“政委”又问我说：“老乡，你是什么出身哪？”
“贫农！”我回答得斩钉截铁，很是理直气壮。这个问题难不倒我，啥忘了也不能把出身忘了。那时候，我为我的“光荣出身”很自豪过一阵子哩！
“政委”听了我的回答，立刻换了一副模样，还亲热地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匆忙把我的两只脏手在前衣襟上使劲搓了搓，一大早光顾了狗狼儿了，手脸还没洗呢！再说想洗也没有水洗呀，屋里唯一的半盆水都叫狗狼儿“吧哒”了，中午才要下山挑水去哩！我忙不迭地双手抓住“政委”的小手。我一辈子都没握过那么绵软的小手，揑在手心里，就像是一块没有骨头的肉，光光的，滑滑的，害得我好几天都没舍得洗我那双脏兮兮的手，生怕不小心把那一股温馨的香气洗掉。这样的事，那是第一次，也是我平生最后一次。
“政委”亲切地开导我说：“贫下中农同志，革命群众同志，你可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中坚力量呀！不要在这儿劳动了，跟我们下山闹革命去吧！”
“那可不行。”我回答说，“我走了不打紧，还有羊呢？”
“这就是小农意识啊！同志哥呀，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哟！”“政委”很耐心，很委婉，也很有水平。她的声音虽然听起来脆脆的、甜甜的，但说的话却是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她话音一转，说，“几只羊算什么？江山变色了，红旗落地了，要羊还有什么用？莫非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做盘中餐不成？”
我不知说啥好，傻傻地笑着，先是点点头，后又摇摇头。那时我想，我只管放羊，至于谁吃羊肉，那不管我的事。
“你倒底表个态，想不想参加我们的革命组织？”叫“二连长”的小伙子一脸杀气的问我。
我说，我有点囁囁嚅嚅，心里慌慌的，“这、这事得问、问队长？”
“什么狗屁队长啊？你说的是高树贤吧，他现在是我们的副团长啦！”
高树贤当“副团长”？我更不能参加他们一伙了。那年高树贤带领的民兵排，搞得乌烟瘴气的，没让村里人骂死？
我两手拄着铁锨把，脸贴在把头上，眼睛瞅着地下，好像正在沉思的样子。
“二连长”刚要发火，被“政委”拦挡住了。“政委”说：
“给他点时间，让这位革命同志再好好想想，贫下中农嘛，起码的觉悟还是有的。”
我没动姿势。因为现在轮不到我说话。我知道他们是来找我干啥的。
“政委”和她的几位革命战友交换了一下眼色（我用上眼眶的目光看到的），然后她走到离我更靠近一些，伸出那只娇柔无比的小手拍拍我的肩（我真怕她发现我胳肘窝底下的破窟窿，真要问起里面的棉花哪去了，我咋说？）。“政委”拍的我肩膀嘭嘭响，我觉得心里痒痒的，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听到她继续对我说：
“同志哥啊，”又叫同志又叫哥，听着特别亲切舒服，长这么大谁把我这么看得起过？叫我“哥“的女娃和颜悦色的说，“我们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的，你一定要配合我们的革命行动啊1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听清了吗？”
我点点头。这两句话都听不清，我不成傻子了吗？
“刚才据我们的革命战友反映，有一只被我们打伤的豺狼，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看到过吗？”
“没。”我拄着铁锨把摇摇头，很坚定。
“你昨天不是在这儿劳动吗？”
“是。”我回答。
“你怎么能没看到狼呢？”
“嗯、嗯，我一直在看着我的羊。”我不知怎么说才对。
“政委”还要做我的工作，“二连长”耐不住了，嚷嚷道：
“政委，别给他啰嗦了，到他小房里搜搜去！”
我一听说“搜”就急了，拄着铁锨把抬起头来，喊道：“我是贫农，你们不能抄我的家！”
“政委”笑了，喜眉笑眼地说：“同志哥啊，这怎么是抄家呢？我们只进去看看，你放心，你的一针一线我们都不会动的。”
“我、我的娃娃有病，在炕上躺着哩！我、怕你们吓着他。”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哩，哪来的娃娃？
“什么病？”“政委”回过头来问我。
“传染病！急性肝炎，肺上也有毛病。村里怕传染，才送到我这里搞隔离审查哩！……”我也不管用词合不合适了，反正意思表达清楚就行。我也奇了怪了，怎么脑子转得那么快？可能是急中生智的缘故吧！
走在最前面的“二连长”突然停住脚，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政委”转过身去，伸出她右边的小手瞅了瞅。他们几个稍一愣神，“政委”自打圆场地说：
“算了算了，贫下中农兄弟嘛，还能信不过？再说了，放羊的怎么能和豺狼搞到一起呢？咱们再到别处看看。”
他们走了。
事后，狗日的高树贤问我：“你哪来的娃娃？”
我撒谎说，一只羊病了，冻得索索发抖。我不忍心，放到炕上暖着哩，我怕红卫兵抓去杀吃了。
“把球一只病羊，红卫兵也敢吃？你是过河摸卵子，小心过渡（度）了！”高树贤脑子简单，竟也信了。
狗狼儿的伤越来越重了。伤口化脓，有时发高烧，胃口也越来越小，只是不停的喝水。
那时我曾想，拉出去埋了算了。可是我想到他曾经救过我一次，人可不能忘恩呀！还有尕奶奶说的它许多好处，我决心救它！那怕是救不活，只要我想办法了，狗狼儿虽然不会对我说啥，我良心上总算也过去了。
我在我的胳膊上也搞了一处伤。我是闭上眼睛用石头砸的。我也让伤口化脓。我上公社_4460.htm卫生院去看病，值班大夫草草给我验了验伤，马马虎虎开了一点药。我说不行啊大夫，我还发烧哩！大夫不耐烦地说：“猴子的屁股当痔疮治了，多大的病啊？什么出身？”我说：“贫农。”“可不敢哄我啊？”“我哪里会呀？家庭出身敢胡说吗？不信你问我哥。”我报了我哥的大名。大哥虽然不当队长了，但名气还在。大夫犹豫了一下，刚要开药，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他塞给我一个体温计。这下我傻了眼了，我压根就没发烧，这我还能不知道？正在这时有人找大夫出去说话，我一看机会来了，顺手把体温计从胳肢窝里取出来插到大夫的茶水杯里。大夫回来一查我的体温计，吓了一跳说：“烧这么厉害呀！要不要开张假条休息两天？”我说不了大夫，生产队里正忙，我还要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哩！你只要多给我开点药就行，免得跑来跑去的，我怕耽误革命工作。大夫笑了，说“这才是贫下中农的本色嘛！好好，我给你多开点药、多开点药……”
狗狼儿的伤逐渐好起来了。当它的伤稍有一点起色的时候，它就坚决地不和我“同床共枕”了。狗狼儿的伤基本上好利索了，我的轮替期恰恰也刚到。我们分别的前一天晚上，我套了几只野兔、野鸡、嘎啦鸡，我们爷俩美美地会了一次“餐”。
我本想把狗狼儿带回村里的，可是想想我又不敢。那时村里形势正紧张，我猛碴碴拉回一只狼去，你想会是啥结果？
我们分手的那天清晨，我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狗狼儿虽然不会流眼泪，但是我知道它和我一样伤心。
狗狼儿走了。它走得很慢很慢，但是它却没有回头。当它走到远处的一个小山坡上soudu.org，几乎快要看不见我的时候，它突然回过头来，站直身子，面朝着我仰天长啸了三声，算是对我的告别演说。
我两眼一片模糊。
从那以后，我好几年都没见过我的狗狼儿。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