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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写散文的看朱自清一家既可，但我始终不得其解。佩弦散文有其独到处，但是俞平伯，周国平，余光中等不也写得蛮好？有人看不起金庸，嫌它太俗。但是我要指出的是：金庸这个人不是一面人，他是两面人，他的为人与为文是分开的。而且文章只有好坏标准，没有雅俗标准，只有王朔，伊沙这种不入流的批评家才会用俗去评价别人的文章，文章贵在乎一份真性情，不在乎刻意地精雕细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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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李大钊看来，是人生之王者；在歌德看来，是该恋爱的季节。在曹极手里，却变成了思考，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剧。以前有个小女生对我说：“曹极呀，你整天冥思苦想的，到头来还不是自找苦吃吗。”
我听了，不以为然。小女生只看到曹极自找苦吃的一面，却看不到他还有乐在其中的另一面。只是，我不知道自己该骄傲还是该流泪？想想，我们总不能把爱因斯坦的冥思苦想说成是自找苦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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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偶尔骄傲一下，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都骄傲；一个人偶尔自卑一下，不可悲，可悲的是一辈子都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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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这本是斯大林的鬼话。群众太容易受潮流与宣传家的愚弄。不客气地说：除了集会，暴动与游行，群众全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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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作家皆好色？这种推断太表面了，确切得说，男作家追求的是真善美。如果眼前站着的女人，她可以代表真善美，我当然喜欢他，如果不能，我就不会喜欢她。
所以，我的结论是：男作家非好色，而是好真，好善与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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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兴起的‘学外语出国热’估计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位中文系的教授悲愤地说：“我们的母语真的那么贱吗？”我想问一下那些忙着出国的朋友们：你们的中文过了四级没有 ？”一个连母语都不爱的人，你就不要指望他会是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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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深，责之切，可惜不少朋友但知曹极对社会责之切，却没想到，曹极的责之切原来是源于对社会的爱之深。作为一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我感到自己生不逢时也不逢地。我知道读者可能会吸收我的情绪语言，但是我经世济民的良苦用意知者又有几人呢？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个失败者，和孔夫子一样。
骄傲的尽头是自卑，嬉笑怒骂的背后是深层次的寂寞。悠悠白云，芸芸众生，知我心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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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语法有英文语法难以想象的表现力与意境美以及达意的效果等，把曹极语录翻成英文试试，包管锋芒尽敛，个性全失，把《唐诗三百首》翻成英文试试，保证面目全非，一塌糊涂。
当然，中文语法也有局限，如多音字多，词汇量少等，但是我们可以向别国的语种去借，而是把祖国的语言进行抛弃乃至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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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做文艺批评应该如俞平伯所提倡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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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一面高谈冲击诺贝尔文学奖，一面阔论躲避崇高的崇高。殊不知，诺贝尔文学奖注重的并非作者在躲避什么，而是在主动承担着什么，什么时候，中国的作家没有了王朔式的狡猾与聪明，变得像韦伯那些地勇于承担命中注定的一切苦难，什么时候，王朔，王蒙，杨降等人的文集不再显得那么畅销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出现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甚至可以出现让诺贝尔文学奖惭愧的伟大作家。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