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吃罢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酒宴，他又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地区考察。他来到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省，重点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这天，他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乘吉普车从青海省的格尔木出发西行。他坚持多年来视察工作的老习惯，不让事先通知要去访问的单位。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沙漠绿洲中的敦煌，在县委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县委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在家。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县委的一位年轻秘书。彭德怀对秘书说：“小同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宿，吃两顿饭。一顿在你们机关食堂吃，一顿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跟大家一起吃。”
在县委食堂就餐的人看到彭德怀也在食堂用餐，站起来笑着向他这边张望。彭德怀也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他和人们随意交谈，在食堂里不时响起阵阵笑声。
晚上，由敦煌县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介绍情况。刘孟晋是个淳朴老成的中年人。他告诉彭德怀，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试办中群众写了7万张大字报，贫农最积极，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归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是被迫的，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肯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
听到这里，彭德怀不无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于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第二天，他又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参观了郊区的杨家桥生产大队。沿途看到许多棉花掉在路上。在菜地里，他看到大量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近锅台，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糊看了看，发现里面掺的是土豆块。
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问刘孟晋：“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
到了兰州，省委副书记霍维德陪他去参观了一个近郊区的雁滩人民公社。参观完毕，彭德怀那颗被阴云笼罩的心情又变得明朗起来。
雁滩公社地处黄河两条水流之间，是黄河中间的一个狭长小岛，自然条件很好。公社一位姓马的社长，领着彭德怀一行一边看，一边介绍说：雁滩公社是由5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社共1.7万多人，2.66万亩耕地，其中有1万亩是菜地。主要是向兰州市、工矿区供应蔬菜。由于公社规模较小，土地肥沃，又比较集中，管理上也比较有秩序。从果园、苗圃到鸡鸭场、奶牛场；从托儿所到幸福院，处处搞得很整齐，井井有条。
在公社的第七食堂，彭德怀一面同炊事员握手，一面问：“现在能不能吃得饱？”一个女炊事员笑着答道：“饱得很，没得数地吃！”
彭德怀一听，楞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在雁滩公社，彭德怀边走边看，边与人交谈，参观了3个多钟头，始终兴致勃勃。陪同来的省委领导人告诉他：今年全省粮食是特大丰收，每人平均可达到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也已经全面铺开，竣工以后，黄土高原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结束了。
在西北地区的这段考察，彭德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他不怀疑人民公社运动的正确性，但是，公社究竟如何办才好，却是一个十分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在他看来，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像雁滩人民公社这种自然条件的毕竟还是少数。其它地方就未必能这样搞起来。
5、认识上逐步发生明显变化。
这时候，他的头脑始终还是清醒的。有的部队写信给他，要求军队成立公社。还有几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给他，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彭德怀冷静地给部队回信说：“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现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已经看到一些问题的也不得不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他还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他给县以上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他们认真读一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还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否定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所以，全党全国的温度是降不下来的。只有少数人还算清醒，其中就有彭大将军。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却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就批评他“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他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武昌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便回到湖南家乡去做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6、故乡之行和气味相投的周小舟。
彭德怀在湖南做调查，是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周小舟和彭德怀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抗日战争以前就给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叫他“小周”叫起来的。他是一个头脑清醒，工作深入，讲求实际的人。他陪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候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竟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社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周小舟还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彭德怀终于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的相似。
为了便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的一屋，问长问短。彭德怀向乡亲们宣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
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穗，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彭德怀就跟公社干部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 ??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他认真地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
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一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
这时候，他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有了更大疑虑。让他最感不安的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岁月。那时的干部和群众，军队和群众，甚至领袖和群众，关系是何等亲密啊！真是血肉相连、鱼水关系。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
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20多年以后，在彭德怀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他当年规定的“八不准”，还记忆犹新。
7、老红军一篇诗歌揭真相。
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以后，又到了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随后，彭德怀来到他30年前举行起义的地方——平江县。在这里他无心重温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只集中精力考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有一天，在平江考察途中，发生了一件使彭德怀终生难忘之事——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十分难受，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当晚，他在笔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来到株洲时，彭德怀与薄一波相遇。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当年粮食产量。彭德怀语气坚定地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德怀给中央发个电报。他便写信给中央，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减到900亿斤。
彭德怀开始为人民“鼓咙胡”了。
回到北京，他心里始终不踏实。过了3个月，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又写了一封长信，寄语乌石大队的干部。信中说：“回到北京住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心为之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约折款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他又写道：“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不同意的那部分群众，还需要耐心地不断地进行教育。长远计划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反复讨论，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计划和安排即便是正确的，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折。”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