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遥远的伏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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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年4月5日,中国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此文由陈伯达执笔,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审稿时对这篇文章作了大幅的增加和修改。

  毛泽东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咎于其主观性和片面性,对其在肃反,农业集体化和国际共运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同时也为其作了辩解,反对全盘否定。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只是个人迷信,而是其认识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他否认内部矛盾,把内部矛盾视作敌我矛盾,造成了苏联肃反的扩大化;而主观主义造成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和问题;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时,放弃了国际主义精神,采用了大国沙文主义,有矛盾用压服而不是说服的做法。但他的种种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错误。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这些错误,并克服它,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一条康庄大道。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明确提出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避免工作中主观性和片面性。这一点表明他其时已经有意识地提出要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来解决中国国内社会主义改造中遇到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问(20)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觉得苏共二十大没有讲通讲透。对于之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胡乱揭盖子也有一定的责任。

  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公开表态,表达了中共对斯大林评价和对国际共运所遇到问题持的态度。文章总体上支持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同时也力图消除斯大林错误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对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做出一点解释。

  但是,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的冲击还有个更大的要害问题。此后,毛泽东说过多次,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没有选好接班人。69年,他选中林彪,九大在党章写明林彪是接班人,人民日报社论就指出:“毛主席解决了斯大林没能解决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为了在自己生前选准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扫清了他认为的各种障碍,并以为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的大好事。这也许是我们理解文革——反修防修,把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揪出来,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主要政治口号的钥匙之一吧。

  政治总是错综复杂。对于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有矛盾的。

  “首先,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心花怒放、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终于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  ??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有的,中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  ??其次,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上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所谓‘原则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后来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但是,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鞍山市干部、职工讨论时有人说:‘什么是个人崇拜?中国对毛主席来说是否也是个人崇拜呢?’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在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黑龙江省机关干部中还有些人提出: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民歌,在农业合作化中提出的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以及以前讲的在毛泽东时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毛主席万岁等等,是否算个人崇拜?长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看到这些材料,不由得毛泽东不考虑。于是,毛泽东在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21)

  文革中,毛泽东会见斯诺,还曾说,有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总之,苏共二十大尽管冲击力非常之大,但是它并没有在中国冲掉“苏联模式”。事实是,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苏联模式”都没有根本性改变。

  当时,毛泽东对波兰事件的认识也是清醒的。

  波兰在中国支持下抗住了冲击波。

  莫斯科掀起的大浪,很快摇动了波兰的航船。请看骆亦粟先生的回忆——“在苏共20大期间,参加会议的苏联、意大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5国共产党作为战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宣布1938年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的材料是‘捏造的’,并为波共恢复了名誉。正是由于这个错案,波共当时的领导人几乎全被处死,使得1939年希特勒德国进攻波兰时,波兰的抵抗运动缺乏有力的领导。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对波共的平反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震惊,人们开始议论波兰过去在政治、经济各领域存在的问题,党内外普遍要求纠正错误,实行‘革新’,发扬民主,改善人民生活,摆脱苏联控制,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22)

  “原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恰巧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病逝于莫斯科,波兰党很快失去了团结的核心,在党内引发了对于许多问题的激烈争论。虽然由奥哈布主持党的工作,但是党内意见分歧很大,分裂成两大派。  ??一派(所谓保守派)以政治局委员罗科索夫斯基、诺瓦克和马茹尔为代表,认为波兰出现了反苏浪潮,主张犹太人从领导职位上撤掉,停止民主化而恢复高度集中。这是少数派,虽然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但却掌握军权,并且有苏联大使波诺马连柯的支持。另一派(所谓革新派)是中央的绝大多数,以政治局委员萨姆布罗夫斯基、奥哈布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莫拉夫斯基为代表,主张国家主权独立和实行民主化,这一派得到了全国工人、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23)

  终于,苏共二十大开后两个月不到,“波兹南事件”发生了。

  “56年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和减低赋税的要求。由于波兹南省无法解决工人的要求,工人组成一个30人的代表团,去首都华沙找机械工业部长解决问题,以求满足工人的要求,否则工将于6月28日举行罢工。部长听说工人要罢工,就大为恼火地说:‘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厂里的工人得知代表团请愿失败的消息后,决定到市区的自由广场向市政领导再次请愿。于是16000名工人放下工作,走向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其中有党员4000人。游行队伍到达广场后,就派一个代表团要求市政领导接见,但市政领导拒绝接见。正当工人不满情绪激昂时,广场上突然传来谣言,说去华沙请愿的工人代表团被公安部门逮捕了(实际上代表团的工人代表正乘火车在返回波兹南的途中)。于是游行队伍乱了起来。混杂在群众中的少数坏人乘机高呼‘到监狱去!’‘我们将会找到他们并将他们释放!’的口号。一部分人冲击专政机关和政府部门,打开了监狱,烧毁了秘密档案,放出了犯人。一部分人又从民兵站里取来武器,向公安人员开枪。(凡是有动乱的地方,就会有坏人趁乱起哄蛮干,古今中外皆如此)此时,政府命令警卫部队驱赶群众,但部分士兵拒绝开枪射击。于是华沙政府又派遣保安部队并出动坦克,把骚乱的群众驱散了。当天晚上,波兹南骚动平息了。在这次流血事件中,有5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0多人被捕。

  波兹南事件后,波兰政府及时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被撤职;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650多万税款将分期退还给工人)6月30日,在波兹南各墓地举行了受难者安葬仪式,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等党、政领导人参加了安葬仪式,妥善地解决了事件的善后工作。《人民论坛报》在7月6日发表文章指出,6月28日的波兹南事件是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是工人的不满和波动,另一种是反对政府的敌对行动。7月18日,波党召开七中全会,主要讨论波兹南事件后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奥哈布作了关于波兹南事件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指出:‘寻找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我认为极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还指出,‘波兹南事件是一个警告,它证明在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为此,奥哈布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克服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合理化,改善人民生活。全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要求扩大工人的民主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人民的生活,鼓励私人手工业的积极性,注意同波兰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团结等。

  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以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使波党内部革新派的力量迅速增长,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此形势下,波党八中全会于10月19日开幕。在党的八中全会前夕,党内的保守派看到他们的地位不稳,就积极策划搞军事政变,计划逮捕一批改革者,并把计划电告苏联,请求支援。赫鲁晓夫知道波兰的动向后,担心波兰会摆脱苏联的控制,于是正式邀请波兰党政领导人去莫斯科进行访问,商讨有关波兰问题。当波兰领导人谢绝邀请后,赫鲁晓夫便在命令驻波兰的苏联军队向华沙和其他城市移动的同时,亲自率领苏联代表团于10月19日飞往华沙。由于波兰未曾邀请苏联代表团访波,当飞机飞到华沙上空时,波方不许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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