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和苏共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大动荡、大论战的起点。从40多年来国际共运发展的实践看，苏共二十大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也存在严重错误。积极作用主要包括：第一，揭开个人崇拜及其危险的盖子。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即有步骤地开展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斗争，并着手采取措施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秘密报告虽有突然袭击性质，带上了浓重的个人色彩，但提出的观点却是苏共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顺应了二战之后，苏联国内逐步发生的要求变革的思潮，反映了人们长期受压抑的反弹情绪。56年6月3日，针对二十大后国际帝国主义的污蔑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混乱局面，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斯大林。一方面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也注意了斯大林的功过地位，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这表明苏联共产党已感觉到了个人崇拜的严重性，要纠正斯大林过去在国内所犯的错误。这对于苏联今后的内外政策及国际共运都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第二，有助于其他各国共产党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斯大林是个国际人物，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不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曾作过一些错误的决定，给苏联和国际共运都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严重后果。通过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有助于各国共产党人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摆脱大国大党的操纵和指挥，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推动了苏联国内建设事业的发展。二十大后，苏共继续领导了消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如清理冤假错案，为受害者平反昭雪；成立特别监察委员会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在思想领域和历史科学领域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等，并开始对以往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进行改革。
第四，赫鲁晓夫总结报告所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平经济竞赛，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虽然还需讨论，但其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卫世界和平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15）
然而，其消极影响是非常深远而巨大的：第一，使得帝国主义趁机在世界范围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苏联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过程中揭露了大量破坏法制、制造冤假错案的事实。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为有机可乘，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它“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极权统治”，社会主义制度“不人道”、“没有自由”，一时甚嚣尘上。
第二，被击溃的机会主义分子趁火打劫。如托派第四国际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斯大林，企图以托派的理论和路线来改变各国共产党的性质。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混乱。斯大林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国际共运的实际领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向来对苏联的成就十分崇敬。现在，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根本否定斯大林，把人们心目中的精神偶像一下子推倒在地，同时揭发出大量怵目惊心的事实，使一些人顿时感到理想破灭了，大批人退党，一些人从此消沉起来。一时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有的党发生了分裂。
第四，在社会主义阵营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震动和混乱。很快就酿成了苏波关系事件、匈牙利事件等，从而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使国际共运受到严重损害。（16）
第五，片面强调“三和”，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有误导作用。
第六，破坏了国家的团结，导致了内力的涣散。突然推倒精神偶像，致使人民整体精神分裂，这就预先注定了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并且遭受无法补救的损失。尽管苏联动员型的发展模式不尽如人意，但是在那个时期，正是这个优点和缺点兼有的模式是俄罗斯国家存在的历史因素，使苏联在与西方的对抗当中拥有足够的竞争实力。
2006年2月28日，俄罗斯科学院以“圆桌会议”形式召开了题为“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历史命运和苏维埃制度中的作用”的研讨会。会议认为二十大的严重后果有4条：1.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制造了党和国际共运的分裂2.破坏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埋下了国家解体的隐患3.苏联地缘政治开始恶化，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被破坏4.没有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议还指出：事实上，在1953年4月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就准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个人崇拜问题，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并提出，产生个人崇拜现象的责任，不能由去世的领袖来承担，在斯大林周围，追求个人利益的党的机关干部难辞其咎。但是，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主要是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贝利亚不同意召开中央全会。赫鲁晓夫还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时下令刊登颂扬的社论。因此，不是赫鲁晓夫，而是马林科夫是苏联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方面“解冻”的“首倡者”，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当权派不支持马林科夫提出的路线。
1953年，赫鲁晓夫用发“信封”的方法提高了执行机关一些部领导和区执委会领导人的工资。这样，1953年9月，他们就一致选举了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刚宣布的“集体领导”原则实际上被放弃了。从此，马林科夫开始在政权机关里受到排挤。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早在1944年，斯大林和马林科夫就准备过一个中央全会的决议草案，根据这个草案，党只负责宣传职能，但这个草案被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否决。赫鲁晓夫担心，在人民中有威信的马林科夫重新恢复这项政策，因而，赫鲁晓夫和党的机关干部给予了党的机构最大权限，并且极力破坏政治对手的威信。
55年2月，马林科夫被指责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而被解除了政府首脑职务。接着，赫鲁晓夫为了防止有威望和有影响的反对派，如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等团结在一起，在苏共二十大上又抛出了“斯大林牌”。（17）
历史的水真是太深了。人们曾经以为老赫只是个民主、改革的先锋。
这个用突然袭击手段上台的人，也被人用同样手段搞下台。64年10月13日15时，他结束休假，匆匆走进克里姆林宫党中央主席团会议室，气冲冲地问：“出了什么事，谁主持会议？”他习惯地坐在正中，宣布开会。勃列日涅夫率先发难，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带头攻击昨天的领导，历数他十年来的严重错误，其他同志也纷纷落井下石。老赫想召开中央全会挽回败局，但为时已晚，各级党委书记都被做了工作，站到他认为的“犹大”一边。苏联人就是这样容易翻脸不认人。
现在看来，当时还是毛泽东最清醒。56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宣布派遣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由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此前，赫鲁晓夫曾告诉朱德，斯大林在农业上犯了严重错误，他根本不了解农民，以为把土地分给农民就万事大吉了，以后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挤出东西来。斯大林只在1928年去过一趟西伯利亚农村，以后就再也没有到过农村，他只是从电影里了解农村。会谈期间，赫鲁晓夫暗示中共代表团，苏共将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共代表团立即作出反应，向国内致电询问是否参加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会议。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代表团参加。（18）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的态度。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说是受苏共中央委托，有一份重要文件需要通报。因朱德年事已高，代表团商量后决定由邓小平听通报。中方翻译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念完之后苏方就将原件拿走了。但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
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毛泽东显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因为莫斯科事先没有同各国共产党商量，就轻易地对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提出批评。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张闻天等，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纷纷。毛泽东指出，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还是倒四六开？他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毛泽东看问题显然比赫鲁晓夫更具有洞察力，他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的杰出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物，“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毛泽东还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秘密报告一个多月后，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经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画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共领导人的像。这位大使没有明确要求中国也照办。9月24日，毛泽东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说：你们可能不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我们和你们的情况不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只有中央知道。斯大林压制过你们，这件事情你们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58年3月，毛泽东再次表示，莫斯科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但是，毛泽东特别对斯大林的滥杀不赞成——“斯大林不知道是怎样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然而，我们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一批人却不能算错，如果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不能起来。现在“有人听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杀，尤其是不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了。毛泽东没有杀掉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最突出的就是王明和李立三。不仅没有杀掉他们，反而让他们当了七大、八大中央委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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