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日（1）中央电台广播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首都红代会宣言》。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三月七日（1）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发表了著名的“三七”指示，指示说：“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进行军训，并且参与开学、整顿组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和多病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
“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4）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三月十日（1）……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
——以上摘自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昨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日本来信，这是异国少女美田高子寄来的，那信封口已经被拆开了，显然是受到了当局的检查，信封里面没有信件，只有二帧彩色照片，我无从得知美田高子是否给我写了信，也许她就寄二张相片，没有写信，也许她是写了信，不知为什么遗失了，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什么样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发生。
我爱不释手地手捧着这两张照片看了又看，一张是我在长城的个人照，另一张则是我和美田高子在烽火台上的合影。我单人照那一张拍得还不错，倒真有一股雄纠纠、气昂昂的红卫兵的气概，至于合影的那一张，我的表情显得很不自然，整个人的形象都非常僵硬，就像出土的陶俑一样，而美田高子却拍得很好，她是十分善照的，脸上充满着朝气和自豪感，只可惜长城上的风实在太大了，她那被风吹拂的头发变成了贝多芬式的乱发。在合影照片的背后，上面写着：
李晟红卫兵小将留念：祝愿日中两国革命青年的友谊万古长青！
美田高子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于东京
我盼望这两张相片寄来已许久，好几个月过去了，都不见美田高子的来信，以为这件事必是泥牛入海，终不去再想它。谁会想到突然间美田高子又来信了，看着那两帧色彩鲜艳的放大照片，我不油然地回想起大串联游玩长城时的情景，那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一样新鲜，一切均历历在目。美田高子的那张貌不惊人、但却表情生动的脸孔，她那异国少女的装束和别在胸前的大枚毛主席像章似乎是不和谐的，然而又似乎是和谐的，她伫立在城台上朗诵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她像一只矫捷的金丝猴与我比攀登……一桩桩往事我忘也忘不了，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好像又在我的耳畔回荡，照片里的她仿佛又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很想提笔就给她写回信，可是，又觉得这笔有千斤重，不好拿呀，我想起了那启封的信封，它简直就是一条危险的导火索，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性。在这阶级斗争白炽化的日子里，和一个外国人通信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要被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那就担待不起了。我家里有好些亲戚在海外，如今全断了书信往来，我们连一封国外的信也不敢投寄，因为总害怕会发生麻烦，这年头是少吃咸鱼少口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我父亲也看过这这两张照片，他也反对我回信，告诫我道：“我看还是算了吧，别回什么信，反正你的相片收到就是了，别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样，我便未写回信，心想先搁一搁再说，谁知这一搁便再也没心思给她写回信了。
在井岗山公社解散之后，我又成了孤家寡人，但我早已把一门心思都扑到了文化大革命上，我不想激流勇退，当一个逍遥派，像萧涧秋一样躲到女佛山去，我是一个人也要干革命的。我想另起炉灶，再自立一个组织，这首先需要有一个立脚点——队部，如今，学校里的教室都被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组织占据了，要找一间教室不那么容易。
我发现在新教学楼地下室的会议室还空着，便独自一人步入大会议室里，看见里面堆满了课桌椅，都堆得如山一般高，那上面灰尘积得足有一厘米之厚，还布满了纵横交错的蜘珠网。我拣了一张比较干净的椅子，用纸头揩擦干净，然后便坐下来发怔着。
这几天，我的头脑乱如麻，自从井岗山公社自行解散后，我一直有一种茫然若有所失的感觉，毕竟井岗山公社是我一手创建起来的，我对于它是充满着深深的感情，而今我又迫不得已把它给解散掉，这叫我内心怎么不感到难过？我的矛盾的心情如若打毛线衣的羊毛针交织在一起，对于孟成铭等人，我倒不足惜，我想还是分道扬镳的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恐怕这辈子难以再合作共事了。至于方辉、陈佳玉、许梅兰、吕祖敏几位女同学，我对她们并没有什么意见，就像明胶、蛋白质放入水中，即成亲液溶液一般，我同她们的亲合力也是极强的，彼此能够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特别是那一位方辉，说真的，我非常舍不得同她分手，她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认识上的，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晚上我们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双在黑暗中晶莹闪烁的动人的明眸，我们之间结下的友谊是真挚的、纯洁的，犹如长白山上的白雪一般洁白。一个真正的朋友常常是在逆境中获得的，困难的处境是友谊的试金石，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真正的友谊是一种缓慢生长的植物，必须经历并顶得住逆境的冲击，才值得友谊这个称号。”
尽管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然而，我还是不得不同方辉她们分离开。我脑子里曾经想过，再邀请她们跟我一道干，但这个念头马上即被否定掉，因为我若再同她们在一起，肯定孟成铭他们会指责我解散井岗山公社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甩掉他们。如果我自己同石达志他们合作成立新组织呢？那么，那些人又会老调重弹，说我蓄谋已久，自己想当左派，才故意把井岗山公社解散掉云云。唉——人言可畏矣，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正如古人云：“闻三人成虎，千夫揉椎，众口所移，无翼而飞。”还是算了吧，我也不同石达志他们搞什么联合，就一个人单打一，在这间堆满课桌椅的会议室里筑一个新窝。可是，真要一个人搞一个组织，往后要一个人写大字报，一个人抄大字报，一个人贴大字报，一切都要一个人，连说话也没个伴，终日是一个人空对壁，这是多么孤独呀，就跟《鲁滨逊飘流记》中的鲁滨逊差不多。我细想起来有点不寒而栗，所以，便一直像坐佛一样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并未起身动手打扫整理这间会议室。
我独自一人在这间会议室里呆了许久，我的头脑思绪依旧乱如一团棉纱团，至今还理不出个头绪来，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还要好好想一想、看一看再说。
后来，我离开了地下会议室准备回家，当我走到接近科学楼的时候，正巧又碰见石达志，他一看见我即兴奋地嚷起来：‘唉呀，李晟，这几天怎么不见你的影子？是不是像田鼠一样钻地洞里躲起来了？”
“见鬼，我堂堂正正的七尺身躯的男子汉大丈夫会去钻田鼠洞？你‘海南岛’有眼无珠看不见我，并不意味着我不存在。”我回嘴道。
“李晟呀，走，到我队部坐会儿。”他拉着我就往他的队部走去。
我们上了楼梯，走进“红造反”队部坐定之后，他当即就问：“李晟呀，那件事你考虑清楚了吗？你跟你的井岗山公社的人说了么？”
“嗨——”我深深地叹息着。“还说个啥呀，我的井岗山公社都已经解散掉了，树倒湖狲散，没的说了。”
“啊——”石达志惊讶地把眼睛睁得如五香橄榄一般大。“井岗山公社已经解散掉了？我还不知道咧，真没想到。”
“是啊，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好像突然间来了一场大雪崩似的，井岗山公社说解散就解散了，唉——”我又叹了口气，“我们井岗山公社里头几个人观点发生严重分歧，整天见面老是争来吵去，真没意思，我是不愿意再维持这个摊子，索性散伙算了。”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石达志点点头说，“那散了也好，总算是卸了一个包袱，你现在是一个自由党人，咱们可以在这里重开张。”
“咳，卸什么‘包袱’呢？你这个‘红造反’司令是不会理解我对井岗山公社的感情的。”我激动地提高了嗓门道，“算了，我跟你说这些也是嘴上涂石灰——白说（刷）。”
这一下，我们二人都沉默了下来，相视无语。一会儿，石达志又开口道：“李晟呀，你找海防兵的几个人谈过话吗？”
“谈什么话？”我仿佛一点也不记得这回事。
“唉，谈咱们大联合的事啊。”石达志又打开大喉咙大声说话。“怎么，你还没找他们谈过话呀？”
“没有，当然没有。”我回答道，“告诉你吧，连我自己对这件事也还没考虑清楚咧，你叫我说个啥？”
“啊——这么多天了你还没考虑清楚？”石达志本来就颇大的一对眼睛这时睁得比牛眼还大。“我的老天爷呀，你做事别这么婆婆妈妈、优柔寡断，真没一点造反派的气魄。”
“随你怎么说，如果你需要我现在就回答的话，那么，我的答复是算了，我现在跟谁也不搭伙，想一个人清静一段时间。”我表情平板地说。
听我说这话，石达志如弹簧似地蹦起来，他激动地抓起我的手道：“李晟呀，现在可不是你当陶渊明的时候，你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全校广大革命造反派的面上，我们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决不能袖手旁观、等闲视之，眼巴巴看着印把子让红造会夺去。”
我瞟了石达志一眼说：“‘海南岛’，你如今变得顶会说话呀，你认为我真的会变成陶渊明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可没这份闲情逸致。”
“我相信你是不会当李隐士的。”这一下石达志又高兴起来了。“告诉你，李晟，大前天我找韩继明说过，他也颇赞同咱们搞联合的事宜，现在就差海防兵那一头没说上，要劳驾你去游说一番，什么时候几个组织的人先碰个头，商量一下今后大计。”
“看样子，我是被‘逼上梁山’，不干不行啊。”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停顿了顿，想了想又说，“好吧，我去找海防兵的人说说，再看看吧。”
下午，我一个人到海防兵的队部去找尤品玲。海防兵的队部是在初中教学楼的二层楼，那楼上的几间教室都被他们占据了，我上了楼梯之后，在当中那间作为队部的教室门外面伸头探脑往里面张望，看看尤品玲有没有在里头，我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在搜索着目标，恰巧此际，在里面的尤品玲也看见了我，我对她招招手，她即走了出来。
我们二人立在二楼的走廊上谈起话来，她笑吟吟地问我说：“唉呀，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呀？”
“是太平洋上的贸易风，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找你是有‘军机要事’商量的。”我也笑笑地道。
“什么‘军机要事’？看你说得多玄，我这小八腊子可不懂得什么‘军机要事’，你别闷葫芦里装闷药，有话尽管直说，莫要像黄牛吃草吞吞吐吐的。”尤品玲嫣笑着，脸上又露出一对小小的酒窝。
“好吧，咱们谈正经的。”我也板起一副一本正经的脸孔说，“这几天，我和3班的石达志等人商榷，打算把全校所有没有犯错误的革命派都串联起来，成立一个大联合的大组织。目前，我校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倘若我们再不站出来说话，恐怕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了。我希望你们海防兵没有犯错误的这些人也能够同我们一道合作，参加我们的大联合组织，不知你意下如何？”
“这个主意不错，我个人是赞成的。”尤品玲的脸上也现出思索的神情。“这样吧，你能不能当面也同其他几个同学谈一谈？”
“那敢情好，这正合我意。”我欣喜地道，“你们的组织是叫‘打倒奴隶主义支队’吧？哪个是你们的头？你带我去找他。”
“我们啊，是群龙无首，没有头头，人人都是元帅，人人都是士兵，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话。”她一努嘴说，“他们几个人都在那间教室里，咱们去看看。”
我跟着她走进了旁边的一间教室，那里面有几个人，我才第一眼扫视过去，一个熟悉的倩影便跃入我的眼帘，她不就是高三（1）班的郑少霞么？我脸露笑容向她招呼说：“喂，郑少霞，你也在这里呀？”
郑少霞转过脸来发现是我，她也兴奋地道：“啊——是你呀，李晟，咱们好久不见了！”
“是啊，咱们好久不见了，不是说后会有期吗？到底是灵验了，不过，我还等着要你的传单咧，你的传单还没给我呀，嘻嘻嘻。”我又爽朗地笑起来。
“传单？现在哪儿还有什么传单呀，嘻嘻嘻。”她也嫣笑着。
而尤品玲看见我俩在津津有味地对话，她有些惊讶地笑问说，“啊，你们是老相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狡黠地向郑少霞眨了眨眼，故作神秘的样子回答道：“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
“什么秘密，你不告诉我，我也不想听。”尤品玲撅起了小嘴，接着，她又很快地露出了笑容说，“既然你们两个早已认识，那就不用我介绍了，这位是林玉华，她是高三（2）的，这位是谢凡娟，是高三（1）的，还有这一位是初三（3）的许斌，你们已经见过一面了。”
尤品玲向我一一介绍在教室里的其他人，我也连连点头向他们致意，而后，她才对他们介绍我道：“他是我班上的同学李晟，他是红九?二的，他也是一?二六的糟得很派。”
“啊，你原来就是李晟呀，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几个月前你贴出《我们的看法》大字报，我就很赞同你的看法。”说话的是高三（2）班的林玉华，乍看上去，她的年龄似乎比较大，就像是一个快三十岁的老处女。
“谢谢。”我彬彬有礼地对她点了点头。“这么说，咱们的看法老早就是一致的哟，这太好了。”
“你坐呀，干吗老站着说话？”郑少霞热情地拉我坐下。
我才坐下来，尤品玲便想向他们说明我的来意说：“他今天来找我们，是来谈学校大联合的事，他们打算把学校里所有没有犯错误的革命派都串联起来，成立一个大联合的组织，他们希望我们打倒奴隶主义支队也参加他们的联合。”
我也赶紧补充道：“我是找你们协商来的，目前我们学校的形势需要我们成立一个这样的大联合组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现在我们的学校里，也只有我们这些没有犯错误的革命派才能够站出来说话，历史的重任已经落到我们这些人的肩上，我们不能眼睁睁地望着附中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局面就此被葬送掉，而不出来拯救。”
“说的极是，”那个林玉华也颇赞同地连连点头说，“现在，那个红造会的气焰嚣张之所以如此嚣张，那就是因为我们学校里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同它相抗衡，他们俨然以当然‘左派’自居，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发号施令，欲置广大造反派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了。”
“欸，你们要成立一个大联合的组织，到底你们已经串了几个组织呀？有哪些人要参加呀？”另一个谢凡娟也发问。她的长相同林玉华乃是半斤对八小两，她的个子比林玉华稍矮些，块头也小一点，剪着学生式的短头发。
我瞟了她一眼说：“不瞒你们说，井岗山公社就我一个人，还有就是高一（3）班‘红造反’几个人，高一（5）班卫真战斗队去步行串联的几个同学，剩下的就是你们海防兵打倒奴隶主义支队了，我们的人不多，偌大的附中没有犯错误的革命派恐怕也只有我们这一小撮人了。诚然，我们的人是少了一点，但是，我们这些人就像是从大量铀沥青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镭一样，其作用之大是不可估价的。”
“喂，玉华，我看咱们也参加吧，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大权落于红联会他们之手。”尤品玲也帮腔道。
“我也赞同，咱们应该要尽快地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俗话说，‘一股麻绳不牢靠，十条麻绳钓海鳌。’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众志成城。”林玉华停顿了顿，又往下说，“再说，我们现在呆在海防兵里头的日子也不好过，尽受人家白眼，好像我们是后娘生的，我可受不了这股窝囊气。”
“欸，你们这个大联合的组织叫啥名呀？”谢凡娟又发问道。
“组织名字还没起，总是先有婴儿，才有名字的，当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之时，自然会有名字的。”我回答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应该要让各方都坐下来，开个‘四国首脑会议’，好好地商谈这件事。”
这时，教室外面又进来一个人，她扫视了房间里的人一眼，有点漫不经心地说：“哟，你们都在。”
我把这个女孩子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我并不认识她这个人，大概除了尤品玲之外，她算是第二个长得比较漂亮的姑娘。此人个子不高，身材巧小玲珑，如若一只一碰即碎的瓷花瓶。她剪着短发，脸庞可以说是属于普鲁东画派的那种纤细而柔弱的类型，同时带有于洛德所绘画的人物脸上的那种诗意。她那俏丽的面容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这是一双貂黑的、乌灼灼的、充满着生命并有着火样热烈的眼眸，谁见了也忘不了。今天，她身穿一件白色的西装领女服，这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可以说是够摩登的了。她说话的声音很细很尖，就像树上的黄莺鸟在鸣叫，乍听起来有点刺耳。
林玉华向我介绍她说：“她叫黄明芳，是高二（3）的。”
黄明芳抬头瞥了瞥我，友好地对我莞尔一笑，接着，她不再搭理我们，管自跟叶少霞说起话来。
见此情景，林玉华又对她道：“喂，明芳，我们正在商量大联合的事，我们打算把全校所有没犯错误的革命派都串联起来，成立一个大联合的组织，你看我们打倒奴隶主义支队要不要也参加呀？”
黄明芳瞧了瞧林玉华，又瞟了我一眼，有点漫不经心地说：“这个我不知道，我依你们。”
“我们想参加呀，你的意见呢？”尤品玲也询问她道。
“你们参加，我也参加，我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嘻嘻。”黄明芳又露出一副笑容。
“我想这件事就这样说定了，今晚就先开个筹备会，每个组织派二个代表参加，地点在科学楼二楼红造反的队部，时间是晚上七点，你们看，好吗？”我道。
“好的。”尤品玲、林玉华、谢凡娟她们都表示同意。
我游说了海防兵打倒奴隶主义支队之后，又立即赶到“红造反”队部，找石达志谈了晚上开会事宜，而后，石达志又跑去通知韩继明等人。
晚上，在“红造反”的队部，我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参加会议的有：红造反的石达志、戚忠民，海防兵的林玉华、谢凡绢，卫真的韩继明、江尚峰、黄秋菊，还有就是我本人。
这些人我都认识，至于那个高一（5）的黄秋菊，我见到她的面便不油然地勾起了一件往事……
那是去年我们高一年段到古岭农场劳动时发生的事，那一次我们高一（1）班担任后勤工作，我是分工负责保管马灯的。一天中午时分，同学们陆续收工归来，厨房内外顿时喧闹起来。在厨房门口外面，我碰见了2班的钱建国，他是我初中同班同学，绰号叫“计算机”——因为他是班上数学尖子，故名。钱建国一见到我，劈头就问：“喂，李晟，有没有胶布给我一点？”
“怎么，计算机出了毛病了？是管子坏了，还是电阻坏了？干吗竟要起胶布来？”我寻开心地道。
“请你行行好，我手上的泡儿破了，要用胶布贴一贴。”他说着，一边伸出破了泡的右手给我看。
我抓起他的手掌看了一眼，故作大惊小怪状，叫嚷起来：“唉哟，大慈大悲的佛祖呀，你的手怎么起了这么多的泡？大概，你太积极肯干了，痛不痛呀？我的可怜的孩子，要是被你妈妈看见了，她保准会心疼得要流一钵子的眼泪。”
“去你的，你才是你妈妈的宝贝儿，可能这几天你妈妈老站在窗口盼着你回家来，都快把两眼望穿了。”钱建国连忙以攻为守。“其实，我主要是平时缺少锻炼，所以，一拿起锄头手就起了泡。”
“好了，我的心肝宝贝，你别解释了，你耐着性子等吧，我去取胶布来。”我说着，便转身钻进贮藏室里去。
我取了一块原为粘破灯罩用的胶布又走到外面来，看见离钱建国数步远的地方，教导处的阮雪娥老师和二位3班女生——其中一个叫陈淑珍，是我小学的同窗——正拉了一条长凳子坐下休息着。
这当儿，我将胶布递给钱建国道：“嗯，‘计算机’先生，‘软件’取来了。”
“Thankyouverymuch..（非常感谢）”钱建国用英语说着，他接过胶布，因为没有剪刀，他便用手硬撕，可是，却始终也没办法撕下一小块来。
见此情景，我就对他说：“来吧，让我来帮你弄，你这个‘计算机’是吃干饭的还是吃稀饭的？怎么这也撕不下？饭桶！待会儿不要吃午饭了。”
我重新接过胶布，看准它的纹路，使用爆发力一撕，只听见“嘶——”地一声，出现了一条裂缝，而后，我将胶布掉转九十度，再使劲一撕，这样子，一小块胶布便下来了，我把它递给钱建国，接着，又连撕了几块。
“哈，还是这个医生的儿子一下加一下——有二下子。”刚才一直在旁观看的阮雪娥老师突然插嘴道，又格格地笑起来，而那个我们已多年没说话的陈淑珍以及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女生也跟着嘻嘻笑起来，我被她们搞得怪不好意思了。
“不错，还是这个医生的儿子有本事，有二下子。”钱建国非但不感恩，反而也跟着凑趣说。
“去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计算机’，我才帮你的忙，你就拿我寻开心，真不够意思！”我佯作嗔着地骂他道。
“嘻嘻嘻，”他连忙露出一副嘻皮笑脸来。“岂敢，岂敢，我可是说你好话呀！”
“好了好了，快滚蛋吧！”我用双手推了推他的肩膀。
“我走，我走，bye-bye.（再见），谢谢你啊！”说罢，钱建国笑嘻嘻地走开了。
我乜斜了阮雪娥老师一眼，只见她仨还在一个劲地笑着，我也不理睬她们，转身就往厨房里走，现在正是要开饭的时间，是最忙的时候。
谁知我才走进去没多久，我听见外面又有人在叫唤着我的名字，那是一个陌生的女孩子的声音，我感到有些奇怪，赶紧就走了出去。
我一出了房子的门口，便看见外面有一位5班的女生立在那儿，仍在呼唤着我的名字。她一看见我出来了，瞬间两片红霞即刻飞到了她的双颊上，她羞赧地低下头，不再声响。诚然，我和她是素不相识的，只晓得她这个人在5班，真蹊跷，她找我有何贵干？我迷惑不解地望着她，又瞧了瞧边上的阮雪娥老师她们一眼，只见她仨正吃吃地笑个不停，我显得有些发窘，局促不安地问道：“嗯——是你叫我么？有什么事情呀？”
可是，她依旧不敢抬起头来，眼睛老盯住地上，好像地上有什么宝贝似的，半晌未语。以后，还是阮雪娥老师笑吟吟地替她开了口：“她要你拿一点红药水给她，她的手划破了。”
“噢。”我恍然大悟了，原来这是阮雪娥老师耍的鬼把戏，我不满地瞅了瞅她，又对那位受骗上当的姑娘说：“好吧，你等一等，我帮你去拿。”
于是，我转身又走进了贮藏室，我知道在那儿存放着一个保健箱。实际上，这本来是并不关我的事，学校有派来一位护士，专门负责保健工作，而且，协助她的卫生员也是由赵树瑶担任。我刚才只不过是因为钱建国找上门来，看在老同学的情份上，我帮了他一点忙。想不到如今这个不知姓名的她居然也来找我，她稀里糊涂地上了阮雪娥老师的当，自己还闹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出于无奈——推托总不是好办法——，同时，也怜悯这个老实巴交的女孩子，就顺水推舟地也帮了她的忙。
数分钟后，我取了一根蘸着红汞的棉签和一块胶布走了出来。我把棉签递给她，随口问道：“要不要胶布？”
“可以，给我一小块。”她回答，这时她已恢复了常态，不再那么忸怩了。
我迅速地撕下一小块胶布，递给她说：“嗯，拿去。”
那个阮雪娥老师又咧着嘴笑道：“哟——李晟还真有一手呀，将来也像你爸爸一样当医生。”
我没有应话，只是尴尬地笑了笑，说心里话，倘若不是那个5班的女生尚在场的话，我可要大大地抱怨阮雪娥老师一番。
我默默地注视着她在包扎着手，她也和许多高一年段的女生一样，尽管我不知道她们的瑶姓芳名，但是，她们的面孔我看都看熟了，因为我们毕竟朝夕碰面整四年。她的形象有点像莫伯桑笔下的羊脂球，个子矮矮胖胖的，浑身上下都是膘肉，脸庞圆圆得像一只排球，红扑扑得也如若一颗国光大苹果。
这会儿，她已经把伤口包扎好了，抬起头来，那一对含情脉脉的眸子直视着我，她的脸上流露出感激的表情，嫣笑地对我道：“谢谢你，麻烦你了。”
“没什么。”我说。
接着，她又友好地对我点点头，笑了笑，扭身便走掉了。
当我望见她的背影远去，就开始抱怨起阮雪娥老师来了：“老师，你怎么拿我开心呀？差一点儿弄得我好难下台啊。”
“哪里，我可没吃开心丸子呀，是刚才那个5班的黄秋菊来问我有没有红药水，我就对她说，‘你在这里叫“李晟”，他会给你拿的。’结果，她当真的便叫了，而你也出来了，嘻嘻嘻。”她笑着解释说。
那个陈淑珍以及另一位3班女生在旁听着，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我都面红耳赤了，但她们仍收不拢嘴。这两个女的真不像话，我又没跟她们说话，居然竟毫无顾忌地取笑我，实在可恶至极。
我被她们笑得有些恼火起来，抬高声调嚷道：“你看，还不都是你害的，假若不是你告诉她，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我既不是护士，又不是卫生员，干吗叫我拿什么红药水？简直是叫和尚借篦子。”
在右颊上长着一颗黑痣的陈淑珍原来是我的小学同窗，但由于我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作祟，我们男女之间多年未讲话了。大约，陈淑珍一时兴起，竟忘记了我们是多年未说话的，突然间，她也笑着插嘴说：“‘叫和尚借篦子’？你不是给了她红药水，还给了她胶布么？”
我不由地愣了愣，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心里骂道：我是同阮雪娥老师讲话，谁叫你多嘴多舌呀，鬼丫头！可是，这阵子我也打破常规，辩白道：“这个……既然人家已经开了口，难道不给她吗？”
“好了，好了，我下回不再这样做，不再叫人向你要红药水，行了吧？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阮雪娥老师赶忙打圆场说。
其实，我当真生气了么？笑话，大丈夫的肚子能飞B-52型飞机，我才不会把这芝麻点大的事儿挂在心上，何况，阮雪娥老师她们对我是毫无恶意的，她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生性爱说笑，而我也只不过随便责备她几句，免得等下她又再给开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
我从阮雪娥老师的嘴里知道了这位被捉弄的女同学叫黄秋菊，打那以后，她的名字就像石雕一样镌刻在我的脑子里难以抹掉。今天，我见她也来开会，不油然地就想起了这件往事，我想，也许在她的心里也还记得这件事，不然，当她见到我时，她的眼睛怎么会闪烁着羞涩的目光呢？
言归正题，我和石达志首先把情况讲了一番，然后便征询众人的意见，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大联合的新组织。
那个谢凡娟又发问说：“欸，这个新组织到底叫什么名称呀？”
我注视了她一眼，回答道：“关于新组织的名字问题，我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就叫作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这样简称‘新革会’，蛮好听的，锵锵有声，诸位意下如何？”
“我赞同，就叫作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吧，这个名字不错。”林玉华立即附和说。
“可以呀，就叫作新革会，新与红正好有所区别，泾渭分明，‘凤凰乌鸦不同音，香花毒草不同根’。”韩继明也表示赞同道。
这样，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新组织就名为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新革会）。
接着，我又问高一（5）班的几个同学说：“欸，你们卫真战斗队步行串联去韶山的一共有多少人呀？”
“我们卫真战斗队一共有二十三个人，其中去步行串联的只有六个人，我们是刚刚才回来不久的，不瞒你们说，如果我们这些人一?二六事件期间也呆在F市的话，肯定也要犯错误的，上帝保佑我们都步行串联去了，免遭了一场灾祸，嘻嘻。”江尚峰说着，他自己也笑了起来。
我又若有所思地说：“你们六个人，打倒奴隶主义支队也是六个人，再加上红造反的四个人，连同我本人在内，一共是十七人。我们的人是少了一点，但我们这些人都是全校之精粹。划一根火柴，闪亮一下，就很快熄灭了，然而，若用一根火柴去点燃一堆柴火，却可以散发出比一根火柴大十倍、百倍、千倍，乃至无数倍的热量。我们这些人就是火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将重新点燃我校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扫荡这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
“说得好，”石达志也兴奋地嚷起来，“我们成立了新革会，肯定会受到我校广大革命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将不再怕红联会他们兴风作浪了，当然，如果我们的组织能够加入八?二九联司，就更好了，那我们就成了正牌子的左派了。”
“加入八?二九联司？”林玉华的那对水泡眼透过酒瓶底般的眼镜片怔怔地望着石达志，一会儿，她的脸上露出笑容道，“对，这个主意不错，有一个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大学生前几天还来找我们，他以前跟我们呆在一起，同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去找他说说这事，看看能不能成。”
“那就全拜托你们，看你们的本事了。”我望着她笑笑地说。
“杨平这个人还是很好说话的，我想他会帮这个忙的。”谢凡娟的眼睛瞧着林玉华道。
以后，会议的议程是推选勤务组，我提议说：“咱们正好是由四个组织组成的，勤务组就由一个组织推举一人组成，然后，再在这四人当中推举一人为勤务组的召集人，大家看怎么样？”
与会者一致赞同我的提议，结果，勤务组便由石达志、韩继明、林玉华和我组成。至于谁当召集人，众人推举我来当，而我则推举韩继明，二人谦让了一阵子，最后决定由我和韩继明二人同当召集人，并且，还决定由我来起草一份成立宣言。
三月五日，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终于呱呱坠地了。我在《成立宣言》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在我省正掀起对一?二六反革命逆流大批判的高潮中，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新革会）光荣地诞生了！我们是由海防前线红卫兵66829战斗团打倒奴隶主义支队、红造反、卫真战斗队步行长征队、井岗山公社迎风暴战斗队等组织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实现的大联合组织，我们这些组织在一?二六事件的问题上都没有犯错误，经受住了严峻的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今天我们实现了初步联合，正是为了明天实现全校性的所有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做准备……”
我们新革会的队部就设在卫真战斗队的队部里头，他们拥有二间房间，一间让给我们使用，另一间则由那些犯错误的卫真成员（他们组织的名称是卫真战斗队731别动队）派用场。三月六日下午，鹭大独立师的杨平来找打倒奴隶主义支队的几个女同学玩，林玉华、叶少霞、谢凡娟几个女同学便将他引进我们的队部，大家就像众行星围绕着太阳一样围绕在他的四周，聆听他发表高论。
这位杨平也是我们附中的老校友，他是鹭门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是独立师的骨干分子。他告诉我们说，前天和昨天，八?二九联司的大部分同学都离开了F市，回本地区、本单位、本学校去搞斗、批、改，在省城只留下一小部分同学（经中央特许）。三月四日上午，在省委党校礼堂举行离城返校大会，F军区司令员叶浩明、参谋长周以锐、地方革命领导干部袁金旺、萧伯明（省监委书记、省委常委）等人到会热烈欢送，叶浩明、周以锐、袁金旺还在大会上先后作了讲话。
杨平道：“现在，我们八?二九联司的人都走得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留在省城的没有多少人，在这种新形势下，这就需要我们八?二九联司必须发展在省城的新组织，增强我们在省城的势力。”
“那我们附中新革会也参加你们八?二九联司，好吗？”林玉华乘机试探他说。
“是啊，我们附中新革会也参加你们八?二九联司，不知你们欢迎不欢迎呀？”谢凡娟也道。
“欢迎，当然欢迎，只要是一?二六问题没有犯错误的真正的革命派组织，我们都可以吸收。”杨平的眼睛扫视了众人一眼道，“嗯，你们新革会也是没犯错误的吧？”
“是的，我们新革会是由附中几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中没有犯错误的同学联合成立的一个新组织。”我回答说。
“那好，你们就把你们组织人员的名单开给我，由我替你们上报联司。”杨平又道。
于是，我们当即便把名单开列给他。以后，我们的话题中心又转到谈论关于目前局势上头来。
我们一个个向杨平大诉其苦，我有些心情沉重地说：“我们学校的形势特别严重，‘九?一五’、‘红九?二’几个组织都被打成了反革命黑组织，我们学校保字号的红联会气焰非常嚣张，他们的背后有进校的军宣队给他们撑腰，扬言‘一?二六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叫嚷要大抓‘反革命’一小撮，我们学校的军宣队也放出空气说，准备要在‘九?一五’和‘红九?二’中逮捕几个坏头头。”
杨平转过脸问我道：“你们学校的军宣队是哪里的？”
“是省军区的，队长范雄魁听说是省军区的一个处长，是一个少校。”我回答。
“哦，原来是省军区的，怪不得。”杨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说，“不要以为军队里是铁板一块，有人支持我们革命派，而也有人跟马为在感情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像吃冰棒一样简单，在我们的头脑里要有多根弦，要善于开动思想机器，学会独立思考问题。”
“听说大军区是支持八?二九联司的，而省军区实际上是支持师院红联总的。”石达志也插嘴道。
“你们学校的情况我是听说了一些，看来，这个问题还是具有普遍性，其他的学校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杨平略略停顿了顿，又说，“我这个‘路透社’记者，向你们透露一个好消息吧，明天我们《八?二九战报》要出一篇社论，内容就是要反击这股逆流的。”
“真的么？那太好了！”尤品玲兴奋地拍手叫好。“这些日子，我们的心中都压抑着一团怒火，它终要像火山的岩浆一样喷发出来的，正如鲁迅所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禾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这么说，我们学校的反常现象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单独的现象，它是一股社会性的逆流，你们的社论真是一场及时雨，救了我们的大急呀。”谢凡娟也道，“诶，你们社论的题目叫什么呀？”
“社论题目叫《坚决击溃敌人的阶级报复》，这一期战报我们还用一整大版的篇幅刊登这方面的文章，我们要反击一下，不能让前线兵的气焰太嚣张了。”杨平又说。
接着，我们几个人又七嘴八舌地将我们学校造反派受压的详细情况诉述给杨平听。
第二天，即三月七日的早上，我一个人骑车跑到城里去，专程为了购买当天的《八?二九战报》。街上很多人围着购买这一期战报，我一下子也抢购了五份，然后，我稍为翻了翻报纸，便兴冲冲地骑车赶回学校去。
我自己要了一份报纸，其他几份报纸便转卖给了几个同学。我们大家聚围在一起阅读《八?二九战报》的社论《坚决击溃敌人的阶级报复》，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它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社论道：“对在‘一?二六’事件中犯错误的革命造反团体，对犯错误的原因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客观的分析。如果笼统地把革命造反团体过去的夺权说成是非法的夺权，如果笼统地把‘一?二六’事件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如果笼统地把革命群众在‘一?二六’事件上所犯的错误说成‘八个月的策划，二十天的暴露’，从而否定他们，那就势必会打击一些真正愿意革命的群众，那就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我们雷厉风行，寅时点兵卯时上阵——说干就干，迅速地刷写出了大标语，诸如：“《八?二九战报》三?七社论好得很！”、“坚决支持《八?二九战报》三?七社论！”、“坚决击溃敌人的阶级报复！”、“决不允许把斗争矛头指向在‘一?二六’中受蒙蔽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犯了错误的革命造反派开门整风！”等等。我们的标语贴满了校园内外，它就像铀235核裂变引起的链式反应一样，震撼了整个桃花山——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墨迹未干，“红九?一五”等许多组织也纷纷刷写出标语和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八?二九战报》三?七社论。
然而，红联会也不是掉进醋缸里的活鱼——软骨头，他们立即展开了反击战，针锋相对地也贴出了大标语，如：“《八?二九战报》三?七社论糟得很！”、“《八?二九战报》三?七社论臭如大便！”、“任何人阻挠对一?二六反革命逆流的批判决没有好下场！”
校园里的空气充满着浓得呛鼻的TNT气味，那个军宣队队长范雄魁也公开指责《八?二九战报》三?七社论是极端错误的，应予以批判，肃清其流毒。在这“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的日子里，什么人都想在这政治舞台上亮一下相，露一露面，连已被打倒许久的蓝峰也不甘寂寞，他先是贴出一份检查，检查自己在运动初期所犯下的错误，过了几天，他又张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三?七社论是一株大毒草》，企图通过立场鲜明的亮相博得军宣队的青睐，以期获得自身的解放。还有一个宝贝儿陈希琪想当初他头脑发高烧到四十度，大喊一?二六好得很，跟前线兵一伙人吵架，连棉大衣也被人撕破一大块，而今他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热脸孔贴人家冷屁股——奴颜媚骨，他跑到军宣队那里痛哭流涕，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又是忘了本，又是犯了罪，又是后悔莫及，又是要揭发控诉，这一回三?七社论出来了，他不但不感激八?二九联司敢于说真话和公道话，反而猫头鹰吃娘咬人一口，公然贴出大标语跟在红联会的屁股后面破口大骂起三?七社论来。
尽管如此，《八?二九战报》三?七社论还是如若沙漠里的一泓清泉沁人心脾。我们新革会从一成立起就赢得了我校广大师生的支持和拥护。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虽然，我们并不想得什么天下，但是，由于我们新革会的声望很高，在一次军宣队召集的全校主要群众组织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学校大印在未实全校大联合之前归谁保管的问题时，几乎所有组织的代表都提议由我们新革会来掌管大印，出席这次会议的领导干部陈金贵、江翠莲等人也表示同意这意见，甚至连那个红联会也不敢提出反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学校里惟一的正牌的没有犯错误的革命派组织，若我们不掌印，谁掌印？最后，军宣队也同意由我们新革会来暂时保管学校的大印。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些组织为了一颗印把子竟争得头破血流，而我们连口也没有开，手也没有动，作为权力象征的印把子即不费吹灰之力地落到我们手中，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一天上午，尤品玲告诉我一件事说，海防兵的阿三一伙人和战斗团的头头们闹僵了，听说他们打算退出海防兵，要准备也参加我们新革会里来。
我抬头瞧了尤品玲一眼，问说：“这个阿三是什么人？我对于其人可是一无所知啊！”
“阿三那伙人都是初三（4）班的，他们最近跟战斗团里的几个头头大吵大闹了好几场，简直结下了一百年的深仇大恨，战斗团那几个头头的肚子只能撑火柴合，他们一边排挤我们打倒奴隶主义支队，另一边就是排挤阿三一伙人。”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问，“那么，阿三几个人是一?二六的‘糟’字派还是‘好’字派呢？”
“阿三那几个人都是烧香倒菩萨的愣小子，是属野猪的，当然都是‘好’字派哟。”
“‘好’字派？”我瞥了瞥她。“你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能吸收‘好’字派的人加入我们新革会，我们必须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不然会给人家钻空子的。”
“我也知道这事情有点不好办……”
“嗯，阿三那几个人正式提出要求加入我们新革会没有？”
“没有，他们只是向我试探口气。”
“那就等他们正式提出要求之后，再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也为时不晚。”
谁知就在尤品玲同我谈这事之后的第二天晚上，海防兵66829头头陈彪和杨洁竟突然找上门来，他俩是不速之客，来到我们新革会队部门口就站住了脚，把我叫了出去。我班上的杨洁开口对我们说：“李晟呀，我们想找你谈一件事，你现在有空吗？咱们到外面走走，好吗？”
我扫视了他俩一眼，点头道：“可以。”
那个陈彪是高二（2）的学生，他是海防兵勤务组成员之一，我以前同他从未打过交道，只是认得他这个人罢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你们不是找要我谈什么事么？到底什么事？有话直说吧。”
陈彪犹豫了一下，终于启齿道：“好吧，咱们索性机枪对炮筒——直性子对直性子说直话，我问你，你们新革会是不是又想往我们海防兵挖墙角呀？就是挖人。”
“挖人？挖什么人？这话从何说起，非常遗憾之至，对于你的话我可是瞎子望天窗——不明不白。”我耸了不起耸肩。
“那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战斗团的阿三一伙人也拉进你们新革会去？”陈彪终于摊开了牌子。
我听了，心中不禁一惊，想不到他们像顺风耳一样消息灵通，昨日尤品玲才刚刚跟我谈这事，今天他们就知道了，大约是阿三他们自己在外头乱讲一通，我瞟了他俩一眼，否认道：“没有这回事，我们新革会做事是光明磊落的，我们无意挖其他组织的墙角，也不会做什么手脚，我们不想当申公豹——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至少阿三他们几个人是什么想法，这个我不太清楚。”
那个杨洁显然因为跟我是同班同学，所以，海防兵也让她出面同我打交道，大概以为这样好讲话些，不过，她并不是今天的主角，只见她也打开话匣子说：“那个打倒奴隶主义支队要加入你们新革会，我们并不反对，而阿三一伙人蓄意要在我们战斗团制造分裂，闹分裂主义、宗派主义，如果你们新革会也要吸收他们，那我们是不同意的。”
这时候，我们缓步走到科学楼附近的山坡上，便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不愿意再下石阶去。我们伫立在那儿，眺望着校园内外的夜色景致。早春三月夜晚的校园开阔地显得很安静，微微的寒风吹动着，尽管我身上穿了二件羊毛衣，但是，我的脸庞仍感受到那冷风砭骨的寒意，黑黝黝的夜空像是浸透了墨汁，这阵子月亮女神狄亚娜也不知溜到哪里闲逛去，只有一些稀稀疏疏的星星挂在天幕上，边上如若沾满了霜花，周身发着冷光，带着冷漠的表情从漆黑的上空冷眼望着大地。我们居高临下地乌瞰远处，一幢幢楼群灯光灿烂，美丽的城市像另一个天体一样，也闪烁着无数的小星光。校园里的几幢教学楼也是电气光芒的洪流，与校园外的灯海和谐地融为一体。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眺望着眼前的夜景，沉思了一会儿，表态说：“我们是不想挖你们墙角的，也无意吸收‘好’字派加入我们新革会，这一点请你们放心好了。”
“有你这话，我们就放心了，哈哈，你是够朋友的。”陈彪兴奋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大声地说，“这一下，那个阿三可是猢狲跳上煎饼锅，看他能跳几跳，阿三这个痞子坏透了，他想跟我们闹分裂，我们倒要看看哪个组织会要他这个二十一天不出鸡的坏蛋。”
我不喜欢他那戏剧性的动作，又瞟了他一眼道：“既然你们把阿三看成是十恶不赦的大恶棍，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还要为他费这么多心神口舌，他要分裂就分裂吧，你们失去的只是健全肌体上的一块坏疽，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呗。倘若换我们的话，我就开笼放麻雀——凭他去。”
陈彪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唉，有些事情你还不太了解，如果阿三一伙人打开了一缺口，那么，往后的局面将是不可收拾的，还会有人要再闹分列的，那就不得了了，这个先例是万万开不得的。”
“有什么不得了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要分裂就分裂吧，天要下雨娘要嫁，由不得人啊。”我显然跟他们谈不到一块去。
在这场谈话之后，阿三他们再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要求参加新革会一事，或许是因为陈彪他们向阿三一伙人透露了我们的口风，使他们死了心，或许是阿三几个人又改变了主意，总之，这件事就这样地不了了之。
3月11日，进驻东南师院的军宣队在师院召开全院性的“声讨大会”，宣布解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南师院分部”、“红九?二总部”、“毛泽东思想教工赤卫军东南师院分部”、“东南师院艺术系革命到底红卫兵”和附中“九?一五兵团”五个黑组织，并宣布要筹办“潘大昌展览”。
鉴于形势所迫，我们新革会召开了一个全体战士会议，商议我们的行动大计。
我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作了一番开场白之后，我说：“目前的形势是严峻的，听说红联会要想开一个批判‘九?一五’、‘红九?二’大会，我们新革会怎么办？是要一味地抵制这个大会的召开呢？还是坐壁上观？或者是抢在他们的前头，我们也来开一个以我们新革会为中心的批判大会，我是倾向于后者的。实际上，现在要去抵制这个大会的召开，是乌龙扒泥潭——愚蠢之举，不如顺应这股历史的潮流，主动出击，打一场运动主动仗，把自己的命运攥在自己的手心里。红联会想唱一台独角戏，而我们则要调动千军万马，打一场浩浩荡荡的人民战争，我们要联合全校的所有组织，全校广大的革命师生，大家共同来开好这个大会，甚至，我们也可以邀请外校的革命组织来参加这次批判大会，我有一个设想，今后可以在开好这个批判大会的基础上实现全校的革命大联合，这是一个关键之役。”
韩继明也发言道：“我赞同李晟的意见，我们应该尽早地召开这个批判大会，愈快愈好，我们开会的目的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像红造会一样要把‘九?一五’和‘红九?二’打成反革命黑组织，把人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十八层地狱。”
接着，谢凡娟也说：“我也赞成要尽早地召开这个批判大会，只是要不要让原来‘九?一五’和‘红九?二’的人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呢？这合适不合适呀？”
“当然要让他们参加呀，他们是知情者，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只有他们自己起来揭发批判，才是最有份量的。”石达志即刻答话道。
“那红造会呢？要不要请他们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呢？”黄明芳眨着一双明亮的星星一般的大眼睛问说。
“我认为这件事情最好分二步棋走，”我一边斟酌着，一边慢条斯理地道，“在大会的初期筹备阶段，最好不要叫他们来，免得他们来找碴，一粒蟑螂屎坏了一锅粥。在第二阶段，当筹备工作差不多就绪的时候，我们可以邀请红造会也来参加这个批判大会，他们愿来就来，不愿来拉倒，七里岗上放风筝——由它去。”
我们说干就干，当晚便邀请了学校的一些主要组织海防兵、红九?一五、劲松、海燕、新三一公社、新三三公社、卫真战斗队731别动队、见世面公社等，在我们新革会的队部召开会议，那几十个人把我们的房间挤得满满的。
我叫韩继明来主持这个会议，在先朗读了几段最高指示之后，他习惯地用手推了推了眼镜架，环视了房间里的人一眼说：“今天我们新革会请了我们学校的一些组织派员来开会，是想和大家共同协商一件事。为了要在我们学校掀起批判一?二六反革命逆流的高潮，彻底肃清其流毒，也为了要实现全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我们认为在全校召开一个控诉、揭发、批判‘九?一五’和‘红九?二’大会是十分必要的。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学校现有大小组织八十一个之多，今晚我们邀请了三十多个组织的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议，这代表了我们学校现有组织人数的大半，所以说今天的会议是有代表性的。我们请大家来是为了商量如何筹备召开这个大会的具体事宜，如何把这个大会开好，打响这一炮，请同志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在韩继明的开场白之后，“红九?一五”的王向东（王忠贵）马上就发言了，他依然像以前一样刚愎自负，扫视了众人一眼说：“这个批判大会的确是要开的，如果我们不开，红联会也要开的。与其让人家在我们的头上屙屎拉尿，不如我们自己起来革命，高举起自我批判的大旗，进行自我批判。斯大林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而且将来也不会害怕在全党面前公开批评自己和自己的错误。其实，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也正在于它不怕批评，并通过批评自己的缺点来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批评整个世界的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人，那么，在我们自己有了错误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可以批评自己呢？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害怕批评自己的，这就是我们不会灭亡的原因之所在……”
“王忠贵的发言很不错，我记得斯大林同志还说过，‘历史证明：最大的军队，由于骄傲自大，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过分轻视敌人的力量，由于沉睡，失去了战斗准备，在紧急关头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结果遭到了灭亡。／就是最大的政党，如果它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如果它不时时刻刻加强本阶级的战斗准备，也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灭亡。’一些人顶会钻研马恩列斯经典著作，说起话来也是陶器店里的钵头——一套一套的，但愿这些人不要只是舌头抹蜜说得好听，更要付诸于行动，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了，不要再搞大国沙文主义了。我们海防兵66829战斗团坚决支持新革会召开这个批判‘九?一五’、‘红九?二’大会，凡是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将予以积极配合……”紧接着王忠贵之后发言的是一个剪平头、戴眼镜的小伙子。
我不认识这个人，便悄声问坐在我边上的韩继明说：“喂，讲话的这个人是谁？”
“他，你不认识呀？他就是海防兵战斗团头头汪天任。”韩继明瞧了他一眼，小声地告诉我道。
“哦，原来他就是汪天任，我是知其名，不知其人。”我的双眼仍盯望着他。
这位汪天任是海防兵战斗团的第一把交椅，我是久闻大名，不识其人，今天总算是凿与枘对上了。汪天任虽说只是初三的学生，但乍看上去，却像是一个老成持重的高三学生，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不太好惹。当他发言罢，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显得有些洋洋得意，为他不动声色地敲了王忠贵的后脑勺一下而心中自鸣得意。
高三（4）班的姚自强是劲松战斗队的，他最近刚从思想兵总部直属的红28团（搞专案的）回到学校里来。这当儿，他息事宁人地对汪天任笑笑道：“老汪呀，现在是患难时期，大家理应同心协力，风雨共舟，以大局为重，各个组织都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在毛泽东思想的共同旗帜下团结起来，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还是好好地来研究一下如何开好这个批判大会吧。”
“我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哈哈哈。”汪天任莫测高深地笑起来。
今晚的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各个组织的代表纷纷发言，一致支持我们新革会召开这个批判大会。最后，我也发言说：“今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者都表示支持我们开好这个批判‘九?一五’、‘红九?二’大会，并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为了要切实地打响这一炮，我们希望各个组织都能够拿出实际行动来，以快马加鞭的速度，在三、四天内搞出发言材料来，都交到我们新革会集中起来，由我们来整理、筛选……”
过了二天，鹭大独立师的杨平又来找我们，他像一只喜鹊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说我们新革会的十七个同学都被批准加入八?二九联司，并给我们带来了“八?二九联司”的红袖章。
当我们手捧着这崭新的鲜红的“八?二九”袖章时，一个个都欣喜万分，激动异常，一种纯然的兴奋情绪如若酒精在血管里运行着、扩张着，浑身蒸腾起热力来，心在扑扑地跳着，在我们的眼前仿佛展现出了一道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我们终于加入八?二九联司，成为这支光荣的左派队伍的正式成员，梦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合二而一”了，这叫我们如何能够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心情呀？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高兴，由于我们的队部是设在卫真战斗队的队部里头，那些卫真战斗队731别动队的人时常像游蛇一样在我们的房间里窜来窜去，今天他们好几个女同学也在场。我的心里是不喜欢这几个人的，这几个女孩子如若鲁迅先生笔下的“圆规”一般饶舌，整天尽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个不停，而且，她们说话总是带刺，我们新革会好些人都很讨嫌她们。这阵子，她们几个人看见我们拿到了“八?二九”红袖章，她们出于女人的嫉妒心理，又乜斜着眼睛在旁嘀嘀咕咕着。
对于这一情景，我们自然看在眼里，放在心里，我们并不计较这一些，牵挂的是更为重要的日益严重的形势，林玉华向杨平诉说道：“自从《八?二九战报》三?七社论发表后，我们新革会就雷厉风行地刷写出支持和拥护的大标语来，我们学校的广大革命造反派无不为之欢呼雀跃，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可是，我们开心之日，就是某些人难受之时。那个红造会骂三?七社论骂得可凶咧，简直就像泼妇骂街一样乱骂一气，甚至，连我们学校的头号走资派蓝峰也公然贴出大字报，指控三?七社论是一株大毒草。而我们学校的军宣队也公开指责三?七社论是错误的，要加以批判、肃清其流毒，我们受到的压力不小啊。”
“是啊，唉——”杨平听罢，叹了一口气也说，“我知道你们受的压力不小，可是我们联司受到的压力更大，是出乎意料之大，对于社会上前线兵的聒噪，我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那只是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使我们感到不理解的是，我们也受到了来自F军区方面的压力，当然，也许叶司令这样做是出于对我们八?二九革命小将的关心爱护，只是由于F军区方面施加的压力，在我们联司内部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对三?七社论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
“那你个人现在对三?七社论又是如何看法呀？”我发问道。
“我吗——‘黯愁烟，看青青一片，犹似旧眉山。花发楼头，絮飞陌上，春色还似当年。’”杨平念词做答，又说，“在我的头脑还没有转过弯之前，我个人还是坚持原先的看法，我认为三?七社论总的方面是没有错的。在真理的长河里流淌的是事实的河水，如果我们无视事实，就等于无视真理。我们应该要坚持独立思考问题，而不能仰人鼻息，看别人的脸色说话可不是我们红卫兵的习惯呀。”
“说得对极了。”尤品玲不禁叫嚷起来。“真理是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它是事实的水泥浇筑出来的。三?七社论好就好在它敢于面对现实，为真理而说话。”
“嗨，只是同一个事实有时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白马是马，亦非马矣。”杨平思索了一会儿，又说，“我想，还是跟你们通通气，三?七社论可能要受到批判，我们联司的一些头头自从戴上了‘左派’的桂冠之后，就如同套住了‘紧箍咒’一般，变得谨小慎微，穿钉鞋拄拐杖——把稳做事（着实），不敢越雷池一步了，唉——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左派呢？真够受的。”
听罢杨平的这一席话，我们的脸上都罩上了一层乌云，心头如同被一块沉重的石板压着，压得难以喘气。本来，三?七社论的发表我们刚刚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下子天空放晴了，谁知这春天的气候是多变的，一下子灰色的浓云又如若懒女人的头巾遮住了太阳，天空中飘洒着牛毛般的细雨。我们没有料到局势竟会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今后还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大家的心中都无数，恐怕连那位能说会道的大学生杨平亦感到茫茫然吧。
果然，一切不出所料，3月15日，《八?二九战报》编辑部被迫对三?七社论做书面检查，言不由衷地检讨说：“我们却错误地把击溃敌人的反攻倒算作为当前运动的首要任务提出，号召‘坚决击溃敌人的阶级报复’。这就在客观上对坚持反动立场或坚持错误的一些组织和个人起了保护的作用，妨碍了对‘一?二六’反革命逆流的彻底批判，对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夺权斗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云云。
《八?二九战报》编辑部对三?七社论的检查，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当头挨了一大棒，这沉重的一击击得我们晕头转向，怎么办？我们新革会要不要也跟着检讨认错呢？大伙儿又愁眉不展地聚集在队部里哀声叹气，大发牢骚。
“他们检查关我们屁事？我们又不是应声虫。他妈的，那些人才戴上几天‘左派’的桂冠，连骨头也变酥得像‘杏仁酥’了，说话像无芯的炮仗——响不了，这些人真了——阴蛋一个！”石达志无所顾忌地大声发着牢骚。
“是的，我们不理睬他们，他们检查归他们去，我们还没想通咧，我们不认为三?七社论有什么大错，才不做什么检查咧。”黄秋菊也附和道。
“那我们怎么办呢？”黄明芳睁大眼睛瞅着我。
“沉默，最好的策略就是沉默，沉默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我几乎不加思索地说。“鲁迅是很提倡‘韧’的精神的。‘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三国演义》中的许褚赤膊上阵，结果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我们可要学乖一点，今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沉默是不会犯错误的，我们用沉默来表示我们的态度。记得，有一句箴言说，‘我正效法着太阳，它容忍着污浊的浮云遮避它的庄严的宝象，然而当它一旦穿破丑陋的雾障，大放光明的时候，人们因为仰望已久，将要格外对它惊奇赞叹。’”
与此同时，我校红梅部队等组织张贴出一份《倡议书》，倡议在我校召开一个批判“九?一五”、“红九?二”大会，那些犯错误的“九?一五”和“红九?二”的变种组织不得参加大会筹备工作，只能接受批判云云。
为此，我们新革会于3月16日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一个声明，全文如下：
新革会声明——关于红梅部队等《倡议书》的几点声明一、为了彻底肃清一?二六反革命事件的流毒，为大联合大夺权做准备，我校召开控诉、揭发、批判“九?一五”和“红九?二”大会是完全必要的。为开好这个大会必须打一场人民战争，由各个组织共同协商讨论，在解放军同志的参与下，开好这个大会。
在大会筹备工作一开始，我们就在为我校一切组织，全体革命师生能参加这个大会而努力创造再三，现在将来我们仍是这样。
二、新革会早在三月上旬，就筹备这个大会，在舆论方面、准备（发言稿）并邀请校外各革命组织参加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我们认为如果继续筹备这个大会，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联合各个组织继续筹备，没有必要另起“炉灶”。
三、建议各革命组织共同与驻校解放军取得联系，选定时间与地点，召开联席会议，选出大会勤务组，我们新革会一定把准备好的材料，以及与校内外各组织的联系事宜移交给大会勤务组。
四、希望学校领导干部参加大会，揭发、批判“九?一五”、“红九?二”的罪行。
五、希望各个组织都要积极参加筹备大会工作，为开好批判大会作努力，各个组织应以革命利益为重，决不可意气用事，共同为开好批判“九?一五”、“红九?二”大会而努力。
三月十七日下午，省（市）文教系统革命群众组织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声讨何磊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参加大会的有F部队首长、省文教系统革命群众和八?二九联司红卫兵战士，共计一万多人。会上，《闽江日报》社革命组织联络站代表、省电台、新华社F分社、人民日报F记者站、省出版社、省科委和八?二九联司等组织代表分别发言，愤怒声讨和揭发“何磊反革命集团”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滔天罪行。
省人民检察院根据何磊之流的罪行，宣布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何磊、肖波两犯，当场押走。大会还宣布，将报社、电台、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科委、新华社F分社和原宣传部内的反动分子许兆阳等二十四人，分别拘留审查和交各单位革命群众管制，进行揭发批判斗争。
最后，F军区石南楚副参谋长也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讲话。
18日，军宣队在校礼堂召开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大会，军宣队负责人范雄魁在会上作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动员报告，号召在我校迅速掀起一个批判一?二六逆流的新高潮，要准备召开一个全校性的批判九?一五、红九?二大会，并扬言开完这次大会后，逮捕几个坏头头，然后，下一步就转到班上去。
下午，范雄魁把我和韩继明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
他让我坐下后，用一双审视的目光将我们上下打量了一番，开口就是满嘴的山东腔，他问我说：“你叫啥名字呀？”
“我叫李晟。”我回答道。
“哦，李晟就是你。”范雄魁看了我一眼，又掉过头瞧着韩继明说，“那你就是韩继明呀？”
“嗯。”韩继明应了一声，我俩都在等待着范雄魁说正题。
这个范雄魁倒真有军人的作风，他的性格是直爽的，一下子即开门见山道：“我今天把你们叫来，是想跟你们谈开批判九?一五、红九?二大会的事。你们知道，这个大会要马上就开起来，一天也不能耽搁了。要不要开这个大会，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你们新革会要跟红造会联合起来，一起开好这个大会。”
我和韩继明交换了目光，然后，由我开口说：“既然这个大会是全校性的大会，理应由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和一切组织来参加，不能光由我们二个组织来包办代替。‘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新革会的观点与态度都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我们的《声明》上，白纸上写成黑字，我们新革会早在月初就在筹备开这个批判大会，现在发言材料都准备差不多了，本来我们不想另起炉灶，如果因为形势的迫切需要，在全校性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会勤务组一旦成立，我们新革会可以把我们的材料移交给大会勤务组，并在各方面予以积极的配合协助。”
那个范雄魁瞪了我一眼，大声嚷嚷道：“你们新革会的《声明》我看到了，那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组织这次批判大会的只能是红造会、红梅部队、你们新革会这些组织，什么‘红九?一五’之类乌七八糟的组织都是‘九?一五’、‘红九?二’的变种，那些反军的坏家伙只能老老实实到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他们根本无权参加大会。”
我们很不服气，韩继明用手整了整眼镜架，争辩说：“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全校共有八十一个之多的大大小小的组织，如果对于他们都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那么，这个大会又怎么是全校性的呢？今后全校革命大联合又怎么联合呢？再退一步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能够反戈一击，彻底揭发‘九?一五’、‘红九?二’的问题，他们的材料难道不是最具体、最具有说服力的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他们于大门之外呢？”
“那些坏家伙才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他们都是吃石头拉硬屎的死硬派，我们对于他们可不能发菩萨心肠。”范雄魁虎着脸，瞪着一双豹眼，生气地在教训着我俩。“现在学校里反批判的风很盛，今天就有许多反批判的大字报，等这个大会勤务组成立之后，我们要向公安局汇报这个问题。对于‘糟字派’也是如此，有意反批判的，上手铐，无意识的，但客观效果是反批判的，也是立场问题。”
我们见范雄魁给我们上纲上线，便缄口不再吭声，以沉默来表示我们的态度。
范雄魁见我们不讲话，他又用大嗓门继续发话：“你们今天是全权代表，你们通了没有？你们不通也得通，你们通了去说服你们下边的人，说服不了，我来帮你们说服。”
“我们不是什么全权代表，只是普普通通的勤务员，我们二人无法做出决定，只能把你的话传达回去，决定还是要由大家来做的。”我觉得硬顶不妥，便来个缓兵之计。
“你们是新革会的头头，怎么还做不了主？”范雄魁显然不太相信我的话，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我们。“你们先回答我的问话，你们二个通了没有？”
“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二人做不了主，要回去商量一下，才能做决定。”我固执地拒绝正面回答问题。
范雄魁见一时说服不了我们，他也只得无可奈何地说：“那也好，你们就赶快回去商量，我一两天听你们的回话。”
当天晚上，我们在队部又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我首先将和范雄魁谈话的情况向诸位诉述了一番。
我的话音刚落，石达志便迫不及待地嚷起来：“不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和红造会搞和稀泥，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声明》的立场，要么由全校八十一个组织一起来开这个批判大会，要么由红造会一个组织自己开去，他们一只巴掌打不响，我料想他们也是开不成的，等着看好戏吧。”
江尚峰也大声道：“在原则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做让步，我们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
“我们决不能妥协，决不屈服于任何威胁恫吓，他们要想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让他们给我们统统上手铐吧，‘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由，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尤品玲说着，竟激动地朗诵起陈然烈士诗的片断来，她的普通话像电影演员一样标准，表情也像电影演员一样生动。
在会上，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决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坚持原来《声明》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能只和红造会联合开这个批判大会，我们必须和犯错误的广大同学同呼吸共命运。
第二天下午，军宣队负责人范雄魁突然闯到我们新革会的队部来。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今天，这个范雄魁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队部，他身穿一件有毛领的长军大衣，紧绷着一张铁青脸，令人望而生畏，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在打鼓着，默默无言地等待着这出戏的开场。
“来，同学们都坐下。”范雄魁俨然是这里的主人一般对我们挥挥手。
接着，范雄魁就开始训话了：“昨天，我们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这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会，坚决捍卫‘三结合’的大会，是否真心实意地拥护昨天的大会，是真假批判一?二六反革命逆流的标准。昨天下午，我把你们新革会的李晟和韩继明叫到办公室谈话，听说你们不同意和红造会一起召开批判九?一五和红九?二大会，这是极端错误的。你们说红造会是前线兵，前线兵又怎么啦？前线兵以前是保马为，间接是保刘少奇，而你们这次是直接炮打中央军委，把矛头指想向毛主席，前线兵由于对党的深厚阶级感情，受了马为的骗……”
“我们认为批判一?二六大会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而不能以前线兵为主体，主次本末是不应该颠倒的。”我的头也很大，像水牛打架角对角地硬顶撞着。
范雄魁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满地说：“就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以前也有许多错误，你们能担保以后就不犯错误呀？”
“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自封的，不是靠上帝恩赐的，究竟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附中的一千六百多师生员工是自有公论的，历史是自有公论的。”我又顶嘴道。
“‘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恐怕还是先来讨论一下谁是鹰，谁是鸡吧。”江尚峰用讥讽的口吻说。
“嘭！”范雄魁竟恼羞成怒地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骂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九?一五’、‘红九?二’那些反军小丑还是鹰吗？我把他们都铐起来，看他们是鹰还是鸡……”
范雄魁盛怒未平，眼睛里冒出怒火，那怒火快要把眉毛、头发连同帽子都要烧着了，嘴张开露出尖锐的被烟熏黑的黄牙，那洪钟般嗓门现在更像打雷一样，他气呼呼地骂了一大通话，直骂得他自己都喘息起来，才打个句号。
而我们都在“洗耳恭听”他的训话，大伙儿俱不作声，在江尚峰等人的嘴角上还明显地流露出一丝讥笑之色，诚然，迄今我们还没有一个人思想能够转过弯来，不过，我们也不愿意同他大吵大闹，因为我们知道跟他硬碰硬是不合算的，还是沉默为上策。
范雄魁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又咆哮，又吼叫，大发雷霆，他以为我们会像耗子见猫一样吓破了胆，乖乖地听他的话，可是，他嚷了老半天，大家还是紧闭着嘴巴不吭声，殊不知我们这些人都是经风雨、见世面过的人，“反革命”的帽子也戴过好几回了，就是再戴一次亦无妨，恫吓对我们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范雄魁又点了我和韩继明的名——大约，在新革会里他也只晓得我俩的名字，说：“喂，李晟、韩继明，你们想通了吗？你们现在同意和红造会一起召开批判大会吗？”
我和韩继明彼此交换了一下目光，我不动声色地道：“我们新革会认为召开批判一?二六大会，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应该要让全校的一切革命组织都参加。”
范雄魁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是极为不满我的表态的，又掉过脸问韩继明说：“韩继明，你呢，你想通了吗？”
韩继明的眼镜片里的两只眼睛眨了眨，他又习惯性地用手整了整眼镜架子，也镇定自若地回答道：“我的看法和李晟是一样的，我们新革会全体战士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嘭！”范雄魁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他的两眼又喷火了，指着我们的鼻子骂道：“你们这样顽固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反批判，干扰批判……”
范雄魁的机关枪一吐火，大伙儿又默不作声了，以沉默来表示我们的态度，谈话再度陷入于僵局之中，任凭范雄魁怎样撕破嗓子大喊大叫，如若张飞在长坂坡圆睁环眼大喝大吼一般，纵然张翼德可以吓退曹操百万兵，可我们却是老牛筋，三锥子也扎不出一滴血来。
范雄魁无计可施，只得无可奈何地说：“也许现在你们觉得我讲话不一定正确，过了一段时间，你们一定会感到我讲话是正确的，你们还是好好再考虑我的话吧……”
后来，范雄魁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我们新革会队部，我们这些学生哥可真难打交道呀，他为此伤透了脑筋。
就在这同一日，即19日，叶浩明率领我省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乘专机飞往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三结合”的情况，前线部队部分指战员、“八?二九”联司部分战士以及革命领导干部方俞平、袁金旺等人都到机场热烈欢送。
当我们以为我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即将诞生，它就像躁动于母腹中快成熟的一个婴儿，偏偏就在此际，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城——出了个所谓“谭震林事件”，也就是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这一龙卷风把我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如蒲公英一般给吹到了半空中，把世界搅得迷迷茫茫。
究竟“谭震林事件”是怎么一回事？究竟“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所谓“谭震林事件”故名思义与谭震林有关。
谭震林同志是分管农林口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2月4日，夺权派北农大红旗砸了反夺权派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农大东方红广播台。2月11日，在谭震林副总理的安排下，周总理接见了夺权派的农业部、农垦部、气象局、农办农改的机关接管委员会、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周总理详细询问了夺权情况后，说：“从上月八、九号上海进行了夺权，消息发表后，全国展开了夺权斗争。中央就估计到可能连锁反应，我们给全国打了招呼，不要引起被动。我们讲了话之后，他们说你们夺了权不彻底，是‘保’字的，是假夺权。当然这是不正确的。你们要坚持站稳立场，他们有的是形‘左’实右的，你们要揭发形‘左’实右，你们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作战，你们要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
在接见后，夺权派农口红色造反联络站成了“左派”，而反夺权派农口革命联络站则被打成“黑组织”、“反动组织”，被强行解散。农大《东方红》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并在公安局备了案。
在军队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各地发生了不少冲击军区事件，如F市就发生了一?二六冲击F军区事件。在军委八条命令发布以后，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继续发生，如北京军区的杨勇司令员、廖汉生政委、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等人都连续被批斗。
当听到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被抄家，机密文件被盗窃时，住在京西宾馆的叶帅暴怒的如若一只受伤的狮字，他用拳头猛烈地敲打着桌子，愤怒地吼道：“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另一位徐帅也怒不可遏地说：“我们搞了一辈子的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在盛怒之下，他一把掀倒了跟前的桌子。
2月3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叶剑英、江青、王力也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严肃批评陈伯达和江青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你们的权力不小了，但你们内部至今没有规章制度，连民主集中制都没有。好多决定都没有经过正式会议，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也没有报告，岂有此理。”
2月10日，毛泽东再次在常委扩大会上大骂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十一届中央全会选出的常委，陶铸也是这次会议选出的常委。这件事，你跟谁商量了，跟我商量了，还是跟林彪商量了，还是跟总理商量了？都没有商量！不经过任何手续就把陶铸打倒了，你还要不要纪律？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当我真的不知道？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扯到你个人，你从不来找我！”
江青见毛泽东发火起来，她替陈伯达申辩说：“事情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比如打倒陶铸的事，并不能都推到伯达的身上。”
毛泽东还在火头上，他又训斥江青道：“是不能光怨伯达，还有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江青不服气，顶撞他说：“陶铸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没人管，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要干革命，谁不让我革命，我就造谁的反。主席，你不让我革命，我也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瞪了她一眼，不以为然地说：“我可不是赵老太爷，怎么不让你革命？我批评你是从组织纪律上指出你的错误。革命不是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冲锋陷阵，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没有！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重大问题从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向我报告的。”
他训完话后，又对王力说：“你立即打电话叫张春桥、姚文元回北京，你们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不过，他们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
然而，李富春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把这些情况透漏给几个老帅和副总理，他们都为之兴奋不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跟中央文革一伙人大干一场。
那一天会后，陈伯达回到家中，他一言不发，就往床上一躺，闭上了双目……
刚才挨了毛主席一顿剋，他觉得好冤枉，受了天大的委屈。对于陶铸，其实，他也并不赞同将陶铸打倒。那天晚上批陶的会，他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已经睡觉去了，是江青打电话来，硬把他叫去讲话的。虽然他名义上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正组长，但实际上第一副组长的江青是爬在他头上的太上皇，他什么事都得听她的话，若不听从她的话，她会他骂得狗血淋头，他与她已经发生多次冲突了，与她很难共事在一起。如今，他因听任江青的摆布而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他感到他很难与江青再相处下去，而他又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他里外都不是人，他感到做人没意思，生活实在是没意思，他想到了死，想自杀，可是，自杀就是自绝于革命、自绝于人民，这只不过是通常的说法，有的也未必如此，如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不是也自杀么？他依旧是一个杰出的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中国古代有不少士大夫因嫉世而自杀，像屈原自沉汨罗江，难道能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么？当一个人想死的时候，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死亡的脚步步步进逼。
他后来找王力诉苦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决定要自杀了。”
王力听陈伯达宣布要自杀，大吃一惊，一方面他极力劝说其不要自杀，将其稳住，另一方面他赶紧请求周总理帮助。周恩来一听说这消息，急忙赶到钓鱼台14楼，找陈伯达谈了几个小时的话，终于使陈伯达渐渐地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2月12日，毛泽东又找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
同日下午，在宽敞明亮的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会议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原定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大约，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一般，雅各宾派总是坐在会议厅中座席较高的位置，故被称之为山岳派，而那些温和派则总是坐在位处较低的地方，被称之为平原派，又称沼泽派，而今天的碰头会也是如此，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又是坐在中间，右边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7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同志，还有一位副总理谢富治也挤坐在这一边。至于左边则坐着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员，江青没出席这次会议，还有张春桥、姚文元也未到会。
话头是由陈伯达引起的，他说：“江青同志让我带来个意见：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过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呢？”
叶剑英横眉冷对陈伯达，反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陈伯达还没来得及答辩，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帅也愤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帮子人来指挥军队吗？”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关锋辩道：“军队也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呗，也要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罗瑞卿不就是过不了关，刘志坚不也是过不了关么？”
叶帅怒目注视着关锋，大声驳斥说：“我们的解放军是由党领导和培养的，它战胜了民主革命的敌人，也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敌人。谁要想搞垮解放军，必定粉身碎骨！”
徐帅也反驳道：“刘志坚不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接着，徐帅准备讲述刘志坚的一段战斗经历：在抗日战争中，刘志坚同志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就在第二天，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情报，当即指挥军队，在敌军的行进路上打伏击，解救了刘志坚。
可是，陈伯达却不让徐帅说下去，打断他的话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以后，叶剑英忽然想起报纸报道，上海夺权以后，2月5日宣告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他便质问陈伯达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这又是想干什么？”
“这种国家体制的改革是符合马克思创建的巴黎公社的原则的。”陈伯达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
叶剑英瞥了瞥他，揶揄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主持会议的周总理扫视了左右两边的人，说道：“现在提出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在我们中国就提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95％以上的人民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反派夺权，左派掌权，好像四九年的军事管制一样。那次是军队打江山，这次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性的夺权……”
因为江、张、姚不在场，这次会议很快就转入“抓革命促生产”的议题了。
三天之后，2月16日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副总理，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碰到了刚从上海飞回的张春桥，谭震林刚听说最近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主席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来保护起来。因此，他便询问张春桥说：“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张春桥身上裹着一件草绿色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佩有帽徽的单军帽，冷冰冰地回答：“他没来。”
“为什么他没来呀？”谭震林焦急地追问。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
“群众？”谭震林脸呈正色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组织？”张春桥冷笑一声。“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哦，”谭震林和张春桥并排走进会议室。“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尽管谭震林以前是张春桥的老上级，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华东局书记，但此刻已抖擞起来的张春桥根本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他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
可是，谭震林也不罢休，他进屋一坐定，即再次将陈丕显来京的问题给端了出来，他无所顾忌地为陈丕显等人争辩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点燃一支香烟，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道：“这不关我的事，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通不过，我又有什么法子？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呵，我们都要尊重群众的意见嘛，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
“什么群众、群众，一天到晚老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光火了，他打断张春桥的话怒斥说。
当谢富治发言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胜利，就是粉碎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什么胜利，你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震林又打断谢富治的讲话，他愤怒地用拳头擂打着桌面，大声道，“那些造反派都是些什么家伙？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这个运动简直像希特勒的法西斯。”聂帅也插了一句。
陈毅也双手叉腰道：“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可我也要为老干部讲句公道话。如果说我们党的老干部大多数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那还怎么解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那还怎么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你们怎么不吭声呀？”
中央文革成员们彼此面面相觑，康生咳嗽一声，阴沉着脸对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就不要谈其他事情了吧。”
“这是党的会议，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嘛。再说，他们讲的也全是有关‘革命’的问题呀。”周恩来淡然一笑道。
“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有些人是借抓革命破坏生产。他们恨不得把辛辛苦苦创造的那点家业，折腾光了拉倒！”徐帅瞪了康生一眼，顶撞说。
谭震林坐着又憋不住了，他把淤积心头已久的怒火全发泄出来了：“去年12月，我让农林部发个通知：鱼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不回港参加运动。为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岗山到现在，在哪一点上反对过毛主席！？”
谢富治息事宁人地笑道：“谭老板不要冲动嘛，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你的。”
“我用不着她保！”谭震林十分冲动地说，“我是为党工作的，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批捕鱼问题是主席点了名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康生冷冷地道。
“我跟了主席四十多年，从来没反对过他，可这一次如果主席再支持中央文革和江青这样搞，我就不跟了。”谭震林气呼呼地说着，便站起来走到衣架旁取下大衣，一边走着一边穿大衣，又取了皮包，嘴里道，“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你们随便吧！反正你们有生杀大权！”
周恩来见此情景，连忙叫唤说：“震林，你回来，有话坐下说，但不能走。”
陈毅将谭震林拉到自己身边的椅子上坐下说：“谭老板，你不要走，要留在这里边斗争。”
“你走了才有人高兴呢。”李先念也挽留道。
谭震林望着陈毅和其他几位老战友说：“陈老总，我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还怕什么？我，怕就不讲，怕就不讲。好！我不走，我就留在这。”
叶剑英瞥了瞥康生，也道：“如今有些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不管干什么事都爱打着主席的旗号，好像这样就能把别人的嘴巴封住。这叫什么？这叫政治诈骗！有好多东西，本来是主席的，却又被扔掉了。比如，毛主席强调，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随随便便一棍子就打倒。可这些人就是不听，不仅批斗、关押，大搞逼供信，恨不得把老干部全整死。”
“打击别人，才能抬高自己嘛！整死了他们好上台。”聂帅又气愤地插话说。
那个历来敢说敢为的陈毅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情，冲动地道：“这些家伙上台，才是真正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许多老干部被整过，到现在还有意见。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延安整风就犯了左倾错误，错整了一大批老干部。可我们党内的主要领导人仍不吸取教训，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一样，又犯了左倾错误。”
“现在有些人就是借文化大革命来整老干部，你们文革小组可以看看，全国打死多少，打残多少，被逼得自杀多少，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专案组，简直象法西斯、宪兵队。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连你们的会也不去参加！”余秋里也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
“群众运动嘛，难免有些过火的行为，但主流还是好的，我们应该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呗，只要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到群众里面去，倾听群众的意见，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就可以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呗。”谢富治又在“开导”别人。
李先念不满地瞟了他一眼，斥责他道：“你不要和稀泥！什么主流？难道斗争老干部讲主流，对待老干部就不讲主流吗？就该统统打倒吗？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老干部有错误，也不该往死里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有那么多的走资派，你们不要以为靠某些人撑腰就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老干部还没全被隔离审查，我们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还有讲话的权利。”
谭震林悲愤交加地说：“我这个人打记事起就没哭过，可近来我连着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眼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偷偷流眼泪。”
“谭老板，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要考虑到革命的全局呗。”谢富治再次插嘴道。
眼眶里已经噙着热泪的谭震林瞧着他辩解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心情沉重地道，“我心里难受啊！自打《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社论，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这篇社论公开提出对老干部要彻底批斗。你陈伯达在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
周恩来转过脸问坐在他左侧的康生说：“这篇社论发表前，你审查过没有？”
“这篇社论是经过主席审批的。”康生冷冷地道。
“这样大的事，也应该让政治局讨论一下嘛，为什么连政治局常委都不让看呢？”周恩来指责说。
陈伯达颇为诚恳地检讨道：“这是我们的疏忽，今后一定注意。”
“今天在座的，除了你们这一排，哪一位没被炮轰过，没被批斗过，有的还被抄家，被盯梢，连孩子都被抓起来。”徐帅也开炮了。
“即使老子是走资派，孩子有什么罪？为什么对他们也要下毒手？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的人，就是不安好心！”聂帅也跟着发炮了。
“你们到处组织夺权，夺了政府的权，地方的权，还要夺军队的权，解放军能听你们的吗？”叶帅也发怒了。
“你们把军队的老干部都打倒，靠谁来带兵？敌人来入侵，谁去指挥打仗？”徐帅也不甘寂寞，他在沉默中爆发了吼声。
“如果我们闭着眼睛不讲话，或者违背良心讲点时髦话，就不会得罪人，就会平安无事。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敢讲真话，就要对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负责。我希望文革小组的同志认真听取一下老同志的意见，把运动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李富春态度诚恳地道。
“我们回去一定认真研究。”陈伯达也连忙表态说。
“康老。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周恩来问康生道。
“没有，没有，我有点头疼。”康生无精打彩地摆摆手。
“那就散会。”周恩来宣布散会。
几位老帅、副总理簇拥着周恩来走出会议室，陈伯达、谢富治也跟着走了出来。
周恩来对谭震林说：“你要冷静一下，要讲究点方式方法嘛。”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这次就是要提着脑袋干一场。”谭震林依旧是那样地冲动，无所顾忌地大声嚷嚷着。
康生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会议室里，微闭双目像是在养神，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也没离开，用惴惴不安的目光望着他或者彼此交换目光。忽然间，康生睁开眼睛，扫视了他们一眼，气呼呼地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散会了。……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斗争，这就是一场重大的路线斗争。有人动摇了，有人害怕了，你们要站稳立场。现在都到钓鱼台去。”
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康生的指示，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后，他们驱车同到钓鱼台，来到江青办公室，张春桥把“会议记录”交给江青审阅，说：“这些人凶得很，比上次在京西宾馆还厉害。”
“简直象开批斗会，吓得老夫子都不敢说话。”姚文元也道。
“谭震林竟然指名道姓攻击你，他实在太猖狂了。”王力也开口说。
江青阅完《记录》，冷笑一声道：“哼，康老还真猜中了，他们果然又跳出来了，好哇，那咱们这回就把‘京西’和‘怀仁堂’的账加在一起算。”
“康老请你马上向主席报告。”张春桥说明来意。
“还是你们当面去向主席报告好，你们是参加者，有发言权。”江青接着给毛泽东写了纸条：“主席：春桥、文元、王力三同志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盼速见，江青。”
江青揿了下办公桌上的电钮，她的秘书走进来了，她将那张纸条折好了放进一信封里，递给她的秘书吩咐道：“你把这信立刻送到人民大会堂，交给主席。如果主席休息了，也要把他喊起来。”
“好，我就送去。”秘书点头应诺，便退了出去。
再说散会后，谭震林回到家中，他把自己到锁在房间里，本想一个人冷静一下，可是，那愤懑之情在胸中翻腾着，在他的心口深处汹涌起巨大的酸痛波涛，他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妻子听见哭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叫他开门，但却叫不开门，便隔窗问道：“你是什么事呀，这样动感情？”
谭震林热泪满脸，边哭边喊：“不关你的事，我杀头也不关你的事。全国有多少陈丕显在挨打受辱骂，北京每天发生这样的事，我要对党对人民负责，抓革命、促生产要不要？只要革命不生产吃什么？天下不是要大乱吗？”
深夜2点多，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毛泽东的秘书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引进了房间，穿着睡衣、拖鞋的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他和张、姚、王三人握手寒暄后，问说：“你们又有什么重要情况啊？”
张春桥从文件包里取出了“会议记录”开始汇报起来，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吸着烟，默默地听着。
“……当张春桥同志讲到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时，谭震林同志粗暴地打断张春桥同志的发言，大发雷霆地说：‘什么群众，一天到晚老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听着紧锁起眉头，但也没说什么，张春桥继续念下去，“……当谢富治同志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胜利，就是粉碎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谭震林同志反驳说：‘什么胜利，你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聂荣臻同志也说：‘这个运动简直象希特勒的法西斯！’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老干部有错误，也不该往死里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有那么多的走资派。’……”
毛泽东把半截烟蒂往痰盂里一扔，冷冷地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放起来的，他们要反对，可以来造我的反嘛。”
“叶剑英同志还指着文革小组的同志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到处组织夺权，夺了政府的权，地方的权，还要夺军队的权，解放军能听你们的吗？’徐向前同志说：‘你们把军队的老干部都打倒，靠谁来带兵？敌人来入侵，谁去指挥打仗？’”张春桥接着念。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插嘴道。
“陈毅同志说：‘延安整风就犯了左倾错误，错整了一大批老干部。可我们党内的主要领导人仍不吸取教训，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一样，又犯了左倾错误。’……”
毛泽东“啪”地一拍茶几站起身，盛怒地道：“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他陈毅要想翻案吗？要想把王明请回来吗？”他像一只暴怒的狮子来回在地毯上踱步着，又冲着张春桥说，“你谈吧。”
张春桥用有些不安的目光望着毛泽东，继续念下去：“谭震林同志还辱骂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说是乱党军的罪魁祸首。如果主席再支持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他就不跟了，并当场拿起衣服要走。”
“他不愿意跟，就让他走嘛。离了他，地球照样转。”毛泽东仍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李先念同志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有严重错误，并责问陈伯达同志说：‘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康生同志解释说：‘这篇社论是经主席审批的。’周恩来同志当即指责道：‘这样大的事，也应该让政治局讨论一下嘛，为什么连政治局常委都不让看呢？’……”
“发表社论为什么非要送政治局常委审查？我们党历来没有这种先例，党章上也没有这个规定。”毛泽东厉声斥责道。
当张春桥将“会议记录”的最后一页念完时，毛泽东表态说：“现在有一股反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这是一股资产阶级势力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是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建议，就怀仁堂事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由周恩来同志来主持。如果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讨论。”
就在毛泽东接见张、姚、王之际，周恩来和陈毅也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毛泽东接见，当毛泽东的秘书走进北京厅报告说：“主席，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要见您。”
毛泽东盛怒未消地一挥手道：“告诉他们，我休息了。”
“是，”秘书点头退出。
在大会堂一楼大厅的楼梯口，周恩来和陈毅正等候在那儿，秘书走过来，抱歉地说：“总理，主席已经休息了，请您明天再联系。”
“谢谢你了，再见。”周恩来同秘书握握手，随后，同陈毅一道走出大厅。
周恩来和陈毅从大会堂东门走出，走到轿车旁，他们无意中发现不远处的树丛阴影中还停着一辆“大红旗”，两人甚觉惊异，陈毅走到附近看了看车牌，对周恩来说：“是江青的车子。”
周恩来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和陈毅不约而同地扭头望了望人民大会堂，这座庄严的建筑物仿佛在黑夜中沉睡了一般，只有二楼北京厅的那两扇窗子仍闪着桔红的灯光，他俩默默地凝望着那熟悉的窗口，一会儿，周恩来对陈毅轻声说了声：“咱们走吧。”
于是，他俩便上了轿车。
再说17日，谭震林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捉笔如刀，伏案疾书给林彪：
林副主席：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毛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手段之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一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敬礼！
谭震林二月十七日
同一日夜，张春桥在钓鱼台十一号楼自己的办公室里约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沙发上坐定后，问张春桥说：“你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张春桥那双城府很深的眼睛透过眼镜片注视着周恩来，神情庄重地道：“昨天的会议我们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是一股资产阶级势力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他们的行动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主席提议马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由你主持，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周恩来颇感震惊睁大眼睛望着张春桥，辩解说：“你太言过其实了，几位老同志发火不对，但在党的会议上讲不同意见还是允许的，而且也是我同意的。”
“我只是向你转达主席的指示，另外主席还讲，今后要把中央文革当书记处看待，凡是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首先要提交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张春桥矜持地一笑。
周恩来想了想，说：“好吧，主席的指示，我执行。”
“主席还讲，以后凡是政治局召开会议，文革小组一律参加，就叫中央联席会议。”
“那就按主席说的办。”周恩来语气平静地说，不久，他便起身告辞了。
在李富春家的客厅里，过多的摆设是宽大的客厅显得有些拥挤、杂乱，几个老帅和副总理都聚在那里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两个工作人员端进两大盘鲜灵灵、红艳艳的大蜜桔，主人李富春热情地道：“来呀，请诸位尝尝鲜。”
徐向前抓起一只蜜桔，送给谭震林说：“谭老板直言无畏，令人敬佩，请先品尝。”
谭震林接过蜜桔，连连作揖：“不敢当，不敢当。”
“怀仁堂这一炮打得好，一下子就把他们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了，这一回钓鱼台那帮子人该老实点了。”聂帅道。
“这帮书生只会暗地里耍阴谋诡计，你和他一拍桌子，全吓得连屁也不敢放了，哈哈哈——”叶帅开怀大笑。
“剑公真了不起，大有范缜的气魄，辩摧众口，口服千人。”徐帅夸赞道。
“过奖了，过奖了，还是谭老板气魄最大，横眉怒斥，针锋相对，真乃英雄不减当年色。”叶帅谦虚地说。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国家被他们折腾成这样子，我们若再不讲话，他们就更无法无天了，我又给林副主席写了封揭发信，这一回我是豁了出去，是提着脑袋跟他们干的。”谭震林的心中仍燃烧着一团怒火。
“其实，他要搞可以自己站出来搞嘛，不要让老婆娃娃出面，自己躲在背后嘛。”陈毅比谭震林更敢讲，而且讲得更绝。
几位老帅、副总理都为他的话所震动，叶帅赞叹道：“陈老总不愧为诗人，三言两语，淋漓尽致。”
这当儿，摆在角落的电话铃声响了，李富春抓起话筒说：“我是富春，是总理呀，有什么事吗？”
客厅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眼睛不约而同都望着那深红色的电话机，李富春继续和总理通话：“剑英、陈毅、荣臻、先念、震林他们全在这里……啊，什么时候？……他们这是恶人先告状！……主席有什么指示？……嗯……嗯……我尽量劝说吧……再见。”
他放下话筒，心情沉重地对众人说：“张春桥他们跑到主席那儿告了我们的状，主席要总理就怀仁堂事件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总理要我们主动找主席做检讨……”
“什么要我们作检讨？我们有什么可检讨的，这办不到！”谭震林首先气呼呼地嚷起来。
“要作检讨的是他们，总理应该让他们做检查！”众老人异口同声地叫嚷道。
李富春没那么冲动，他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总理考虑是对的，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他是不希望我们中间再有人被打倒，总理是为了我们好。”
众老帅、副总理全陷入于痛苦的沉默之中。
18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室里，长长的会议桌铺着白桌巾，还是像平时开碰头会一样，一边坐着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一边坐着中央文革成员，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桌子的上首。身穿军服的叶群走进会议室，江青首先向她打招呼，随后又让坐在旁边的王力腾出张空椅子请叶群坐。
周恩来问叶群说：“叶群同志，林副主席为什么没有来？”
“林彪同志病了，让我替他参加今天的会议。”
“这是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娓婉地提醒说。
“是我批准叶群同志来参加会议的。”毛泽东接话道。
周恩来不再说什么，这时，谭震林拄着拐杖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向他打招呼，话中有话地说：“震林同志，你还是来了嘛，看来没有你不行啊。”
“我这个政治局委员还没被撤职，我能不来吗？”谭震林矜持地一笑，他毫不客气地在上首的空椅上坐下。
“开始开会吧。”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点点头，宣布道：“现在开始开会，同志们，今天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召开这次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席会议，讨论十六日下午怀仁堂会议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紧绷着一副严肃的脸孔在会上发言说：“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向中央发难，想干什么？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执行起来就有抵触情绪呢？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
会议室里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似乎连硝烟味都闻了出来，几位老帅、副总理彼此面面相觑，倒是谭震林摆出一副破碗破摔的架势，顶撞道：“我认为我在会上的发言没有错，是符合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难道说搞文化大革命能不需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稳定军队吗？能把老干部都打倒吗？”
“我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他们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陈毅也直言不讳地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冲动地道，“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个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我不该活六十五岁！不该参加中国共产党，不该跟你干革命……”谭震林也吃了扁担横下心，公然硬顶撞说。
“你可以退党嘛，就不革命嘛！不活六十五岁怎么办？你已经活了嘛！”毛泽东揶揄他道。
“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发脾气，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周恩来又一次做起和事佬。
“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毛泽东说罢，便愤然退场。
会议一下子陷入了冷场，众人都缄口不语。
过了阵子，周恩来问众人说：“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我们的发言权嘛！”谭挣林仍恼怒不已地道。
康生开口发言说：“我讲几句，首先，我坚决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为解决怀仁堂事件召开的这次会议。同志们，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是对那些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的迎头痛击。我认为2月16日怀仁堂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人蓄谋已久的反扑，是早就酝酿好的进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的。据我所知，自今年2月以来，这些人在李富春同志家开了六次会。他那里是个俱乐部；陈毅同志是个联络员；还有一个地方是京西，借开会之名，秘密串联。你们提什么意见，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席。你们反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而还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否定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全国性胜利，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你们知道延安整风是毛主席领导的，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是不是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你们诬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谢富治也跳得很高，他涨红着脸叫嚷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你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企图招降纳叛，组织队伍，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就是保护一小撮反马列主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的目的就是这个。怀仁堂的斗争不是孤立现象，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要乱军，阴谋夺军权……”
徐向前打断他的话，不服地顶撞道：“同志，军权就在我们握着么，你说到底谁要夺谁的权？”
“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康生指着徐向前的鼻子谩骂。
关锋也插话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总后台就在上头，军委一伙伙，国务院一伙伙。”
“怀仁堂事件是两股势力的总合流，总爆发。”谢富治又高嚷起来。
陈伯达苦思之后，也发言说：“同志们，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害怕了。……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几个口口声声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刘、邓、陶，是保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自己暴露自己。”姚文元正襟危坐地道。
叶群用尖细的高音喊道：“我揭发！我代表林彪同志揭发叶剑英：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同志很不满，说自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战士在他负伤临死的弥留之际，诅咒过自己所参加的这场战争，叶剑英同志，你说过这话吗？”
“说过，而且我至今仍然这样认为。”叶剑英坦率地承认。
“你这是影射！”叶群高八度地嚷起来。
“我讲得很明白，怎么叫‘影射‘呢？”叶剑英辩驳道。
“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拍桌子，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江青也厉声厉色地说。
“我这个人有话就讲，我发过火，拍过桌子，这也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叶剑英道。
周恩来严肃地批评说：“叶剑英同志，这难道只是习惯吗？你女儿已经向中央文革作了揭发。你同她说过，你在京西拍桌子就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江青同志，当时叶群同志、春桥同志也在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一点也没感觉到吗？难道你们真的想破釜沉舟吗？那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希望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在下次会议上要作出深刻检查。不检查是不行的。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我再郑重地宣布：今天的会议上的情况任何人不许向外传播。如有人违背纪律，要严肃追查。好，散会。”
当天夜里，周恩来又收到了江青送来的一封急信，信中道：
总理：散会后，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又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对怀仁堂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并强烈要求政治局立即免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勒令他们停职检查，接受批判。此意见康生同志已同意，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江青
周恩来阅罢信，他沉思了良久，以后他拨通了西山叶剑英住处的电话：“叶剑英同志吗？我是周恩来，我知道你们都在那里，在一起坐坐也好嘛。我没什么事，只有三句话：第一。你们一定要做到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许打疲劳战，不要住医院；第二，工作要抓紧，不能撒手，特别是几位老帅，一定要牢牢守住军委这块阵地，这是主席和中央定的，任何人也无权干涉；第三，你们要作检查。”
叶剑英不服地说：“我们没有错，为什么要作检查，大不了就是被打倒，怕什么。”
“你以为这样做就是怕打倒吗？你以为我们手中的权力是私有财产吗？想不要就扔掉，如果那样的话，我早就不住在中南海了。你们要把眼光放远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求你们，必须作出检查。”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
“好吧，我们考虑你的意见，请总理保重。”叶剑英心情沉重地把话筒放下，然后，转过身对坐在客厅里的众老帅、副总理说：“总理要求我们必须检查。”
“总理为什么不替我们说句话？”陈毅不解地问。
“唉——他有他的难处啊。“谭震林叹了口气。
19日，林彪在谭震林17日写给他的信上批示道：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此致敬礼林彪十九日
林彪把谭震林的信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已阅”两字，即把信退了回来。显然，“大谭”当时还不认林彪的“庐山真面目”，出于对林彪的信任，才把揭发信写给他的，但是，林彪又把“大谭”的信转给毛泽东，并且作了对“大谭”十分不利的批示，看来，通过这件事，“大谭”总可以看透林彪这个人吧。
在强大的高压下，几个老帅和副总理不得不做了检讨，但也有的不肯做检讨。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催要书面检查。李先念的秘书面带难色地对坐在沙发上的李先念说：“戚本禹同志又来电话催了，他说您的检查文革小组没通过，让你再写一份，明天送到钓鱼台。”
“你告诉他，我没错误，没什么可检讨的，你就说，我不写检查。”李先念怒气冲冲地道。
“这样硬顶不好，还是再写一份吧。”秘书劝说他。
“你就这样讲，我命令你这样讲，就说我李先念不写检查，一个字也不写，看他怎么办吧！”李先念依然盛怒未已。
秘书迟疑了一下，拿起话筒说：“戚本禹同志，实在抱歉，先念同志病了，医生要求绝对卧床休息，检查暂时不能写了，过几天我再送去。”
“不对，我没有病！我就是不写检讨！”李先念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大声道。
秘书慌忙把电话挂上了。
江青对谭震林的揭发信中把她骂为“武则天”始终耿耿于怀，3月6日，她叫戚本禹和北师大谭厚兰通气，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于是，8日北京街上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战打响了。
同日，北师大“井岗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大会揭发谭震林泡制“大毒草”——大寨展览——和“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并当场揪走了代理农业部部长江××。
9日，陈伯达在一次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讲话”：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他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当天，在农业部门口召开了首次批判谭震林大会，农林口所属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和“紧急呼吁”，四处串联，组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反对谭震林的队伍。
10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亲临农展馆，给冲占展览馆的行动打气。他们参观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听取了北师大“井岗山”学生们的汇报，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一定要把谭震林的问题反映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等口号。13日，北京出现了关于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民研所洪涛等人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展开大辩论》。此后，许多大专院校发表声明，反对炮打李富春。
同日，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贴出了“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大标语，而石油部大部分组织则未表态。
也在这一天，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发出通告说：“正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社会上，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残酷镇压全农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谭震林，又赤膊上阵，兴风作浪，企图混水摸鱼，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决定：猛轰谭震林，解放全农口！”“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要求所属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决粉碎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4日，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了大规模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同一天中午，康生和他的妻子、中央文革联络员曹轶欧一同参观了农展馆的大寨展览，并接见了师大井岗山、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组织代表，他提出说：“由谭震林一手泡制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有很多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而事实上，这个展览除两次经周总理亲自审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16日，在农大召开了有178个单位参加的声讨谭震林大会，会上农大“东方红”、中央气象台“红旗”、农业部“红旗”、师大“井岗山”、清华“井岗山”
代表做了发言。
17日，红代会批谭联络站、全国农展馆等造反派召开了有134个单位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全国大寨式典型展览〉誓师大会》，声势十分浩大。
1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联席会议在这里召开，康生声色俱厉地发言说：“刘、邓、陶被打倒了，还有人。‘二月逆流’就是刘邓陶的继承者，同志们看到了，‘二月逆流’的成员们不是国外派进来的敌人，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一起战斗的同志。不是一般的党员，而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是这些所谓的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进行了‘二月逆流’的罪恶活动，其危险性也就在这里。‘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预谋。‘二月逆流’的干将们，想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复辟的目的，尽管他们现在发咒，愿意改正，写了检讨，可我也不敢保证，一旦时机来了他们不反扑。”
这一天，陈毅挨批后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汽车里，他指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新华门，感慨万千地对秘书说：“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的三月十八日，我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组织四千多民众，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说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3月18日，中央碰头会终于结束了，这次碰头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权被取消了；一切权力归于中央文革。不久，林彪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20日，在京西宾馆的小礼堂里，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已全部就坐，突然，会场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戎装笔挺的林彪手持语录本步入会场，簇拥着他的除了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语录本，会场里的人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林彪为首的一大班人登上主席台就坐。
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讲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一个问题讲主流、支流。一个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从我们党内，毛主席和刘、邓，谁是谁非呢？那毛主席是正确的，是代表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呢？是不革命的，代表资产阶级。一个要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个要向资本主义前进，所以又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因此，文化革命是很重要的大事，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的大事，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还是被另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
“第二点讲一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这次文化革命到底是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我们可以说主流是主要的，我们说这场阶级斗争中间，我们打了大胜仗，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总的看法。……所受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但实际上比的时候，不但不及于一个解放战争，一个抗日战争，而且不及于一个战役。……毛主席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但是自发地用了武斗，死伤的总数还赶不上一个战役，甚至赶不上一场流行病，也赶不上一次天灾、水灾、旱灾，所以损失量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我们看到，打倒这些大批的坏家伙，这是多么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大流血，还要实行白色恐怖来镇压，不晓得杀掉好多人，或者用战争来反抗他们，推翻他们，还要死好多人，所以这一主流和支流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第三个问题是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刘、邓他们是犯了错误了，搞了刘邓路线。现在我们军队出马，全国各地都有，军队现在有的已经实行军管，接管中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要看成是有危险的，有犯错误的可能，这个错误会犯，比刘邓还厉害，是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比没有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还厉害，还危险。……”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此讲话写信给林彪：“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同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农大东方红等80多个单位在会上发言，北京城掀起了讨谭的大高潮，很快波及全国。
24日，北京正式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4月1日，外事口决定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同日，《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向刘少奇发起总攻的号角。
这些日子，我们被驻校军宣队的超高压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红军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我们的心里都盼着毛主席能够知道底下的这些情况，及早地发个声音，把我们从厄境中拯救出来。
3月23日，我收到了我二哥寄来的信，里面夹有一份传单，那上面印着的是3月13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通告》、中央文革王力3月13日接见归国学生讲话摘录“谈新反扑”、聂元梓3月14晚整风串联会上讲话（摘要）以及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国科大东方红公社《紧急声明》。这份材料很新鲜，显然也很重要，它就像磁石吸引铁屑一样吸引了我，北京城突然冒出了个谭震林，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运动新动向，它跟我省的运动有什么关系呢？我心里尚摸不准。
下午，我即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我把这份传单交给新革会的诸伙伴传阅，并吩咐黄秋菊说：“这份材料很重要，你把它翻印成传单，作为参考消息，供内部传阅。”
晚上，我们新革会队部里头依旧灯火通明，与往常一样，许多其他组织的同学都跑到我们队部串门子来，我们这儿到底是一个大本营，今晚不知为何缘故，来串门子的人特别多，热闹得像是一个赶墟场，连平时极少登门的“红九?一五”的王忠贵也突然跑到我们队部里来，他兴冲冲地告诉我说：“李晟呀，你们知道吗，北京街头这几天贴出了许多反击‘二月逆流’的大标语，还贴出了‘打倒谭震林’的大标语，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第八个回合战役打响了。”
“我们也听说了这一些情况。”我说着，顺便拿了一张刚印好的传单递给他道：“这传单就给你吧。”
王忠贵浏览了一番手里的传单，然后又询问我说：“那你们对此有何见教？”
我想了想，道：“‘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谭震林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都是什么背景？我们对此还是一无所知的，我想，最好是先看看几天再说，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我认为这股‘二月逆流’实际上就是目前我省运动出现的反复的根源，谭震林就是总根子，现在北京已经开始反击‘二月逆流’了，我们也不能再彷徨迟疑了，快把军号吹响，立即紧急动员起来，投入于这场血与肉的生死搏斗之中。”在旁的老江激动地大声嚷嚷说。
“是啊，我们已经忍受够了，再也不能逆来顺受了，我们要奋起把手上的铁锁链砸断，不然他们会给你戴上更沉重的铁链，命运将重新把我们践踏在泥坑里，我们要准备再次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获得胜利，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王忠贵也显得慷慨激昂、热血沸腾。
我瞥视了这二人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不要这么激动呗，不要忘记现在军宣队还在我们的学校里，他们还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要开批判九?一五和红九?二的大会咧。目前的形势依旧是十分严峻的，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要谨慎一点，有句谚语说，‘一次深思熟虑，胜过百次草率行动。’当我们对北京的情况尚未完全了解的时候，像瞎子开大炮一样盲目地乱轰一气，是愚蠢之举，历史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重吗？我是不希望再看见重蹈覆辙的。”
“我也认为还是先看看几天再说，不要急于表态呗，说真的，究竟‘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至今我还闹不懂，怎么反击呢？又是反击谁呢？谁是我省的谭震林呢？难道是叶浩明？总不能这么看法吧。”韩继明也道。
尽管王忠贵等人说话是铿锵有声的，但是，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目前我校的政治形势依然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景象，他们一派的何磊、潘大昌等人还关在铁窗里，就是几天前军宣队范雄魁还扬言要准备逮捕几个九?一五和红九?二的坏头头，他们也知道这并非是儿戏之言，而且，“九?一五”和“红九?二”至今仍被打成“黑组织”，尚未平反。今天晚上，王忠贵突然跑到我们新革会来串门子，其来意一则是向我们透露来自北京的爆炸新闻，他的哥哥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是蒯大富的井岗山一派的，所以，他一向是以消息灵通人士闻名于校；其二是想探听一番我们新革会对这一事态的看法，并希望我们能够率先表态，因为我们新革会的牌子比较硬，经得起敲打，又有较大的号召力。当然，我们新革会可不是任人摆弄的泥人儿，特别是经过这些日子风风雨雨的考验，我们从各方面都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教训，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些，我们没有看准目标与时机是不会轻易采取行动的。
又过了几天，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二月逆流”这个名词，就像木楔子插入榫子一样插到了我们的脑子里，我们听说北京十万学生上街游行，开始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便再也按捺不住了，决定出击。我们在校园里刷写出“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大标语，红九?一五、海防兵、劲松战斗队、卫真731别动队、新三一公社等组织亦纷纷贴出标语，掀起了我校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浪潮。
在我们新革会的倡议下，除红造会外的我校几个主要组织一致赞成，要成立一个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新革站）。我的初步设想是，先把全校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通通串联起来，联络起来，协调行动，统一步骤，然后，再争取实现组织上的大联合。
我负责起草了新革站成立宣言，在3月31日晚上各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上得以通过，我们雷厉风行，在4月1日正式成立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的当天上午，即夺取了原由红造会所控制的校广播电台，宣布校广播电台又获得了“新生”。如果说新革站成立是一喜的话，那么，夺了校电台就算是二喜，突然间又飞来了仙鹤，上午又得知一消息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要派一个代表团上北京去，我们学校的刘卫东（刘奇）和刘康是作为晋京代表，这真是三喜临门，消息传到我们学校，校园里一片沸腾，从来也没有见过校园里像今天这样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不久前的阴郁、沉闷、令人窒息的空气一扫而光。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当时，在我们的眼中，这确实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我们临时决定下午把队伍拉出去，上街游行。我们分头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有的去准备毛主席画像牌子、语录牌子和标语牌，有的则去组织人敲锣打鼓。以前，我们学校有过一个传统，每年国庆节游行，我们学校总要组织一支庞大的腰鼓队，如今文化大革命的海潮一冲，腰鼓队也土崩瓦解了，我们好久未能听见那清脆悦耳的腰鼓声了，由于原来腰鼓队的大部分成员都在我们这一派人中间，因此，我们临时决定重新把腰鼓队组织起来，今天下午拉上街去。原来的少先队总辅导员阮雪娥老师以前是负责搞腰鼓队的，她对此事也非常热心，一上午就帮助我们训练起腰鼓队来。
“咚咚咚，咚咚咚”，操场上响起了整齐而又有节奏的腰鼓声，那些腰鼓队的女同学们（我班上的杨洁、赵树瑶、郭乃丽等，2班的周小燕、潘明媛等人均在里面）一边跳起欢快轻盈的舞步，一边敲打着腰鼓，在四周许多同学聚围着观看，大家都感到兴奋异常，“咚咚咚”的鼓声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年代，在四九年解放军进城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敲打着腰鼓，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人们在欢庆着自己的解放，而今，“咚咚咚”的阵阵鼓声又敲打在我们的心坎上，我们终于自己挣脱了锁链，赢得了自身的解放和组织的新生，这叫我们如何不欢呼雀跃呀？这些日子，我们是多么苦闷烦恼呀，被沉重的“反革命”铅帽压得喘也喘不过气来，我们的殷红的火热的跳荡的赤子之心被铁丝所捆缚，就像每天遭鹫鹰啄食肝脏的普罗密修斯一样的痛苦，让风、河川和无物可以隐藏的虚空和万物之母的大地也来为我们的痛苦作证吧，我们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北京城的毛主席能发出声音，把我们从厄境中拯救出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们又重新站起来了，恢复了政治名誉。
我们忙忙碌碌地准备了一上午和大半个下午，一直拖到下午四点才集合了队伍，我们新革站所属的所有组织都取出了队旗，摆在队伍的最前面，这几个月来被打成反革命黑组织的“九?一五兵团”和“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团”的队旗第一次重新亮了出来，我们八?二九新革会的队旗也由石达志执着，这些火红的战旗迎风飘扬，象征着红卫兵战士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象征着红卫兵战士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在队旗的后面是毛主席巨幅画像，然后，就是腰鼓队，那些腰鼓队的女同学上身一律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下身是蓝裤子，她们一个个飒爽英姿、生气勃勃。再后面就是语录牌和标语牌，大队伍，在大队伍的中间还夹着一个锣鼓队。
我们今天一共出动了六七百人，占据了全校学生接近一半之多，这是空前未有之多的人数，表明了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将自己组织起来的。腰鼓敲打起来了，锣鼓敲也打起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终于出发了，我们拥出了校大门，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水涌向了街头。
“咚咚咚，咚咚咚”，那富有强烈节奏感的腰鼓声响彻街头的上空，大约，打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市民们还是第一次看见腰鼓队上街，他们争相挤着观看，我们群情振奋，高呼着口号：“热烈欢呼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成立！”、“热烈欢送我校刘卫东、刘康上北京！”、“坚决击溃二月逆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磅礴的洪流，带着通红的火、沸腾的血，从城外涌过大桥，涌向城内。我们从城外步行到城里，足足走了快两小时，当我们走到城里的时候，夜幕已经徐徐地落下，夜晚降临了，路灯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一直伸延向远方，马路两旁的商店灯火大放光明，我们的游行队伍只走到红路口，兜了个大圈子便折回。
我们回来的队伍要路过医学院。由于医学院“东方红”是一?二六事件的肇事者，自然他们在随后的批判一?二六事件中是首当其冲，是这场大地震的“重灾区”，至今这里还是一潭死水，我们临时决定把队伍拉到医学院里去，打破这一潭死水的局面，用我们炽热的革命火焰点燃他们心灵的火花，让医学院的大火也燃烧起来。
我们的队伍涌进了医学院的大门，沿着大操场的跑道走了一圈，大约，由于震天动地的腰鼓声、锣鼓声和口号声惊动了医学院的大学生们，这时候正好是吃完晚饭的时分，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刚刚回到宿舍楼房里，他们纷纷从一个个窗口探出身子和脑袋，看见我们的队伍亮出了“九?一五”和“红九?二“的队旗，他们欣喜若狂，忘形失骸，有些人情不自禁地随手抓起脸盆和铁饭碗拼命敲打着，许多人激动万分地高呼着：“向附中的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附中的革命造反派致敬！”
而我们也兴奋地挥臂高呼：“向医学院‘东方红’学习！向医学院‘东方红’致敬！”
楼上的窗口又爆发出了一阵掌声，真是山呼海啸，彼此相应，“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我们的队伍如浩荡的长风绵绵不断，循沿着大操场的跑道整整走了一大圈，队头的那些战旗在摇撼着，犹如“不周山下红旗乱”，腰鼓队的女同学们也格外起劲地敲打着腰鼓，所有的人——我们学校的人和医学院的人——都如痴如狂如醉，沉浸在欢乐与激动的海洋中，形成了今天游行的高潮。我们把狂热的革命的火把带到了医学院，本来就像一堆干柴似的医学院一下子即燃烧起了熊熊烈火，被打成反革命黑组织的医学院“东方红”重新崛起了，全市的“一?二六好得很”派都重新崛起了，全市的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涨。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