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时，当黑夜还把手指按在大地的眼睛上时，北京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们就敲锣打鼓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广场正中最前方是扛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模型的北京大学队伍，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而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也同样没睡觉，半夜里他突然说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中找个高个干部的军装给他试穿，毛泽东试穿了一下，基本合身，也就将就了。清晨4点多，兴奋的毛泽东就叫准备出发。
5时时分，东方出现了瑰丽的朝霞，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身穿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焕发，满面红光，由一位女兵陪伴，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红卫兵们看见毛主席的身影，顿时，他们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起来，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毛泽东主席看见广场上是一片欢腾的海洋，他也兴奋不已，继林彪、周恩来之后，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红卫兵学生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红卫兵学生们招手致意。瞬时间，天安门前沸腾起来，如同海宁潮先是远处素练横江，而后来潮愈来愈快，漫江翻腾，波涛万顷一般，整个天安门广场也迅速地欢腾起来，顷刻之间成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海洋。毛主席亲切地向群众频频招手和握手，而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毛泽东走了一圈，然后，回到金水桥上，手拿军帽不停地向红卫兵们挥动着。
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几人愁，面色最阴郁的要数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的排名从第二坐电梯直降到第八，他远远地站在毛泽东的东边一言不发，当红卫兵要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说就用右手把袖章往下拉扯，见此情景，红卫兵也只好作罢。不久，他就回到城楼正厅歇息，而这时毛泽东已先他进入正厅休息，他正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而刘少奇从毛泽东面前走过，也不打招呼，径直坐到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彼此间却形同路人，谁也未开口说话，未打招呼。
7时许，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安排在东西两平台上，和毛主席一起检阅游行队伍。周恩来总理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毛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接着，他轮流到两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7时16分，周总理陪同毛泽东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他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40名师生代表，同他们一一握手，所有的人都热血澎湃，幸福就像野兽一般冲进了心房，直挤得它不能喘气，人们激动无比地呼喊着：“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
7时30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开会，在时代圣曲《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主席在一大堆人的簇拥下，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不断挥动着手臂，向下面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致意。
天安门广场是疯狂的汪洋大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像春潮似的迸发出来，三山为之抖擞，五岳为之震撼，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狂热浪潮一浪盖过一浪。
大会由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声嘶力竭地高嚷着：“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接着，周恩来总理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游行开始了，在东西两平台上的红卫兵方队也开始骚动起来，他们都想面对面地看清毛主席，甚至想和毛主席握手，于是，他们就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台上乱串起来，连周总理也控制不了局面。当毛主席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围住了，他们手里拿着语录本、笔记本和钢笔，争先恐后地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毛主席就接过本子和笔，一一签名起来。这时，师大女附中学生、宋任穷同志的女儿宋彬彬跑过来，代表全体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宋彬彬兴奋得面颊和耳朵都通红，心房突突地跳个不停，甚至连手都有些抖动起来，她在毛主席的左臂上套好了袖章后，毛主席便和她亲切握手，问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宋彬彬。”宋彬彬嘴唇打着哆嗦回答。
“文质彬彬的彬吗？”
“是。”宋彬彬含笑点头，并在手心上写了一遍“彬”字。
毛主席亲切地对她笑笑说：“要武嘛！”
“嗯。”宋彬彬又点点头，像蝴蝶一样飞走了。
当天宋彬彬即改名为“要武”，并且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要武”的文章。
过了一阵子，又一个男红卫兵也过来，要给毛主席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当他刚把袖章套过毛泽东的手腕时，毛泽东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一语不发地就把那袖章给扯下来，显然，他是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当然也就不接受这袖章。
在离开毛主席不远处，康生看见一个红卫兵代表站在身后，便同他搭话说：“你是哪个学校的呀？”
“我是南开大学的。”那位戴眼镜的大学生回答，又立即抓住机会问话，“康老，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呀？”
“要深入发展下去。”
“怎么深入呢？”
“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是永世不得翻身。”阴险的康生别有用心地出谋划策说。
“到哪里去查呀？”那大学生又问。
“图书馆、档案馆。”
“人家不让我们查。”
“我给你们写个条子，谁敢不让！”康生盛气凌人地道。
那大学生即刻掏出钢笔和笔记本，当场康生写道：
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档案历史资料，望予支持。
康生八月十八日
康生把本子和钢笔还给那大学生，居心叵测地提出说：“天津的国民党监狱关押过不少共产党员。你们应注意叛徒，认真查一查，看看各单位、各部门有没有混进这类人。可组织有力队伍查阅敌伪报刊和各类档案。”
“好的，我们一定认真查。”那大学生点头应诺。
在康生的脑际闪过一个念头，他想起在延安整风期间听到的一个传闻：薄一波等61个同志的被捕出狱值得怀疑。当时，康生是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当他正准备清查这些人时，党中央及时开会，把真相公布于众：这些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天津监狱，历经长时间的刑讯考验而坚贞不屈，1936年，抗日救国形势的急剧发展，党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在党中央的同意下，由当时担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主持营救工作，把这批同志从狱中解救出来──当然，为此也对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作一定的让步。事隔23年，康生又记起旧事，无非想由此打开缺口，顺藤摸瓜，既可以打倒一大批人，又可以把问题一直追查到刘少奇的头上，其用心何其毒也。
果然，南开大学红卫兵不负康生所望，发现了薄一波61人“叛徒集团”，从此，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等组织就成了全国最出名的“揪叛”组织。
游行队伍像奔腾不息的河流一样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俯视着城下的游行队伍，兴奋地对边上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11时许，当游行队伍全部从天安门城楼前面过去之后，毛泽东主席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全体红卫兵代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红卫兵们纷纷把红袖章和毛主席像章献给了他。
而站在观礼台上的数万名红卫兵却没有这福份，他们仰望着城楼，一边挥动着语录本，一边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
毛泽东主席从城楼的东侧走到西侧，又由西向东，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们致意，而观礼台上的数万名红卫兵们发狂地欢呼雀跃着，“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像经久不息的雷鸣回荡在长空中。
这时的毛泽东主席充满着十足的自信，他自信眼前的一切，自信他对这些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们拥有着巨大的权威和无限的号召力，自信他能够赢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由于他这颗砝码超特重，历史的天平失去了平衡，倾倒于他的一方，一旦失去了他这颗超特重的砝码，就像法国失去了拿破仑，苏联失去了斯大林，历史的天平必然将倾倒于另一端，这是不可逆转的。
次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突出强调毛主席重新穿上军装这一深远的意义。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一事，在参加活动的人当中，刘少奇的名字排在第七位，公开表明他的地位的下降。
同一天，清华的《向日葵》贴出了大字报《王光美──清华园第一号政治大扒手》，贺龙之子贺鹏飞接着也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
从19日开始，北京红卫兵冲出学校、涌上街头，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北京市第二中学红卫兵首先在市内主要街道上贴出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随后，所有的红卫兵全部出动，上街大破“四旧”，什么“长安街”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被改名为“反帝路”，“西交民巷”被改名为“反修路”，什么“同仁医院”被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名为“反帝医院”，什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被改名为“红卫兵战校”，什么“全聚德”的招牌被砸烂，换上“北京烤鸭店”，“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的条幅盖住了“荣宝斋”三个金字……
8月24日，红卫兵组织了数十万人的大会，将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正式命名为“反修路”。同一时期，十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冲进在东单五条的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支持下，把8名罗马修女驱逐出中国国境……
“破四旧”运动以神奇的速度发展到全国，成为可怕的灭顶之灾。
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主席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师生的消息之后，8月19日，我们校园里又贴满了热烈欢呼的大红标语，落款多是刚成立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同日早晨，陈斌用大红色纸抄出了毛主席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上面特地写着“仅供参考，不得外传”的字样。同时，他还转抄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三篇文章。这些北京货不知是谁寄给陈斌的，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许多人都挤在大字报的跟前聚精会神地观阅着。
这几篇文章估计是出自几个大胆狂妄而又有才学的高干子弟之手，他们扫荡报纸上官方文章的八股腔，笔力雄健，文锋犀利，“刺破青天锷未残”，字里行间，处处弥漫着强烈的梯恩梯气味。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青人吼声震天：“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撼山易，撼红卫兵难！”“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20日下午，我市15万群众冒雨在五一路广场集会，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热烈欢呼毛主席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我省党政军要人马为、叶浩明、方俞平、袁金旺等都出席了会议，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袁金旺同志代表省委在大会上做了讲话。大会结束后，在淫雨霏霏中，参加集会的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在这些暴风雨的岁月里，一串串的事件像云端的闪电一般接连不断。22日早晨7点半左右，校电台的高音喇叭播出通知，叫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和各班级、教职工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马上到办公楼会议室开会。以后，第二节课──自学毛选、文件时间──刚开始不久，任培生回到教室里来，他把林文武、姜炳耀、曾自明、杨洁这几个文革小组成员叫到外面去。
他们在外头商量了一阵子，然后，又都回到班上来。那位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班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任培生站在讲坛上，他满面红光、慷慨激昂地对大家道：“同学们，你们大概都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在八?一八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百万红卫兵之后，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横扫四旧，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这场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划时代的思想大革命。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最最忠实的红小兵，我们也必须雷厉风行地立即行动起来，到大街上去，到各条小巷里去，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让整个旧世界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布置今天下午全校革命师生全部出动，到大街小巷去破四旧。我们班文革小组决定，同学们可以自愿结合组成若干小组，随便到哪里破四旧都行。接着，大伙儿便迅速行动起来，各自拼凑小组，准备小旗、纸张、笔墨、浆糊等等。
在《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中说，希波忒斯的儿子埃俄罗斯送给俄底修斯一只满满的皮袋，里面装着可以吹遍世界各地的大风，俄底修斯手下的水手因为利欲熏心，他们误以为那皮袋里头装的是金银财宝，乘俄底修斯睡着了的时候，偷偷地解开风袋，谁知他们刚刚将口袋打开，所有的大风立即涌出，惹下了可怕的毁灭性的灾祸。也许，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革命小将也就是那样鲁莽的水手，怀着一片赤胆忠心，解开了神秘的革命的风袋，结果闯了大祸，龙卷风、台风、黑风暴、旋风、山谷风、东南风、西北风、高空风……都一股脑儿地跑了出来，只差一点儿没倾覆五千年文明的“神州之舟”。
大约，我凭着青年学生特有的敏感性，像海豚一样灵敏度地感觉到波浪和气压变化所引起的低声波，预知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我听罢收音机广播，当即意识到北京红卫兵的这一举动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有如虎烈拉疫很快就要传染到我们这里来。当然，我对于这场突起的“陆龙卷”是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的，为什么晚不晚、早不早，偏偏在这时候，当文化大革命又掀起新高潮，人们才开始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明确“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际，忽然间又冒出这一蛊惑人心的新花招，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当然，我也并不是要反对破四旧的，只是我以为目前搞的不是时候，一斗二批三才改呗，我对于破四旧、立四新这场狂飙是既理解又不理解，怀着年青人满腔的革命热情和冲动，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了这一时代的狂热的旋涡中去。
中午时分，我回到家里，一解脱掉外衣，洗了洗脸，就到楼下底层堆放杂物的地方搬来了一副短梯子。
我的家是在一幢很有些年代的三层洋楼里，外面有围墙围着。和旧时的许多寓所一样，院落大门的匾额上总是写着什么“廬”呀，什么“坊”呀，什么“里”呀，等等，我的住宅也叫“清廬”。
这时候，我把梯子架到门墩儿上，又取了一把铁铲，一个人攀爬上去，将门扉横匾上的“清廬”二大字用铲子铲掉，只见那泥土淅沥地剥落下来，好些粉末被风吹着都粘到我满是汗水的皮肤上。
当我一个人还在“高空作业”之际，我母亲下班回来了，她看见我只身一人爬在木梯上，连忙一边帮我扶梯子，一边高声唤道：“李晟，这太阳晒死人的大热天，你一个人像猴子一样爬得那么高干啥呀？还不赶快下来！”
“我在破四旧，我要把‘清廬’二字铲除掉。”我掉头往下面望了一眼，又继续着我的伟大的“革命”。
以后，我干完活计就下来了。我母亲责备我说：“你怎么搞的，不跟邻居他们商量一下，也不和我们大人打一声招呼，就自做主张把‘清廬’给弄掉，真是胡乱来！”
我拍着身上的尘土，不以为然地道：“这有什么好商量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果我不将‘清廬’二字弄掉，人家也要来除的，我们学校今天下午全体学生就要倾巢而出，到大街小巷上去破四旧，就是要搞这些名堂的，与其叫别人来革命，不如自己革命。”
此时此际，我的一位邻居刘老师──东南师院生物系教师──刚从学校回来，她看见这情景，也支持我的行动说：“这‘清廬’二字是应该要弄掉的，破四旧，立四新呗，我举双手赞成，李晟呀，你干得真迅速，到底是革命小将。”
接着，我把梯子搬回原处，又跑到浴室冲了下身子，吃罢午饭，小睡一阵子，不到2点便头顶炎炎赤日赶到学校去。
我和林文武、陈东、陈炳义、叶思声、肖亮、王钟惠等人结成一伙，拉起一个破四旧战斗组，执着纸旗，随带大字报纸、浆糊、毛笔、墨水、扫帚，像一群麻雀一样轰地出发了。
林文武扫视众人一眼说：“诸位先生，咱们上哪儿去？‘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嗨，大道三十条，小路六十条，我们随便走，像鲁智深一样到哪里就造反到那里，哪里有四旧，我们就到那里扫荡。”王钟惠显得漫不经心地道。
我们学校所在的街道叫香园路，早被我们学校初三的一些小鬼改名为“红卫路”，再走下的一条路是梅花坞，被改名为“红心路”。当时，我们就像昔日的那些探险家、航海家和天文学家一样，谁个先发现什么新地方、新岛屿、新星星，谁便有权利任意起名，又是维多利亚地、维多利亚湖、维多利亚大瀑布，又是亚历山大一世岛、罗斯福岛、爱德华七世半岛，又是哈雷慧星、恩克慧星、伽利略卫星。
大街上不时地可以碰到我们学校和外校的学生，破四旧、立四新的宣传标语刷满了四处。记得，不久前工作组还不许我们大字报上街，连师院政教系学生到我们学校贴《倡议书》也不许可，竟唆使一部分学生对他们进行围攻、谩骂，甚至，还公然撕毁倡议书。而今，时过境迁，连他们自己的马靴也践踏着自己制定的清规戒律，工作组扶植起来的校文革那班人居然鼓动全校师生上街贴大字报、刷标语、破四旧，把整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这一巨大的变化恐怕是出乎所有人（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意料之外吧？
我们走到观音路，那观音路的路标也被我们学校高二的同学贴上纸条，改成“文革路”。在那路口处，有一观音菩萨的壁龛，那丰腴秀丽、体态端庄的观音石像被人用泥巴摔得一塌糊涂，完全面目全非。两只玉手都被敲断了，成了一位残废菩萨。在旁边的墙上，贴出了好几张大字报，有我们学校、也有外校的人贴的，他们有的勒令、有的强烈要求有关部门立即把这尊观世音佛像拆除掉。
观音路是一个闹区，这里有许多店铺，行人熙熙攘攘。那观音路食品商店已被倡议改名为“文革”食品商店，紫云衫洗衣店被改名为“红霞”洗衣店，蝴蝶照相馆被改名为“革命”照相馆，大新百货商店被改名为“立新”百货商店……
我们真有点后悔来得太迟了，人家已经捷足先登，膘肉都已经先拣去了，我们只好啃骨头。好不容易，简直如若麦哲伦发现麦哲伦海峡一般，我们发现一家皇后理发店还没被改名。
这当儿，我们一伙人闯进了店里面，见几位个理发师正在剪头发，他们看见我们几个执纸旗的学生闯进来，便停止手中活计，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也在揣测着我们的来意。
我们质问他们说：“喂，你们这个店怎么还叫皇后理发店呀？”
“我们这是老店名呀！”一位中年师傅解释道。
“不行，马上改名！”王钟惠高声嚷起来。
“那不叫皇后叫什么呀”那师傅问。
“叫工农兵理发店！”王钟惠发道。
“对，就叫工农兵理发店！”众人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我们说干就干，几个人动笔把大字报纸在地上摊开，陈东挥毫书写着：
“皇后”“皇后”
不知时候，快快改名，跟上时候。
建议把“皇后”理发店改名改名为“工农兵”理发店。
当我们把大字报贴到理发店的橱窗上时，一些路人聚围上来观看着，不过，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惊诧的表情，因为今天满街上都是丘九在大破四旧，这股白浪滔天的时代洪流吞没了一切，不管你是弄潮的还是观潮的，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于浪潮之中。
在贴完大字报后，我们就离开了明光药店。过了大桥，桥头附近有一家叫美雅的服装店，虽然那店名已被倡议改为“四新”服装店，但是，那店面的大玻璃橱窗尚未被触动。在橱窗里面还摆着好几个穿各式各样时装的男女模特模型，有个全身的卷发的窈窕少女模型穿着时髦的短袖滚边布拉吉，还有的半身型的女郎穿着蟹钳领镶边女上装、圆角卜领粗切线女上装，有个包头的男模特儿穿着格子呢男猎装……
炮筒子性格的王钟惠发火说：“你们看，这橱窗里摆的是什么货色？尽是些男阿飞、女阿飞，这橱窗若不砸，那四旧也不要破了。”
“对，这橱窗里摆的尽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是应该要把它封闭掉。”陈炳义附和道。
“陈东，还是你来写吧，勒令他们马上把这些模特儿统统撤走，坚决取缔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大兴革命化，让工农兵形象也占领这橱窗。”林文武也说。
当陈东正要动手写大字报之际，从店里面走出了一位矮胖得如啤酒桶一般的中年男人，他大约是店里的负责人，他走到我们的跟前，一双像时钟上的猫头鹰的眼睛一样的小而灵活的眼珠子在溜动着，打量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主动对我们打招呼道：“同学们，你们大概是来破四旧的吧，好啊，革命小将有胆量、有魄力，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陈东正言厉色地说：“你们立刻把玻璃橱窗里的那些红男绿女统统搬走掉，否则，我们就要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莫怪我们手下无情。”
那胖子稍稍迟疑一下，便点头应诺：“嗯，好的，我马上就叫人将橱窗里的东西搬走。”
他说着，即转身，像不倒翁一样晃进了店里面。一会儿，他带着几个店里的人出来了，在他的调遣下，那些店员打开后面的橱窗门，七手八脚地将所有的模特模型都搬进店后面去，只剩下一个空空荡荡的玻璃橱窗。
我们在一旁看着他们搬光模特模型，那胖子笑笑地对我们道：“同学们，谢谢你们对我店的批评与督促。”
“我们也感谢你们店的同志对我们革命行动的支持，破四旧、立四新，是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应尽的责任。”林文武也回答说。
“是啊，是啊，我们是支持破四旧、立四新的。”那胖子又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我们走了。”我道。
“那走好啊，同学们。”他又向我们点头致意。
而后，我们又横穿马路，来到对面的星星照相馆。这照相馆也被改名为“红五星”照相馆，可是，在那玻璃橱窗里依旧陈列着那些妙龄芳女的玉照尚未收起来，她们红装艳裹，个个娇姿媚态、秋波流盼，做作地摆弄出各种姿态。
“走，咱们先进去把照相馆的主任找来，叫他识相点，自己把橱窗里的那些‘美女’照片撤走。若他不识相的话，再贴大字报也为时不晚。”叶思声提议道。
于是，我们一伙人闯入照相馆，径直闯入楼上的工作室里，王钟惠虎声虎气地问里面的人说：“你们哪一位是店里的负责人呀？”
一个年纪五十多岁的头发有些花白的瘦猴脸男人迎上前来，一团和气地说：“你们有什么事情呀？”
“我们是师院附中的学生，是来破四旧的。”林文武说明了我们的来意。
“好啊，破四旧、立四新是一场伟大的移风易俗的大革命，我们坚决支持，刚才就有一批同学来这里破四旧，他们要我们改店名，我立刻就叫人搬来梯子，把‘星星’二字先用纸遮起来，明天，我就去请外面的人将牌子上的‘星星’二字弄掉，改为红五星照相馆……”
“你们这样做是很对的，”我先给他的嘴里塞上一团糍粑，紧接着又道，“不过，我们希望你们再把玻璃橱窗和各个镜框里的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的相片统统撤换掉，我们应该要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玻璃橱窗和镜框里摆的应该是广大工农兵的形象，特别是工农兵英雄的形象。”
“你们赶快把橱窗里和镜框里的那些‘美女’照片都撤走，不然，我们就要采取革命的行动！”王钟惠不客气地大声嚷起来。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去叫人把那些相片弄走。”那人说着，就转身叫工作室里的其他人道，“喂，小方、小林，帮帮忙，你们把玻璃橱窗里的相框都给搬出来，还有挂在墙上的那些相框也摘取下来。”
于是，他们几个人打开了橱窗门，把那些大相框叠放在一起，三下两下便都抱走了，还有墙上的那些相框也摘了下来。
接着，我们离开了星星照相馆，又沿着大街继续进发。
我们最后的目的地是于山公园。
于山，又名九仙山、九日山，是我市城内的三山之一，它与乌石山、屏山鼎足而立，风景秀丽宜人，是一个著名的游览胜地。
我们一伙人沿着山麓小马路登上于山，首先来到了于山西麓的白塔寺。在这幢巍峨庙宇的门额上，高挂着郭沫若同志亲笔题的“于山图书馆”的横匾。在那宽敞清静的阅览室里，有许多读者正在翻阅浏览着各种报刊杂志。
这时候，我们径直穿过阅览室，沿着第二殿、第三殿边上的走廊，来到了白塔寺后面的定光塔。
这定光塔，俗称白塔，是座七层八角、外敷白灰的砖塔，“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在定光塔底层的各面塔壁上，都有拱门形的壁洞，每个壁洞各供着一个赤金佛像。记得，前年春节时，我哥哥从上海回家探亲，我们一起来到过于山公园游玩。那时候，我虽然下巴开始长了几根胡子，可到底还是淘气的孩子。我一脚踩在洞底座，一手按在佛像的肩膀上，神气十足地与菩萨合影留念，时至今日，那张放大照片还贴在我的相册上。
历史是螺旋形发展的，就像这白塔的木梯一样。今天，当我“旧地重游”时，看见这里的塔壁上刷了一张“强烈要求”的大字报，这是市三中红卫兵破四旧战斗小组贴的。他们强烈要求园林处马上把这些宣扬封建唯心主义、四旧的佛像给拆除掉，否则，他们将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云云。
我们立在白塔的周围瞻望了一阵子，不过，谁也没有兴致爬到塔顶上去玩，在这吴牛喘月的日子，要登上这一百四十市尺高的白塔，实在没劲头，况且，我们今天又是“重任在肩”，充当“破四旧”的急先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对同伴说：“前年春节，我和我哥哥他们到于山游玩，我一个人还跟这尊阿罗汉合影了一张。没想到，才过去了几个春秋，我们今天竟会来这里破四旧，历史老人真会捉弄人啊。”
王钟惠看着大字报，不以为然地道：“我看这些佛像都是珍贵的历史古迹，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在这座定光塔、这些佛像的身上也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什么强烈要求拆除这些佛像，真是马掌钉在屁股上──乱来一气。在历史上，项羽入咸阳后焚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正如杜牧《阿房宫赋》中所说，‘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我们可不要学楚霸王的样子，也放一把火又烧一个阿房宫，那最后也只能落个霸王别姬的命运。”
陈东白了王钟惠一眼，当即反驳说：“你别乱弹琴了，难道我们是西楚霸王吗？我们大破的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移风易俗的大革命，并不是要破坏什么，这怎么跟楚霸王炒面、拌面、煮面搅在一起呢？”
“应该承认这些佛像还是古迹，只是属于‘糟粕’范畴，不过，我也不主张把它们拆除掉，毕竟是古迹呗，一拆除就再也没有了，我看还是暂时先封闭起来再说。”林文武发表己见道。
“我也赞成先行封闭的措施，目前到底是一个非常时期，有些事情我们眼力不够，不能一下子就弄明白，把这些佛像统统毁掉，就意味着永远丧失了，如若把人的脑袋砍下来，就没法再装上去。我们是不应该成为项籍第二的，楚霸王不也是在反秦起义的名义下火烧阿房宫的么？我们的思路应该要想得远一点，我们的行为要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我也说。
“既然大家说封闭就封闭吧，我们也写一张‘强烈要求’封闭佛像的大字报跟他们唱对台戏，陈东，还是你来执笔吧。”叶思声道。
虽然我们也并排贴了一张“强烈要求”封闭佛像的大字报，但是，在这疯狂如醉的年月里，谁的调门唱得越高，谁越“革命”，过了几天，在破四旧的强大的冲击波冲击下，这几尊佛像到底还是被人拆除了，甚至连整个于山公园也被关闭掉，自然，这一些都是后话，不在话下。
当我们离开定光塔之后，从大殿东边登山，经万象亭左转踏上一道扇形石阶，便来到了戚公祠──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祠堂。
我们踩上祠厅的石阶，第一眼便望见大门上贴着一张“勒令”书，其署名又是市三中那伙人。他们指控戚继光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的维护者，是地主阶级的穷凶极恶的鹰犬，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民族英雄”，勒令必须立即关闭戚公祠，不许任何人参观。
我们并不理睬哪家的鬼禁令，照旧把脚踏进了祠厅的门槛。在大厅的正中，陈列着戚继光披甲的半身塑像，他方颐隆准，状貌庄严。我注视着他那炯炯明亮、沉着刚毅的眼睛，不由自主地陷入于沉思之中……
究竟对于戚继光这位历史人物应该做如何评价呢？自从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洋洋大文之后，报刊上一度对“清官”、“民族英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卷入了探讨的旋涡。然而，这些争论却是不了了之，学术争论很快就被政治斗争所取代，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龙卷风就袭来了，在政治的乱棍之下，学术被扼杀了，不用说像戚继光、岳飞、于谦、史可法这些死人本来就已经埋在地下了，再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没什么稀奇。反正，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它可以凭着胜利者的意志来指点千秋，我们是没得说了。
我们在戚公祠里逗留了一阵子，观看壁上挂着的“海疆倭患”、“率兵援闽”、“激战三捷”、“平远庆功”四大幅历史画，又浏览着关于戚继光生平事迹介绍的有文字说明的图画，以及那些摆放着的展品如戚继光的战袍甲片、军事著作、行军干粮光饼、征东饼等。
以后，我们沿着石岗东下，望见岩石上镌刻着一首《满江红》词：“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至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这是郁达夫一九三六年谒戚公祠时所作。可是，就在这首气壮山河、激励人心的爱国词的边上，今天却刷出一幅标语：“戚继光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的乏走狗！”
郁达夫先生词中的“蓬莱阙”，指的是蓬莱阁。传说于山戚公祠于道光年间被火焚毁，仅遗一座小亭，内祀一尊黑脸“戚将军”神像。公元一九一六年，美国所办的教会──美部会──勾引流氓伪造“戚林氏”卖契，企图侵占戚公祠遗址，并把“黑脸将军”偷移到隔邻白云寺。事为附近居民所知，愤怒的民众上街游行、罢市，控诉美教会阴谋，终于，迫使美教会不得不归还祠产。在戚公祠遗址收复之后，将重建大殿余资兴建了一座木构双层八角亭，为了纪念这次斗争的胜利，取名“复亭”。后来又改建为阁，因戚公籍贯山东蓬莱，故名为“蓬莱阁”。
大概，市三中的“牛犊”们以为“蓬莱阁”的“蓬莱”就是神话中的蓬莱仙山，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四旧。他们索性来个“关门捉贼”，干干脆脆地把“蓬莱阁”的大门给关闭起来，再在外面贴两条交叉形的封条，连大字报也懒得贴了。
我们见此情景，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只是王钟惠憋不住了，他瓮声瓮气地道：“哼，市三中的小子算老几，哪个皇帝赐给他们随便乱贴封条的权力？老子偏要闯进去，见识一下蓬莱阁里面到底是什么陈设，看他们怎奈我何。”
而林文武则息事宁人地说：“还是算了吧，何必计较这一些呢？他们要封就随他们封去吧，这是运动，再说蓬莱阁里也没啥好看头，咱们走吧，时间不早了。”
我们在于山逛了老半天，四旧没破什么，倒是看了一些古迹。在戚公祠到大力殿的途中，有一口井，井碑上刻着“炼丹井”三字，大约，这口井不太引人注目，因此，没有人在此贴大字报要求封闭。
当我们路过这井时，眼尖的叶思声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他首先嚷起来：“喂，小伙子们，这口井叫炼丹井，是货真价实的四旧。”
大伙儿都停下脚，围观着这井，我开口道：“是啊，说这井是四旧倒还差不多，我以前听说过这口井的来历，相传古代汉朝的时候，有九个姓何的兄弟，其中八个是瞎子，只有老大瞎了一只眼睛，所以是八个半瞎子。他们住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在这儿炼丹时，就是在这口井取水的。后来，他们九个都得道于仙游九鲤湖，化做九条鲤鱼升天了。”
“这个传说故事我也曾经听说过，据说于山的别名九仙山，就是由此得名的。我看，咱们是不是再贴出一张‘强烈要求’的大字报，也封闭这口炼丹井呀？”肖亮注视着我说。
我摇摇头道：“不，我认为封闭是不妥的，水井本身是没有罪的，不要因为它被人取名为炼丹井，连它也要上绞刑架，而且，据说这口井如鼓山喝水岩的泉水一般清甜爽口，它为什么不可以为人民服务呢？难道仙人可以饮的水，我们就不可以喝吗？依我看，这口井改个名就行了，干脆叫立新井吧。”
“当然，仙人饮的水我们也可以饮，说不定我们也变成鲤鱼升天咧，哈哈哈。”王钟惠开心地大笑起来。
以后，陈东裁了一张与井碑一般大小的纸头，挥就“立新井”三个雄浑刚健的大字，覆盖在“炼丹井”三字上面。接着，我们就离开了于山，回家去了。
我置身于滚滚的洪流中，“弄潮儿向涛头立”，自然，我深知这场“破四旧”的势头是不小的。虽然，我们这个小组是上街到公共场所去“破四旧”的，但我也听说。有好些同学竟闯入私人住宅去“破四旧”。
我的父亲是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处主任，在这场运动中，凡是教授、主任、带“长”字号的，多首当其冲。我从我父亲的嘴里听说，最近，他在医院里也被挨贴了一些大字报，受到了冲击，所以，我甚为担心他医院的那班人会闯来我家“破四旧”。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喜欢文学，也喜欢自然科学，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平时，我订了许多杂志，也买了不少书籍，我特别喜爱散文书，几乎书店里有卖什么比较出名的散文集，我看见就买，这样，天长日久，我就积了满满几抽屉的书。
今天，在我外单位“破四旧”的时候，心里就在挂念着我的这些书的命运。这场文化大革命之飑突然袭来了，我的这些书也全变成了“黑书”，俱在秦始皇的禁书之列。尽管我也明知这些书是“黑”的，但是，越“黑”越是宝贝，我是不想销毁它们，极力想保存这些书留待日后之用。
因此，当我回到家之后，头等大事就是着手抢救我的“财产”。我打开了藏书的抽屉，把那些“易燃危险品”统统抽取出来。什么《古代散文选》、《中华活叶文选》、《唐宋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什么秦牧的《艺海拾贝》、《花城》、《潮汐和船》，杨朔的《海市》、《东风第一枝》、《赤道雪》，刘白羽的《红玛瑙》、碧野的《月亮湖》、峻青的《秋色赋》、袁鹰的《风帆》、曹靖华的《花》；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迎春花》、《古丽娅的道路》等等，我把这一大堆的书像填北京鸭的肚子一样都填进我的一个大筒包和一个大书包，直至塞得满满的为止。至于我订了多年的那些《大众电影》、《电影文学》、《电影创作》、《电影剧作》等杂志，叠起来足有一米高，东西实在太多了，面积又大，我没办法转移，只好听天由命，愿上帝保佑它们不遭洗劫，阿门。
我将筒包、书包都挂到自行车的车把子上，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倪明的家。
倪明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从小就玩耍在一起。我把车推进他家的院里，叫唤着：“倪明，倪明。”
倪明听见唤声，便走了出来。他的个子不高，像一棵矮墩墩的樱树，只见他赤膊光背，仅穿着一条灰色的自制短裤，脚下拖鞋叭哒叭哒地响着。他一看见是我，脸露笑容说：“是你啊，李晟，好久不见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呀？”
“是破四旧的台风，吃饭的嘴，跑路的腿，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我一边把沉重的包包从车上卸下来，一边回答道。
倪明帮我提着筒包，嘴里说：“这沉甸甸的铁棺材一般重的书拿来干什么呀？”
“这些书是准备寄存在你家里的。”我道，“这几天，破四旧的龙卷风搅得天旋地转、人心惶惶，我担心很可能会有人要闯到我的家去破四旧，那些蛮不讲理的家伙会把我的书洗劫一空的，这些书可是我的‘金银财宝’啊。”
“那你这些书就寄放在我家里好了，我这里可是安全地带，连黄鼠狼也从来不上我家拜年的。”倪明爽快地说，“咱们进屋吧。”
我跟着他进屋了，随口问说，“欸，今天你们学校的人有没有出动上街破四旧呀？”
“怎么没有啊，我们学校的人也是倾巢出动，满街上都是学生在大破四旧，我也是刚刚才从街上破四旧回来的。”倪明一边回答，一边又张罗着为我倒茶水。
“老兄，你不必忙了，我马上就要走了，时间已经很晚了，我要赶回家去吃晚饭。”我制止他道。
“你就在我这里吃好了。”他要挽留我。
“不，我回去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我走了。”我停顿了顿，又叮嘱说，“那我的这些书连包包就一起寄存在你这里几天，待这场十二级台风一过，我就来取。”
“可以，你什么时候来取都行，这些书藏在我家里是在保险不过的了，你尽管放心好了。”他看了我一眼又道，“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这里吃晚饭，不要客气了，咱们好些日子不见面了，也该聊一聊。”
“不，我今天真的有许多事情要办，我走了。”我说着，就往屋外走去，离开了他的家。
当我踩着车子回到家里时，天已经一团漆黑了，我噔噔噔地踏上楼梯，进了房间。
我父亲一见到我，就问：“你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到倪明的家里去了一趟。”我随口应着，一边就钻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三下二下地脱掉脚上的塑料凉鞋，解掉外面的短裤和剥光身上的所有衣服，只剩下一条运动裤，然后，我又下楼洗了脸，擦下身子。
过了一小会儿，我和家人一起上了饭桌。
当我才端起饭碗，我父亲又盘问我道：“你今天去找倪明干什么呀？”
本来我就有些不高兴，这一阵，索性冲着他说：“还不都是因为你害的，谁叫你又被挨贴了大字报呀？这下子可好了，破四旧保准咱们家要首当其冲，你们医院的那伙人肯定要闯到咱们家破四旧，我不想让他们把我的书抄走，就先寄存在倪明家里。”
我父亲听罢，脸上罩上了一片愁云，叹了叹息道：“唉，我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呗，当时的社会就是那样子，又有哪个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会如白纸一般洁白无疵呢？”
“你这个人一辈子都是犯错误的，嗨，现在说历史也是下雨天洗晒帐被──白搭，还是说眼前的事吧。”我扒了口饭，又往下说，“你们也看见了，今天下午才半天功夫，几乎全市所有的街名、店名都被改名，连孙悟空大闹天宫也没有我们闹得凶猛，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们是上街头破四旧的，但也有许多人是闯到人家家里破四旧的，特别是那些牛鬼蛇神的家里。嗨──我们家里的四旧要说起来是够多的了，什么观音菩萨，寿星老人，还有七七八八的‘古董’，光是那个客厅里的陈设，简直就是封资修之集大成──一缸‘佛跳墙’。今晚，我们非得进行一番大清理不可，不然的话，你医院的那些家伙若来破四旧，那咱们就被动了，他们写大字报肯定又有一大堆的材料了。”
我的母亲也惴惴不安地道：“今天，这阵破四旧的风刮得可真猛呀，满街上都是学生，连我们江滨保健院的牌子也被他们摘下来，改为文革保健院。他们有的还闯进人家家里去破四旧，什么观音、菩萨、祭器、横匾，都砸得稀巴烂往街上乱丢，看他们那股凶劲，我真害怕他们也上我们家里乱搞。”
我父亲露出一副愁眉不展的面容，又叹了口气说：“唉，咱们家的东西也实在太多了，杂七杂八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一大堆，再这样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楼房会给压坍塌的，这一次破四旧也是一次机会，应该好好清理一下，把没有用的东西都清理掉。”
我吃饭虽然不是狼吞虎咽，但也是大口大口地扒着，还没有十分钟，我就迅速地结束了“战斗”。而我父亲则仍然在慢吞吞地嚼着嚼着，如若梅花鹿在反刍着，他又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饭也吃得不香了。
当我冲洗完自己的碗筷和洗完脸，连歇也不歇一会儿，就开始动手破“四旧”。在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大橱子，上面玻璃镜的中间裂了一条缝，平时，我们便用一尊数珠观音瓷像来遮掩。这尊数珠观音面容俊美，身段苗条，侧身微笑，裙带飞扬，仿佛是在大海中飘移，神韵感人，所以，也被称之为“媚态观音”。然而，无论这尊观音瓷像是怎样的娇姿媚态，简直就像唐伯虎笔下的酷似秋香的观音，终究还是不折不扣的“四旧”。我将它取下来用报纸包住，又从工具屉里拿了一把铁锤，敲几锤就把观音瓷像砸得粉身碎骨。
接着，我又从另一房间的橱子上取下一尊寿星铜像。这是一尊青铜铸造的铜像，寿星老人老态龙钟，那又大又光又平的方头圆颅如若是一只倒过来的钢精锅，飘拂的长髯恰似“挂流三百丈”的瀑布，他佝偻的背似乎比张果老先生弯得更厉害，一手扶着一根长长的比他人还高的拐杖，一手搂抱着一颗大寿桃，据说，这也叫作“寿星抢桃”。
这时候，我把寿星铜像弄到阳台上，放在石板地上拼命地乱砸一通，先敲坏它的手、寿桃、拐杖等脆弱部，然后，又抡起铁锤往它的脸部狠劲地砸，只见铁锤落处火星四处飞溅，砸得它鼻歪嘴扁，五官俱非，寿星算是“寿寝正终”。
由于我乒乒嘭嘭地敲得整个楼都听得见，自然惊动了我母亲，她赶紧跑出来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问我说：“你在干什么呀？”
我一边继续敲砸着，一边嘴里应道：“没干啥，我让寿星老人上银河系兜风，你到客厅去吧，等下那一边就要来一个‘金蛇狂舞’。”
没多会儿，我又来到了客厅。
我们家作为客厅的房间还是很大的，面积大约有四十平方米，里面的摆设虽说不上富丽堂皇，但在这座小城市里也可以说是相当讲究的。
我首先开刀的对象是一个大玻璃橱，它正、左、右三面是玻璃，里面是曲曲折折的架子，就像百货公司玻璃橱窗里的架子一样。这个大玻璃橱里摆的尽是供观赏的各种小玩艺儿，如：有圣诞节时挂在圣诞树上的装饰品──金丝、银丝的穗子，小巧玲珑的金铃、银铃，五颜六色的金属小球等；有天女散花、宝钗扑蝶和古代仕女的瓷像；有戴尖帽的马戏团小丑、穿马褂的财主的泥像；有赛璐珞的不倒翁；有玻璃制品的四蹄生风的骏马、昂首翘鼻的大象、活泼可爱的母鸡和小鸡；还有软木制成的有玻璃罩子的仙山琼阁，寿山石雕的葡萄荔枝、瓜果花瓶以及其它工艺品。
这当儿，我的母亲和父亲相继都走进客厅，我打开玻璃橱的门，对他俩道：“这橱里的东西统统都要清理掉，那些只值几个铜板的玩艺儿就干脆砸掉，比较贵重的花瓶之类的东西用报纸包起来，先藏起来再说。”
我父亲望着玻璃橱里的那些摆设物，沉思了会儿说：“也好，这些圣诞树上的装饰物、泥人儿、瓷人儿，你要砸就砸了吧，反正，留着也没啥用。”
于是，我把盛在各色透明塑料碗上的穗子、钟铃、小球统统都取了出来，放在一张报纸上。说实在的，对于这些金光闪闪、色彩斑斓的装饰品，我是颇为喜爱的，真有点舍不得把它们毁掉，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是一场破旧立新的大革命啊，不能因小失大，我一狠心，连锤子也不用，就用手捏压报纸，那些易碎的玩艺儿瞬间均化为齑粉。
我又对我母亲说：“你把那些花瓶、寿山石雕、软木雕画都用报纸包起来，藏到楼梯下的贮藏室去。”
我母亲搬来一张凳子坐下，包扎起那些花瓶之类的东西，而我则动手收拾那些瓷人儿、泥人儿，我把那些小丑、老财们像猫逮耗子一般一个个逮住，用报纸包好，拿到阳台上用铁锤将它们敲得粉身碎骨，甚至，我连那些玲珑剔透的玻璃动物也不饶过，如若十八世纪的英格兰殖民者前往塔斯马尼亚开拓殖民地，野蛮地扑灭和驱逐土生动物一样，我也一眼不眨地把这些生存斗争的失败者用铁锤砸得“血肉横飞”。
不一阵子，整个大玻璃橱里的陈列品都被扫荡精光，空空无一物也。
在大客厅里，还摆设着好几个花瓶，光是在壁炉板上就摆着三个大花瓶，中间最大的一个高度有我半人高，它大概已有好几十年的历史，是景德镇产的瓷瓶，上面彩绘着“双龙争珠”的栩栩如生的图案，旁边两个稍小一点的花瓶是“建白瓷”，它们一对是一模一样的白花瓶，质地莹润透明，如脂似玉，在瓶颈处还嵌有一对瓷环。此外，在客厅中央的汉白玉石圆桌上还摆着一个形状别致的多边形大瓶口的玻璃花瓶，据说，这是“舶来品”，是我双亲结婚时购买的。在几张茶几上也各置着几个大小花瓶，式样不一，瑕瑜互见。
我环视着这些花瓶，对站在边旁的我父亲道：“嗯，这些花瓶都用报纸包好，也藏到贮藏室里去，摆设花瓶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哪个劳动人民的家庭里摆设着这许多花瓶呀？真是太不像样了！”
我的双亲又忙着包扎那些花瓶，而我则把那些已包好的花瓶搬到贮藏室里去，我的父亲又在后头叮嘱道：“你要当心点，别毛手毛脚的，不要弄破了花瓶。”
“破了还不好？又破了一件‘四旧’。”我故意顶撞他说。
当我将花瓶搁在贮藏室里时，忽然间，我记起在这间阴暗的贮藏室的角落里，还藏着二大竹筐的宝贝儿，都是价廉物美的“四旧”货色。
我把这竹筐给挪了出来，双手吃力地提起两边的竹筐耳，快步地将这死猪一般沉重的竹筐搬到了客厅里，接着，又去搬另一筐。
我脸上、身上都是汗水，兴奋地对二位大人说：“哈哈，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两箩筐里的那些泥人儿全部是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应该把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让它们见阎罗王去。”
我把罩在竹筐的报纸掀开，将筐子里的泥人儿都掏了出来，摆放得满桌子都是。
记得，小时候，每逢中秋佳节时，我都要把这些泥人儿搬出来摆设，据说这叫作“摆塔”。“摆塔”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得，反正是一种旧风俗。我用二张高度不同的大茶几来摆放这些玩艺儿，高茶几的正中摆着一个二尺许的雷峰塔，塔前摆了一尊大腹便便的如来佛坐像，塔的两边是十八手观音，六臂观音、日月观音、玉印观音、文殊、普贤二菩萨、镇海三宝等，在如来佛的左右两旁各置着托塔天王李靖、哪吒三太子、灌口二郎真君和孝天犬以及四大金刚。在案前一排则摆着过海赴蟠桃宴会的八位神仙：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和何仙姑以及诸神仙。另一张矮些的茶几上置着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还有四大天王、土地公公、七仙女、关云长、张飞、刘备、赵子龙等。我也像《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归国封神那样，各路神仙鬼怪、古代名人，我都有他们的泥人儿──每年快到中秋节时，我家里人都给我买一些泥人儿，天长日久，也就积少成多。我把这些泥人儿鳞次栉比地摆满了两桌面，如若玉皇大帝一般耀武扬威地检阅其子臣，通常“摆塔”摆二周，然后，都收藏到竹筐里，待来年这一时节，再取出来摆设。
今天，我胡乱地将这些泥人儿摆到桌面上，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的矛盾的心情瞅着这些玩艺儿，叹息道：“唉──这些泥人儿我是保存了多年，若是毁掉，就再也没了，永远地没了，可是，这是一场大革命啊，一切都是没法子的。”
说着，我随手抓起“雷峰塔”高举过头，狠命地往竹筐里摔，只听见“嘭当”一声，“雷峰塔”碎了──乌云散尽，天空复晴朗，在一片璀璨耀目的云霞中出现了白娘子，她终于获得了自由，啊哈！
接着，我显出有些歇斯底里的样子，抓起一个又一个的泥人儿，如若掷铅球一般使劲地往筐子里摔，“乒叮嘭当、乒叮嘭当”，那些泥人儿一个个脑袋开花，腿断胳膊残，像万人坑里的骷髅一样可怜巴巴地躺在竹筐里，片刻功夫，我将所有的泥人儿都砸得稀巴烂了。
以后，我又开始收拾墙上的那些外国风景照片。在这个大客厅的四面墙壁上，挂着许多相框，相框里面镶嵌的尽是从国外寄来的挂历上裁下的外国风光彩色照片，这些照片从纸张到印刷均十分精美，而且，一幅幅画面也美极了，都是当时国内难得见到的精品。这些照片有美国纽约城的夜景，那林立的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简直就像整个银河系的星星都堕落到这座城市里；还有雄伟壮观的埃及金字塔，白雪皑皑的日本富士山全景，缤纷烂漫的日本樱花，钟声悠扬的英国国会钟楼，高耸入云霄的巴黎埃菲尔铁塔等等。
我抬头凝视着这些相框上的彩色照片，说真的，我也很舍不得将它们毁掉，然而，我不能用感情代替理性行事，这场“破四旧”的“伟大”的“革命”风暴正呼啸地掠过历史的长河，在这一时刻，谁也阻挡不了这一滚滚的时代洪流。
我眼睛瞧着相框，对我父亲说：“这些外国风景照片统统都要取下来，不然，你医院里的人一来，肯定又要指责你是崇洋媚外，是李鸿章第二，又要罪加一等。”
“是啊，现在挂这些外国照片实在太危险了，还是赶快摘下来吧。”我母亲也附和道。
“唉──”我父亲叹了叹息。“取就取吧，反正这个世道多一件麻烦，不如少一件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于是，我搬来一张椅子，人踩在上面，将所有相框都取了下来，并拆开相框，把里面的照片都抽出来，统统稀里巴拉地撕个粉碎，丢到了废纸篓里去。而素来爱清洁干净的我母亲则忙着搞卫生，看见哪里脏了，她的扫帚也就到那里。
不一阵子，像刮了一阵风似的，墙上的相框被扫荡精光，只剩下空空白白的墙壁和还在墙上的铁钉。
我对他俩道：“明天，我就到街上去买几张毛主席画像、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来布置一番，我今天看见书店里有卖大幅的毛主席画像，咱们也去买一张来挂，咱们家确实需要来一个大兴革命化。”
我父亲当即也支持说：“我也赞成咱们家要来一个革命化，应该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和节奏。……今天，我看见我医院里有人不知从哪儿弄到毛主席的石膏像，咱们最好也去设法弄一个来……”
“毛主席石膏像，是么？”我眼睛望着我父亲道，“我也看见街上的人手里拿着毛主席石膏像，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
我的目光如若探雷器一般四处搜索着，发现在汉白玉石圆桌上罩着绣花白桌巾，所有的大小几桌上也铺罩着雪白的花纹很别致的钩花桌巾，还有那些长、短沙发上也罩着图案大方的沙发布，这一些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
我又说：“嗯，这些桌巾、桌布、沙发布通通都要收起来，既然要破四旧，那就要彻底地破。”
说着，我即动手收拾桌巾、桌布，把它们胡乱地丢在一张椅子上。
以后，我又要准备解沙发罩的带子，我的双亲也赶紧来帮忙，三人费力地挪动着沙发，又蹲下来解沙发罩的带子。
大客厅的“四旧”基本上算是破完了，紧接着，就是“战略大转移”，扫荡其它房间的“四旧”。
在我双亲的房间里摆设也是比较讲究的，就像水涨船高沉渣也泛起一样，那房间里的“四旧”也特别多。在他们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上面画的是古老的帆船，不知是出自何氏之手，还有一面大型的相框，里面镶的是一幅“三潭印月”的杭州绸画，这是我父亲的一位病人送给他的。我把这些跟时代气息不协调的东西都取下来，连同两个花瓶，均收藏到贮藏室里去。
我们家里许多家具都是西式的，如大衣橱、五斗橱、写字台等，尽是古古板板、又笨又重的家伙，乍看上去就知道这是西方古典式家具，那上头都嵌有镂花的奇形怪状的各种装饰物，如橱盖、栅栏等，我把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能拆得就拆掉，能拔得就拔掉。在他们的房间里还有一套脱胎漆的茶几儿，高中低三张，上面绘着“九龙图”、“四龙吐火”和“二龙戏珠”的图案，我把它们也收藏到贮藏室里去。在我父亲的写字台上有一盏大台灯，这也是洋货，造型洋里洋气，有点像一个阔口大花瓶，这是我的双亲在三十年代结婚时购置的。我要我父亲最好把台灯上部的磨沙玻璃大灯罩取下，这样，“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我父亲也迁就了我。另外，在我父亲的床头柜上，摆放着一台地球仪座钟，也是当年我父母结婚时买的，是地道的美国货，我也要求我双亲将它锁进橱柜里去。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几个房间“外观世界”的“蜘蛛网”已基本上被清除干净。这时，我又转向清理内部的“四旧”物品。
我从小就嗜爱集邮，大约，受了我叔叔、大哥的影响，因为他们也喜欢集邮，拥有好多的邮票。后来，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集邮逐渐失去了兴趣，再加上又没有这么多的精力，他们先后都把自己收集多年的邮票无偿赠送给我，这样，我如同意外获得一大宗遗产，一下子“阔”了起来。
我有好几本的集邮簿，其中一本是专门张贴解放后我国发行的邮票。截文化大革命为止我国发行的不论是纪念邮票还是特种邮票，我全部齐全。例如，还是建国初期的旧币时代的特4，是做广播操的特种邮票，一套竟有四十张之多，我一张也不少的都有；那些图案精美的特种邮票金鱼、菊花（有两套）、丹顶鹤、蝴蝶、黄山等，都是十几、二十张一套的，我全部都有，并且，还是崭新的，连一张也没寄过，包括那些五角的大面额的特邮；甚至，那一些革命战争年代发行的邮票，如晋察冀边区邮政发行的抗战胜利纪念邮票（大型版和小型版）、华北邮电总局49年发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邮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纪念邮票，以及华东邮政、东北邮政、华南邮政、华中区邮电管理局发行的各种纪念邮票，我也都囊括尽了。
我还有一本集邮簿是专贴解放前的邮票，这些邮票多是我叔叔给我的。从满清王朝的大龙邮票，到民国时期的头像邮票，我也收集得相当齐全，那些半个姆指大的四四方方的五颜六色的孙中山头像邮票，我多得不计其数，甚至，连蒋介石穿元帅制服的邮票我也有不少。
此外，我还有两本的集邮簿是贴外国邮票的，我曾经收集到六十几个国家的邮票，数量几乎有近千张之多。我的一本集邮簿是贴苏联、东欧几个国家、以及北朝鲜、北越等国家的邮票。苏联、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几个国家的邮票质量很不错，特别是他们印刷的体育运动方面的纪念邮票，如体操、举重、拳击、足球、游泳、划船等套的邮票，图案设计得十分新颖、美观。而另一本则是贴其他国家的邮票，其中以美国、英国、日本、瑞典、瑞士、西德、香港、菲律宾等的邮票为最多。欧洲有一些小国家如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卢森堡、丹麦等，这些国家虽然只有弹丸之大，但邮票业却异常发达，像列支敦士登公国面积只有158平方公里，人口约2万人，而每年发行的邮票却达一百万瑞士法郎（约合25万美元），我也拥有不少这些国家的邮票，那些印刷得非常精美的蝴蝶、鸟儿、昆虫等的邮票，真叫人爱不释手。
然而，这场“破四旧”的飓风袭来了，这些邮票自然也被披上了灰色的囚衣，被送上了“破四旧”的断头台。尽管这些邮票价值好多钱，但在这场革命中却成了一钱不值的东西，不仅如此，甚至反而成为招惹横祸的“罪证”。因此，我断然下狠心决定，除了解放后及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邮票仍保留外，其余的邮票我一概统统销毁掉。
这当儿，我抱着几本集邮簿和几合子的零散邮票来到了客厅。我妈妈还在搞卫生，见此情景，睁大眼睛惊讶地说：“啊──你这又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干革命，破四旧，烧邮票呗。”我没好气地道。
“这么多、这么好的邮票你都拿去烧掉，怪可惜的。”我母亲脸上露出惋惜的表情。
“你懂什么呀？这些邮票都是四旧，你懂吗？”我绷着一副脸孔，粗声大气地道，“这些国民党的邮票，蒋介石的光头，若保留着万一被人家发现了，什么样的罪名要加在你们的头上也不过分，那就掉进黄河里洗也洗不清了。”
“你要烧就烧吧，反正都是你的东西，这几年我看你也没有什么心思管这些邮票，不如索性烧掉算了，省得麻烦。”我父亲也在一旁说。
我乜斜了他一眼，又道：“不但这些邮票要火化掉，连你们那些解放前拍的照片，我看也是要烧掉的。”
这时，我随手拉了一张小凳子坐到壁炉旁，然后，我打开了铁合子，先把那些散乱的邮票倒在壁炉里，划了一根火柴燃着这些邮票，我又翻开集邮簿将一页一页的邮票全揭取下来，不断地往火里投去。那壁炉里赤红的火焰在跳跃着、嬉戏着，那些彩色的小小邮票就像一只只蝴蝶的翅膀被火烧着了，它们痛苦地挣扎着，卷曲了翅膀与身子，那些珍贵的邮票一下子都被烧成了灰烬。我不能确切地记忆当时的心里是什么一种滋味，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滋味，在这时代的炽热的炭窑里，我的心早已成了木炭，似乎对一切都不在乎，为了革命，我可以牺牲一切，难道还舍不得毁掉这几张邮票么？
在我处理完邮票之后，我又来到我父母的房间里，从书桌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了一大叠的相册。
我母亲问我说：“你真的要把这些照片都烧掉？”
“当然哟，”我把相册搁在桌面上，随手打开一本道，“你们自己看看，这尽是些什么照片也不懂得，女的穿旗袍、毛大衣、高跟鞋，男的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又是弹吉他，又是坐小轿车，完全是一副布尔乔亚的派头。人家若是瞧见了这些照片，保准说你们是迷恋旧社会，妄想要复辟失去的天堂。”
“唉──”我父亲不由地又叹了一口气。“解放前就是这么穿戴的，历史终究是历史呗。”
“不管怎么说，留这些照片总是弊多利少，你们不妨自己动手挑选几张有代表性的照片留作纪念，还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他们的照片也可以各留几张，其余的乌七八糟的照片，统统‘纸船明烛照天烧’。”我又说。
后来，我们都聚围在客厅里的圆桌旁，各人都拿起一本相册，最后一次地翻阅这些历史的照片。我父亲手指着相册上的几张照片──他和我母亲身穿有点像律师穿的黑衣，头戴着有穗子的黑色方帽──，有些洋洋得意地说：“嗯，这些照片是我们在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毕业时拍的，以前大学毕业都要穿这种学士制服，我们穿的这衣服是从照相馆租来的，当时，我大学毕业时才二十岁咧。”
“啊，你二十岁大学就毕业了？”我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
“这有啥稀奇，那时候都是早念书，我还不到五岁就进了学堂，二十岁大学毕业，你妈妈是比我迟二年大学毕业的。我大学一毕业，就自己挂牌开业，第三年便结了婚……我们是三六年结婚的吧？”我父亲掉头问我母亲说。
“是的，我们结婚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我母亲回答。
我们挑拣了若干照片留存起来，其余的照片我就从相册上揭下来，一把一把地往壁炉里扔，我划着一根火柴点燃这些照片，这些感光纸是易燃品，一着火便熊熊燃烧起来，我又不时地往炉里添加照片，只见一张张的照片燃着了，相纸由白泛黑，迅速地卷曲起来，化成了纸灰，有些整张照片的纸灰还在火光与热气中悠悠地飘浮着，又缓缓地掉下……
还有一本装璜精美的相册是我外祖父在菲律宾去世后，我舅舅等人请国内一些名画家、书法家作了书画，其中有何香凝老夫人（她是我舅舅结婚的证婚人）的《老虎图》、朱屺瞻的《水仙》、黄永玉的《红荷图》、李苦禅的《冬梅》、虞愚、林散之、沈觐寿的题词等，然后再翻拍成照片，制成纪念册。诚然，这册纪念册是很难得的，只是里面许多舞笔弄墨者都是“黑”画家，“黑”书法家，甚至还有好几个是戴了帽子的四类分子。尽管我们都很舍不得把这本纪念册烧毁掉，但是，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不得不忍痛割爱，将它毁于炉火之中。
在完成此事之后，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这个人一向喜欢读书，不仅读完书后要一本正经地写读后感，并且，还把书中我认为写得好和有价值的句子、段落摘录下来，我用好几本笔记本搞这类名堂。同时，我每天还坚持写日记，将当天自己所作所为和思想活动状况真实地记录在日记本上。我写日记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写作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此外，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做了大量的学习笔记，竭力地用毛泽东思想的镜子来对照自己，不断地督促、鞭策自己进步。
而今，这场文化大革命来了，犹如一台强大的强聚焦同步加速器带着形形色色的带电粒子正在它的“跑道”上疯狂地“奔跑”，霎时间，所有的概念、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牛顿的机械的万有引力定律的绝对时空观已不适于我们的眼界扩展到一百亿光年的伟大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相对真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尽管相对论的一系列结论都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例如，空间是弯曲的，光速是极度的极限，质量可以转换为能量，在快速运动的系统中时间会减慢……人们很难接受这个离经叛道式的古怪理论，但是，因为它是真理，最终到底还是被人接受了。而说来也奇怪，人们接受广义相对论的过程，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宗教裁判所所举行的一系列宗教审判是分不开的。所有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必须重新甄别、判断和划分，政治要审查，经济要审查，教育要审查，文艺要审查，自然科学也要审查，几万万人不管是投进，还是被卷进，都像带电粒子在高能加速器里高频加速地回旋着，遭到了轰击、辐射、对撞等等的命运，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想象和不可思议，昔日的真理当今可能成为谬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我以前怀着虔诚的赤子之心所写的一大堆东西，在今天已经成了一钱不值，甚至，留着反而会招惹是非，对于这些我的心灵之窗，我既不想为了入团而给团支书看，也不准备让那些擅自闯入我家的乌龟王八们来亵渎，因此，我就决定将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让谁也看不到。记得，有一本里说过一事，清朝时有个人名叫梁诗正，本是一位协办大学士，他告老返乡，乾隆怀疑他不是本意，“谅有怨言”，就叫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做他的特务工作。他们混得熟了，梁只道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便把这话打报告上去，并且说梁“举止语言，无不缜密。即有怨怀，不敢遽为吐露。”乾隆见到奏折，加上朱批说：“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这件事反映了清朝文字狱造成的恶果──整个社会沉寂了，已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而今天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连我这等激进派也像梁诗正一样害怕留下字迹，由此可见，这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成为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悲剧，尽管其也提倡所谓“四大”，但实际上却缺乏着真正的民主与自由的空气，以致于给那些政治骗子、阴谋家、野心家们的篡党夺权创造了机会。
以后，我把这些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笔记本、日记本都从抽屉里取出来，一大叠抱到客厅里。我将本子上凡是有字的一页一页都撕下来，丢到壁炉里点燃火，在腾腾的火焰中，我花费了不计其数小时的劳动成果和思想结晶转眼功夫俱化为灰烬。火啊，你真是无情物，我诅咒你！
接着，我又从自己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了一本大开本的本子，这是我的邻居师院生物系的刘老师送给我的，里面贴的全部是印刷精美的圣母玛丽亚之类的圣画。此外，我还收藏有许多外国风景明信片、图片和外国贺年片。这一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四旧”，而且，说不定还是“祸种”，因此，我也把它们全扔到壁炉里去，让烈火来烧毁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
经过几个小时的忙忙碌碌的折腾，我们家里里外外的“四旧”扫荡得差不多，“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到洗澡间，用水龙头冲洗净一身的臭汗垢，当我上床时已经12点了。我把自己家的“四旧”破除了，已无后顾之忧，所以，便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再加上我劳累了一整天，确实也是够疲乏的了，躺到床上骨头就散了架，一闭上眼睛，即打起呼噜来了。
第二天，我又上学校去，同学们畅谈着昨日各自上街破“四旧”的情形。上午的第一、二节课还是学习文件，三、四节自由掌握，有的同学又跑到外面破“四旧”去，而我对此兴头不大，依旧留在学校里。
下午放假，可以不去学校。我和叶思声、肖亮、陈炳义、王钟惠等人约好，下午三点一起去沙洲游泳场游泳。
我把游泳裤事先穿在身上，外面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背心，戴了顶草帽，脚下拖了一双泡沫塑料拖鞋，随手再拎了一个塑料网兜，里面装着一条运动裤和一条毛巾我顺路到叶思声的家里，将他叫出来一道上路。
沙洲是闽江江心的一个小岛，这个岛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岛上栽着一排排高大的桉树，宛如一扇扇浓荫遮天的翡翠屏风，在树与树间隙的空地上种着一畦畦的番薯，那茂密的番薯藤叶布满了整个岛屿，举目望去，郁郁葱葱，翠绿一片。在沙洲岛畔有一侧是沙滩，这里河床平坦，水流缓慢，是一个天然的游泳场所，沙洲游泳场便设在这地带。
我们前往沙洲游泳场一般是要搭渡船过去的，有时侯，兴致来临，干脆把衣裤毛巾等都包扎在一个塑料袋里，用绳子系着挂在身上，人就直接从江岸凫水到对岸的沙洲去。
今天，我和叶思声是搭船过去的。由于这几天的天气格外闷热，“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沙洲游泳场也显得热闹异常，游泳的人像鸟岛上的斑头雁一样挤满了沙滩，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学校和师院的学生。
我们在沙滩上找到了肖亮、陈炳义、王钟惠他们，他们已经脱掉衣服准备下水游泳。
我问肖亮道：“喂，‘胖子’，你们的衣服搁在什么地方呀？”
“在前面的树下，我领你们去。”肖亮说着，就把我们带到了他们搁衣裤等物的一棵树下。
沙洲游泳场有的年份有人管理，有的年份则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今年刮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游泳场没有正式开放，连保管衣物的人也没有，大家只好自行保管，或者随便堆放──听天由命会不会被人偷去。
我和叶思声像军人一样行动迅速地三下二下就剥下了衣裤，把它们和肖亮他们的东西堆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只穿着游泳裤下水去了。我们因为走路走得满身大汗，热不可耐，便下水先浸泡一阵子，降低身子的温度。
这当儿，我们在宽阔的江面上畅游?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