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刘少奇讲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突然灯光通明，毛泽东主席从后台走了出来，健步登上主席台接见全体代表，人们由于一时的惊愕，致使会场上出现瞬间的沉寂，紧接着，整个人民大会堂沸腾了，就像刮起了一阵巨大的风暴，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群情激昂，不断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一天毛泽东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服，他神采奕奕，慈祥的容颜焕发着红润的光泽。毛主席向群众频频招手鼓掌，群众向领袖纵情欢呼。这是毛泽东主席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也是第一次和青年学生见面。而那个发言者则手握讲稿尴尬地立在那里，直至毛泽东主席离去，他才继续把讲稿讲完。最后，周恩来总理站在主席台的中央，指挥全场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使气氛达到了高潮。
同一天，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辩论，这是反动“血统”论的开端。
8月1日，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给我要我答复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蒙同志在七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红旗”战斗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战友都是采取同样的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封信，使原为非法组织“红卫兵”成为合法的组织。8月6日，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红卫兵誓师大会，康生、江青、王任重等中央文革要员也出席了大会。
在开会之前，江青等人接见了那些中学红卫兵头头彭小蒙、董良翮、孔丹、邓毛毛、刘军军等人，江青瞥望着这一行一律身着军装的高干子女，信口开河说：“同学们哪，你们怎么都穿军装呀？当然，我也穿军装，不过这和你们不一样。我这一身军装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是我向林彪同志申请，才被批准了的。我对我们的解放军，对我们的部队是有感情的。彭德怀这个大军阀迫害我，不让我留在部队，是怕我把部队的事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
江青说着，竟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她哽咽地道，“孩子们，你们不知道呀！革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解放前，我在上海时，反动派和那些党内的坏人就压迫我，不让我革命……”
万万没料到，就在这时，董必武的公子董良翮再也憋不住了，他冷不丁地脱口而出：“你那会儿在上海不是个演电影的吗？”
董良翮的问话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炸开了，全场的人都为之一惊，江青的脸刷地一阵红一阵白，在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射出了一道凶光，从此，她就和这些中学红卫兵结下了怨恨。
从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还有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47人。这次会议原定议程是：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即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会议的第一天是由刘少奇做工作报告，时至今日，刘少奇尚未从茫然之中清醒过来，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就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头号目标，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正是要搞掉他。他的心地太善良了，他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对于毛主席是十分钦佩和尊敬的，多年来养成了一种对毛主席的信任和服从，当毛泽东批评他关于派工作组的错误时，他也真诚地认为自己确实是犯了错误，但是，无论如何他也没料到毛泽东主席要藉此将他干掉。
在大会期间，印发了林彪大谈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和8月1日毛泽东写的《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使会议的气氛陡然变得更加紧张。
5日，毛泽东在看了6月2日《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就在社论的边角上用铅笔写下一张“大字报”。而后，他的秘书徐业夫又把它用毛笔誊写在二张信纸上。在誊稿上，毛泽东又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面注明的时间是1966年8月7日晨3时。当天，这张“大字报”就印发给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同志，17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至县团级，它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一样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该“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究竟“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主要是对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和态度问题。起初，刘少奇也是举双手赞成三面红旗的，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刘少奇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查，发现那里农村一片凋零，田园荒芜，人颜憔悴，正是“万户萧疏鬼唱歌”，他感到十分震惊和伤心，心情非常难过地对乡亲们说：“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
在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坦率地承认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在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道：“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又进一步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这些观点涉及了三面红旗，显然是和毛泽东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毛泽东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是修正主义。
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前往南方，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提倡在农村推行“责任田”、“包产到户”，并在政治上为1958年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平反，1959年反右倾中受整的人，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少数人外，也基本上平反了。由此，社会上刮起了“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认为风源来自刘少奇，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从1963年开始搞四清运动，虽然刘少奇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并无异议，但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还是有分歧的，如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不同意他的看法。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制定23条，会议是由邓小平主持，他出于好意，劝身体不好的毛泽东不要参加开会。但是，毛泽东执意要参加，并在大会上讲了话，当他说到四清运动矛盾性质时，他道：“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谁知刘少奇却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见刘少奇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一脸郁怒，心中酝酿起一股风暴。第二天，他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他激动地涨红着脸道：“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力？”
毛与刘邓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会后，陶铸、安子文等老同志找刘少奇谈话，说他不该插嘴，对毛主席不够尊重云云。以后，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但是，毛泽东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从此，他心中决计要和刘少奇分道扬镳，认定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迫在眉睫，便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铲除掉他。
毛泽东的这张八?五大字报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开来，引起空前巨大的震动，其斗争矛头明显指向刘少奇同志和所谓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会议就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
在风景秀丽的大连棒锤岛的一座别墅的会客室兼办公室里，宽敞的房间放着一张办公桌，一张长沙发和几把椅子。林彪正坐在沙发上，在他的膝盖上搁着一部药典，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专心致志地揣摩着。这几天，北京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而他却向毛主席请假来到大连“养病”，8月4日晚，他打电话给周恩来说，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投赞成票，但却不打算到会。而周恩来建议他最好还是要到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
当林彪正在考虑要不要到北京开会之际，突然门外有人叫声：“报告！”
“进来。”林彪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他的秘书推门进来了，向他报告说：“报告首长，主席从北京打来电话了。”
“啊，那电话快转到我这里来！”林彪一听毛主席来电话了，立刻从沙发上起来，坐到办公桌的椅子上，抓起了电话筒。
“是林彪吗？”
“是我，主席。”
“你这几天身体怎么样呀？”
“谢谢主席的关心，我自我感觉好些多了。”
“那这样吧，请你马上飞来北京开会。”
“哦，好的。”
这样，8月8日清早，林彪就乘上三叉戟专机从大连飞抵北京，参加了延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10日晚，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灯火一片通明，锣鼓喧天，鞭炮声震天动地，一支支群众队伍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前来庆贺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发表。7时15分，一辆黑色红旗牌高级轿车驶来这里，这时人群沸腾，万头攒动，大家纷纷把视线投向这辆汽车，车里坐着的正是人们朝思暮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当毛主席走出车门，他那魁梧的身躯出现在群众中间时，立时引起了一片欢腾：“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成千上万的首都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和街道居民狂欢雀跃，像浪潮一般向毛主席涌去。“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声浪响彻首都的夜空。
毛主席在群众热烈欢呼中，健步登上了接待站的讲台，他满面红光，亲切地微笑着，一面看着摆在接待站周围的贺信、喜报和决心书，一面向聚集在周围的人民群众连连招手致意。
这时候，多少颗火热的心在剧烈地跳荡着，多少双真诚的眼睛噙着幸福的泪花，多少双长手像森林一样一齐向毛主席伸了过来。
毛主席在讲台上，从这头走到那头，伸出双手和挤在前面的人们紧紧相握，并热情问候：“同志们好！同志好！”
毛主席又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通过。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实际上的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以后未再提及。全会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文化大革命更是“合法”地全面发动起来，从此天下大乱了。
再说曹荻秋几次相约康生都没有空，他感到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老搁在自己那里不是办法，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由邓小平同志处理的，决定去请示他，8月1日上午8点多，他让糜秘书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将近11点，邓小平的秘书回电话说：“请曹荻秋同志马上去中南海。”
11点多，曹荻秋来到邓小平家，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荻秋讲述那张大字报情况说：“小平同志，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我想请示您应该如何处理？”
邓小平猛地吸了一口烟，回答道：“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再送回上海。”
“那康生同志那里呢？……”曹荻秋显得有些犹豫。
“你不要再去找康老，我会告诉他的。”邓小平颇果断地挥挥手。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里传到江青耳朵里，江青恼怒地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那时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老刚走出会场门外时，江青就从后面赶上来，对曹荻秋说：“荻秋同志，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
曹荻秋迫于无奈，回到北京饭店后，只得嘱咐糜秘书说：“把那张大字报交给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将情况告诉了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那一天，曹荻秋又收到了张春桥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荻秋同志：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12／Ⅷ
曹荻秋一回到上海，就和上海市委的常委们议了常溪萍的事。由于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也只得同意，但提出常溪萍到北京后要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去，过不久，中央文革来通知说，不要常溪萍去了。这件事便暂时息了风波。
当北京新市委已经宣布撤销工作组之际，反工作组之风才缓缓地吹到边远的F市来，那还是如夏日傍晚的微风，只能使湖畔的纤纤垂柳轻轻地摇摆，对于大局根本不起作用。
这些天，我校工作组组长郭洪十分活跃，四处走动，他一会跑到高三（1）班发表演讲，斥责刘奇、王忠贵他们的大字报《质问省委、质问省委工作团》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他们不是别有用心，也是受了坏人的挑唆。”一会儿，他又来到高二（5）班的教室里，声称“现在有一小撮‘右派’、‘反革命’蹦蹦跳跳，想翻天”云云，欲将支持高三（1）班大字报的某些同学置于死地。接着，他又转身到高一（5）班去定调子，想整写《〈闽江日报〉有鬼！》大字报的韩继明一伙人，并想改组其班上的团支部，罢韩继明团支书的官。
也许是因为班主任柯达和老师曾经在郭洪的面前美言了我们几句，也许是由于郭洪对本人的印象比较好，也许是上帝在保佑，不知为何缘故，郭洪组长偏偏没有大驾光临我们的班级，须知，我们也是吃了豹子胆写出《让事实讲话》的大字报，照理说我们本也是在劫难逃的啊。可是，尽管如此，我们所受到的无形压力仍是很大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了的。
8月1日上午，高三（1）班郝严、聂运平贴出大字报《砸烂三家村桃花山分店》，该文指控《质问省委、质问省委工作团》大字报就是“三家村”桃花山分店炮制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作。那伙人是一个宗派小集团，他们当中有的是大掌柜、二掌柜，有的是狗头军师、摇羽扇的人物，也有的是伙计、喽罗。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一伙就是一群乱七八糟的乌合之众，他们当中有的是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狗崽子，有的是富农的狗崽子，有的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有的是思想一贯反动的右派学生，有的是削尖脑袋钻进团内的政治投机分子，等等。
这张“揭老底”的大字报问世之后，无独有偶，好些“揭老底”的大字报也如雨后毒蕈一般冒了出来。高一（5）班吕连生、关桂官等五人也在办公楼前的大字报栏贴出“揭老底”大字报，指控韩继明是黑帮的狗崽子，甚父韩洞国是中医学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头子，其母吴××也是罗湘的亲信、黑帮分子。韩继明在运动初期充当死硬的罗湘、蓝峰“保皇派”，当罗湘、其母吴××、其父韩洞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暴露后，他一反常态，不去革他黑帮的爹娘的命，竟然煽动一批不明真相的同学跑到闽江日报社去无理取闹，制造事端，并且还别有用心地贴出《〈闽江日报〉有鬼！》的大字报，名为指责闽江日报，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省委，以发泄其对党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为其被打倒的黑帮爹娘哀鸣。
8月5日，我们学校师生员工集中在师院物理系大礼堂里，听取中央首长7月29日关于撤销工作组的讲话录音。首先是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宣读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以后，扩音器里又传来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录音：“我本应站着讲，但是大家都坐着，和大家一样平等，坐着。
“同志们，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现在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销工作组，首先声明一点这是根据中央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工作组的形式不适合于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形势要求，必须加以改革。……”
我在笔记本上沙沙沙地做着记录，周恩来同志也讲话说：“……正如刚才小平同志所说的运动起来两个月了，有些曲折，就是开始轰轰烈烈的，中间冷冷清清，也有些地方机关学校搞歪了，出现了群众斗群众，我们现在又在转，又出现了新的高潮，为什么出现曲折呢？首先我们做领导的中央同志不可能都在下边，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就是对革命群众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估计不足。第二点就是对群众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刘少奇同志，他也道：“我同意刚才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我也是中央工作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员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的总方针，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到底怎样进行，你们不太清楚，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同志也不晓得，主要靠你们革，这要靠你们各校广大革命师生在革命实践中学会革命……过去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是中央决定的，现在根据运动的经验，派工作组这种方式是不适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全国工作组，如果你们让他们走，就走；不让走，你们还有意见可以批评，尽你们批评，批评够了，他们向你们做检讨了，你们觉得可以放他们走了，再放他们走。走了以后你们觉得还要他们回来，他们就回来。……”
中央首长的讲话录音我们从下午二点半一直听到天黑下来才结束，尽管马拉松式的报告使我们长时间坐着感到腰酸腿麻，然而，今天的报告是很值得一听的，这是北京的最新声音，使我们精神为之振奋。
次日，在校园里贴出了一批拥护党中央关于撤销全国大中专学校工作组、工作队的决定，以及反对工作组、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
高三（1）班刘奇、王忠贵、许力达、周彬等九位同学又联名贴出题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的大字报，该文首先表态对中央首长7.29讲话和党中央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的坚决拥护、热烈支持，然后笔锋一转，就指责省委工作组来我校后俨然以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地指手划脚，对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进行压制，充当“消防队”，企图将毛主席点燃的我校文化大革命烈火扑灭下去。工作组不断制定种种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他们还贴出“通告”说什么凡是要出校门口的人（包括外出游泳的同学）都要有三人小组的证明条才能出门，外校的人到我校必须持有介绍信才能进来，到我校开座谈会的也要有介绍信云云。尤其使人愤慨的是，他们竟然籍此为借口，阻挠师院政教系的学生来我校张贴“倡议书”，并且，还唆使一部分同学围攻这几个政教系的学生，甚至，明目张胆地撕毁政教系的“倡议书”，肆无忌惮地践踏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四大权力。此外，他们又围攻了艺术系来我校的几个学生，制造种种事端，千方百计地打击、压制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要把我们这些敢于写省委、写省委工作团大字报的同学打成“右派”、“反革命”，置于死地而后快。工作组在我校的几十天里，他们重蹈罗湘、蓝峰的覆辙，对革命群众大打出手，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他们必须向我校革命师生做深刻的检查。
高三（4）班陈希琪、何贵旺和高二（5）班的魏举也在办公楼的大墙上贴出一张顶天立地式的大字报《工作组疯狂破坏我校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高三（3）班鲁禺一个人刷出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这是一张文章不像文章、标语仗不像标语仗的不伦不类的大字报，道：“工作组是镇压我校革命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工作组是扑灭我校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消防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郭洪和蓝峰是一丘之貉，是一根藤上的两毒瓜！郭洪，你知罪否？不知罪，就砸烂你的狗头也！把郭洪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勒令郭洪低头认罪，向全校校师生做深刻的检查！工作组，卷你们的铺盖滚回去吧！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撤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有一位初三的小子许藩藩更是胆大包天，居然贴出一张漫画，题名为：《送瘟神》。这张漫画画的是一个丑老头，长衫上别着“工作组”字样的标签，他人立在旱船中央，一支燃着的蜡烛倾倒了，人连船都燎着火，形态狼狈不堪。
过了一天，又出现鱼鳞天，各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如唐古拉山温泉一般淙淙地涌了出来。高三（3）班的刘魁又独自一人贴出《我校工作组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大字报。高二（1）班金从栋、黄大勇等人也贴出大字报《我们对工作组的看法》说，邓小平总书记7月29日讲话中说，“工作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我们的看法我校工作组是属于第二类，是比较好的……
我在8月7日傍晚，又和陈炳义一起写出一张大字报《也谈工作组》，列举了一些事实，对我校工作组制定种种条条框框，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以及对工作组制定的所谓作战计划，进行了批评。
晚上，我来到教室里，看见几个同学正在对工作组的问题展开争论，只听见姜炳耀高声地说：“我们学校工作组是好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要是工作组的铁扫帚不到，蓝峰这只癞蛤蟆还赖在政治舞台上不走咧，工作组的功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什么蓝峰是工作组的铁扫帚扫走的，难道蓝峰不是我校广大革命师生揪出来的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校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广大革命师生用战斗来写出的。”陈炳义反驳道。
“你们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代表不了全校多数同学的意志。你们不欢迎工作组，我们欢迎；你们不信任工作组，我们信任；你们反对工作组，我们拥护工作组！”孔骅也用高八度的嗓门嚷嚷着。
这阵子，教师里的人逐渐聚多了，我也卷入辩论的旋涡中去，道：“无论你们怎样把工作组像老佛爷一样抬上轿，他们还是照样要卷起铺盖，灰溜溜地撤出我们学校的，你们无论怎么哭天哭地也挽回不了工作组呜呼哀哉的命运。”
任培生刚刚悄悄地进教室里来，不声不响地在一旁静听着。这位不久前我们还是风雨同舟的“战友”如今却和我们分道扬镳，他貌似公允地说：“我们应该要首先分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工作组来我校之后，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工作组的成绩是不容一笔抹杀的。当然，应该承认工作组在工作中是存在着缺点、错误的，例如，对于政教系‘倡议书’问题的处理就有一点不妥，其实，‘倡议书’就是贴了也不碍事，还有第二阶段作战计划的制定也带有主观性、盲目性等。但是，工作组的错误和成绩应该三七开，二者不能颠倒，不能因为倒污水，连澡盆里的婴孩也一起倒掉。”
…………
8月8日晚，收音机广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举国上下一片沸腾，亿万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当天晚上，我校许多学生雷厉风行地立即刷出热烈欢呼十六条发表的红色标语。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十日下午七时十五分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庆贺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革命群众。
“毛主席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那浑厚、激动的男中音回荡在神州大地的上空，可是，离北京几千里之外的我们学校，气氛跟锣鼓喧天的北京城不尽相同，工作组的同志正悄悄地卷起铺盖，打好了行装，准备从学校撤回去。
由于工作组的决定，从8月6日起，每天上午搞运动，下午放假，晚上自由活动，因此，到了下午，只有强烈的阳光照耀着校园，而各幢楼房的教室里却显得空空荡荡，看不见什么人影子。
然而，在11日下午，有一群人十分活跃地在空旷的校园里四处走动，他们乃是吕克强、吕克刚、邹大伟、秦若西、陈斌、徐玉贞、刘秀兰等人，只见他们正拉着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合影，作为离别的留念，江翠莲和梁雄老师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替他们拍照的是高一（3）班的范前锋，他从家里带来了一架海鸥牌双镜头的照相机，像摄影记者一样派头十足，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他不时地把眼睛凑到了取景框，东瞧瞧，西看看，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左摆弄，右摆弄着照相机，而那一群人也跟着他在校园里团团转，他们背对着各幢大楼的远景，把工作组郭洪、刘焕发等人如汉堡包的肉馅一般夹在当中，他们装腔作势地昂首挺胸，“咔嚓、咔嚓”地摄下了一张张的照片。
当晚，工作组又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基本上还是工作组一进校在无线电室召集开会时的原班人马，另外，又添了几粒饺子，如任培生、刘魁、郝严、聂运平、江翠莲老师、梁雄老师等人也参加了会议。
在座谈会上，吕克强、陈斌、邹大伟、秦若西等同学都争先发言，像四声杜鹃一样引吭高歌着，为工作组唱起一曲曲赞美歌：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接着，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工作组组长郭洪发表讲话说：“各位同学们，老师们：明早我们工作组就要离开你们师院附中了，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对于你们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们和广大革命师生，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现在，彼此即将分别了，说真的，我们有点舍不得离开大家。
“我们工作组来附中的短短两个月中，感受到了不少的东西，从你们这些革命小将的身上我看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敢跟修正主义斗，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工作组自从进驻你们学校之后，实事求是地说是开展了一些工作，不然，蓝峰怎么会滚下台呢？当然，应该承认由于缺乏经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是欢迎同志们给我们提出善意的批评。最近，有人贴出大字报勒令我们工作组做检查，也许，我们是要做一番认真的检查的，只是现在省委要我们工作组统统撤回去，我们是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的，至于要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做检查，那也要由上面来决定。
“刚才，同志们提出要求工作组对我们学校今后的运动做一些指示。嗨，现在还谈什么‘指示’呢？我们可不敢再‘指手划脚’了，附中的真正主人是你们，在座的你们这些都是，而我们只是匆匆过客，不能越俎代庖，喧宾夺主，不然，等下人家又要贴我们大字报了。不过，我也不想使诸位失望扫兴，作为比同学们年龄大一倍还不止的长辈，作为你们的文化大革命的战友，我想，我总可以提一些意见供大家作参考。
“第一点，我们工作组明天就要走了，以后附中的文化大革命，便要依靠你们在座的这些骨干分子，千钧重担都落到你们的肩上，你们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时代的重任，这是历史赋予你们年青一代人的神圣使命……
“第二点，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搞好选举，选举好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关系到今后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问题，你们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搞好这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你们务必要把柯达和同志也选上，在座的你们这些人可千万不要思想不通，而且，人家思想不通的，你们还要去做思想工作说服他们。……我看，在座的有些人已经在嘀嘀咕咕了，这不好，柯达和是不是牛鬼蛇神呢？总不是吧，他在文革初期是受打击迫害最厉害的一个人，在教师和学生中间都有一定的影响，不把他选上师生会有意见的，那你们今后的工作就难做了。……至于如果选了他，事情就两样了，你们务必要顾全大局呀……”
12日清晨，黎明女神伸出双手，迅速地拉开了蓝色的天幕，太阳公公刚从青山绿峦后面露出脸来，它那最初几道光芒的温暖和夜晚带来的清凉交流在一起，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甜美的感觉，就好像在桔子水里加了冰块一样喝起来冰滋滋、甜丝丝的。树枝上、屋檐下早起的麻雀在吱吱喳喳地叫着，街上的行人也不多。
就在这时，昨晚上参加座谈会的那些人，以及柯达和老师和一些在校老师、寄宿生特地到校门口，为工作组同志送行。吕克强、范前锋、黄大勇等同学还搬来了锣鼓敲打着，甚至还买了鞭炮劈劈叭叭地大放特放起来，欢送的大幅标语都刷到了校门口外面去（若按照工作组制定的条条，这也是违法的），场面搞得相当热闹。工作组郭洪、刘焕发等同志和送行的人们握手道别，然后，便乘上一辆大轿车，在锣鼓声中，鞭炮声中，“再见”声中，汽车徐徐地开动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
当时由于两派力量悬殊，再加上工作组走的十分匆促，许多同学还躲在蚊帐里睡大觉，工作组的同志就已经离开了我们学校，自然，未撞上北京的一些工作组被赶走的倒霉事情。不过，我校工作组同志的心情也不见得就像这天天气一样的晴朗，他们毕竟是从学校不光彩地撤回去的，无论是喧天的锣鼓声，还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都不可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欢乐与喜悦，在他们的心上都罩上了一层阴影，甚至他们觉得能够平安无事地离开学校这个是非之地就是值得庆幸的事。他们的历史使命算是完结了，他们在附中的所做所为、千秋功罪，历史自会评说。说实在的，他们是稀里糊涂地进校来，也是稀里糊涂地撤回去，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包括对于他们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他们感到不甚理解，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理解的事情难道不是还很多吗？
同日上午，校临时领导小组组织全校革命师生到省委报喜，热烈欢呼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发表，热烈欢呼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8点多，游行队伍前头的同学高擎着红旗，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敲锣打鼓地出发了。大街上犹如泛起了桃花汛，各机关、工厂、学校的游行队伍潮水般地涌向了街头，把各条主要街道都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敲锣鼓，放喜炮，挥动着手臂高呼口号，整个城市都沸腾了起来，沉浸在盛大的节日般的欢庆之中。
14日下午，全校师生员工又集中在大操场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当扩音器里广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全文时。整个城市又喧腾起来，如若春潮再次猛涨。5点多，我们收听完了广播，晚上就组织游行队伍到省委报喜。大街上，又是百川归大海的壮阔气势，红旗猎猎，锣鼓震天，游行的队伍波涌浪击，如潮水般地奔腾澎湃过闹市，长街十里，鞭炮火药味扑鼻而来，欢呼的口号声像松涛呼啸一样阵阵不息，好一个欢腾的节日的八月。
在洪峰过去以后，同学们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有关选举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事项上去。人们围绕着究竟什么是巴黎公社的选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与此同时，高三（4）班秦若西转抄了一张北航附中署名赤兵的文章《自来红万岁！》。这篇奇文引用了一段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然后发挥道，我们无产阶级后代的烙印是什么呢？当然是无产阶级的烙印，我们的血管里奔流着是革命前辈的血液，是我们前辈的鲜血染红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我们的阶级本性、本质和本能是最热爱共产党，最热爱毛主席，最痛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最痛恨牛鬼蛇神，最痛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撒热血，才换来了今天我们幸福的生活，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父辈打下了这大好江山，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就不应该坐江山吗？可是，十七年来修正主义却统治了我们学校，专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把我们红五类子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排挤、打击、迫害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红五类子弟就是要顶天立地地站起来，来一个彻底的大翻身、大解放，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学校理所当然的主人，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国家的理所当然的主人，让那些迫害、歧视、嘲笑我们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人见阎罗王去吧！中国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高呼：自来红万岁！红五类万岁！
无疑，《自来红万岁》像一块巨石击在深深的水潭里，激起了浪花四溅，一些所谓红五类子弟像贾宝玉中了邪似的，一个个都变得疯疯癫癫、痴痴狂狂，他们俨然以为自己是波旁王朝荣誉团的贵族，得意忘形地飘飘然起来，简直要“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
16日早晨，当我来到教室时，看见任培生、曾自明正立在椅子上，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抄写着什么。这块大黑板原本是我们班刊“桔子洲头”专用的，自从文化大革命来了，“桔子洲头”停办，这黑板是弃之已久。谁料到，今天任培生和曾自明又利用起来了，我走到近处一看，原来他们是在转抄《自来红万岁》这篇奇文，大约，他们惟恐这朵“昙花”班上还有人来不及观赏咧。
在下面一些同学看着他们抄写，他们脸上什么样的表情都有，就好像达?芬奇的壁画《最后晚餐图》，当耶稣刚刚讲了一句话，“你们当中有一个出卖了我！”这话登时引起了十二种表情。
那些姜炳耀、孔骅、钱水仙、曹月仙辈自然是春风得意，若同赛查?皮罗多得到荣誉团勋章一般兴高采烈，似乎他们从此就是公男伯子侯，是新时期的特权阶级。
这当儿，孔骅兴奋得歪头咧嘴道：“《自来红万岁》写得太好了！把我们憋在肚里几千年的苦水都倒了出来，替我们红五类子弟说了话，扬眉吐气，痛快痛快！”
本来就是激动型的姜炳耀更如同服了海洛因一般失去自制力，他十分激动地说：“我们红五类子弟就是自来红，打从我们娘胎里一出世，我们就天生无比热爱我们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什么叫阶级烙印，阶级烙印就是这么打的，我们血管里的血液是最鲜红的，红得就像鲜艳的五星红旗。。”
钱水仙也喜形于色地道：“这篇文章写得真够味，我们红五类子弟就是要像地下的巨牛来一个彻底的大翻身，扭转乾坤，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坐定了！我们红五类子弟就是要耀武扬威，趾高气昂，再也不许修正主义老爷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们骑在我们红五类子弟的头上作威作福了，我们才是学校的真正的主人！天下是属于我们红五类子弟的！”
任培生也手里拿着粉笔高嚷着：“我们红五类子弟要团结起来，‘篝火能够把寒冷驱散，团结能把敌人赶跑。’我们所有红五类子弟都是一根藤上的紫葡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就是要由我们红五类子弟来掌权，革命的印把子决不能让那些个人野心家、假左派、政治扒手窃取走！”
他的话音刚落，曹月仙随即附和道：“说得对，山连着山，海连着海，我们红五类子弟跟红五类子弟心连心，今天选举文化革命小组我们都要选我们红五类子弟，我们红五类子弟要为自己争气！”
而那些非工农出身的同学则在一旁面面相觑，一语不发，只有王钟惠似乎自言自语的样子小声嘲笑说：“呵呵，大约，马克思是工人的儿子，恩格斯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列宁是革命干部的儿子吧？……自来红，自来黑，自来水，呵呵──”
我也缄口不语，心想，秦若西、任培生、曾自明他们纷纷转抄《自来红万岁》这篇奇文，这大概又是一场新的台风即将来临的征兆，我已经有了这种不祥的预感。也许，鸦片鬼对于“福寿膏”，烟鬼对于香烟，酒鬼对于酒精都有一种天生的本能的嗜爱，任培生他们对于“自来红”、“血统论”可能也有一种自发的“非条件反射”的倾向，而本人对于这一些则怀有本能的厌恶。今天，《自来红万岁》、“血统论”如若烟土的异香诱惑了无知的年青人，在一些工农子弟的心上燃起了权欲与野心之火，他们要想建立起一种权力的新秩序，像尼采一样也鼓吹强者要统治弱者，红五类子弟要统治黑五类子弟的新理论，他们自认为是“超人”，还想如旧中国封建社会一般把人分为十等，一级一级地驾驭着。由于这一套眩人耀目的似是而非的理论颇为迷惑人，在许多工农子弟的内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狂热的情绪如同无数条通红炽热的钢条在轧钢机上来回窜动着，本来是一淌平流的钱塘江，顿时卷起千堆雪浪，“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
当任培生、曾自明刚把奇文抄完，外面的电铃声就叮叮叮地响起来。校临时领导小组决定今天上午各班选举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我们班由三人小组组长任培生主持了这次选举，姜炳耀、曾自明帮助唱票。
我对于今天的选举是缺乏兴趣的，目前的形势乱糟糟的一团，谁是谁非尚搞不清楚，那么，匆匆忙忙地进行选举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况，这几天又冒出了《自来红万岁》这株奇葩异草，它就像塞壬女仙们的歌声诱惑了许多航海者，在这种冲动支配一切的狂热状态下，这场选举难道不就是说1870年法国巴黎“国防”政府的所谓全民投票的翻版么？梯也尔和特罗胥并肩而立，他俩一个毁灭了巴黎，一个毁灭了共和国。
自从我写了《让事实讲话》的大字报，我就不想再充当工作组的御用工具，对于今天的选举也不抱任何的希望，不出我所料，今天班上选举文化革命小组，中选者是任培生、林文武、姜炳耀、曾自明和杨洁（根据新规定，三人小组改为五人的文化革命小组），除了杨洁是半个红五类（其父在这次运动中也受了一些冲击），其余四子登科的全是红五类子弟，我是名落孙山的，得了九票。对此选举结果，因为我早有估计，所以也处之泰然。我想，除了人的虚荣心得不到满足外，实际上，无官反而一身轻，如今我对上对下都不负有任何的责任，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行我素，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这难道还不痛快吗？“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呢？
根据票数，任培生当选为我们班文化革命小组的正组长，林文武为副组长。接着，当天晚上，校临时领导小组又召集各班级、教职员工的文化革命小组正副组长开会，拟定了一份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
17日上午，高三（4）班陈希琪、何贵旺和高二（5）班魏举三位同学又联名贴出大字报《紧急呼吁》。这张大字报指控校临时领导小组中的一小撮人执意推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公然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在我们学校目前选举条件还十分不成熟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就举行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并且，他们没有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充分酝酿、反复讨论，只由他们少数人凑聚在一起，强奸民意，愚弄群众，把工作组的御用工具──校临时领导小组──的原班人马都塞进一份所谓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候选人的名单里面，又要重演一场伪“国大”选举的傀儡戏，我们必须彻底地揭穿他们的阴谋伎俩。这次突击选举显然是非法的，我们紧急呼吁全校革命师生坚决抵制这次伪“国大”选举，一致拒绝参加这次伪“国大”选举。
同一天，高三（4）班吕金铨、姚自强、林建中、王兴业、许振林五位同学，高三（3）班的鲁禺，高二（5）班王钢等人也分别贴出大字猛烈抨击这次校临时领导小组搞的选举闹剧，鼓动同学们拒绝投票，抵制这次选举。
虽然，反对这次选举的大字报数量并不多，但却颇具煽动性，犹如巨石击水引起轩然大波，人心浮动，人们对这次选举产生了种种议论、怀疑、顾虑、不满，若同五味瓶被打翻了，什么滋味都有。
可是，吕克强、邹大伟、陈斌他们也是刚愎自用、敢作敢为的，就像翻江搅海的小白龙，又何惧几朵舆论的浪花？18日上午，他们照样把油印好的选票分发到各班级，一意孤行要举行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
我对要不要参加这次选举，颇费踌躇。目前，两派力量的对比是极端的悬殊，就是要弃权投票的话，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去弃权的。可是，若不弃权，那又选谁呢？打开选票，那上面的候选人尽是：吕克强、邹大伟、秦若西、陈斌、黄大勇、范前锋、任培生、张士杰、江翠莲、梁雄、柯达和、刘长奋……校临时领导小组一班人几乎全在候选人名单里，我若投票，也决不会去投那些人的票的（也许柯达和老师是一个例外）。
我犹豫了好一阵子，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也投票。不过，我只在柯达和的格子上划了个圈圈，在后面的空格上添写了刘奇、王忠贵二人的名字，接着，就把选票折好随便递交了上去。反正，我是将这场选举视若儿戏，他们要在台上跳，就让他们跳扭摆舞吧。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