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公安局大院里的小伙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连机关幼儿园的玩伴早就忘光了，就是在长篇纪实文学《追叙 回忆 忏悔》中也一字未提，而那个时候的记忆肯定胜过现在。记忆中还是有些模棱两可的印象，或者是朦朦胧胧的感觉，记得有前市委书记的儿子亚平，还有一些官员的公子小姐，只是除了亚平，后来没什么联系，所以不能肯定罢了。
我在六年制的红星路小学读了三年吧，记得同班同学中间有开朗的改改，瘦削的何平等，后来我转学到学院街小学后就和大多数同学慢慢生疏了，只有改改、何平等人还先后与他们见过面，相谈甚欢，却不再是朋友了。
因为住家搬到了南正下街，就从红星路小学转到了学院街小学，那是父母的一个疏忽，因为当时学院街小学是五年制，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从原来的中上等摔落下来，一直岌岌可危，几乎一年以后才勉强跟上全班的节奏。那是一段很艰苦的学习生涯，我一直历历在目，因为我第一次因为有功课不及格而参加了补考。
而在学院街小学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与喻龙十分要好。别看他长大后默默无闻，在学院街小学的当时，他可是赫赫有名，他是少先队的大队长，我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中队委，可两人相处很好，还时常在放学后跑到对方家里玩，有时还能吃上一顿饭。他家是简单的家常便饭，我家也不过就是在人委宿舍的大食堂端的饭只是因为父母工作繁忙，饭菜票我们自己掌握，就可以买一些好吃的菜。。
毕业后，我进四中，他到三中，两人失去联系好多年，谁曾想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路遇，使我们重新又成为朋友。他当时在当阳下乡，给我写过一封信开头引用的是普希金的诗句：“而那过去的，才是最难忘的啊。”
这也许就是我们以后交往的注解。事隔多年，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封闭，少言寡语，除了憨厚的微笑就喜欢默然相对，但他的手艺一直很不错，他后来成了运输机械厂的钣金工，常到我家帮忙，父母当然也很喜欢他。他给我家做过晾衣的铁叉，用床方改做过搁箱子的搁架，我就把当时认识的一位姑娘，曾在我厂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玉秀介绍给了他，最后当真成了他的妻子，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慢慢的，没有任何争执，也没有任何隔阂，随着各忙各的，我们两人又慢慢的变得疏远了，也变得陌生了，只是街头相逢相互点点头，寒暄几句而已。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冷淡起来，直到如今，也不知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