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话里告诉老婆，事情可能就出在这本书上。我找到一家戏剧出版社，戏剧性出版了面面的《上海糖》，本来出版文学书籍就是一件冒风险的事，风险在赔钱，信息时代已经把文学赶进死胡同，文学书已是臭大街，诗人已如过街老鼠，不料瞎猫碰上死老鼠，面面的《上海糖》像当年杜先生的面子一样有市场，像上海糖一样有销量，满城皆看《上海糖》，像当年杜家祠堂在浦东落成那样引起轰动，印刷厂日夜加印，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联系采访，连BBC、美联社都打来电话，一些国外的出版社也在不断追踪，联系购买海外版权事宜，我把所有绣球都抛给面面，满足她的成名欲望，自己则安心数钱。根本没有一点迹象表明，禁书的风险正在一步一步临近，当我在四月的一天早晨，看见首都青年报一大版文章在报道《上海糖》，巨大的通栏标题《另类小说正在堂而皇之走进中国主流文学殿堂》，吓了我一跳，所有文章，观点客观，好的说好，不好的说不好，但看到编者按里说，此文学现象已引起海内外广泛注意时，我头脑轰的一下，意识到事情可能要坏，媒体帮了倒忙。预感果然有效，我离开北京去金华的前几天，戏剧社东社长已被叫去开会，会上点名《上海糖》，但仅仅点名而已，没有说到禁止，东社长在反复解释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之后，被领导认可通过，《上海糖》似无大的问题。我得到这个消息，一块石头落地，甚至欢天喜地，取道上海杭州回金华，安安心心过五一。金华朋友的电话，我的神经紧急集合，把全部情况过了一遍电影，然后电话东社长，东社长电话关机，情况显然不妙。我对老婆说，形势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明天金华去不去，我也说不好，明天再说吧，电话里老婆好像比我还紧张。一个多小时后，我这个平常不管我任何事情的老婆，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夫人外交，已经把我金华所有的官方朋友找了一遍，有些是朋友找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文联，妇联，工商联，文化局，工商局，财税局，公安局甚至国安局，大部分所谓朋友的回答都是含糊其辞，哈哈哈，北京客人回乡来，乡音不改鬓毛衰，只有一位说了一句可疑的真话，说大家都神经过敏，呵呵。这句话就很值得研究，大家指哪家，居然还呵呵，如果说我，哪就没事，如果其它，哪就有事，更可疑的是，万一烟幕弹，引蛇出洞，自投罗网，我真是送货上门了。情急之下，我在电话里责怪老婆，不该把我的这种事搞得满城风雨，好像在金华大街小巷贴满通缉令，像一场事先张扬的杀人案，此地无银三百两，逼我走上绝路。老婆被我一急一吓，直接在电话那头哭起来，我说，怕什么怕，我不管了，明天回去，你来火车站接我。忽又觉得老婆目光短浅，一个人势单力薄，需要人多力量大，需要增援部队，就给密友戴股票打电话，要他明天务必到火车站接我，而且指定列车到达的几号站台。戴股票很诧异，说平常要送你接你都不要，这回怎么这么娇气啊，我说万一下车就被带走，你就是见证人兼联络人，我不能莫名其妙消失，我已经无师自通克格勃了。
我的担心并非多余，我知道一本书不算什么，这年头也绝不会为一本书抓人，何况一本小说而已，小说就是道听途说，上不得大雅之堂，成不了什么气候，发明利用小说反党之说的家伙，是拍领袖马屁，是政治的需要，为了政治发挥任何想象力都不为过。问题是抓人的理由可以很多，比如偷税漏税之类，完全名正言顺，一抓一个准，就像把全国县处以上干部统统装上卡车拉走，不会冤枉一个腐败分子一样。当然，调查我也不能说就是要抓我，真要抓我最终也是跑不掉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跑到天涯海角，也是死路一条，白毛女时代早已古老，卫星定位可以将导弹精确到每一个随地小便的人，这一点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在看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在父亲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的情况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大义凛然从火车上走下来，觉得浑身充满囚犯气概，囚犯眼光果然与众不同，我发现站台上气氛果然很诡异，似乎到处都是可疑分子，几个便衣模样的人，两个维护秩序的铁警，一个相貌威严的家伙，甚至四处游荡的保安，都让我眼花缭乱，心跳加剧。我本能地鬼祟起来，东张西望一番之后，看见老婆好像正在招手，戴股票则神情凝重，带来一位壮胆的朋友蔡公安，我们点头示意，默默无言，热烈握手，完全是见到同志的感觉，心里荡漾着都是自己人的感动。
同志们把我安全送到家里，一路上我听到警车的鸣叫，不由自主就心里发毛，我们开始讨论要不要住在家里的问题。戴股票的朋友蔡公安说，以他的经验，还是不住家里为妙，去宾馆用他人身份证开个房间，或者干脆住到朋友家里去，中国的事情，只要避过风头，就万事大吉，这是大家都懂的潜规则。大家都看着我，老婆的眼里充满担忧，我有整整十分钟脑子死机，脑袋上方有一把达摩克利斯悬剑，眼前墙上某一块污渍的虚处，浮动飘忽一张菊花脸，父亲的反革命真是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我定下神来，还是准备下地狱，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横下一条心，哪里都不去，天下哪有这种事，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自掏腰包，慈善家一般，贡献一本广受读者喜爱的书，优雅而高尚，到头来竟如丧家之犬，眼看就要落水的狗，这口水实在咽不下去，我喉咙里一个翻滚，这才想起，从杭州出发到现在，一路紧紧张张，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戴股票和蔡公安，一左一右，像两个保镖，陪我去外面喝酒，说给我接风洗尘，压压惊，冲冲魂。酒过三巡，我好像又出现幻觉，接电话的时候，手机里总有一种遥远的嗡嗡声，我问蔡公安，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有人在监听。蔡公安说，不会吧，蔡公安又说，可能吧，蔡公安的支支吾吾，让我觉得身边这个公安居然也变得十分可疑，脑袋猛然醒悟，我极有可能已经陷入一个早就设置好的圈套。趁蔡公安上洗手间，我与戴股票摊牌，这个蔡与你什么关系，怎么从来没在你的朋友圈见过，会不会是暗探啊，刚才叫我住宾馆之类，就觉得是什么阴谋。戴股票财大气粗，突然大笑，说你这个神经病，你以为你什么人，共产党要管的事情都管不过来，谁管你一本破书啊，你完全神经过敏。又是一个神经过敏，神经过敏的接连出现，让我更不敢掉以轻心，第二天我咨询一位电信专家，专家说监听的情况很复杂，你要觉得有问题，你就换号码。我买了一个手机，配上当地号码，北京的也不关机，陌生电话一律不接，家中座机也不用，也不再与蔡公安接触，杜绝一切朋友往来，大门紧闭，窗帘密封，密切注视屋外动静，几声狗叫，几个陌生人影，一辆汽车引擎的轰鸣，都让我心跳不已，完全像武斗时期的母亲。我这才发现，不单单是父亲，母亲也一直在潜移默化我的基因，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时刻准备着，充当反革命。我考虑着我进去以后的一系列细节，包括公司的后事和家里的安排，我已经从惊弓之鸟变成死蟹一只。
不久，北京传来消息，《上海糖》果然被禁，上海糖终究不如黑手党，全国各地批发商纷纷打来电话，说书已不能卖了，要退货，要退款。按理，这是不可抗力，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拒绝退款，我也完全可以请出律师，状告禁书单位，要求对《上海糖》进行司法鉴定。然而，父亲或母亲的怕死鬼及时跳出来阻止，前辈们的活命哲学义正辞严警告我，命都不保了，还保什么书，还保什么钱，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书，我别无选择，我无可奈何花落去，任凭红彤彤的图书化为纸浆，任凭白花花的银子打出水漂。后来有一天，我又碰到贾历史，贾历史好像对这桩公案很了解，这回是贾历史很专家了，贾历史很专家地教育我，你啊，不懂，历史上的书啊，以畅销而禁，以禁而畅销，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其实，后来我已经知道，到金华查我的人只调查两个问题，这个人，一有没有海外背景，二有没有动乱前科，主要什么意思他们没说，从调查的问题分析，可能他们不相信一个人能把一本破书发得满世界都是，市场也不可能有这么大能量。我们金华有关领导的回答是，这个人，曾经是市作家协会秘书长，市政协委员，1992年自动离职，已经离开文联很久了，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哪里，在做什么事情，现在甚至连档案都找不到了，这个人同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看来，调查无果而终，不过，事情的真相，至今一个谜，我也阿Q一样懒得去想，我望着贾历史的满头华发，觉得姜还是老的辣，自愧弗如，我的短命的书商生涯就此结束，我的北漂生活从此又将陷入一个漫长的混沌时期。值得庆幸的是，我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我彻底与金华脱离干系了，或者说，金华已经将我彻底抛弃了，这或许就是一个家族新生的开始，我绝不信奉，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