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话里告诉老婆,事情可能就出在这本书上。我找到一家戏剧出版社,戏剧性出版了面面的《上海糖》,本来出版文学书籍就是一件冒风险的事,风险在赔钱,信息时代已经把文学赶进死胡同,文学书已是臭大街,诗人已如过街老鼠,不料瞎猫碰上死老鼠,面面的《上海糖》像当年杜先生的面子一样有市场,像上海糖一样有销量,满城皆看《上海糖》,像当年杜家祠堂在浦东落成那样引起轰动,印刷厂日夜加印,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联系采访,连BBC、美联社都打来电话,一些国外的出版社也在不断追踪,联系购买海外版权事宜,我把所有绣球都抛给面面,满足她的成名欲望,自己则安心数钱。根本没有一点迹象表明,禁书的风险正在一步一步临近,当我在四月的一天早晨,看见首都青年报一大版文章在报道《上海糖》,巨大的通栏标题《另类小说正在堂而皇之走进中国主流文学殿堂》,吓了我一跳,所有文章,观点客观,好的说好,不好的说不好,但看到编者按里说,此文学现象已引起海内外广泛注意时,我头脑轰的一下,意识到事情可能要坏,媒体帮了倒忙。预感果然有效,我离开北京去金华的前几天,戏剧社东社长已被叫去开会,会上点名《上海糖》,但仅仅点名而已,没有说到禁止,东社长在反复解释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之后,被领导认可通过,《上海糖》似无大的问题。我得到这个消息,一块石头落地,甚至欢天喜地,取道上海杭州回金华,安安心心过五一。金华朋友的电话,我的神经紧急集合,把全部情况过了一遍电影,然后电话东社长,东社长电话关机,情况显然不妙。我对老婆说,形势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明天金华去不去,我也说不好,明天再说吧,电话里老婆好像比我还紧张。一个多小时后,我这个平常不管我任何事情的老婆,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夫人外交,已经把我金华所有的官方朋友找了一遍,有些是朋友找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文联,妇联,工商联,文化局,工商局,财税局,公安局甚至国安局,大部分所谓朋友的回答都是含糊其辞,哈哈哈,北京客人回乡来,乡音不改鬓毛衰,只有一位说了一句可疑的真话,说大家都神经过敏,呵呵。这句话就很值得研究,大家指哪家,居然还呵呵,如果说我,哪就没事,如果其它,哪就有事,更可疑的是,万一烟幕弹,引蛇出洞,自投罗网,我真是送货上门了。情急之下,我在电话里责怪老婆,不该把我的这种事搞得满城风雨,好像在金华大街小巷贴满通缉令,像一场事先张扬的杀人案,此地无银三百两,逼我走上绝路。老婆被我一急一吓,直接在电话那头哭起来,我说,怕什么怕,我不管了,明天回去,你来火车站接我。忽又觉得老婆目光短浅,一个人势单力薄,需要人多力量大,需要增援部队,就给密友戴股票打电话,要他明天务必到火车站接我,而且指定列车到达的几号站台。戴股票很诧异,说平常要送你接你都不要,这回怎么这么娇气啊,我说万一下车就被带走,你就是见证人兼联络人,我不能莫名其妙消失,我已经无师自通克格勃了。
我的担心并非多余,我知道一本书不算什么,这年头也绝不会为一本书抓人,何况一本小说而已,小说就是道听途说,上不得大雅之堂,成不了什么气候,发明利用小说反党之说的家伙,是拍领袖马屁,是政治的需要,为了政治发挥任何想象力都不为过。问题是抓人的理由可以很多,比如偷税漏税之类,完全名正言顺,一抓一个准,就像把全国县处以上干部统统装上卡车拉走,不会冤枉一个腐败分子一样。当然,调查我也不能说就是要抓我,真要抓我最终也是跑不掉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跑到天涯海角,也是死路一条,白毛女时代早已古老,卫星定位可以将导弹精确到每一个随地小便的人,这一点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在看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在父亲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的情况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大义凛然从火车上走下来,觉得浑身充满囚犯气概,囚犯眼光果然与众不同,我发现站台上气氛果然很诡异,似乎到处都是可疑分子,几个便衣模样的人,两个维护秩序的铁警,一个相貌威严的家伙,甚至四处游荡的保安,都让我眼花缭乱,心跳加剧。我本能地鬼祟起来,东张西望一番之后,看见老婆好像正在招手,戴股票则神情凝重,带来一位壮胆的朋友蔡公安,我们点头示意,默默无言,热烈握手,完全是见到同志的感觉,心里荡漾着都是自己人的感动。
同志们把我安全送到家里,一路上我听到警车的鸣叫,不由自主就心里发毛,我们开始讨论要不要住在家里的问题。戴股票的朋友蔡公安说,以他的经验,还是不住家里为妙,去宾馆用他人身份证开个房间,或者干脆住到朋友家里去,中国的事情,只要避过风头,就万事大吉,这是大家都懂的潜规则。大家都看着我,老婆的眼里充满担忧,我有整整十分钟脑子死机,脑袋上方有一把达摩克利斯悬剑,眼前墙上某一块污渍的虚处,浮动飘忽一张菊花脸,父亲的反革命真是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我定下神来,还是准备下地狱,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横下一条心,哪里都不去,天下哪有这种事,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自掏腰包,慈善家一般,贡献一本广受读者喜爱的书,优雅而高尚,到头来竟如丧家之犬,眼看就要落水的狗,这口水实在咽不下去,我喉咙里一个翻滚,这才想起,从杭州出发到现在,一路紧紧张张,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戴股票和蔡公安,一左一右,像两个保镖,陪我去外面喝酒,说给我接风洗尘,压压惊,冲冲魂。酒过三巡,我好像又出现幻觉,接电话的时候,手机里总有一种遥远的嗡嗡声,我问蔡公安,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有人在监听。蔡公安说,不会吧,蔡公安又说,可能吧,蔡公安的支支吾吾,让我觉得身边这个公安居然也变得十分可疑,脑袋猛然醒悟,我极有可能已经陷入一个早就设置好的圈套。趁蔡公安上洗手间,我与戴股票摊牌,这个蔡与你什么关系,怎么从来没在你的朋友圈见过,会不会是暗探啊,刚才叫我住宾馆之类,就觉得是什么阴谋。戴股票财大气粗,突然大笑,说你这个神经病,你以为你什么人,共产党要管的事情都管不过来,谁管你一本破书啊,你完全神经过敏。又是一个神经过敏,神经过敏的接连出现,让我更不敢掉以轻心,第二天我咨询一位电信专家,专家说监听的情况很复杂,你要觉得有问题,你就换号码。我买了一个手机,配上当地号码,北京的也不关机,陌生电话一律不接,家中座机也不用,也不再与蔡公安接触,杜绝一切朋友往来,大门紧闭,窗帘密封,密切注视屋外动静,几声狗叫,几个陌生人影,一辆汽车引擎的轰鸣,都让我心跳不已,完全像武斗时期的母亲。我这才发现,不单单是父亲,母亲也一直在潜移默化我的基因,我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时刻准备着,充当反革命。我考虑着我进去以后的一系列细节,包括公司的后事和家里的安排,我已经从惊弓之鸟变成死蟹一只。
不久,北京传来消息,《上海糖》果然被禁,上海糖终究不如黑手党,全国各地批发商纷纷打来电话,说书已不能卖了,要退货,要退款。按理,这是不可抗力,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拒绝退款,我也完全可以请出律师,状告禁书单位,要求对《上海糖》进行司法鉴定。然而,父亲或母亲的怕死鬼及时跳出来阻止,前辈们的活命哲学义正辞严警告我,命都不保了,还保什么书,还保什么钱,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书,我别无选择,我无可奈何花落去,任凭红彤彤的图书化为纸浆,任凭白花花的银子打出水漂。后来有一天,我又碰到贾历史,贾历史好像对这桩公案很了解,这回是贾历史很专家了,贾历史很专家地教育我,你啊,不懂,历史上的书啊,以畅销而禁,以禁而畅销,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其实,后来我已经知道,到金华查我的人只调查两个问题,这个人,一有没有海外背景,二有没有动乱前科,主要什么意思他们没说,从调查的问题分析,可能他们不相信一个人能把一本破书发得满世界都是,市场也不可能有这么大能量。我们金华有关领导的回答是,这个人,曾经是市作家协会秘书长,市政协委员,1992年自动离职,已经离开文联很久了,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哪里,在做什么事情,现在甚至连档案都找不到了,这个人同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看来,调查无果而终,不过,事情的真相,至今一个谜,我也阿Q一样懒得去想,我望着贾历史的满头华发,觉得姜还是老的辣,自愧弗如,我的短命的书商生涯就此结束,我的北漂生活从此又将陷入一个漫长的混沌时期。值得庆幸的是,我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我彻底与金华脱离干系了,或者说,金华已经将我彻底抛弃了,这或许就是一个家族新生的开始,我绝不信奉,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