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火车站广场那个高耸入云的圆拱形钢铁雕塑，怎么看都像蓝天白云下一个巨大无比的手铐，手铐下人群如蚁。按照父亲信中的指示，我找到了唐格木农场驻西宁办事处。据说所有青海的劳改农场在西宁都设有办事处，数量多少不得而知，功能不详，我想顶多也与各地驻京办事处差不多，父亲在信中告诉我，找到那里就可以找到政府了，找到政府就可以找到他了。父亲的语言让我很陌生，不像与我们同一个汉语系统，后来我才明白父亲说的政府，是劳改犯长期训练出来的特指，任何一个管理劳改犯的机构或个人，在他们的嘴巴里都是政府，以显示政府的无处不在，以惩罚劳改者曾经对政府的藐视与反动，让政府成为一个随身到处游动的音符，一声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吓人一跳的喊叫，一块犯人嘴巴里的口香糖。唐格木的这个办事处，门面是一间低矮的平房，走进去好像地道战，光线阴暗，曲里拐弯，我奇怪外面大街空旷无比阳光灿烂，为什么把里面搞得阴阳两个世界，任何进入其中的造访者，都会不由自主产生一种压抑，我大小也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府的干部，这时候我的尊严似乎消失了，小心翼翼向一个面目不清的办事员说明来意。办事员在萤火灯光的暗处，看上去像女的，听声音像男的，看我的证件，看我的长相，看我的全身，看我随身的书包，甚至翻来覆去看我差一点随手扔掉的火车票，面目始终不清而且闷声不响，响起来也好像放屁似的指示我，哎这个，哎那个，哎得我身份好像很低贱，一个走私犯似的，带了毒品似的，哎得我心里发虚直至毛骨悚然。忽然间不男不女挥手了，一声不吭带我去了一个有几个床位的房间。屋里一个中年人同样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他是唐格木农场的职工，来西宁有点私事，他说很少有去农场探亲的人，一个嘛是路太远了，第二一个嘛劳改到了这里不管几年，都等于死刑，都回不去了，家里人肯定也死心了，第三一个嘛劳改农场规定也不允许家属探亲。他的西北口音条理清楚，我的东南思维心里发毛，他说办事处每天有一趟去唐格木的班车，凌晨五点开车，搭车的大都是当地老百姓。后来我才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有送去青海的所谓政治犯，不管判刑几年，刑满释放后一律留场就业，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所以，现在我每当听说某个腐败分子，赃款多少多少，判刑几年几年，就觉得他们很合算，多少多少除以几年几年，一个普通人一生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几年出来又是一条好汉，父亲的年代注定是出不了好汉的年代。
一夜我都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事实上从进入这个神秘兮兮的办事处我就开始迷糊了，按理那时还不晚，办好住宿完全可以跑到西宁大街上去，视察视察，溜达溜达，跳跳舞，泡泡吧，消消几天路途劳顿，看看青海花儿朵朵，改革开放了，春风挡不住玉门关，没有江南风范灯红酒绿，也有西北风情蠢蠢欲动。我偏偏被一种什么意识控制着，进来后居然没有再出去的欲望，鬼使神差直接就往床上去。床板很硬，床被很硬，我的肢体也被搞得很硬，甚至整个脑袋都硬邦邦的，没有一点转动的余地，我想大概是海拔这个东西在搞鬼了。海拔真是一个好东西，有利于把一个人脑子里杂七杂八的思想消灭，有利于思想改造，选择青藏高原作为劳改基地，确实有地理上无与伦比的优势，绝对聪明人的主意，就像后来有人总是把一些关键性的足球主场，把一些老外球队弄到高原上去比赛一样聪明。因为身临其境，因为对父亲生活很多年的这块土地的陌生，我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有了一种过度反应，第二天高原的凌晨还是黑黝黝的时候，我昏昏欲睡就开始了对汽车两旁道路的偷窥。
当天色渐渐明朗，我发现自己已经随着汽车颠簸在茫茫戈壁滩上了，左边是太阳，右边是月亮，太阳下是山脉，月亮下还是山脉，一条公路蜿蜒着伸向无边的尽头。远处的峰峦隐隐约约覆盖着白雪，在高原五月阳光的照耀下晃人眼睛，眼前荒原一望无际，草滩像瘌痢头上的头发斑斑点点，帐篷三五簇，牦牛七八点，三三两两藏民缓缓蠕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男人在茫茫戈壁滩上忽隐忽现，一忽满脸刚毅，一忽满脸恐惧，父亲逃亡的身影跌跌撞撞无处不在，烈日当空，大雪纷飞，风沙弥漫，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片甲不留，最后父亲的尸体被扔进一个三两锹随便挖出的沙坑里，一个沙包的痕迹都不留，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幻觉浮云般不见了，结果让我不寒而栗，显而易见，南北两侧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大山脉，天然的死亡屏障，军队将唯一的公路一封锁，父亲只有死路一条，我的痴心妄想破灭了。我终于明白，比海拔更厉害的是天高地远，是荒无人烟，父亲在这里几十年毫无作为，不能说父亲就是一个没有想法的大傻瓜。后来我辗转查阅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据“第五节•狱内案件处理•防逃与追捕”记载：1951―1994年，监狱、劳改队发生犯人脱逃年均为押犯总数的0.32％。不同时期的脱逃率也有较大悬殊：1957年犯人脱逃率每年不超过0.25％，1958―1961年犯人脱逃率每年平均0.59％，其中1960年为1.13％……看来防逃工作卓有成效，却不见追捕的记载，想来铜墙铁壁，插翅难飞，偶有好汉逃脱也不知死活，逃脱率并非死亡率。汽车在我的胡思乱想中开了大半天，穿过海南州共和县城的时候，我对父亲生存环境的最后一点想法荡然无存，全城一条街，一街几家店，简陋得有些荒凉，谈不上行人或游客，景象不如江南一个乡镇，汽车三分钟穿城而过，再前行一小时就到了农场。农场场部是班车的终点，看来线路的设置不是没有理由的，这里天高皇帝远，劳改犯人数显然要比这里一个州的人口多，大规模的劳改农场是一种特殊建制，比如新疆建设兵团与自治州政府平起平坐，这里的场长要比县长大。这些都是我后来研究出来的，当时我一下车，东张西望，藏人比汉人多，蹲着的比站着的多，站着的比走着的多，四围稀落着一些小商铺小摊贩，看起来像一个集市，奇怪的是十分安静，没有什么喧闹，所以父亲那一声叫唤就显得有些横空出世：
“呵，呵，呵……小……禾啊……”\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