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火车站广场那个高耸入云的圆拱形钢铁雕塑,怎么看都像蓝天白云下一个巨大无比的手铐,手铐下人群如蚁。按照父亲信中的指示,我找到了唐格木农场驻西宁办事处。据说所有青海的劳改农场在西宁都设有办事处,数量多少不得而知,功能不详,我想顶多也与各地驻京办事处差不多,父亲在信中告诉我,找到那里就可以找到政府了,找到政府就可以找到他了。父亲的语言让我很陌生,不像与我们同一个汉语系统,后来我才明白父亲说的政府,是劳改犯长期训练出来的特指,任何一个管理劳改犯的机构或个人,在他们的嘴巴里都是政府,以显示政府的无处不在,以惩罚劳改者曾经对政府的藐视与反动,让政府成为一个随身到处游动的音符,一声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吓人一跳的喊叫,一块犯人嘴巴里的口香糖。唐格木的这个办事处,门面是一间低矮的平房,走进去好像地道战,光线阴暗,曲里拐弯,我奇怪外面大街空旷无比阳光灿烂,为什么把里面搞得阴阳两个世界,任何进入其中的造访者,都会不由自主产生一种压抑,我大小也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府的干部,这时候我的尊严似乎消失了,小心翼翼向一个面目不清的办事员说明来意。办事员在萤火灯光的暗处,看上去像女的,听声音像男的,看我的证件,看我的长相,看我的全身,看我随身的书包,甚至翻来覆去看我差一点随手扔掉的火车票,面目始终不清而且闷声不响,响起来也好像放屁似的指示我,哎这个,哎那个,哎得我身份好像很低贱,一个走私犯似的,带了毒品似的,哎得我心里发虚直至毛骨悚然。忽然间不男不女挥手了,一声不吭带我去了一个有几个床位的房间。屋里一个中年人同样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他是唐格木农场的职工,来西宁有点私事,他说很少有去农场探亲的人,一个嘛是路太远了,第二一个嘛劳改到了这里不管几年,都等于死刑,都回不去了,家里人肯定也死心了,第三一个嘛劳改农场规定也不允许家属探亲。他的西北口音条理清楚,我的东南思维心里发毛,他说办事处每天有一趟去唐格木的班车,凌晨五点开车,搭车的大都是当地老百姓。后来我才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有送去青海的所谓政治犯,不管判刑几年,刑满释放后一律留场就业,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所以,现在我每当听说某个腐败分子,赃款多少多少,判刑几年几年,就觉得他们很合算,多少多少除以几年几年,一个普通人一生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几年出来又是一条好汉,父亲的年代注定是出不了好汉的年代。
一夜我都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事实上从进入这个神秘兮兮的办事处我就开始迷糊了,按理那时还不晚,办好住宿完全可以跑到西宁大街上去,视察视察,溜达溜达,跳跳舞,泡泡吧,消消几天路途劳顿,看看青海花儿朵朵,改革开放了,春风挡不住玉门关,没有江南风范灯红酒绿,也有西北风情蠢蠢欲动。我偏偏被一种什么意识控制着,进来后居然没有再出去的欲望,鬼使神差直接就往床上去。床板很硬,床被很硬,我的肢体也被搞得很硬,甚至整个脑袋都硬邦邦的,没有一点转动的余地,我想大概是海拔这个东西在搞鬼了。海拔真是一个好东西,有利于把一个人脑子里杂七杂八的思想消灭,有利于思想改造,选择青藏高原作为劳改基地,确实有地理上无与伦比的优势,绝对聪明人的主意,就像后来有人总是把一些关键性的足球主场,把一些老外球队弄到高原上去比赛一样聪明。因为身临其境,因为对父亲生活很多年的这块土地的陌生,我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有了一种过度反应,第二天高原的凌晨还是黑黝黝的时候,我昏昏欲睡就开始了对汽车两旁道路的偷窥。
当天色渐渐明朗,我发现自己已经随着汽车颠簸在茫茫戈壁滩上了,左边是太阳,右边是月亮,太阳下是山脉,月亮下还是山脉,一条公路蜿蜒着伸向无边的尽头。远处的峰峦隐隐约约覆盖着白雪,在高原五月阳光的照耀下晃人眼睛,眼前荒原一望无际,草滩像瘌痢头上的头发斑斑点点,帐篷三五簇,牦牛七八点,三三两两藏民缓缓蠕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男人在茫茫戈壁滩上忽隐忽现,一忽满脸刚毅,一忽满脸恐惧,父亲逃亡的身影跌跌撞撞无处不在,烈日当空,大雪纷飞,风沙弥漫,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片甲不留,最后父亲的尸体被扔进一个三两锹随便挖出的沙坑里,一个沙包的痕迹都不留,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幻觉浮云般不见了,结果让我不寒而栗,显而易见,南北两侧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大山脉,天然的死亡屏障,军队将唯一的公路一封锁,父亲只有死路一条,我的痴心妄想破灭了。我终于明白,比海拔更厉害的是天高地远,是荒无人烟,父亲在这里几十年毫无作为,不能说父亲就是一个没有想法的大傻瓜。后来我辗转查阅到具有中国特色的《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据“第五节•狱内案件处理•防逃与追捕”记载:1951―1994年,监狱、劳改队发生犯人脱逃年均为押犯总数的0.32%。不同时期的脱逃率也有较大悬殊:1957年犯人脱逃率每年不超过0.25%,1958―1961年犯人脱逃率每年平均0.59%,其中1960年为1.13%……看来防逃工作卓有成效,却不见追捕的记载,想来铜墙铁壁,插翅难飞,偶有好汉逃脱也不知死活,逃脱率并非死亡率。汽车在我的胡思乱想中开了大半天,穿过海南州共和县城的时候,我对父亲生存环境的最后一点想法荡然无存,全城一条街,一街几家店,简陋得有些荒凉,谈不上行人或游客,景象不如江南一个乡镇,汽车三分钟穿城而过,再前行一小时就到了农场。农场场部是班车的终点,看来线路的设置不是没有理由的,这里天高皇帝远,劳改犯人数显然要比这里一个州的人口多,大规模的劳改农场是一种特殊建制,比如新疆建设兵团与自治州政府平起平坐,这里的场长要比县长大。这些都是我后来研究出来的,当时我一下车,东张西望,藏人比汉人多,蹲着的比站着的多,站着的比走着的多,四围稀落着一些小商铺小摊贩,看起来像一个集市,奇怪的是十分安静,没有什么喧闹,所以父亲那一声叫唤就显得有些横空出世:
“呵,呵,呵……小……禾啊……”\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