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是近一甲子以来华人社会中最有魅力的一种大众读物；而其成为热门话题或具有争议性之问题者，为时亦久。大约从一九二○年代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问世并陆续拍成十八集《火烧红莲寺》电影风靡全中国起，不虞之毁誉即纷至沓来。
姑不论武侠小说汗牛充栋、是非如何，在我国通俗文学的大观园里，武侠小说无疑可称得上是一朵“奇葩”。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风格、题材、命意及专门用语，勾勒成一幅又一幅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众生相”；它表彰人间的公平与正义，标榜“替天行道”，强调济弱扶倾；其中更穿插了虚实相生的武功、曲折离奇的情节，娓娓诉说江湖侠士、英雄儿女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这里面有的写人性冲突，有的写国仇家恨；或渲染正邪之争，或演叙帮派恩怨……总之，刀光剑影，侠骨柔情，悲欢离合，不一而足。加以武侠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与中华文化传统血肉相连，通篇洋溢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情调，读来极之亲切有味──其事虽非现实世界中所必有，亦可供人神驰想象，遣怀寄慨；因此能风行海内，颠倒众生！
然而历来讨论武侠小说者，率皆以“社会影响”着眼；罕有就其本源、形成、发展、流变以及各个时期不同的作品风格、特色而从事系统性的研究，令人不无遗憾。本文因拟针对此一论题，提出初步看法与分析，以供各方博雅君子参考。
一、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却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犯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是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状，必欲去之而后快！
虽然由于史料所限，近世学者迄今仍无人能明确指出“侠”与“游侠”的分际究竟如何──即令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亦不免将两者混为一谈──但大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侠客并非以仗剑动武为唯一要件，所重端在“仁义”而已；至于行谊、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代代不绝的。
游侠重仁尚义“施恩拒报”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明白揭橥仁、义二字。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便将游侠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界定下来了。
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曾提及“侠”的四种名目，分别是：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则彼此相类，只是活动的空间或略有差异，说法不同而已。如汉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剧孟等等，均属于民间游侠，其人或“以躯借交报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或“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或“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云云。
其实，郭解“睚眦杀人”，有失仁侠之道，不足为训。而班固作《汉书•游侠传》，则又以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君“竞为游侠”，置于传首；即后世所谓“卿相之侠”（借钱穆语），以与民间游侠区分，但此说颇有问题。试看司马迁为“四豪”立传：论平原君赵胜，则“利令智昏”；论孟尝君田文，则“好客自喜”，一怒而灭县；论春申君黄歇，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卒以弄虚造假而贾祸杀身；凡此，皆乖离游侠精神。唯有信陵君魏无忌礼贤下士，仁义无双，与《游侠列传》宗旨相符。此外，“延陵挂剑”的吴公子季札，一诺千金，亦有“侠士之风”。
综上所述，游侠或出身平民市井，或出身卿相贵族；居仁由义，重然诺，轻生死！其性质并非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因为侠士可以不带剑，亦可不带剑；可以动武，亦可不动武；“养私剑”（培植私人武力）者固有，却未可一概而论。对此，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看法就较为合理。他认为：“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刘氏进而又将游侠的特征归纳为八，而以“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首要。可谓探骊得珠！
诚然，中国自古“侠”、“义”并称。唐代李德裕作《豪侠论》即剀切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义”对侠者之重要，二者不可须臾离。然而有关“义”的正当行为标准如何，自春秋以迄先秦各家均各执一词，并无定论。
《墨子•尚同上》曾慨乎言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这就是说，古人由于立场、看法不同，对于“义”的解释及所定标准也就不同。
那么“侠客之义”即侠客所公认的正当行为究竟与常人有何相异之处？我们由《史记•游侠列传》描述朱家之为人行事，即可约略得知：侠客实以“利他”主义为行动原则。如朱家自奉甚俭，但“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他岂止于“不求报施”？更“羞伐其德”，避不见面！这是何等清高的志节！但侠者却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提。此所以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
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德的行为了。
明乎此，乃知侠义精神端从无私、利他的主观意识出发。所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正是一种伟大同情心的表现；至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犹其余事了。然则后世常以“侠”、“刺”并举，这是什么道理呢？其间又有何区别呢？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
墨者“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复次，侠者又有“别墨”之称。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墨家集团，以墨翟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汤蹈火，急人之难。如禽滑厘率众救宋，即为显例。
《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别指出，武王伐纣“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诛”！
如此看来，墨家实无殊于一侠士集团，初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人生理想目标。再就其组织观之，墨家纪律严明，有如江湖帮会；“巨子”即帮主，对于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杀大权。据《吕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视此一家法为“天下之大义”，尤高于一般国法；即使“巨子”杀人违犯，亦罪在不赦，何况其余！
由是“戒妄杀”乃悬为后世侠者共遵共守之信条；相较之下，刺客为“报私怨”而率性杀人，所见之“义”又特其小也！
以上笔者已大略将清史所载有关侠、刺、墨三者思想行为之异同，作了初步分析。姑不论其见识大小、是非功过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具有独行侠或豪侠性质的侠、刺之流与具有帮会性质的墨者之徒，对于两千年来中国人侠义观念之形成与深化，影响至钜。我们常说某人“有侠气”、“讲义气”，都是一种美称，多持肯定态度；而“见义勇为”更属难能可贵的英雄行径，令人由衷钦佩──所谓“虽不能之，然心向往之”，即足以说明这个道理。
是故，在此一历史背景及社会心理的交相激荡下，人们普遍欢迎这类以侠义英雄事迹为题材内容的传奇小说，毋宁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武侠”与小说类目之关系
在当前海峡两岸所出版的重要辞典中，绝少收入“武侠”或“武侠小说”一词；即有释义，亦甚简略，更未言及出处。这在武侠小说流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
顾名思义，“武侠”系专指凭借武技主持公道的侠义之士而言。但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文献与稗官野史中虽有“游侠”、“仁侠”、“义侠”、“豪侠”、“勇侠”、“隐侠”、“儒侠”乃至“剑侠”、“盗侠”、“僧侠”、“女侠”种种名目，惟至迟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现“武侠”一词。其实，“侠以武犯禁”固寓有武侠之意，但“武侠”之成为一个复合词，却是日本人的杰作；而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
押川春浪首张“武侠”之目
日人何时衍创“武侠”一词？漫不可考。然明治时代后期的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一八七六～一九一四年），却有三部以“武侠”为名的小说，轰动日本，风行一时；分别是《武侠舰队》（或译《海底军舰》，为处女作，一九○○年）、《武侠之日本》（一九○二年）、《东洋武侠团》（一九○七年）；此外更创办《武侠世界》杂志（一九一二年），以鼓吹武侠精神。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小说》月报之《小说丛话》专栏中，有署名“定一”者评论古今名著时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这可能是中国刊物首次借用“武侠”这个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之滥殇。越一年，梁氏作《中国之武士道》，其自序亦两提“武侠”之名。彼等受到押川春浪小说影响，殆无可置疑。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笔名“觉我”的徐念慈曾于上海《小说林》月报发表《余之小说观》一文，略谓：“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徐氏尝谓亲自润饰中译《武侠舰队》，改题为《新舞台》，连载于《小说林》。
经查《小说林》所分小说类目，计有：社会、科学、侦探、历史、军事、言情、奇情、家庭以及短篇共九种，而《新舞台》（即《武侠舰队》）则列入军事小说中。此外，该刊第五期所载《绿林侠谭》，亦未冠以“武侠”之名，而独立存在于九种小说类目之外，当作江湖轶事看待。
林纾《傅眉史》得风气之先
据马幼垣考清末民初众多小说期刊所收作品，具有武侠小说性质者，当日恒归类为“义侠”、“侠义”、“侠情”、“勇义”、“技击”、“武事”、“尚武”等名目；而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傅眉史》，一次刊完。
嗣后，以“武侠”为书名之荦荦大者计有：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的《武侠丛谈》（一九一六年）、姜侠魂编撰的《武侠大观》（一九一八年）、唐熊所撰《武侠异闻录》（一九一八年）、许慕义所编《古今武侠奇观》（一九一九年）以及平襟亚主编《武侠世界》月刊（一九二一年）、包天笑主编《星期》周刊之《武侠专号》（一九二二年）等等。至此，“武侠”之名不胫而走；透过报纸、杂志的宣传鼓吹，社会大众也逐渐接受“武侠小说”存在的事实。
迨及一九二○年代“南向北赵”双雄崛起之际，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与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虽均未特别标明是武侠小说，但世人皆以武侠小说目之。此后晚出的同类作家封面及扉页，或径称“武侠小说”，或代以“技击小说”、“武侠技击小说”、“历史武侠小说”、“侠义小说”、“侠情小说”、“奇侠小说”、“剑侠小说”、“武侠斗剑奇情小说”，甚至“党会小说”等等，殊不一致。然总以标榜“武侠小说”者居多；于焉乃形成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认可的小说类目，以迄于今。
三、武侠文学传统及其演化过程
如采狭义的说法，武侠小说自然是民国初年以后的“新生事物”；但这并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国就没有性质相类的小说存在。相反地，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宋初李?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概见武侠小说实与唐人传奇部分作品脉络相通。故若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小说之远祖，当不为过。
惟这类“豪侠”传奇也有两个公婆：一是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前者正如近人钱基博在其《铁樵小说汇稿序》中所称：“太史公序游侠，则进处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遗意也。”稗官乃指小说者流；然就侠、刺列传的内容性质而言，即使不能等同于小说，亦可谓最早的“豪侠传记文学”，对唐人传奇中描写的侠、刺行为颇有启发作用。
──后者亦如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卅六）》所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周树人着《中国小说史略》更进一步点明：“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古镜记》及《补江总白猿传》（不着撰人），便直承六朝变异之谈余烈，开唐人传奇中“神怪”类小说之先河。
这一实（前者写实）、一虚（后者虚构）相生互激的结果，乃导致晚唐所出的“豪侠”类传奇，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异色彩；其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钜，固不待言。
唐人“豪侠”传奇产生之社会背景
有关唐人传奇勃兴的原因，范烟桥着《中国小说史》曾约略言之：“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的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
此固为持平之论；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中唐后社会暗杀之风极盛；藩镇各霸一方，私蓄刺客以仇杀异己之事，时有所闻，史不绝书。这便为唐人豪侠小说提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催化剂。
复次，当时权贵为求自保，乃格外注重安全保卫工作。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故侠、刺者流要想得手，非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不可。此所以唐人驰骋想象作豪侠小说，凡涉武事，便千奇百怪；神通幻变，不一而足。像《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那样不谙剑术的庸手，在唐人传奇中是再也见不到了。
唐人“豪侠”传奇包含四种类型
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无论其流派风格、品类优劣如何，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侠”的主题；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浑如一体，是手段也是目的，尤侧重武技描写。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却不尽然“用武行侠”；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旨趣各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
（一）用武行侠类──如袁郊《红线》、《懒残》、裴?《昆仑奴》、《韦自东》、皇甫氏《义侠》、《车中女子》、康骈《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
（二）有武无侠类──如裴?《聂隐娘》、沈亚之《冯燕传》、段成式《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皇甫氏《嘉兴绳技》、《张仲殷》、康骈《潘将军》、《麻衣张盖人》等；或卖弄武技，故神其说，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均未见行侠事迹。
（三）有侠无武类──如杜光庭《虬髯客传》、蒋防《霍小玉传》、许尧佐《柳氏传》、薛调《无双传》、柳埕《上清传》、牛肃《吴保安》、皇甫枚《李龟寿》、李亢《侯彝》、冯翊《张佑》等；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而不以武技取胜。
（四）衔冤复仇类──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贾人妻》等，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然究非侠义；余则“杀子绝念，断其所爱”，全无人性可言！其冷酷无情，虽禽兽、盗贼亦不能过。
荀悦《汉纪》卷十有云：“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为盗贼也。”这也就是说，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盗贼而非游侠，两者不可相混。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或泛称侠义小说）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义士行径者，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也昂然混迹其内。如《太平广记》所列“豪侠”类目，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可概其余。
但就广义“武”、“侠”的范围而言，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义士、异人、盗贼、杀手、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共冶于一炉。
我们试看“用武行侠”类的唐人传奇内容，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
一、行侠仗义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红线》），可以救人（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可以摘奸发伏（如《义侠》、《田膨郎》），可以为民除害（如《懒残》、《韦自东》）──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而所述佛、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均非世俗所能想象（如《红线》、《懒残》）──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胎息在此。
三、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这在以“剑仙”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尤为显著，而实以裴?《韦自东》为滥殇。盖古传采药炼丹（或修练神功）易遭魔扰，必须借助高人护法，方可成事；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如驻颜、长生、增强功力等等──凡此，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更进而发扬光大。
当然，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红线》；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传中说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而归来时彷佛“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洵可谓神乎其技；然却一无杀伤，十足体现仁侠精神。结果正如所云：“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故此“红线盗盒”千古传诵，令人赞叹不已。
文言武侠由盛而衰之渐变
惟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型之后，经五代至宋，却并无任何发展，反而有衰落之势。在现存的传世之作中，除王定保所撰《胡证》、《宣慈寺门子》及孙光宪所撰《荆十三娘》等篇，尚能表彰武侠精神而外；余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二卷所收《李胜》、《聂师道》、《张训妻》、《洪州书生》与洪迈《夷坚志》所收《花月新闻》、《解洵娶妇》、《郭伦观灯》、《侠妇人》、《八段锦》诸篇，或有武无侠，或有侠不武，甚至以细故杀人者亦屡见不鲜；惟《郭伦观灯》用武行侠，彰明较着。
其次，明人王世贞伪托段成式所编《剑侠传》四卷，则收宋人作品十六篇，大体仍模仿唐人传奇笔意，率由旧章。故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慨谓：“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然而自宋以降，文言武侠作品走势虽衰，明、清两代仍有不少这类仿唐传奇小说存在。如《剑侠传》之继起者有乔吉《续剑侠传》、徐广《三侠传》、邹之麟《女侠传》等；从此，飞剑乘空之说甚嚣尘上，亦风行一时。
此外，明人武侠传奇之文情较可观者尚有李昌祺《青城舞剑录》、宋濂《秦士录》、宋懋澄《刘东山》、徐士俊《汪十四传》及乐宫谱《毛生》等篇。至于清人武侠传奇则今存本甚伙，撮其要者如蒲松龄的《侠女》、《武技》、《红玉》（收入《聊斋志异》）；王士祯的《剑侠》、《女侠》（收入《池北偶谈》）；袁枚的《三姑娘》、《好冷风》（收入《新齐谐》）；毛祥麟的《南海生》、《褚复生》（收入《墨余录》）以及李渔《秦淮健儿传》、钮?《云娘》、乐钧《葛衣人》、许仲元《陶先生》、沈起凤《恶饯》等篇，但亦不脱唐人传奇之流风遗韵。
复次，在《清朝野史大观》的述异、遗闻、轶事中，亦多武侠传奇；但凡近世知名的江南八侠、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物事迹，悉在其内。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宋初洪迈撰《八段锦》首揭气功名称及师承来历以后，有明一代竟无赓续者；而入清季却逐渐蔚为风气。如蒲松龄《武技》、《铁布衫法》之少林派；许仲元《陶先生》之内、外家；沉起凤《恶饯》之内、外功；采蘅子《武技三则》之软、硬功；毛祥麟《褚复生》之神功；以及《清朝野史大观》藉峨眉僧故事而评述内家正宗拳法源流、传承等等。凡此，均与宋、明文人祖述唐人传奇之剑侠神技大异其趣。迨及清末林纾撰《技击余闻》一书，可谓文言武侠小说压卷之作；嗣后此类作品寥若晨星，终致绝迹人间。
白话武侠始自“说公案”
一言以蔽之，武侠文学自唐代发微，入宋后分为两支发展：一为“传奇体”，即文言小说，已如上述；一为“话本”，即白话小说，则与后世武侠小说关系尤大。此因唐宋传奇多出于文人学士之手，皆为古典文言，笔墨简洁，未能雅俗共赏；而“话本”实系宋以前市井中“说话人”（以说书为专业者）的故事本子──初受佛经讲唱“变文”之影响，再经宋人以民间俚语著书──因其文字浅显易懂，故又称为“平话”。
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都有提及当时汴京“说话”伎艺之盛。其中耐得翁曾分南宋小说为三类：“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与吴自牧说法略同。至“话本”小说大典，引吭发变征之声；音虽稍下，却甚通俗，妇孺俱解，遂广为流传。如《杨温拦路虎传》、《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皆属于“说公案”一类白话小说，而饶有武侠之意味。特以《杨温拦路虎传》描写杨温与李贵对打，逐招交代，并采用内行术语，殆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遭。
《水浒传》划时代之贡献
然终宋之世，毕竟没有真正章回体的“平话”武侠小说出现；这要等到元、明间水浒故事流行而后各种繁简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相继问世，方始树立白话武侠典型。姑不论其作者属谁，此书兼具“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三种小说性质；再加上“讲史”，一炉共冶，九转丹成，遂开我国长篇武侠章回小说之先河。
大体说来，《水浒传》对于后世武侠小说的深远影响可得有五：
一、以章回体、白话文为其外在形式；古典文言退而为点缀之用。
二、以“乱自上生”、“替天行道”为其内在思想题旨；主持社会正义，为民请命。
三、表彰先秦游侠精神而不惜以武犯禁。
四、其穿针引线笔法及复式结构为后世所宗，长垂典范。
五、江湖豪杰群相结义、统一取绰号由此始。
但不可讳言的是，虽然明儒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传》序称此书为“发愤之作……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但如武松血溅鸳鸯楼，见人就砍，却也开了无边恶例──欲谓之“武侠”，不可也！因为真侠义决不能滥杀无辜，否则又与盗贼何异！？世以《水浒传》为“诲盗”之代表作，或有人不能?同；惟自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诚可谓不诬。
于此同时，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上承唐人传奇《聂隐娘》余绪，亦发为剑侠长篇章回小说之嚆矢；初成四卷二十回，后由冯梦龙增补为十八卷四十回。其故事玄奇，有飞剑跳丸、降妖伏怪、斗法斗智等情节。此书与稍晚出现的《西游记》、《西游补》、《四游记》、《飞剑记》、《禅真逸史》及《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借周树人语），对民初糅合豪侠、剑侠内容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钜制，影响极大。是故《水浒传》与《三遂平妖传》在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均居于枢纽地位，而确有奇峰并插、锦屏对峙之妙。
相形之下，“三言”、“二拍”中所收明人白话武侠短篇，如《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李?公穷邸遇侠客》、《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等小说，又未免小巫见大巫了。
清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降至清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一）神魔小说而有武侠精神者──以《济公传》与《绿野仙踪》为代表。康熙年间先有王梦吉《济公全传》三十六则故事；继有无名氏《济公传》十二卷，今传二八○回本。该书以济颠和尚游戏风尘、渡世救人为主干，穿插剑客、侠士锄强扶弱英雄事迹及正邪斗法、捉妖降魔等情节；文字白描，生动有趣，为后世武侠小说演叙风尘异人重要渊源之一。
干隆时有李百川《绿野仙踪》，凡一百回，笔墨奇恣雄放，亦庄亦谐；写剑侠求仙、除魔卫道、官场黑暗、人情世故均能曲中筋节；尤擅以四六文写景，引人入胜，堪称“说部中极大山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叙冷于冰连收猿不邪等六弟子行侠江湖事，殆得近代武侠小说“大开山门”风气之先。
（二）儿女侠情小说──以《好逑传》、《绿牡丹全传》及《儿女英雄传》为代表。先是明清之际，名教中人（？）编《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凡十八回；写才子铁中玉之武勇、佳人水冰心之坚毅，打破历来才子佳人男皆文弱、女皆懦怯之庸俗窠臼，而以侠骨柔情贯穿全篇。至于康熙时夏敬渠所作《野叟曝言》则介于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之间，亦饶有武侠趣味；惟其封建思想浓厚，评价不高。
清中叶无名氏撰《绿牡丹全传》，又名《四望亭全传》，亦称《龙潭鲍骆奇书》，凡六十四回；以骆宏勋、花碧莲之情缘为主线，赞颂侠客见义勇为、为民除害精神，而反复申述“江湖有义终非盗”之旨。书中骆、花二人皆为英雄儿女，精通武艺；这便将侠情小说的视野更为扩展，成就男女英侠以情结合之“宏碧缘”矣。
稍后，又有文康《儿女英雄传》产生。此书初名《金玉缘》，别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原本五十三回，今存四十回本。写侠女“十三妹”何玉凤为报父仇，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搭救安骥及张金凤故事；后戏曲则取十三妹之弹弓绝技（武）配以安公子之书砚（文）而改编为《弓砚缘》、《能仁寺》，流传至今。
持平而论，《儿女英雄传》结构绵密，运用口语生动传神，对书中人、时、地的描写亦颇写实。一九三○年代后期王度庐系列武侠作品便深受其影响，更别创“悲剧侠情”一派。
（三）侠义公案小说──以《七侠五义》、《施公案奇闻》及其续书为代表。早在明代时即有杂记体《包公案》（亦名《龙图公案》）十卷传世；清道光年间名说书人石玉昆之唱本《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则从此出。光绪初年无名氏据此润饰而改名《忠烈侠义传》，旋又易名《三侠五义》；叙南侠、北侠、双侠及陷空岛五鼠行侠仗义事，豪情壮采，笔意酣恣。经学大师俞曲园为之倾倒，乃以“三侠”其数为四，加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恰成七侠；因而再新编为《七侠五义》，作序盛赞；并“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易第一回文字，遂得广为流传。
《七侠五义》之正反面影响
《七侠五义》初写江湖豪侠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不免“侠以武犯禁”；后则甘为包公（代表官府）所用，竟变成了“侠以武执法”。此所以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指其“为市井细民写心，仍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矣。复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问世，皆谓石玉昆原稿，但水平殊不一致；或因加工者良莠不齐，也未可知。
总之，《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有关武功技击（如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江湖勾当（如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靠、人皮面具等）以及机关埋伏（如八卦连环堡）种种名目之演述，均对民初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惟后者恒以“朝廷鹰犬”为卑为劣，则系公案小说杂出而流于滥恶后所生之反动心理也。
道光年间有无名氏《施公案奇闻》，一名《百断奇观》，凡九十七回；叙施仕纶为宦时，镖客黄天霸等侠义英雄助官府扫荡绿林事。继有《彭公案》一百回，改以彭朋为主，扬其余烈。虽此二书文情不佳，但均一续再续，遂成漫漶之局。
此外，又另有《刘公案》、《李公案》以及《永庆升平》前后传、《圣朝鼎盛万年青》、《英雄八大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八义》等等，不可胜数。
从《世无匹》到《热血痕》
回顾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过程，不能不特别提到雍干年间刊行的一部冷门作品《世无匹》──论者有谓此书堪称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人情世态题材中脱胎出来的侠义小说”；“是从『三言』中的侠义题材短篇小说向着《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过渡发展中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世无匹》作者不详，惟署《古吴娥川主人》编次，分为四卷十六回；叙述壮士干白虹以其“举世无匹”的侠肝义胆济弱扶倾、替天行道，却反被人恩将仇报、可歌可泣的故事。此书不谈神怪、不谈风月，完全扣住干白虹一生曲折动人的奇节伟行而作细部描写（包括思想动机）；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下侠客所能发挥的济世作用与生命价值表露无遗。在此之前，中国侠义小说不曾有过这样深入浅出的创作；在此之后，《七侠五义》一类公案小说凡写独行侠者，实多取法于《世无匹》。
惟自《七侠五义》以降，公案小说之命意所在，莫非忠于朝廷、效力官府；凡此，恰恰与“替天行道”的古游侠精神相反！这自是满清怀柔政策成功，而汉人民族意识衰落──“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表征。然由公案小说改编成的皮黄戏剧竟多达数十出，则其鼓吹武侠、普及大众之功，亦不容抹杀，卒能风靡一时。
清末侠义公案小说除有各种续书而蔚为大观之外，别开生面的公案讲史类尚有李亮丞《热血痕》（一九○七年）；儿女侠情类有赵苕狂《剑胆琴心录》（一九○八年）、邵振华《侠义佳人》（一九○九年）；剑仙传奇类有唐芸洲编《七剑十三侠》（一九○八年）、《仙侠五花剑》（一九一○年）等。其中，李亮丞《热血痕》一书，凡四十回，讲国仇家恨，寓意深远。正文前有《满江红》词，抒其怀抱：
闲煞英雄，销不尽填胸块垒；徒惆怅，横流无楫，磨刀有水。侧注鹰瞵横太甚，沉酣狮睡呼难起。叹鲁阳，返日苦无戈，空切齿！
局中人，都如此，天下事，长已矣。且抽毫摅臆，撰成野史；热血淋漓三斛墨，穷愁折叠千层纸。愿吾曹，一读一悲歌，思国耻！
该书演吴、越相争事，以英雄儿女陈音、卫倩仗义行侠，襄助勾践复国为主线，广结剑客、奇才，共同效力。自浅一层看，此书旨趣已较寻常侠义公案小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鲁迅语）之公门高级捕快精神高明得多；而自深一层看，则此书借古讽今，“要使不断受外人欺侮的中国，能以雪耻自立。”故阿英《晚清小说史》指出：“晚清的政治社会，在这一部公案里是透露了不少情况。”加以作者文笔洗炼，跌宕有致，洵可谓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拨乱反正”压卷之作。\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