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就已过了上班的时间，如果先到市局，尹股长按一贯的做法肯定会不冷不热地问我迟到的原因，而我也不会责备爹妈没有给我旺盛的精力说出我晚上做恶梦接着做了一会上功夫的实话来，编造一些假话后，结果肯定会弄得两个人心里都不舒服。车骑到银大桥下面的十字路口时，我心里还想着如何对付我过分迟到的事情，突然之间我灵感一闪为自己找了一个好理由，便径直奔城关工商所而去，这样既不会劳累自己的双腿，又不会操心为自己的迟到再找一些冠冕堂皇、纯属胡扯的理由了。
我骑车到城关工商所所在的银市最大的南湖农贸市场入门处的时候，看看表已近9点了，集市上搓肩擦背的，异常拥挤，我只好推车而行。
南湖农贸市场80年代初刚建成时可谓全省第一，一万多平方米的备有一圈顶棚设施的交易场所，现在成交额据说早已超亿元大关，此时已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赶时间，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在板车、自行车、货物、人群中艰难地穿行，来到城关工商所那栋建筑物楼梯口时，已累得满头大汗。我在已排满自行车的空地上挤开一个缝放下车，上楼走到第三层工商所办公的地方松下了一口气，便向最南边的所长办公室走去。
洪所长坐在面向所长办公室门、一长条摆着的办公桌的最头排位子上，见我进去微微点了一下头，拖长声音说道：“您来啦！”说着打了一个举手礼。
工商所纪律很严，洪所长每天8点钟点名几乎没有例外，8点过一分钟报到，都得罚款10元,这事工商系统近一千号人都知道，所以我觉得他话语与口气都带有奚落、讽刺我的味道，好在我不属于他管，便不加解释地微露出歉意的笑，走向长形办公室靠东窗对排着的两条棕沙发的客座。早已坐在那里的朱厂长一行三人刷的一下全站起来，又是向我点头，又是哈腰，又是微笑，还一个劲地说什么：“您来了！您早！”好像我是一个什么大人物似的。黄所长、夏所长、向玉华、谢自红在我往里走经过他们身边时冲着我笑，也弄得我手足无措。我没等朱厂长他们坐下去就独身一人坐到了他们对面的沙发上，注意到马双全还没有来，为摆脱自己所处的由于过于拘谨造成的窘境，转移一下人们的注意，明知故问道：“马双全还没有来？”
“我来打电话催！”洪所长说着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坐下来，拿起放在我们面前茶几上的电话。
拨了几次都没有拨通，正当他越拨劲越猛，气都冲了上来的时候，我见马双全昂头挺胸地出现在门口，便轻轻用手扒了一下洪所长：“他来了！”洪所长放下听筒转过头去，全房子里的人都注意到了那气派的情景：马双全西装革履，头发搞得锃亮，满面风，旁若无人地迈着外八字步走了过来，大口大气地说：“来迟了一点，对不起！”可没有一点歉意。紧跟在后面的是市律师事务所的倪树才，他,国字脸，矮塌的个子，薄嘴唇，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夹着一个黑皮包，模样文质彬彬的，可是一双敏锐的目光审视着房中的每一个人。律师的后面并排走着两个穿黑皮夹克衫的冷面青年，魁梧、结实，一看他们那愚昧的目光，就知道是属于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争勇斗狠一类的人。我心里怪不是滋味，因为这种镜头我常在港影视中见到，总有一种厌恶感，但没有吭声。
“你的派头比市委书记都还足得多！”洪所长站起身来，很反感地瞪着眼，咬着牙说，可脸上装出一副笑容，似笑非笑，很别扭。
“嘿！差不多呢！”马双全在房子中站着了，歪着头向洪所长说：“我们是开上海牌小汽车来的！你不信可出去瞧一瞧，就停在你们的楼下。”说着转过身向门外昂了一下头，便又转过身和倪律师一起走过我们的面前。
“那辆破车！”洪所长不屑地刚说出口，那两个冷面青年已走到我们面前，洪所长连忙伸出手臂拦住了他们，厉声呵道：“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厂里的人！”马双全回过头在靠东窗处站住说，倪律师转到他的左边向后一点站定，像是他的支柱一般，那两个青年人原地站住了，冷冷地，不声不响。
“是不是你的代理人！”洪所长没有收回拦住青年的手，转过头问道。
“不是！是跟我来，为我服务的！”马双全翘首故作姿态地说。“今天开庭，无关人员离开！”洪所长脸默得更沉了，嚷道。可那两个青年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双方僵持起来。
“好！好！好！你们到门外去等着！”倪树才眼珠在马、洪之间一转，马上扬扬手打发两青年离开，瞬间，他们像没有临场经验的蹩脚演员一样狼狈地逃出了办公室。马双全见我们觉得好笑，有的人还笑出了声，脸上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银市城关仲裁庭审理赣东丝织厂诉民富制衣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现在开庭！”等马双全和倪律师挤坐在我的旁边后，洪所长用清点人数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四周便突然用郑重的口气宣布。看情形在场的人都吃惊不小，而我甚至有些紧张，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看着坐在我旁边的洪所长，一时回不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
正当我丈二和尚还没有摸着脑袋时，洪所长又继续宣布了:
“首席仲裁员为市工商局合同股副股长曾俊同志；仲裁员为城关工商所副所长黄知进和夏敏智；书记员为城关工商所干部谢自红。”他每说到一个人的名字,眼就向对方瞧一瞧，那模样就像一个太上皇在临阵点将一般。宣布完后他也没有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居高临下地说道：“我虽然不参加仲裁庭，但作为一个特殊的参与者，必要时还是要发表一些意见的。”
他趾高气扬，毫无顾忌地唱了一通独脚戏，可把我搞得措手不及、莫名其妙了：案情未经分析，庭审提纲没列、证据还没有完全取得、仲裁委员会没有研究仲裁庭的组成人员，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也从没有讨论过，总之按当时的规定开庭前的准备工作还远没有做完，就黑天黑地地宣布开庭审理了，造成了一个既定事实——他真有超前思想，如果按现行的仲裁法可能是行的！就依他的开庭吧，总得要按庭审程序来吧……。我心绪很乱，思前想后，左右为起难来。
“喂！洪所长！”朱厂长瞄准洪所长笑脸环视四周，观察他人反应的档儿，站起身来带着不满的口气说道：“我们没有丝毫的准备，各种参与仲裁的手续都没有办，我们厂是否委托我们处理这个案件现在也不知道。我现在代表我们三个人宣布：不要调解，要求工商部门帮我们追回原货或者货款，督促他们履行合同！”
“只看你还需不需要我们解决问题！”洪所长翘起二郎腿，斜着眼看着朱厂长，打着腔问。
“当然依靠工商部门给我们作主！”朱厂长委屈地嘀咕一句。
“那你就坐下来！”洪所长近乎颐指气使向朱厂长做了一个让他坐的手式，缓慢地说道：“我们采取什么方法和途径去解决问题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希望你配合！”可语气很硬，我看看朱厂长简直是无可奈何般地瘫坐下去，身子重重地落到沙发上。
“马双全，你准备得怎么样了！是不是你也不同意我们开庭！”洪所长转向马双全粗声吆喝道。
“开庭就开庭！总不是随你们！”他的样子几乎胸有成竹，似乎开庭审理很合自己口味：“再说我的理由充分得很，今天我们厂里的常年法律顾问倪律师也来了，所有的问题全权由他负责，我今天也和洪所长一样是来旁听的！”马双全的二郎腿比洪所长翘得更高，两臂盘在胸前大口大气地说。
洪所长鄙视地冲马双全笑笑、摇摇头，转过头，用问话的口气催促我主持开庭：“曾股长开始吧！”
“市局专门行文任命您为城关仲裁庭首席仲裁员，这是城关地区的案子，还是您主持开庭吧！”我小声婉转地推诿，生怕双方当事人听到后觉得我们内部临开庭了还存在分歧——首席仲裁员都没落实好！
“龚局长指定你亲自办这起案件，你不主持开庭，不行！”洪所长说的也有道理，看样子他非要赶我这个内心并不赞同此时开庭审案的人走马上任不可了。
“洪所长！”此时夏所长从他坐的靠背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洪所长跟前难为情地小声请求道：“我对这个案件一点都不知道，头绪也摸不清楚，您昨天参与了，情况熟一些，还是您继续办下去，我就不参与了！”
“你在城关工商所分管合同，我昨天是顶替你，今天你还想不参加？”洪所长盯着夏所长气冲冲地喊道。
夏所长慢慢地眨巴了一下眼睛，慢悠悠地回到了原先的座位，他在省工商管理干部学院毕业，比洪所长小两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平日里说话做事斯斯文文，显得有些中气不足，为此还得了一个“蔫蚂蟥”的诨号。我看看他疲疲塌塌坐在那里，显得心事重重。
冷场有好一会了，气氛很紧张，如果我坚持此时不能开庭的话，也许会弄出更深的内部矛盾或笑话来，为了维护工商部门的整体形象和面子，看样子只有将就洪所长的意见了。什么法律程序、什么是非观念等等，说老实话已在我心目中退居到了第二位。我看看各位，稳稳神，好让我自己心安理得地把这场本不该匆忙进行的，想必定无结果的仲裁开庭进行下去。
“刚才洪所长已宣布了本案仲裁庭的组成人员，现在我宣布对江西赣州丝织厂申诉民富制衣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开庭调解。首先审查双方出庭人员资格。”我将错就错，想尽量地把庭审纳入法定程序。可心中怪别扭的，因为所谓的仲裁庭是洪所长突然指派人员组成的，事先毫无准备，几个组成人员东一个，西一个地散坐着，可以说是乱七八糟，一点严肃都没有，马双全的问题也不是仲裁能解决的问题。试一试吧，我心想。
“申诉方的代表请出示委托书！”我说着眼光扫向坐在我对面沙发上的朱厂长们三个人。
他们疑惑地对我瞪着眼，看样子极不理解我们的行为。
“昨天到你们那里报案时，你们给我们的空白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委托书还没有填，厂里的电话今天早上来这里前也没有打通！”吴德贵惊慌失措地抢先说道，看样子生怕因没有办好有关证明，没有本厂的正式委托，我们会停止审理，将他们赶回江西似的，他嘴嗫嚅着还想说什么，却被甄涛隔着朱厂长伸臂按住了肩。“你少说几句，让朱厂长说！”
“我们这几个人是受厂里的委托送货、收款的，现在出了事，究竟派谁来解决这个案件我们还没有与厂里取得联系。不过，我认为这不是一起有效合同纠纷案,明摆着是一起欺诈的、利用合同骗买骗卖的违法合同案，是否应开庭，我想还是提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朱厂长不紧不慢地带着不安的神情说：“如果你们决定了开庭并按规定非要我们拿出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书才能让我们参加这次审理的话，那我和我的同事就只好离开这里了。”
“是什么质的案件，只有在掌握了确切的充分的证据后才能判定，而我们现在是在按法定程序审理案件。”我要为我们的行为辩解，虽然我内心同意朱厂长的看法，否则银市工商局的声誉就会因为我们不慎的行为受到损害。
“那好吧！我们现在就可以填证明。”朱厂长将身子挺直，表现出愿承担一切后果的勇气，他看了看正在掏提包的吴德贵转向我补充道：“我们没有公章，证明不加盖公章行吗？”露出一脸惶恐的神情。
“你们带了加盖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吗？”我不想因此而将朱厂长这群受害者拒之门外，随意变更了法律规定，不过凭良心和正义我认为我是对的。
“还有一张！”吴德贵慌忙答道并急急忙忙地到随身带着的手提包中去摸，甄涛、朱厂长用眼盯着他，不一会他掏了一张介绍信出来，抬起头，一定是看见了两个同事的眼光，好像做错了什么事的哆嗦起来。
“就在介绍信上写出委托书中的有关事项吧！”我好言好语地说，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同情。
“吴德贵你填！”朱厂长说着，站起身来向前房走去，看样子他是想摆脱一下目前的窘境，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被诉方的代表请出示参与庭审的证明，”我看着沾沾自喜、近乎得意忘形的马双全说，心中一种厌恶感慢慢升起。
倪树才站起身来，带着明显的职业习惯，刻板地走到我正前方站定，递上一份用民富制衣公司信笺写的委托书，然后，同样刻板地走了回去坐下。我看上面用七歪八倒的粗壮字迹写着委托人：马双全、倪树才，代理权限是：一般代理。看完后放入档案袋，顺手拿出笔录纸和笔，心想：昨天里他死活不肯前来，今天为什么又准备得如此充分呢？莫非我昨天的梦有一部分是真的，疑团顿生。
“您看看像这样写行吗？”吴德贵显然是第一次办理这种事情，小心谨慎。蹑手蹑脚地走到我面前，将填好的介绍信递给我时小声地说，生怕我为难他说写错了，将他那仅有的一张介绍信作废。
介绍信上面写着代理人朱厂长和甄涛，事由处写着代理厂家解决和民富制衣公司的货款纠纷。我心想：也就是这个意思了，便不等洪所长看完就收起介绍信说了一声：“行！”
吴德贵长嘘一口气回到了座位，我看向玉华、谢自红已拿出纸和笔准备做记录了，
便说道：“现在开始庭审调查，由申诉方先发言。”又怕他们慌乱中不切要害,补充道：“先详细叙说案情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再依据法律分清是非并提出你们的要求。”人们此时才平静下来，不得不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次活动了。
过了好一会，回到坐位上的朱厂长才开口：“所有的证据材料，在我们向你们报案时就提交出去了，有曾股长打的收条为证。”他说的是事实：“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再提供不出证明材料了！至于要我们详细叙说案情，我们早已说了，你们也做过了笔录，也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要求：请求工商部门作主追回我们的货或该我们得的货款！”他话语铿锵有力并带着一种怨气，脸上挂着不满意的神情，人开始振作起来，像在准备进行一场斗争，矛头直指我们执法部门。我处理过不少案件，遇到要求我们帮助解决问题的人用这种不友好的口气当庭说话还是第一次，如果他是出于正义感、良心、义愤填膺的话，这也就难怪他了，所以我没吱声，也没把他的这些话记入笔录。
沉默了一会，也许他觉得更应受到指责的是马双全一伙，于是带着几分愤怒涨红着脸继续说道：
“合同是民富制衣公司的人到我们厂里签订的，还采用的什么全国统一的示范合同文本。
“我接触过他们两次，他们草拟，我们的法定代表人签的字，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土里土气、傻里傻气，说起话来也结结巴巴。
“我当时只认为他们人很老实，讲的几句话还实在。我们的法定代表人决定同他们订合同是想在湖北开辟一个长期的市场，所以那笔业务是以最优惠的价格成交的，是有史以来供价最低的！”
他陷入回忆之中，人显得很烦躁：“当时我就反对做这笔业务，可法定代表人却说就用那几十万元去冒一次风险……”他咬了一下牙帮将话打住了，看样子为这笔业务他们内部的斗争也是异常激烈的，语气中充满了对他顶头上司的不满。
“还是我提议派人来实地考察的。因为他们没带钱去，还说什么他们怕骗，货到立即付款，鬼话！”他说着转过头用手朝甄涛扬了一下：“甄涛那天刚从广东出差回家休息，我们就派他第二天和民富制衣公司的那两个骗子一起到了银市……。”
“你胡说八道！”马双全被激怒了，猛地站起身来吼道：“既然你说我们是骗子，你就到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告我们，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你现在就去啊！否则你再瞎说一句，我就要告你诽谤罪，判你的刑！”
“静下来！注意庭审纪律！”我平静而威严地呵道：“双方都理智一点，注意说话的口气和方式！”双方平静下来，可敌对情绪更浓了。
“为什么要通知厂里发货，甄涛自己讲！”朱厂长怒气未消，像逼着甄涛承认错误似地，命令道。之后，他将双臂叉在胸前，默着脸，一副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说、即使说了也是白说的模样。他在怨恨法定代表人和甄涛，是他们使他来到了真理、法律无法伸张的地方，让他在银市备受屈辱和玩弄。按他的想法，解决这案子的方法很简单：采取措施，迫使马双全交出原货或货款就行了。这我也赞同，可那种措施在何处呢……。
“都是我的错！”甄涛很懊悔地开始了他的叙说从而打断了我的思绪。他就像一个出于好心可做了坏事的人在对照完人的标准真诚地自责和检讨，听起来叫人心酸。
他所叙说的事实我早已知道了，已不感到惊奇，只有夏所长一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躬着身子，张着耳朵，睁着一双惊愕的眼睛聚精会神地盯着甄涛,仔细地倾听。
甄涛太过于悲伤了，面如死，声音苦涩并带着哭腔，很像一个真心悔过者，他过多地谈到了当时的环境、他的思想动态和心情，点点滴滴毫无遗漏，使人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总之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并亲自和民富制衣公司的会计一起到市农行办了34.8万元的汇款手续，亲眼看过汇票才放心的。他是称职、细心、责任感极强、办事牢靠的，无论换上一个什么人，恐怕要做到他那样，都是很不简单的了，凭良心和公理起誓，他应该是无可挑剔的了，为什么他还要自责呢？
“是我打电话要厂里派车送货来的，错全在我，我们厂里有规定，如果这次货、款追不回去损失了，我会被开除的，而且最少也要赔偿总货款的80％，近25万元啦！”他哽咽了一会，使出了极大的克制力，喊道：“请工商部门的同志帮帮我吧！”说完似乎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眨巴着红眼，眼泪从发黑的眼眶中泄出来，便举起右膀用擦泪的动作代替了说话。
一片寂静，此时此刻谁都会被感动一下的，只要心底还有一点良心和正义的影子。不知马双全、倪律师心里怎么想，我是同情他的，可是我的心里并不比他们好受，他不能保护他们厂里的三十多万元的货物不受别人骗取，而我心里明白，作为一个执法者却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能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他此时不知道如何追回货物；而我却不知如何执法，我们可以判定民富制衣公司限期偿还货款，承担违约责任或损失，但马双全不执行，你把他怎么办？说到可怜，法律可怜，公平、正义可怜，这些听起来神圣的东西，面对凌辱它的恶人显得软弱无力。你们是否因为在人类存在的几千年里一向好而上了天国呢?遗忘了人世间还有你们的光辉没有照亮的角落呢？也许你们和我一样不怕因此而丢了饭碗?不担心无人敬仰你们呢？
朱厂长瞄了甄涛一眼，脸上带着穷人般的骨气和傲气——一种可怜的宁折不屈的气派,他“嗡嗡”鼻子,等了一会儿，也许真认为甄涛再不可能恢复理智叙说案情了，便直截了当地补充完了案情的经过。依我的记录是这样的：接甄涛的电话后，厂里专门开会研究，决定派朱厂长和吴德贵亲自押货到银市，朱厂长依然反对发货，但孤掌难鸣，只有奉命而行。事也凑巧，车出发不久就走错了路，并一错再错，一种不祥的预兆笼罩着他，到银市找到甄涛时已是3月2日下午4点半钟了。当时甄涛住在银市副食大厦高档次的房里。甄涛，那两个到江西签合同的人以及另外不知姓名的４个年轻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送货到来。一进房他们便受到了惊喜若狂的欢迎，倒茶、上烟、端洗脸水之后,他们进了高档餐馆。在殷勤周到的服务中酒足饭饱后，那两个签合同的人便将34.8万元的汇票交给了朱厂长，接着软硬兼施非要他们当天交货不可。下货时马双全出场了，在他的指挥下十几个青年人像救火一般将货物搬进了仓库。清点货物的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实巴交的仓库保管员，那认真的态度和熟练的业务技能使朱厂长大为吃惊，本有一点的疑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清点的结果与他们送货的清单一丝不差，这时马双全以总经理的身份要查对货、款是否无误，从朱厂长手中取走了汇票并以实际送货额比汇票上的金额少两千元为由拒绝退还汇票。朱厂长提议将货车作抵换回汇票，马双全不同意，说第二天再办汇票。朱开始怀疑，提议在仓库过守着货物，却遭到马的坚决拒绝！马拍胸打背地说什么民富总公司每天有近10万元的进帐和发货额，那三十多万元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小数，并保证第二天不到９点就办好汇票让他们上路，朱相信了。马双全开着自称为自己私有的上海牌小汽车送朱厂长们一行回宾馆过，朱为了结交这个大主顾在副食大厦７楼朦胧歌舞厅500元请马双全一行５人跳舞作乐后，心满意足地回房睡去了。第二天到民富制衣公司找人办款时，一副萧条、冷落的情景使朱大为震惊，四处找人，可没找到一个认识的人，打听民富总公司，有的人说不知道，有的人说民富制衣公司就是总公司，问起总公司的经营情况，他们说只有一个执照没有开展业务活动。情急之中爬窗查看，货物还在仓库里。直等到下午二点钟仍然没有等到一个打过交道的人。下午3点钟,他们空着肚子赶到工商部门反映情况，说好第二天不付款就要求工商部门出面后，就返回民富制衣公司，直守到晚上11点钟，货物仍在。
人人都筋疲力尽时，心想这么晚了也许不会发生意外情况，便回宾馆休息去了。第二天早上5点,朱厂长一行又赶到民富制衣公司，给小费守门老人才让进去。打着手电从仓库的窗子往里查看时发现货物已不在了。大家慌了神分头四处找人，直到7点钟听公司附近开早点的老板小声指看了马双全的住宅并告诉说他是骗子，顿感到事情的严重，就立即赴工商部门报案了。
“这以后的事情你们都经历过了，我就不讲了。”朱厂长说着话锋一转冲马双全喊道：“这是诈骗！你们还我们的货来！”
“放你的狗屁！”马双全站起身来吼道：“你们不守合同，我还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
动作之快、声音之大压过了朱厂长。他目露凶光，浑身一股邪恶、野蛮劲，如果朱厂长不发言，也许甄涛的话可能还会唤醒他一点点良知。我一惊，抬头看见倪律师一把将马双全拉坐下来：“有机会让你说的，慌什么！”说得心平气和，慢条斯理。
吴德贵惊愕地望着马双全，甄涛也缓过气来睁着一双凶狠的眼睛盯着马双全，似乎想把他一口吞下去。我的同事也将注意力移到了马双全一边。虽然我心里明白，马双全此时发言的话，肯定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狗屁乱说一通，明目张胆地欺骗我们，亵渎法律和公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走了开庭仲裁的路，不让他说是不行的。
“为节约时间起见，我问什么被诉方就回答什么！”我说，为的是防止上述情况发生，使开庭审案不至于像吵架、斗狠的谩骂会，我想我有责任控制住马双全发言的范围。
“刚才申诉方所叙事情的经过是不是真实的?”我盯着马双全问道，真实意思是怕他在这里乱编一气，胡说一通，到最后搞得连基本案情也不能落实。而这些事实，是没有书证的，只能凭双方当事人的证言。
“基本上是这样的。”马双全一时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么一着，不给他编造慌言的思考余地，等了好一会才叹口气说道。看样子他还不是一个完完全全颠倒了生活的人，没有将红全说成黑。
“是还是不是！”我不要这种似是而非的回答，停住笔追问一句。谢、向也住了笔，所有的人都瞪着眼看着马双全，等待着他回答，气氛紧张、严肃起来，我的话起到了我期望的作用。
“是！”马双全似乎挺不住了，咬咬牙痛苦地说道，总算达到了我的目的，如果凭他那副无赖格，接着说出他口边的那句：你能把我怎么样！甚至于扭头就走，那我们就真的对他没有办法了。现在就是这样啦：他受你管你就有办法，不受你管你就没办法了。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还对我们这个仲裁庭可能会帮他的忙，使他的事情在工商部门解决，不留后患地达到以残次商品抵款的目的存在幻想。
“不过我有几点要补充的！”马双全思索着逃出我设的圈子的方法，语气中再没有那种躁动的情感彩了，我警觉起来，可刹那间却想不出制止他跳出我定的圈子的办法。
没等我开口，马双全就又发言了：“甄涛和我公司财会人员一起到银行办回汇票，电话与他们厂联系后对，我们讲好货要3月1日送到的，我们七八个人陪他等了一天，可是货没有到，这是他们违约！”他理直气壮，就像狼叫羊走过去让它吃，而羊走过去时太慢了，还有错，要受到惩罚似的。
“等一下。”我说，转头问甄涛：“是这样吗？”以便证实他的话，最好是抓住他当庭扯谎的证据，好剥夺他继续补充什么的权利。
“是的！”甄涛的证实使我大失所望：“刚才朱厂长说过了，他们路线不熟走错了路，耽搁了时间。”言下之意好像是要马双全、仲裁庭谅解他们一般，他真善良……
“好！你继续补充！”我不得不叫马双全继续说下去。
“我们到银行去退汇票是在他们按约定没有送货的情况下退的，并要甄涛在汇票上背书：货没到暂不付款。”
这我可从没有听说过，心中一惊忙问甄涛：“马经理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因为从内心的想法来讲，我总是怀疑马双全讲的话的真实，所以想让他讲一个事实，落实一个，这也可节约庭审的时间。
“他们公司的几个人在3月1日10点货仍然没有到时，非叫我签字不可，我就在汇票背书栏中签了！”甄涛无可奈何地说。
我正准备继续往下问，以便落实汇票究竟是货到前退的，还是货到后退的时，马双全抢着发言了：
“货是3月2日下午8点钟才送到我公司的，且与合同规定的数量不符，从价值上来说少了2000元！”
“你停一下！”我刚开口将马双全的发言制止住，朱厂长就按捺不住了：“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打开湖北销路压了其他老主顾的货才凑那么多货的，所发的货全是现在市场上畅销的，这你知道！”
我感到局面难以控制了，正准备强调一下庭审纪律，因为我仓促上阵，在开始所谓庭审调查时，忘记了宣布庭审纪律，可已经迟了，马双全又开口了：
“我只知道你们发的货比合同约定的要少！”他说得既坚定又认真，像一个死守着信条的铁面阎王，这使我大吃一惊，如果他此时真的讲起规矩来，无论是黑道的，还是白道的，那我也好有个依据，因为那毕竟有一个标准，按其标准行事，总可分出一个是是非非来。有时我认为黑道上的规矩和法律在维护真理和正义方面时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它们都遵循一个“信”字。而经济合同正是建立在“信”字的基础上。这起案件，我就认为用黑道或红道的标准来判定都会得到一样的是非结果。
紧接着马双全给我算了几笔帐：“违约金按合同总额的5％计一万二千元,银行利息一千元、损失二千元。”说着戛然而止，不作声了。
“继续说下去！”我一边做笔录一边说，心想：“他骗了别人三十多万元的货却还巴不得再挖一个百年参呢。”心中觉得好笑。
“我说完了！”马双全断然地说。
“就全依你的，我答应赔偿一万五千元，那剩下的货款你这下总该给我们了吧！”朱厂长似乎看到了转机紧接着问。
“钱已汇往河南去购货了，我承认欠你们的钱，等有款了我保证马上给你们汇去！
”
“说来说去，你还是没有钱！只要别人不断地给你们，而你们却什么也拿不出来！”
“这都是因为你们违约造成的！”
“双方不要直接对话了！”一方是真有气要出，一方是故作姿态，一拌上嘴就充满了火药味，为此我马上制止，为了维护庭审秩序我不得不重新宣布了庭审纪律，接着我开始发问：
“马经理，我问你，汇票究竟是对方的货到前退到银行去的，还是货到后退到银行去的！”
“货到前！”
“我要发言!”朱厂长喊着举起了手。看来我宣布的庭审纪律在朱厂长身上已起了作用。
“会叫你说的！”我先制止住朱，然后问马：“你记清楚了没有，究竟是前，还是后！”
“前！”马双全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口气说。
“那好！”我说：“朱厂长你说一说！”
“他在扯谎！”朱厂长气愤地站起身来。
“你在给狠哪一个看，再这么大喊大叫对你不客气！”马双全瞪着眼也从座位上站起来。
“双方都坐下来！这里是讲事实摆道理的地方，不是争吵、打架的地方！”我愤怒地吼道，真想有一条法律规定：藐视仲裁庭者打耳光五百下。
“那你们就叫他老实一点，摆事实讲道理吧！”马双全嘀咕着慢慢坐下来。朱厂长也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坐下慢慢吞吞说道：“我将货物送来时还拿到过那张汇票，那还能有假吗，汇票如果真退了，那肯定是在我们货送到后才到银行去退的！”
“我也见到过那张汇票！”吴德贵慌慌张张地说着，指了指我面前的档案袋：“那汇票的复印件就在您的档案袋中……”他还想讲什么却又被甄涛和朱厂长伸手给制止住了，看样子甄涛对吴德贵还是管得住的：“曾股长让你说你就说！”
“甄涛你说说看。”
“我在那张汇票上签了字后，第二天本准备去退的，可第二天早上我给我厂打了电话，厂里说车已出发了，他们就没去退，货到后他们就将汇票交给了朱厂长，马经理说款汇多了才又收回去的！”
“马经理！”我问：“是这样吗？”
“是的！”我心中一喜，认为他终于在事实面前低头了，可他接着说：“我收回去的是一张复印件，现在还放在我抽屉里呢！”我瞪大眼看着他，而他却在吃吃地笑。
“是原件！”朱厂长喊道：“复印件是甄涛给我的。”
“是复印件！”马双全拖着腔调说。
“好了！”我制止道：“双方不要再争了，把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去，我们会弄清楚的！”
既然朱厂长已退了好大一步，同意承担马双全提出的赔偿一万五千元的费用，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转机，我本应把握，而马双全也只提出了这个要求，照理说来，只要答应了他，他就应该满足了，而只要他满足，我们的案件也就可以了结了，我便可打道回府向龚局长复命去了！
“马经理！”我说：“刚才你提出的要得到一万五千元的违约金及赔偿金朱厂长全同意接受，那余下的货款你总该付清吧！”
“我说话算数啊！”马双全说道。听到他的话我想我的同事肯定和我一样，松了一口气。
“不过,我们准备付给他们的货款已汇到河南南阳去另购货物了。”他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他们货迟到一天，我们之间的一切事情都解决了！”他站起来走向我，递过一张纸条，我看的当儿他一颠一颠地回到了座位。纸条是盖着民富制衣公司公章的款已汇往南阳纺织印染厂的证明，与昨天的证明大相径庭，确实叫人反感，我心中直发毛：这老又在玩欺骗的手段，他不想付款了。
“究竟是以昨天的证明为准呢？还是以今天提交给我的证明为准呢！”我看着马双全强压着愤怒问道。
“当然是以今天的为准，这是经过我们重新核准的！”马双全轻轻飘飘地说。
“我们会去查清的！”我心里想：他们又在耍什么招呢？
“我们巴不得，对问题就是要有这种认真的态度！”他带着一种奚落式的口吻说：“那只会证明我们说的是完全正确的！”表情似乎在向我示威：骗了你，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看着他那故作镇静也难以掩盖其心虚的样子，倒也表现出了一种狂妄，他一点也不怕在仲裁庭上说慌，也许他比我更清楚，只要我们处理他的案子，他说天大的慌话，我们也不会把他怎么样。我避开了他那挑衅的眼光，看了一下笔录，想着下一步该如何进行了。
“那货款究竟该不该付!?”我重新抬起头看着马双全，心想着先得让他承认该付款后，再往下审。
“当然该付，购货付款，欠帐还钱，从古到今，天经地义的嘛！”他脱口而出，讲得有道理极了。
“付多少?”
“扣除一万五千元，付剩下的！”
“什么时候付！?”
“帐上有钱就付。”
“那你的帐上什么时候有钱！?”
“大家都知道，现在资金很紧张，银根紧缩，为他们筹集货款，我们了不少气力，即使用月息20‰也难贷到货款！”他像很有社会责任感地叹口气，接着就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三角债”大加指责，振振有词。
“我痛恨这种经济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他继续说，我也没阻止他，想看他究竟怎么说到自己：“仅一季度我公司被往来单位占用的资金就达到三千万元。”我的天啦！他居然敢当着我们知情人的面扯出天大的谎来！不过言外之意已再明显不过了。
我抬起头来，看见朱厂长等三人睁着眼盯着马双全注意力集中地听着，在揣摸他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而倪律师却像在欣赏一幕讽刺剧，露出无可奈何、解嘲的笑容。
马双全觉察到了什么，刹住了话头，不自然地笑笑站起身来，拍拍胸：“我保证近期筹款付清朱厂长的货款。”活像马季先生说“吹牛皮”相声时的模样。
朱厂长用一副莫名其妙的眼光环视了一下四周，表现出了一种怀疑、困惑、茫然的神情，他是否正猜测这次庭审只不过是蒙混他们的一出戏呢？我不得而知，只能凭良心起誓：我正竭尽所能为伸张法律和正义而斗争呢！
“合同上明确规定货到付款，据你所说现在却不能付款，是否也是违约呢？”因为我已提出了一个叫朱厂长支付一万五千元的赔款给马双全以换取他全额支付剩下货款的问题，怕双方均认为那一万五千元是付定的了。他既然不能满足立即付完剩下款的条件，我理所当然应该使他提出的赔偿要求站不住脚，不然朱厂长们会误认为我在帮马双全重新弄到一万五千元，是和他一伙来欺诈他们钱财的坏蛋呢!
“那是他们造成的！”马双全粗鲁地喊道：“他们没有按我的要求按时送货，我们为了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不得已才汇款他处购原料的！”他说得唾沫四溅，听起来也似乎很有道理。
“那你就不该收货，收货就得给钱，至于延期交货的问题那是另外一码事！”我坚定地说：“收货不付款构成了到期不付款的问题，违约金也是相当的，现在我们还没有谈到合同究竟是有效、无效的问题，更没有进一步谈到是利用经济合同骗买骗卖还是诈骗的问题，你注意听清楚，你说你购的货是你的企业经营生产的原料，那朱厂长他们的货呢？你是把它用到了生产上，还是装进了个人的腰包！”
“两者都不是，朱厂长的货被别人拖去抵款了。”马双全呐呐地说。
“那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调查清楚的！”我深信他说的款汇他处购货是假的，货被别人拖去抵债也是假的，可现在没有证据，当务之急就是逼他交出原货或者付款，可坐在这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此我说道：“等调查清楚了，由我们作出结论！”
说内心话，我是反对将此案作为有效合同案开庭审理的，但我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我说了算，我想尽快结束这次不伦不类的庭审。到此为止我总算可以应付洪所长了。庭审结束时我转向朱厂长想最后征求一下双方的意见以解脱我的苦恼——结束这次不该进行的庭审。
“朱厂长，你的最后意见是什么！”
“我只有一个要求是：要么退货，我不要他们负什么责任，由我们自己运回去；要么付款，扣除一万五千元我们也认了！”朱厂长无可奈何地说。
“马双全，你呢？”我说。
“如果他们硬要我们现在就结清这笔货款，那就只有以我厂的产品折价冲抵了！”马双全和朱厂长一样也说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我决不同意！”朱厂长义愤填膺地说。
“那就随你了，我明天就出差去！”马双全冷冷一笑，爱理不理地说。
“首席仲裁员，我能不能代表我的当事人说几句？”正当我想宣布休庭时，倪律师插了进来，我非常反感：他在为我认为是诈骗国家和集体钱财的人提供什么法律帮助，我
要阻止他发言，免得他歪曲法律！
我问：“您贵姓？”我盯着他极不友好地问。事实上我对他是比较熟悉的。
“姓倪！”他备受委屈地挤出两个字来。
“您的名字！”我想有意玩他。
“倪树才！”他显得更不乐意了。
“职业，年龄？”
“男，38岁，律师。”他涨红了脸，有点恼火地快速把认为发言前我可能要问的话全部说了出来：“我受我当事人的委托，担任本庭所审案件的被诉方代理人。现依据我掌握的事实作如下发言！”他急不可待地想转入正题。
“等一下！”我打断他的话：“您是否是以律师身份参加这次庭审呢？”
“是的！”看样子他在用极大的忍耐力压住火，显然认为我问了我不该问的，但我自有我的道理。
“您是私人开业的吗？”我因没有接到他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函，早已猜想他可能是私下来为马双全帮忙、助威的，还怕那个骗子手自己不会保护自己吗？
“不是，我是受市第一律师事务所指派来的公职律师！”
“那你们事务所给我们仲裁庭开据的证明呢？”
倪律师气愤的情绪一扫而光，支支吾吾，生怕我叫他去补证明，不让他发言，忙解释说：“来得匆忙，掌管公章的保管员还没上班，证件一定会补给你们,你不信可打电话去问。”显得慌慌张张。
我正要去拨电话：“您的电话号码？”
“不必打电话了，您说吧！”洪所长履行了他的诺言——真的在必要的时候发言了，我不得不作罢，看了洪所长一眼，心想：你为什么不站在我一边呢？
马双全应该没有什么合法权益需要他维护了，因他提出的那本站不住脚的一万五千元的赔偿要求也被朱厂长满足了。
“好,您说吧！”我作出了让步，心想看他到底要说一些什么——是有良心的律师呢？还是……可心里还不太舒服，因为我早断定他会说一些什么，而他的发言的确证实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他至少在这件案子上玷污了法的精神。
他先论证了合同的有效，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双方都是经工商部门核准了的法人企业，经营不超过核定的范围；一个要买，一个愿意卖，双方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签订合同的人均有合法的代理资格，并且合同条款，手续齐全；合同是购销布匹，内容没有违反国家的政策、法律，依法来说是有效合同。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听，气氛变得严肃起来，因为律师不仅代表当事人，还代表了国家的法律。他不仅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依法律他还有义务帮助执法部门认真执法，他的发言当然很有分量啦！可他忘记了一点，从整个案件的发展来看，已足以证明民富制衣公司的一伙人的确是在耍弄一种欺骗手段，通过经济合同骗取他人货物。难道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吗？难道他的理解能力就那么差吗？如果是这样，他怎么当上律师的呢？
接着他似乎客观地分析了双方的责任：申诉方是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量送货违约在先，应负主要责任；被诉方是款汇他处购货不能及时付款也应负一定责任，但是次要的。这么说，总比马双全说的进了一步，对受骗方至少是一种安慰，所以朱厂长们也没有提出一点反对意见，仔细地听他把话讲完。
他话锋一转，说起了国家授予了他这个法律工作者有宣传、执行法律的义务，便大谈特讲了一通合同法的基本知识，对双方的错误 ，对照法律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还提出了要双方日后以此为戒认真学法、守法的希望，苦口婆心，真像尽到了一个好好律师的职责。最后，他不得不谈解决“纠纷”这个关键的问题了，他似乎凌驾于仲裁庭之上，超脱了法律和正义的僵死教条，态度客观得出奇，成为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主义者，转弯抹角地引证了他经手的不少案例，终于羞羞答答地说出了他的真实思想：“要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他说着以此话为基础对马双全的偿还能力作出了不可置疑的证明；朱厂长他们要款就得达成一个还款协议，将双方的合同关系变成什么债权债务关系，马双全要有一个高姿态，不计较朱厂长的违约在先问题，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如果要即刻结清债务，马双全可付一部分款，其余的可以存货折价抵清。并一再宣布自己是站在公平、正义、法律的立场上，不偏不倚地帮助工商部门严格执法，履行律师的职责，决不袒护马双全。说的好极了，但我心中很不安，如果要在坐的全发言，也许人人都会说自己在依法办事，可都依的一个法，为什么依出的结果相差千里呢！难道真的是法律可以因人而异，任意理解吗？难道人们的理解力居然相差巨大吗？还是因为法律可变形呢？人哪！你总是先根据自己的需要，把法律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修改之后再去运用，使制定时的一个法，到执行中就成了千百万个法！
“您知道他们究竟把朱厂长他们的货弄到哪里去了吗？”既然他说他是来帮助我们执法的，我就得叫他帮助一下。
“这得由马双全回答，我不是当事人，我没有作证的义务！”倪律师沉稳地回答，言下之意似乎在嘲笑我不懂法。
“我听说中国律师与外国律师不同，他们有责任协助执法部门查清事实真象。我想律师条例是这么说的吧！”
“是的，”倪律师转向马双全：“你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一些。”倪律师真像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了。
“证明已出了，是被武汉汉正街的一个个体户拖去抵我们欠他的货款了，他还打了收条在我们财会人员手中，他的名字叫……”他装出煞有介事的样子。
“你知道他在哪里经营，是哪里人吗？”我坚信谎言不会被完整地重复。
“我一无所知，要查你们工商部门会有办法的。”马双全狡猾地冲我笑着说。
我明白了，为什么昨天他出证说是被军工企业拖去抵款了，今天突然又变成了一个个体户的真正原因了——有参谋还是比没有参谋强。看样子我尽我所能也啃不动他这个硬骨头了，何不快点结束这个本应结束的庭审呢。
“双方的意见都已表明，差距甚远，我现在宣布……。”我急不可待地开口道。
“等一下，等一下！”洪所长阻止了我：“我提一个建议!”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当我注意地看着他的时候才接着说：“是否现在可以分头做一下工作呢？”
“可以！”黄所长即刻附和着说，我忙把头又转向坐在我斜对面椅子上的黄所长，也许他们提的是唯一可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我被法律、正义各遮住了一目顽固不化了，瞪着不满的眼睛听他继续说：“双方差异太大，坐在一起就会发生争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是分头做一下工作，等双方的差距缩小了再碰头！”
我转过头，又看看胡所长，他是所谓仲裁庭的三个组成人员之一，如果他也同意，我只好妥协了，就用征求意见的眼光望着他。
“分头做做工作，我看可以。”他回答得很勉强，还用眼睛瞧瞧洪所长和黄所长。
看样子，这个庭审还不能完呢。无非是要朱厂长接受马双全的库仓残存货物，即使朱厂长同意，我也不能同意，这可不是我正义感强，我申明:这是我明知道仲裁委员会主任龚心得局长决不会同意！如果他同意，我会办得很……
“那就这样吧！…‘…”还没等我慢吞吞地把话说完洪所长就用权威的口气说：
“好了！现在被诉方先到旁边办公室去坐一下。”等马双全和倪律师站起身往外走的时候，他又补充道；“不要走远了，我们随传随到！”
马双全和倪律师刚一走出去，洪所长就叫向玉华将办公室的门关上，站起身极友好地走到朱厂长旁边挤坐下来，用一副关心备至、一心为朱厂长着想的姿态开始了他的说服工作。他首先勉为其难地谈了一些民富制衣公司的申办情况，说到了民富制衣公司前身第五服装厂用同样手段骗取外地货物被工商部门吊销了执照，之后随党、政机关办企业之风兴起，市委组织调查团到温州考察，学温州模式村村办总公司，长旺村兴办了民富实业总公司，后又申办民富制衣公司，鉴于它的前身被吊销执照的事实，他有几个月压住了申报材料。“又有什么办法呢？”洪所长长叹了口气：“膀子拧不过大腿，他们申办企业的材料齐全，审计部门也给他们出据了50万元注册资金的证明，办事处的党委委员们三番五次地把我找去督办执照，你不办行吗？”朱厂长心情沉重地听着，没有吱声，他看了看朱厂长一行，继续谈到了民富制衣公司的家底，说什么办公场地是长旺村委会的，设备是做工的工人自己带去的，仅有一台三线机可能是他们的:“就连他们库存的商品几乎全是扯的别人的。”他叹口气接着说道：“可以说他们是一个空壳企业，是有经营场所的皮包公司。”看来朱厂长越听越不满意了，居然把头也转到了一边去，再往下说民富制衣公司的不是之处，朱厂长定会把他的不满矛头直指执法部门了。
“像民富制衣公司这样的企业，我们从发给他们执照的时候就在思考如何将他办成实体或者撤销它。”洪所长话锋一转说道：“据我的摸底，他们目前为止可能已骗了外地大几十万的货物，就是把他现存的货物全部作抵也差一个大窟洞。可不知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也只有你们一家企业要执法部门帮助追货款，我们一直找不到撤销他们企业的理由，这次准备办完你们的案件之后，就以此为由吊销他们的执照。”他说完望着朱厂长的后脑瓜子，等待他的反映，朱厂长慢慢回过头来，冷冷地问道：“依您说，我们的案件如何了结呢？”
洪所长微微笑着，含而不发地谈了一些过去解决这类案件的办法以及银市好多企业到外地追款面对这类情况所采取的办法，当谈得朱厂长几乎急于知道他究竟要说什么时才开口说道：“我看这样行不行，也只能这样，可能还行得通：可以要他们先付一部分钱给你们，如果你们要一次了结，最好是一次了结算了，就将他们的存货折款给你们。不然的话回去后再来，我们把他们企业一撤，其他单位来将存货拖走。总是这样的，谁先来拖，还有一点，后来的就没有了，他说他们亏损了，假帐一做，谁去查一个水落石出呢？你们来迟了也许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的货前天还在，肯定是里才转走的，你们不能帮我们追查一下吗？”朱厂长似乎很不理解洪所长的良苦用心。
“怎么去查呢？”洪所长身子向后一仰，一脸为难的表情：“我们又不能骂他、打他，更不能抓他，他不告诉我们，我们去那里查，昨天你不是不知道，我们是尽了力的。就是要他今天来工商所他都不肯来，还是我说了半天，施加了我们可能施加的一切压力他才来，如果真的他不来，一走了之，我们也对他没有办法。”
朱厂长沉默了，很抱歉地说道：“我现在只能表态说退货还可以，丢15000元后，他们给 款我们也行，其他的话我在这里不能说，厂里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如果不能满足我的那两个要求中的其中之一，我们只好回厂复命了，他们以后研究说不要这30多万元，我也没有意见！”叹口气：“国家财产嘛！法定代表说了算！”
“您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在研究如何处理的问题。”洪所长泄气了，说着看了看甄涛和吴德贵。
“我不能表态，他们两个是跟我来的，就更不能表态了。”朱厂长看出了洪所长的用意。
“曾股长您的意见呢？”洪所长无可奈何地干笑两声征求我的意见。
我赞同朱厂长的意见，这无疑也是和龚局长的意见一致的，我也希望这样：看看到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结局。所以我求之不得地说道：“以货抵款本身是一种有失公道的事情，朱厂长不同意，我看也就算了！”
“那我们可以要物价部门来核价！”洪所长说。
“那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又没有一个什么国家标准，他们报的成本价就是那么高，物价部门怎么核价?”我说。
“物价部门自有办法，也可以按市场上的同类商品的价值定价的。”洪所长说。
“定高了，朱厂长们不同意，定低了马双全们不同意！”
“那不管！定一个什么价就算什么价！”
“马双全不同意还好说一些，朱厂长不同意呢？”
“那就看朱厂长同不同意由物价部门出面定价！”洪所长说着转向朱厂长。
“我不同意！”朱厂长心有余悸地说：“即使定得合理，我们把那批乱七八糟的东西拖回去也是一堆废物，我们厂不知拖了别人多少货物。”他站起身来扯扯上身穿的夹克衫：“我这件衣服就是别人以120元抵给我厂的，谁要呢？厂里没有办法,作价30元给每个职工一件了事。”说完坐下来，气还没有消，咕噜道：“那一次抵了四十多万元，厂里处理后才收回10万元，您说我们损失了多少。抵可以，由我们厂再派人来办，我可不办这种事，要么追回原货或给款，要么我宁可什么也不要！”
洪所长无计可施地苦笑了一下，一拍大腿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身子：“好了，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到这里，你们可以到外面等一下，让我们再把马双全找来做一做工作。”
事实证明工作是不必做的了，双方的态度都是坚决的，马双全一分钱也不拿出来，还坚决地反对由物价部门对他的存货核价，并且声称要追究江西厂家的违约责任呢！在这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中，支持双方信心和勇气的那种内心深处的强大力量,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方坚信法律和公理必将胜利；一方则根本不相信我们这些人用法律和公理奈何得了他们。国家有钢枪和牢房不假，但我们工商部门不能用它们来对付马双全也不错。马双全知道这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一点。洪所长寻觅一种非正非邪、介乎于法律、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折衷妥协方法，但在这里却没能奏效，因为合同双方各自的代表都不肯让步。
“曾股长,你能不能将我们提交你的证据材料给我们复印一份?”正当我们将双方请出去，坐下来准备研究下一步如何办的时候，吴德贵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结结巴巴地说。
看他的样子，我感到他们一定是商量好准备带上证据另谋出路了，难道我们就真的不能伸张正义了吗？心中一阵刺痛，我清楚地知道，中国的执法部门和执法者不仅仅是工商部门和我们这几个人，可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我本想向他们提出几点建议——另找就另找，以免让执法部门和执法者相互推诿和怨恨，却又怕他们误解，再说我们也不一定能解决了问题——即使尽了我的一切努力和能力,便张了张口把想提的建议又吞了回去。
“你来拿去吧！”我说：“复印后在复印件上签个字，把复印件提交给我们就行了！”吴德贵拿过证据点头哈腰后退着走出了办公室，其实他也用不着对我们那般恭敬。
“我看工作是不必再做了，再说和稀泥的解决办法到龚局长那里肯定行不通。”等吴德贵出去后,我说。
“有些事情是要马虎一点的，太认真了，这个案件就结不了案，即使你依法作出了决定，也不可能执行，一纸空文有什么用呢？”洪所长一副为难的样子为自己辩解道。
“银市的事我不太清楚。”我糊里糊涂地说：“去年底我到地区工商局开会时，据兰光工商局的关科长通报的一份调查材料：兰光市的服装骗子每年骗取外地的货物保守数字就超过一千万元，法院、工商部门一年处理像我们办的这类案件不下于100起，不是以货抵款就是一纸延期付款终不能付款的协议来了结，最突出的一个骗子手，通过承包第五服装厂，采用马双全同类的手法,两三年内其个人资产听说达到了一千万元，被他骗的有国营、集体企业，也有个体工商户，虽然他自己也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可被他骗了货物的人中，有一个个体户因一笔三十万元的货款追不回，房子被银行弄去抵了贷，老婆离异了，货主一急之下吞毒自尽了。”停了一会儿,我用一种处世中学来的圆滑口气说道：“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以货抵款方法了结这件案件。”因为这样说可避免同洪所长发生直接的冲突：“可是龚局长不会同意的，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龚局长是出于什么考虑才批的，你们也许已经知道了。反正现在是行不通了！”
“不要总提龚局长！我们调解成功，双方达成协议签上字，龚局长又能说什么呢？充其量只不过心中不舒服一点，总比不能了结案件好吧！”黄所长这时已围拢过来，背靠在朱厂长坐过的沙发上坐着，这时欠起身来反对我。
“再把马双全喊进来，看他能不能给别人一部分钱。”夏所长谦和地笑着说，看了看我们，这时他也坐在黄所长的旁边。
我看看向玉华，谢自红，他们坐在原位上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度，心想：让他们来支持我，想必是不可能的了。便不置可否地沉默起来。
“玉华，你去把马双全再叫进来！”洪所长吩咐道。
“马双全,你也不要太固执了，叫我们工作太为难！”洪所长说：“付几万元钱，其它的欠款我们再来作作朱厂长的工作，是缓是用货抵款再说。”马双全和倪律师回到他们的座位后，洪所长语气缓和，像一个说情者做起了工作。
“付多少！”马双全依然一副又臭又硬的样子，扬着头，大口大气地说。
“三至五万也行！”洪所长揣摸一下，小心谨慎地说，看着马双全，那样子像在乞求马双全的开恩。
“可以！”马双全不假思索地说，我心中一喜，不管怎么说他总算给了执法者一个薄面。他嬉皮笑脸地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洪所长接着说道：“可是现在没有！如果他们不来找什么执法部门，也许我出于怜悯会自个儿下海去摸这么几个钱来给他们，这不是一个什么大数，用我的私款也可垫付出来！”装得还很幽默!真叫人又恶心又痛恨。
“话不要这么说嘛！现在是在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倪律师忙制止他那种藐视法律的态度，转过头，赔着笑对我们说：“我想这个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他虽然是马双全请来代表他的利益的，但法律和公理依然在唤醒着他的良知。他正处在两难的选择之中。回过头又对马双全说道：“你考虑一下吧，我看这个不高的条件应该接受！”
“我们厂现在资金困难得很，外销又大，货款回收又难，仅一季度外欠款就达到了500万元，原料没有现钱弄回来难得很，人都变乖了，今年我们才赊回了这一笔货。”他看我们不信任又鄙视他的表情，激动地说：“你们可以去查，我公司的帐面上一分钱也没有了!是一个空壳，就是一个空壳！说谎是小狗，如果帐面上有钱，全是你们的！”
“你是一个能人，路子通得很，3-5万现金在你又算得了什么呢？”夏所长勉强地说着恭维话。
“您千万别这么说。”马双全似乎很反感：“我没有什么路子，如果你们现在借3-5万给我，下半年我一定加倍偿还！”他见夏所长无奈地干笑了几声，瞪眼说道：“你笑什么，我说话算数！”说完煞有介事地把胸猛一拍。
“我怕给你后本都要不回来！”夏所长冷笑着说完，身子向后一抑——他下场了，把马双全没辙了。
“随便骗哪一个都可以，我还敢骗你们工商部门不成?”马双全为了转移视线，抓住夏所长不放，装得极认真的样子，故装严肃地说：“骗了你们，我以后还想不想办企业呢？”
“不要说笑话了！”黄所长忍不住气了：“要我们给钱你还债是不可能的！”停了一下，面带怒容地说道：“马双全我对你说，事不要太做绝了！赚一点就行了，不然法律惩办不了你，上天也会惩罚你的！”
“赚！”马双全紧接黄所长的话，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冤屈叫道：“我还亏了呢！”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方法想找到一种妥协，可一点进展也没有。
我搁着笔，静静地听着，感觉到时间过得好慢，良心和正义感在受着煎熬，可我的同事们却仍然沉着气，力尽所能！
吴德贵气喘吁吁、急冲冲小跑步破门进来，打断了越来越令我和我的同事失望的所谓单方调解工作：“材料已经复印了。”他喘着粗气站到我的面前递过一叠材料继续说：“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办的。”那样子已告诉我们，他们对依靠我们从马双全那里追回货或货款已不抱希望了，想急于来告辞回去另谋他途，刹那间我感觉到在座的人们心理压力消失了，气氛轻松下来——他们可能也感觉到朱厂长他们要退出了，肩上的难以胜任的担子可卸掉了。
“在复印件上签个字。”我清点了一下材料，递给吴德贵，虽然没有动声，可我心里已预感到我和江西方的协作关系已接近了终点，他们对我们是失望的，认清了我们职权有限，必定会另谋出路了。
吴德贵就像农忙时节终于熬到收工的农民一样，快速跑到离他最近的办公桌前去签字，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很明显各位怀的目的不同，可都露着轻松的微笑——这场正义、公理、法律与邪恶之战因一方的退出，人们已体会到可暂告一段落了。
“我们可能要先回去了。”吴德贵把签好字的材料递给我的时候微笑着说，态度很客气可已没有了以往那种乞求、像矮人一截的可怜相了——人不求人真是一般高。说完他昂起头冲在座的各位微笑着，不卑不亢地点点头，没等我们发表一点看法，便转身挺直腰杆走出了办公室，他的一系列表情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个人再也不会乞求你们什么了，再也不会与你们打这种不愉快的交道了，再见吧！
“走了好！我们也不必受罪了！”向玉华快人快语地说。我转过头看了他一眼，注意到洪所长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愤愤地将头转向一边，向玉华忙止住了快乐的神情静下来。他受了什么罪呢？居然表现出那种如释重负的样子，我心里想着，也把头转向一边。
“他们还会来的，江西佬的几招，我很清楚，下次再来就是公、检、法几家带着家伙来了！”马双全胸有成竹地说。一副若无其事、轻松自在的样子，就像早已作好了接受更大挑战的准备似地——我们这几个人仅仅是一些小巫。
“洪所长！您好！”我循声望去，一个壮实的小伙子西装革履、甩手甩脚地荡了进来，嬉皮笑脸地冲洪所长笑。
“你来干什么！”洪所长抬头瞪着他，很反感地恶声说道。
“我是跟我们的总经理来的。”小伙子吊儿郎当，对洪所长的不友好态度一点也没在意。说着斜靠在办公室前半部的办公桌旁。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洪所长似乎心中已有数，斜着眼瞄着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属于我管的，连被你们赶出去的那两个小家伙共计七八个吧！”小伙子蛮不在乎地说。
“我怎么没有看见啦?”洪所长皱着脸，嘿嘿一笑：“他们在哪里呢？”
“全在这栋房子的附近，你信不信：只要我吹一声口哨，他们就会冲到你的办公室来！”
“要他们全进来给我们瞧瞧，究竟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洪所长似乎很感兴趣地说，说实话，我也真想见识一下呢！
“现在已经不必要了,还有机会让你饱眼福的!”小伙子打了个手势，大幅度晃动着脑袋，挺直的头发因为摩丝的作用丝纹没动，他在耀武扬威，我想：如果他在公安局，也许他早就夹住尾巴了，可我们不能使用武力。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回去！”马双全像命令一条狗式地说，小伙子微笑着向我们招招手，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
“我不得不防啊！如果江西方设下埋伏抓我，他们就会组织人员把我抢出去！”马双全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是企业之间的债务纠纷，我承认我们有不对的地方，可现在一些执法部门却知法犯法，动不动就抓法定代表人交钱才放人，他们不正当地使用武力，我们就得用武力自卫！”他毫不掩饰他黑社会式的力量。
“工商部门在开庭仲裁时，对方公安部门还会来抓人吗？”夏所长吃惊地瞪大眼睛说。
“这种事多得很！”马双全手一挥，像一个深谙此道的老江湖；“这边在谈，那边公安局却持枪冲过来，你不跟他们走也不行！你们工商部门屁办法也没有！”看样子他并不忌讳在我们面前谈他行当中的内情和风险，他明知道我们奈何不了他，谈一谈又何妨呢？！我也明知不能把他怎么样，耐着子听，还可以了解他们的一些鬼招呢！
“你这么搞，可不是办法，总有一天要结总帐的！”黄所长严肃地说，看样子,他内心深处的正义已把头抬得高高的了。
“我想还搞今年一年，把去年被兰光佬马得胜骗走的那50万元赶平了，就算了！”马双全大言不惭地说：“正当经营，那50万何年、何月才得以抹平！”
“喂！”洪所长听不下去了，“他把你的货骗走了，你去找他，一码归一码，怎么能找国家、集体出气呢？！”
“我是在找他啦！去年我就向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了案，钱了不少，他们出去了几次，可屁都没有找一个回来！”马双全一副根本不信依靠国家、法律力量主持公理，挽回损失的样子。
“那些被骗走的货，也是你们骗的别人的东西!”黄所长很不以为然地说。
“那可不能这么说，他骗走了我的货，可别人却还是把债算在我们企业头上。”马双全一口回绝了黄所长。
“我对你说，你总有一天会进牢房的！”黄所长粗着脖子说,转过头去不理睬他了——什么都好变,就是本难变，黄所长知道自己说服不了他。
“我不怕！”马双全头一犟，很有把握地说：“依照现有法律和气候，再像我这样干50年也不会进牢房，你们没听说现在的政策50年不变吗？”说着呵呵大笑。等一下，更理直气壮了：“开放地区这种情况遍地都是,你被骗了1-20万到法院去告,别人司空见惯，理都懒理你，我对你说老实话。深圳市不上50万法院根本就不受理，受理了也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问题，判了也执行不了！我说你们思想僵化得很，特别是你们那个龚局长，还死抱一文不值的正义感，傻乎乎地。要我当工商局的局长，我会发展一大批专门骗外地资金的企业！搞活银市经济，就要多条腿走路，你们没有听熊市长讲话吗：只要能把外地资金引进来，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的。”他学着打着腔，振动着手臂，活像一个大僚，接着呕心沥血似地说：“银市每年被外地企业骗走的钱还少吗？不说远的，去年市供销社一次就被某石油总公司骗走了360万货款。
都说银市人狡猾，我说全他妈的笨得很！就是有了像龚局长这样的绊脚石！我们只不过是为银市人出了一口小气罢了，他却正人君子一般，外地骗了我们银市的货款他有什么办法，只怕一到外地去就像一个憨相了，吃家饭，拉野屎！”他越讲越劲大，越讲越理直气壮，好像要我们与他们合伙才善罢甘休。我平静地听着，居然认为他说的除用心不良外，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还很有一点说服力呢!如果把银市独立于中国之外，眼中只有银市利益，他说的就一点也不错了，难怪有人不无哲理地说：在优者成群的地方劣者汰；在劣者成群的地方优者汰了。
“别说了！”洪所长厉声打断了他的话,“你倒越说越有道理了是不是?”正义的力量首先撬开了他的牙关：“黑的就是黑的，永远地变不成白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骗就是骗，以企业名义骗也是骗，只不同的是危害更大！更应该打击！”
“何必说得那样难听呢？我不是不承认欠钱，也不是不答应还债。我们的行为全是正当公开的！哪能叫骗呢？这叫借鸡下蛋！”马双全一点也没有退缩：“可是我们现在没钱，有了就给他们，再说，我又不是没有偿还能力，他现在要，我仓库的货值一百多万元，抵给他们绰绰有余。”
“存货一百多万，我看拿到市场去卖，10万元也不值！”洪所长破口而出说出了我心里话。
“他们的货值30多万吗！按我说3万也不值！”马双全严肃起来，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是所长、执法者，别人可这么瞎说，你可不能,说话要有证据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你能确定我的商品价格吗？即使我那些货是一批狗屎，有人要出一千万你能管得了吗？”
为什么要发民富制衣公司的执照呢？我心中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人烦得很。看看我的同事们，都带着不安的神情，但还是默不作声地忍耐着。
“对方的当事人就要回家了，我们还在这里说这些干什么？”倪律师笑着出来当和事佬了，看样子，他完全抛开了一切法律、正义，只想平息我们与马双全之间的是非之争。
“他们还会来的！”马双全“霍”地站起来，表现出了一副大无畏的精神：“那时他们就会出钱请当地的司法部门来抓我们，现在办理经济案件有一个新动向，不知你们感觉到了没有：要么私了、要么抓人！所以好多人都不找什么工商仲裁委，什么法院经济庭了。”他鄙视地笑笑，用手向我们工商干部一挥：“他们理都不会再理你们了，还帮他们说的哪门子话，有屁用！”说完猛的一下坐了下去。
“理不理我们关你屁事！”洪所长咬牙切齿地说：“我警告你，你不要在这里太放肆，这里是国家机关。”倏的一下气氛紧张起来，充满了火药味。
“喂！喂！喂！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倪律师高声喊了起来，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停了好一会，等我们注意到他的时候，用过分的谦虚口吻对我说：“曾股长，如果对方真的求助于当地的司法部门，你们怎么办呢？”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全聚到我身上，这的确是大伙关心的问题，我字斟句酌、恳恳切切地说：“只要司法部门作刑事案立案了，我们就会将案件移交过去！”全场气氛严肃起来，倪律师像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似的，马上改口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我到法院出庭多一些，参加仲裁少一些，不太知道你们的程序。一般说来，是不是不能当庭查问律师的代理资格呢？”这是一个问题，可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是想重新挑起另一场争论以取代马、洪之间的势不两立的争论。可我还是甘心情愿地上了他的圈套，仅仅是想说明我有一点法律知识，再说洪、马即使打起来，也解决不了民富制衣公司与江西方之间的问题。
“我没有看到你的律师证件，也没有收到你们事务所向我们开出的出庭公函，在我的案卷材料中，你现在依然是一个身份不明者！”我平静地答道，我承认他懂法律，但他缺乏一种维护法的精神的使命感，语气中带上了浓厚的反感情绪。
“是的！”他已达到了转移视线的目的，所以很满意我的回答，笑着说：“不要放在心上，我只不过随便问一问，下午我会补手续过来！”可是直到现在他被提升为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我那已废弃的档案材料中，还是没有收到他
答应给我的材料。
“今天的庭审就到此结束吧！”我说着将所有的材料往档案袋中装，忘记了应将当庭作的笔录要双方当事人签字。庭审是在申诉方退出、不能进行时才结束的，不然,肯定会进行到三方筋疲力尽，最终都想通了，都以损害国家、集体利益作为先决条件，达成所谓协议。
“马总经理最近这些日子不能外出，要随叫随到！”洪所长说着站起身来。
“那，我可不能保证！”马双全毫不示弱地说，也站起身来：“到了吃饭的时候了，人总要吃饭的。”他振振精神：“今天我请客，到什么地方吃，由你们点。”样子又气派又潇洒。我站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起身了，没有一个人回答马双全的话，似乎都在享受、体味精神松弛后的快感。
“你请客倒还干脆爽快，如果对朱厂长也能爽快一点就好了！”洪所长半开玩笑地挖苦道，迈开脚步，所有的人都散淡地笑着，慢慢地向门外移动。
“嘿！你们还是全国的先进单位啦！”倪律师昂着头东张西望，和马双全并在一起，随人群外移时，打趣般地恭维道：“真了不起！”
我停住脚，抬头望望，见前屋南边墙上巨大的玻璃框正上方挂着国家工商局授予的抛光钢质荣誉牌，上面用正楷字写着：先进工商所。我很清楚，市局是国家局、人事部的先进集体，而城关工商所是本市三十五个所级单位中唯一的国家级先进单位。我也知道洪所长为此内心总充满了自豪感，并由于所处市区，常常凌驾于其它工商所所长之上。此时我注意到走在我前面的洪所长停下来，望着他带领全所干部争来的荣誉牌，内心充满了荣誉感，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当然啰，市工商局、城关工商所也并非十全十，1992年终，市人大主任沈新华谈到南湖集贸市场诸多管理问题时，不无哲理地开了个玩笑：“全国的先进单位管理的市场都有这些严重的问题，可想而知，不是全国先进的工商部门管理的市场一定是乱糟糟的了！”一个面向社会的管理部门，评先进不由社会来评定，靠系统内部评是不行的，我说这话并没有否定自己所在部门的工作成绩的意思。
南湖市场还是人潮汹涌，生意兴隆，八个人下了楼走在拥挤的市场外沿的水泥大道上，居然不得不拖了近二十米的距离。我推着自行车走在后面，马双全、洪所长已走到南湖市场出口处的小斜坡上面，转过身来等我们。
“走吧！吃饭去！”马双全等我们都靠拢了后，像斗赢了的大公鸡扯着嗓子喊起来。
“我不去了，要去，你们去吧！”我没有停步，边走边说。
“饭总是要吃的嘛！”黄所长紧走两步扶住了我的车，其他的人都待命似地停了下来。
“龚局长交待过了。”一开口就觉得不妥，我马上改口说：“我家里还有点事。”我拒人千里般冷淡地说。
“事要办，饭要吃，今天是为他们的事才拖得我们过了吃饭的时间。”黄所长劝我说：“你不要把龚局长的话太听进去了，他又没有跟在你背后，你看看表，都12点多钟了，家里还有什么事呢？如果江西人不走，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横竖是耽误了。走！走！走！”他说着就动手拉我。
“不大好吧！”我一边挣脱着，一边说：“吃不吃饭本来对审理案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吃了，有些话就说不清楚了。”我无可奈何地道出了自己的真心话。虽然我将感情和理分得很清楚，在现实生活中即使理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人，也可能有深厚的感情。感情再好，也可出于理，对朋友般的人加以处罚。可我们的法律、制度这些理的东西并没有达到这种完善的程度，人们的思想也并非和我一个样。
“龚局长不会说你不廉政的！”洪所长站在我们的旁边，对我好像很有反感，高声说道：“我接你的客。”他以压倒我们一切人的气势指指马双全又补充道：“他付钱！”样子是那种权威式的武断。
“现在吃一点、喝一点已经算不了什么，我们这些人事实上都不缺吃、缺喝，有时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工作，增加一些了解！”倪律师也插了进来劝我：“再说又不是专门宴请你，就算是请我，我叫你作陪。我为他出庭打司，吃他的餐把饭总说得过去吧！”
“算了！我不反对你们去吃饭，”事实上我也无力反对，也管不着：“你们去吧，不要因为我对你们有什么影响。”我坚信一个管不住自己的人，就谈不上去管别人，为此我决定试一试我管自己的能力。
“你硬要走，我们就都各自回家去！”黄所长说着松开了拉住我的手。
“我的意思是说，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可以进一步谈一谈。”洪所长又泄气，又不满地说：“哪你准备下午怎么办？”
“我要回去向龚局长汇报再说！”我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案件是龚局长直接过问的，如何办得他亲自说了算，以此避免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达成一笔难以弥补的交易。
“好！为马双全节约一点。”黄所长笑着说：“事实上吃他的一点，让他破费一些才应该！”听到他的话，我突然感觉到心被刺了一下，因为昨天晚上是我作主叫江西方安排我们进的晚餐，那餐虽吃了不少的菜，结帐时朱厂长才松口气说了句：“真便宜！”付了八十元钱。黄所长还记得，一定认为我在感情上是站在申诉方一边的，似乎在他看来，我在两方中摆出骑墙姿态才对呢！
夏所长、向玉华、谢自红一直没有作声，此时他们行动起来，各自去推各的车了。
“好！我走了！”我屁股先坐到小自行车座上，用脚踏动的时候低沉地说了一声，算是告辞。
“走！我们去吃饭！”我听到身后马双全在气鼓鼓地说话，头也没回，后来听说我的同事们都没有去，可倪律师去了。在我与同事们分手时，他们肯定看出了我这个人不合群的格特征——很多事，总闹得人人心中都不愉快，包括自己在内。
十
我确实有些不合群，不光是外面的人，家里人也这么说，我也有这种感觉，有时自己的行径几乎到了古怪的地步。我骑车兜了一个大圈后，来到了单位高大的办公楼对面低矮、简易的“鸭棚”里买了两个冷锅盔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倒了一杯热开水，边吃边看白话《四书》，通篇是现实中难以实施的空教条，用一种逝者如斯夫的口气讲来，使人不能不伤感。这本书似乎告诉我：好的东西只有靠压制人的本才可以实现。难道违背人类本是可取的吗？看着看着一股无名的烦恼慢慢滋长起来，渐渐地我感到心里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动，开始坐立不安，我站起身来，想到外面去走一走换换空气。所长、指导员会议已散了，整个办公楼静悄悄的，虽然众多的房间肯定还有人在活动，可室外只有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充满了宁静的自然。我走过宽敞的办公楼西大厅，顺大门口两边八字形摆开的十大盆柏树的台阶向院中走去，觉得浑身舒坦，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曾股长，您已来了！”朱厂长感到意外惊喜地说着与甄涛、吴德贵一下子从门卫房那边钻了出来。
“是的！”我神经质地迎上去，心中根本没有觉到他们那难以解决的事情的压力。
“我还以为你没有来呢？”门卫许伯从门卫房中慌忙探出身来，很难为情地说：“是我叫他们在这等你的,哪晓得你在办公室里!”他原是红光中学的教书先生，六十多岁了。
“我进来的时候，没有遇见您！”我笑着表示出那种对老者应有的尊敬态度，见他已背着双手挺直地直视远方出神去了，便转身对朱厂长们说：“走！到办公室去谈吧。”当我正带着朱厂长一行向办公室走的时候，才听见背后许伯用一种遥远处发来的声音说道：“难怪我没有见到你的！”
来到办公室，我尽主人之意，把倒好的茶送向排坐在黑长沙发上的客人的时候，朱厂长说：“我们要走了，现在是专门来向你告辞的！”
“哪什么时候再来呢？”我坐在我的办公椅上侧身向着他们，心里很满足，便关切地问。
“那就看我厂的法定代表人怎么说了！”朱厂长带着对他顶头上司明显的不满说。
“时间拖长了更不好办！”我知道我现在对马双全没有办法，时间拖长了就更没有办法了：“最好是要厂长落实专人，拨出专款，抓住不放办到底。”我狠狠地说。我希望有哪个企业带个头上窜下跳，血本达到全国上上下下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生活中的这一不正常的坏现象。
“我非常感激你为我们所作的一切，可是据我观察前景不妙！”朱厂长叹惜着说，看样子他对我们、对法律、对正义的力量失去了信心：“龚局长那里我们就不专门去告辞了，希望你为我们转告一声：我们由衷地感激他本人！”朱厂长越说越真诚了：“我们和他素昧平生，从你们大厅的玻璃框中看到他分管合同，才去他办公室找他，真没有想到他会那样重视我们的事情，正义感很强，可感觉到他那一颗烫手的心，说话也很有水平，办事雷厉风行！”他深沉地、动情地叙说完他的看法后又加了一句：“你也是这样！”可我有自知自明，我与龚局长是两种不同格的人，不过在针对马双全一伙的行动中，我倒和他的观点、立场是一样的。
“跟什么人学什么人！”我说：“我也庆幸有这么一位领导，在他身上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应和着说，可也是实话。我已清楚他们会舍我们而去，另去求助他人，但究竟会找谁，用什么途径去解决问题呢？他们或许还没有决定，即使决定了，也会碍于情面不肯告诉我，另找的人会像龚局长这么真心实意地想法设法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吗？我思绪飞快地运转着：“我想你们走之前，最好还是去见龚局长一面，看看他怎么说，探个口信再走也好！”说真的，我的确对帮助他们挽回全部损失不抱多大的希望，但只有把他们拖在一起才有可能有力地与马双全代表的那种我认为是经济犯罪的现象斗下去，斗个水落石出，看究竟能不能斗得过。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心，有必要进行这种尝试，如果他们去找龚局长，龚局长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去解决这个关系重大的是非问题，至少我才可能抽出时间与精力投入这场战斗。
“好！”朱厂长像被我唤起了一丝希望似地说：“我们去找一找，但愿能有作用！”
“除工商部门外，你们还可以去找一找司法部门。”我进一步建议道。
“我们走之前，是准备去找找这里的公、检、法，看看他们怎么说！”朱坦诚地说。
“那最好！”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工商部门能解决得了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问题，中国企业法人制度的建立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惜将违法的、合法的经济关系统统地认定为企业法人之间的关系，公安部甚至三令五申不准许本部门介入所谓企业法人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由于认定了企业有违法行为，可成为经济违法行为的主体；由于法律上没有界定哪些行为是企业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哪些又是自然人利用企业名义从事的违法犯罪，致使马双全这类问题似是而非。加上部门分割，条、块分割，部门之间难以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一个部门管了的事，另一个部门就不便插手，所以我加了一句建议：“你们去找司法部门请注意两点：第一，以受诈骗去投诉，告马双全一伙人利用企业名义骗取你们的货物；第二，不要说已到工商部门申诉、我们正在办理案件。如果他们同意以诈骗罪立案，就请马上与我取得联系，我们好及时停止办案，将我收集的证据材料移交过去。”我口里虽然这么说，但心里明白，按现行的法律是很难定马双全一伙犯有诈骗罪的，但就实质而言，这的确是一种诈骗罪，是利用企业名义进行的一种诈骗，有团伙质，比纯属个人的诈骗对经济秩序的危害大多了。
“好！我记住了！”朱厂长像一个被深深打动了心的孩子一样，动情地点点头。此时已到上班时间了，办公楼里渐渐有了生机，我的办公室门口间或有几个人走过，探询地往内瞧，可尹股长和江涛却都没有来，江涛晚一点上班已是很平常的事，可尹股长总是早早来上班的，一到点不上班就不正常了，我心想：怎么刚好在这个时候，他有特别情况呢？
我东张西望了几次，再也等不及了，决定自作主张了，我站起身来说：“你们坐一
下，我去看龚局长来没有！”不等他们回答，就匆匆走了出去。二楼局长办公室的门关着，这也难怪，他总是这事那事，这会那会的，难以在办公室里坐上半天，问政工股才知道他又到市农行去开财贸系统政治工作会议去了。
“龚局长到农行开会去了！”我疾步跨入我的办公室对几个受害者说。
“哪我们还去不去呢？”朱厂长显得迟疑，又失望，征求我的意见。
“最好是去！”我说：“这是对他的尊重，同时也可以保证在你们走后，我们可以扎实地开展办案工作！”我清楚地知道如果龚局长不表示明确的继续办案的态度，我就很难按我的想法开展工作了——我在搞阴谋、玩手段，想拖着我的同事们，进行一场毫无取胜希望的斗争。
“我们去！”朱厂长“霍”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我代表全体职工感谢你了！”说着伸出双手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甄涛、吴德贵也站了起来，一个劲地说着感激的话。我不知所措，情急之中居然记起了上午的庭审笔录还没叫他们签字，便以让他们补签字摆脱了那种令我尴尬的局面。朱厂长看也没看我记的内容就挥笔签上了他的名字，表现出了对我的极大信任，使我心中又增了一份责任和负担。我送走他们后，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一股失落感涌上心头:正义啊！法治啊！你们在整治马双全之类的行为时怎么影影绰绰,看得见、摸不着呢？你可不能仅存于人们的良好愿望中和字面之上啊！
看样子尹股长是真的有特殊情况了，江涛在近三点半来的时候，他仍然没到。
“我睡过头了！”江涛微笑着说，算是跟我打招呼，走到他的办公桌前坐下，小声地说：“尹股长呢？”当我回答说尹股长没有来后，他那一进门就带着的精神压力消失了，抱怨地说：“早上我来迟了一点，尹股长叽哩咕噜地说了我一通后，还叫我赶到城关工商所去，我认为没必要，就没去。”他得意地告诉我：“尹股长上午半天，气得脸一直是青的。”我可不觉得有什么好得意的，无非是气了一下自己不满意的上司罢了，抬起眼看了看他，他衣冠楚楚，头发像新整理过，往后梳，整齐而光洁，他是他家的老幺，唯一的儿子，父、母亲的娇娇宝贝，穿的几乎全是名牌，人又讲究，在局里享有“大亨”的称号，虽然此时他仍睡眼惺忪，可精神挺不错的。
“尹股长到哪里去了？”我淡淡地问。
“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从不对我讲的！”他坐在我对面，无所谓地说。
“办得怎么样了！”看样子他很想知道案件的进展情况是不是与他料想的一样。
“基本上一无所获。”我把桌上的《四书》、《五经》一合往后一靠，舒展一下身子，叹口气。
“不出我所料吧！”他显得既高明，又高兴，因为案情的进展正与他所料一样：“办不好的，去年吊销了他们的执照，今年又改头换面新办了一个，你说你能把他们怎么样，不说你是一个股长，就是局长也不行！”
他的话确实有些伤人，因为这不是一个涉及到我大小、能力强不强，品质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律制度的问题，我本来就很苦恼，需要帮助和支持，因为我对解决这类案件存有幻想，并始终在摸索解决此类经济生活中不正当现象的途径，极不愿意听到说我真心追求正当的目标的努力是徒劳之类的泄气话，即使他说的是正确的——正因为难以解决，才激起了我奋斗的决心，什么时候解决了心灵才会平静。
“也许龚局长下决心，我们部门的人团结一心，还有点希望吧?”我叉开双腿靠到了椅背上，倍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窝火。我很想证明我追求的目标肯定会实现，可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因为诸多的同类质的案件的确没有得到我认为的公正的解决，所以语气中也就失去了自信。
“好！你说说，龚局长下了天大的决心又能把马双全怎么样呢？”他摸出烟来递给我一支，边点火边说：“公、检、法都对他没办法，还谈工商部门！”他深深地吸口烟，接着说：“你没有听说吗？中央有关领导批示了的案件，法院受理了，也只不过是以货抵款了事。四十多万的货款，马双全至少也净赚了10万元不止。”他年龄比我小，可烟龄比我长，瘾比我大，抽好烟，为此我在这方面常沾他的光。这是一类商业诈骗案，可人们为什么总把它作为合同纠纷案处理呢？这明明是利用企业名义从事的诈骗行为，为什么人们总把它叫作法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最多叫什么合同欺诈呢？问题就出在此。
我抽着他的烟，心里却没有他那么现实，法律制度是人设立的，它是可变的。他的话也提醒了我，为什么这次办案马双全总提到中央有关领导批示的那起案件呢？我看看江涛,他正在吞云吐雾,翘着脚仰靠在椅子上,就像超度的现代活佛。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自言自语地说。
“牛大压不死虱子！”
“这可是政法战线上的首长批示了的案件!”我仍在不解地自语。
“他又不亲自办案，还不是下面的人在办！”
“办后总要有一个交待吧？”我随口答道。
“条子一批，就过去了，中国晓得还有多少比这更大的事！”
“如果派一个人督办，可能结果会不同。”
“这点小事，他还派人督办？不可能的！”
“这可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马双全代表企业，企业又不是不承认欠钱，也不是不承认还钱！说起来都是你差我的，我欠你的，纯属企业之间的事，这种现象全国各地数也数不清，中央又不是不知道，了那大的气力搞清理三角债，你知道的，谁解决得了呢？”
“可他是骗，借企业之间的差欠，鲸吞国家、集体财产，好啊！我承认欠你的钱，可就是不还，你答不答应?”
“对方硬要钱，他可以用货抵啊！现在都不是这个样，又不是他一个！”
他越说气越长，理直气壮，中气十足；而我越说气越短，声音越来越微弱。他可说的全是铁一般的现实情况，不能推翻。不管怎么说，我进工商部门就干合同管理工作已十年了，接触到的这类事情自然比他多，也到过不少企业调查过，一接触到这类问题，经济效益好的、差的企业都反感、头痛，求助于我们清债的也不少，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又是派人清欠，又是去出面与当地工商部门联系，经手的不下千百件，可清欠的效果微乎其微。从国家局到我们市局配合国家大规模的“三角债”清理活动，层层下文件，上报的数字不少，我们每年总要报百把万的。兰光市每年报的，在地区首屈一指，要过千万元，可我心里清楚，彻底清欠实际上又有多少呢？有钱不给，没钱更不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人为因素，是由企业当权者知法违法造成的。我市最大的国营企业市纺机厂向我们反映，清欠回来的全是一些残次商品，堆在库中什么作用也派不上，可帐上却标着400万的巨大数字，谁也不敢擅作主张处理，据他们较乐观的估计也不到100万，只要一处理就会造成亏空，那损失往那里报帐呢？只得放着任其一天天贬值。这些多如牛毛的拖欠债务，又有几笔是正常、不存在丝毫的欺骗因素呢？通过这些债务，国家资产究竟多少流失到不法分子手中呢？……最大的坏处还在于人们再也不相信法律、执法部门能主持公道了，有些企业干脆不求助于执法部门了,而是进行私了。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的代理人把企业的货物发往一些不法企业的不法分子，自己从中得到一些利益。我越想越觉得我无力去解决这类问题，也许解决一次也无能为力，承认了，反而浑身舒服多了。
“是的！”我站起身来笑笑：“你说的是对的。”说完拿起茶杯去倒茶。此时,早的太阳已经没有多大的热量了，我感到办公室一阵凉意。
“怎么尹股长还没有来呢？”我端着茶走到桌边站着喝了一口，热茶下口，顺着食道往下滑好舒服，心里盘算着：“如果他来了，他说不办就算了，我为什么非得和龚局长站在一边活受罪呢？人难得一轻松，何必做那些明知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呢？”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便对江涛说：“我到尹股长家去看看，事至如此，不知道他是什么看法，还办不办！”说着我把茶杯往桌上一搁，撇下已变得平静的江涛转身往办公室外面走，身后传来江涛用漠不关心的口气说的话：“你去吧，我在这里守城。”心理上好像没有丝毫的压力。
各股室的门全打开着，却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守似地呆在那里，因为是上班时间，所以寂静中显露出几分严肃。我走到清洁的空院，沐在和煦的阳光之中，一丝微风送来淡淡的菜籽，的气息令人陶醉。我举头望天空，万里碧空，只有丝丝白云——真叫人心旷神怡。
“曾股长！”听见有人叫我，回过神来看，见朱厂长们一行三人像幻影似地站在了我的面前：“龚局长叫我们来告诉你，晚上务必到他家去一趟。”
“呵！你们见到他了！”我还有点飘飘然，看着朱厂长他们实实在在的三个人都有点半真半假，不知是风催了我的眠呢？还是心智过于疲劳的原故。
“他在市农行开会，会场人很多，我们把他找出来，没等我们把话说完，他就打断我们的话说：‘你们不要找我了，公事公办，有什么局里的同志是要向我报告的，我马上要作大会发言，有什么事你们先去找小曾说，叫他晚上务必到我家去一趟！’他说完就进了会场。”朱厂长好像对刚才的求见很不满意，受到了污辱，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
“他是这样的作风，有时我们也受不了。”我忙替我的上司辩解：“他的态度不是冲你们发的。”我已预感到严厉的批评就要临头了，不过我还得向他们解释消除他们的误会：“龚局长在银市这个小圈子里是享有盛名的，水平高，文章好、办事公道、嫉恶如仇、雷厉风行！”朱厂长他们的神情好一些了，我看该结束我的说服工作了：“当然，他这些品质有好的方面，也有坏处，无意中得罪不少人，容易引起一些误解！”
“不！不！不！”朱厂长是真的理解我的意思了。“我们很感激他。”笑着难为情地补充一句：“我们更感激你，不过担心为了我们给你惹麻烦！”说着连忙付之行动，递给我一支烟，算是对我的补偿。
我也是来者不拒，把自找的、明知要受到龚局长的批评甩在脑后，笑着说：“跑了司法部门了吗？”
“我们还是依靠你们！”朱厂长躲躲闪闪地没有回答我提的问题，不过后来听马双全告诉我朱厂长是跑了司法部门的，可别人都认为是合同纠纷案不同意作诈骗案立案处理。但究竟跑了没有，我就没有落实了，当然啰！马双全的话可信度是不高的。
此时气氛融洽多了，飘渺的感觉消失了，我们彼此信赖，但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朱厂长对依靠龚局长和我们凭工商部门的权力主持公道、执行法律、为他们挽回损失缺乏信心。
“你们以后准备怎么办呢？”我探询道。
“我想即使在这里呆下去也不可能达到我的目的了，回去之后再说吧！”朱厂长伤感地说。看样子他的话并没有说完，他那太保留的态度像对我说：你能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一定能将我们的货、款追回来吗？如果不能又非要我们留在这里干什么呢？既然不能追回，与不找你们办案结果不一样吗？停了好一会，朱厂长不好意思地开口了：“我们想回去的时候把追回来的那点货也带回去行吗？”这也许是他下午来找我的最重要的问题了。他那满腹心事的样子一定是在担心我们用追回的部分货物作为要胁，迫使他们一次地与马双全了结债权债务。
这种方法的确时常被执法部门运用，倒不是说有意要帮助那些违法乱纪者，而是出于无奈，达到消案和避免办案久审不决的目的。我自作主张地说：“我想是可以的。”
“还要不要去征求城关工商所的意见呢？”他依然还在担心，也许他们就这个问题征求过龚局长的意见，其回答肯定很明确。我的回答较保守，又怕城关工商所的同志回答与我的不同。
“我和他们联系一下就行了！”我简短地说。说实在的,我当时的确没有考虑得很复杂，总认为别人要返回，带着空车，是别人的货，马双全又一分钱没付，并且是明显的欺骗，难道自己拖回属于自己的货也有错吗？可随着办案的难度，内部的矛盾分歧越来越大，大多数的人公开的态度全是认为我错了。错了就错了吧，反正我凭良心正义，做了我能做的，我认为我是对的！
我送朱厂长们出了大门，相互挥手告别，他们没有撤诉而是按我的意思去找了龚局长，使我又有了一次继续按我的方法进行与马双全的经济违法行为斗争的机会。
我急左转弯，从煤碴小径上匆匆奔向后面尹股长住的单元楼时，心中乐滋滋地。我跑步蹬上西单元五楼尹股长的住处，拉开纱门，敲那深红的房门，大声喊尹股长。声音打破了整栋楼房的寂静，可房里没有回音。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加大敲门的强度，反复地喊哪，敲啊！也许是四遍，或许是五遍，心情由急迫转到找不到人的失望后的平静时，房里传来了尹股长呻吟般梦语的答应声，我舒了口气，静等他开门，心想：总算找到人了。
可等了好长时间，也听不到房间里有动静，看情形他病得不轻，但来了又不好意思不辞而别，不谈工作，也得看看他才好，便几分关切，几分自责地说；“您怎么样了，能起吗？”
“等一下，我就来开门。”他的声音中，传递着病痛的信息，带着某种克制语气。
我来得不是时候，心里想着，便用一种告辞的口气说：“我等一会再来吧？”
“不要紧，我还能起！”我听到他艰难爬起时棕子发出的缓缓的“吱吱”声，接着传来慢慢地拖着脚走路的声音，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有一颗叫人琢磨不透的心，一些古怪思想和行为让我反感，可他却时不时地能让我感动。这就叫着人啦，时好、时坏、盖棺时的定论也未必准确，世上没有不符合规律的事，只有你不完全清楚的事！
房门缓缓打开，似乎在开启一扇沉重的铁门，尹股长弯着腰，穿着内衣、内裤，拖着拖鞋，脸蜡黄，精神萎靡不振，木然地退着，把我让进屋：“进来吧！”他说着像一个患了痴呆症的病人慢慢地转过身去，拖着脚步往卧室走。
“您又犯老毛病啦？”我小心地探问，伸出双手想搀扶他。
“不用你扶，让我自己走！”他回拒了我,使我像触了电般地将手收了回来，心中不是滋味，手足无措地跟在后边。他像一个驼背老汉似地向前走，痛苦地说：“昨天晚上我的胆就有些发疼，中午吃饭时就疼痛难忍了，饭也没吃，你的李阿姨把我扶上的，翻来覆去的，在你来前一会，我才刚睡着。”
等他把话慢慢说完，我来到边，关切地说：“要不要我叫车把您送医院呢？”
他没回答，嗯了一声，呻吟着歪倒在简朴的上，吃力地拉深绿的军用旧毯慢慢地盖，我忙向前迈一步，帮他牵被盖上，“疼得挺厉害吧？”我注视着他那因疼痛而变得皱皱巴巴的脸，坐到了沿上。
“现在好一些了！”
“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别硬撑着！”
“不用了！”他深沉地说：“你知道的，不是病到非治不可，我是不上医院的，医院并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他说着微微闭上了双眼。我单位是实行医药费包干的，实行这项制度时，局长们在会上讲过：不包干有人一人开药治全家的病。可实行新办法后，却使有些真病了的人也不去看病了，只要一住院总少不了几百、几千元，去几个月的工资，要想报销一部分就得找几个党委成员一一签字，签来签去１０天半月都难报出去，人人都刨根究底把你问一个明白，可报销者认为看脸呕气了，好多人就该进医院的也不进了，硬撑着。看来不管是什么政策，执行不好都有它的毛病。就像现行的法人制度，总的说来是好的，可没有把法人的正当行为和个人利用法人名义违法的行为划分清楚，就是不足之处。
“你知道，我是老毛病了。”他慢慢睁大双眼，脸上有了笑意，亲切地说，我感到因我的到来给他造成的不便引起的反感消失了，他继续开朗地说：“久病成良医，胆结石这种病，只要不痛就行了，到医院去，最好的治疗方法，也就是止痛消炎！”我知道他的胆结石是参加市府组织的五家执法部门为市石化公司到北方某石油总公司追被骗的360万元货款时发作的。虽然因对方骗子企业把骗去的货款销得所剩无几，没有追回一分钱，可他在武汉住院、接着转入银市住院治疗的费用上千元局里还是全报销了。上上下下都不满意，也不为别的，无非是说局里为企业去了一千几百元钱罢了。为此，他总缄口不对别人谈追款的结果，每当别人问起，总用同样一句话：“对方是一个骗子企业。”简短地应付一声了事。时间一长,从他的口中我也仅了解到了对方骗子企业的一些情况：执照是２万元从原持照人手中买来，场地是租的当地宾馆第二层楼，人员是临时拼揍的，注册资金３千万元，可实际上当各地的司法部门在那里抢着封存其帐户时，户头上仅剩下不到２万元了。其他属于企业的财产就是各房间门外挂的十几个什么科什么室的牌子，骗全国各地的购油款不少，按尹股长绘绘声、真有那么回事的描述：宾馆的那栋四层楼,被骗者就住了一、三、四层。其它地方也住了很多被骗者，好像他去的那段时间到那里去出差的绝大部分和他们是一样的目的。言下之意似乎市龙化公司被骗是情有可原，被骗金额也不太大，比好多被骗单位幸运得多。但对龙化公司业务人员从中拿回扣十万元，经理和有关人员已内判、钱永远追不回的事却缄口不谈。有那么一两次,我壮着胆子对他谈起这情况，他却阴沉着脸，摆出一副不愿听，不愿谈的样子。往后对这件事，只要他在场，别人谈我也不谈不议论了，可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直至今日我也没搞清楚。在当今社会里先付钱的得回扣，先发货的也得回扣，本是一种很平常的事，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又何必讳莫如深呢？
“案件办得怎么样了？”他用一种关心我的工作比我关心他的病情更甚的样子问。
我尽量地用轻描淡写的口气，极简要地叙说了一下案件进展的概要，不过他还是觉察出了我的难处和苦恼，安慰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只要尽了自己的力就行了！”就像在劝解一个一心想上大学，可考试失败了的中学生。
我是不必他开导的，而是想让他支持我把那本无多大希望取胜的与马双全一伙人的战斗进行下去，我内心充满了不安，因为我感到他没有为正义奋斗到底的决心，不在乎把案件办到什么程度，对是否依法严惩马双全无所谓。
“龚局长看样子发脾气了。”我说,“他不满意我们办案的情况。”想把局长搬出来压他。
“发脾气又怎么样呢？”他淡淡地说：“这本不是我们能力、职权范围内能解决的事。”
“他叫江西方传话给我，让我下班后到他家去向他汇报案件。”我进一步引起他的注意。
“不晓得搞的什么名堂！”他警觉起来：“江西方找了他几次后，他就对这起案件特别关心起来。”我觉得他话中有话，心里直打嘀咕，不知是自己说错了话弄巧成拙了呢？还是他太想多了。他继续说：“他对其他案件可没有这么关心过。”说着陷入深思之中。我没有对他的话发表什么评论，心里“猜疑”这个毒害团结的怪物登台了，办案将更加艰难。想到这里心中忐忑不安起来。事实上从开始直到最后，我们办案人员之间就在相互猜疑：一些人怀疑另一些人与马双全串通一气，反过来这些人又怀疑对方与江西方有私下交易，而另一些人简至是谁都怀疑。
我把眼光从他狐疑满面的脸上移开，略微扭转了一下身子，东张西望起来，事实上对这间房子的陈设我是比较清楚的，不看也知道：旧式的双人横在12平方米的房子中间，南边小窗下摆着一旧式三抽屉长桌，北边大一点的窗与之间整齐地堆放着几口旧箱，整个房间收拾得干净利落，显出过时、安份的气息。
“你先到办公室去。”他看出我心情急躁呆不下去了,便顺水推舟：“我等会就来！”声音由于有某种神奇的力量支配，宏亮起来，我带着几分惊奇转身看着他。只见他脸上的病容一扫而光，处在为实现某种急需达到的目标而奋斗的状况之中。人,这台生物机器真是太奇妙了。
“您能行吗？”我心情舒畅了许多，因为有他出马，我所担负的责任就小多了，说话时未免带着感激的口吻。
“没什么大问题。”他脸严厉，语气坚定，有一种很强的意志力。
“我就先走了！”我说着站起身高兴地离开了房间，回办公室的路上步履轻盈。可当想到我把责任推卸给了一个病人，让他去操心磨难，还要承担我们必将面临的责备时，内疚起来，走路的劲头又低落下来。
办公楼已寂静下来了，只有寥寥几人，大部分的办公室早关上了门。我走进合同股办公室，室内空荡荡的，江涛已离开，他没有信守留下“守城”的诺言，可室内还充满了一股烟草味，看来他离开的时间也不长。我坐下来，心中很烦躁，看看窗外，明净的空中一缕粗浓的烟雾划过，被风吹往西边很远处才消失，那是对着我们办公楼不到五十米的市火葬场高耸的烟囱中冒出来的，人中的物质就这样消失在空中了。人都是要化成这缕轻烟的，又何必生时做恶人，自己心中不安，还搅得别人不得安宁呢？
我转过头来，茫然地看着对面的白墙壁，上面挂满了锦旗和奖状，记载着我们与经济上的违章违法行为作斗争的历程，它们一幕一幕在我脑海中过幻灯似地闪现，整个身心也随着晃晃荡荡起来：最高荣誉是省工商局仲裁委员会在1990年授给我们的全省办案工作先进单位,从1988年到1992年我局每年办合同案150起左右,其中95％以上办理的是无效合同及违法合同案件，每一个案件中都包含了与违法者非法者取得钱财的行为作斗争的艰难历程。锦旗全部是受害者为感激我们帮其挽回了一部和大部损失而赠给的，其中四面是购买了我市园林镇劣质鸭毛的当事人送的：鸭毛案这些年来确实轰动一时，受骗者遍及全国十多个省、市几千个当事人，被骗货款逾千万元。为此我们作过专题调查，参加过市委、市政府组织的５家单位执法进驻园林整顿半月之久，烧了一批劣质鸭毛，关了一批人。虽好过一阵子，可事隔不久又有所抬头了。最大的一幅锦旗是被马双全骗的遵义丝织厂，一位五十多岁的白头发任如山厂长放着鞭炮流着热泪送来的，不过我们仅帮其追回了95％的货物，价值三十多万元，这起案件就是洪所长常以此为荣，局领导大会、小会讲，大报、小报都登过的，办得最令人满意的一起案件了。面对这些荣誉的记载，我时常妄自菲薄，尹股长不知叹惜了多少回，告诉我说：不管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到100％，你想一想吧，总比不做要好就行了——违法者几乎都没有受到我认为的应有处罚，而合法者却依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这样怎能叫违法者不继续以身试法呢？马双全啊马双全，你依然还是用同样手段继续违法!
突然我记起了我答应朱厂长及时与城关工商所联系让他们带回昨追回的那点货物的承诺，起身挂通了城关工商所的电话，黄所长听了我的意见没有反对：“那好！明天他们去找你们的时候，叫他们打一个收条，并请派一个同志到饭店一起去取货！”我说完，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挂上电话，可心中却蒙上了一层阴影，自问：我这样做对吗？也许又有人会说我做的不对，并暗暗地影射我和朱厂长他们有什么私下交易。丢开法律和职责不说，我这样做，就是单位和个人什么也没得到，仅仅帮朱厂长挽回了二万多元的损失，这个人情我一个人送了，可实际工作却是大家一起干的。我胡思乱想着，心神不安地回到了坐位……。
尹股长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我回过神看着他。他却没有理会我，阴森森地走到我对面江涛的椅子上坐下来，我继续看着他，他还是没有注视我，像有意回避我的眼光似地，心思重重想着什么？他是我琢磨不透的，遇事想得多，说得少，对事也不明确表态，可当你做过之后，却总能找出你做错的地方，数落完后还蛮有道理地说是为了你进一步进步，直叫你哭笑不得，特别是在他面对你，闷不作声的时候，一开口准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不是来，我真怕他这一招，心神不安起来。他这么做，是好，是坏,我也被他弄得分不清了，只有一个感觉——心里不痛快，浑身上下像古书上形容的被鬼魂缠住一般。
“龚局长在外面开会，江西方是怎么找到他的！”他阴沉着脸望着办公室的门刨根究底地问，心里似乎在想着很复杂的问题，像非要找出那个与江西方勾结在一起的人不可。
“他们在下午上班时来找龚局长。”我一开口，就觉得话说不下去了，因为我深深地感到他正在痛恨那个与江西方联系紧密的肯定是工商系统内部的人，无论是龚局长本人还是其他的某一个人，于是思想上警觉起来，用一种为自己辩解的口气说：“局长办公室的门关着，他们就下来找我，我去问政工股袁股长，他说龚局长去市农行开会了，我就下来告诉了他们。”有意地隐瞒了我动员朱厂长去找龚局长的事实，为的是减少他责备我的程度。
“你告诉他们说龚局长开会去了，不就行了吗！”他转过身来面对我用温和的责备语气说：“你这个人啦！就是思想上少一根弦，这件事情本可以因朱厂长一行一走，就可不了了之的，可一不小心又节外生枝，龚局长真责令你办，你办得了吗？办得好吗？”我一股年轻人争强斗狠的气往上涌，直想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出大话来，可还是忍住了,装出一副知错后悔的样子，静听着他的教诲：“以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就不要告诉当事人直接去找局长；自己能力办得到的事尽力去办就可以了，局长们又不亲自办案，当事人找他，他还不是批评你，压你去办。”他停了一下，摇摇头，叹气说道：“我不知你是怎么想的，好了！这件事就算了，我给你担着，以后你可要注意。”看样子他已完全原谅了我。他说的话不无道理，细想起来由衷地佩服他阅历比我深，经验比我丰富多了。可我已经动员当事人去找了龚局长，并早就料定了龚局长一定会责备我们办案人员工作不力并会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我们全力办案，这一结果的确是我所想要的。可尹股长的想法跟 我不一样，如果我把我的这一真实思想公开，不仅会被尹股长痛恨，也会受到龚局长和所有参与办案的同事的唾骂。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去找龚局长。”我毫无愧疚地继续扯谎，抬头看了看他一脸无可奈何，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又用一副坦白坯子的腔调认错了：“以后再遇到这类问题，我一定注意，按您指给我的路走，还是您比我考虑得周全多了！”
“你啊！你！”尹股长受到了我的恭维，脸上有了笑意，和气地对我说：“我受点批评无所谓的，他也不会多说我什么，可你就不同了，你还年轻，要给领导留一个好印象。”我静静地听着，心想龚局长无论怎样批评我，那是我自找的，再说批评肯定是公正的，决非泄私愤，我受得了。我发现他已看出他的话没有在我身上引起他所希望的效果，话锋一转：“城关工商所洪所长他们也会因此受到牵连。你知道的，龚与洪本有矛盾，这样一来又会多制造一层矛盾的。”看样子他要进一步让我看清我的“过错”造成的不良后果究竟有多大，细细一想他说的又对——不论是坚持真理还是固守错误，要达到目的，内部的人际关系，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洪所长去年力争当工商分局局长，这本无可厚非，可这个比所长高一级的职位另有其他人选，洪所长不服气，是龚局长连鄙带训地使他无地自容，闹得局里上上下下都知道，双方结下了一点冤，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人活着总会有矛盾，这时提起有必要吗？我虽然不赞成他过于强调人际关系，但没有吱声，可态度严肃起来了，他也似乎觉得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接着我们谈起了江涛的去向，洪所长对案件的态度，马双全的表现，就是没有涉及案件的质——我们究竟该不该办这起案件，要办能否作有效合同纠纷办理！
“已下班多时了！”谈着谈着，我感觉到局办公楼已空荡荡的了，看看表，提醒尹股长。尹股长站起身来，移动脚步往外走，用低沉的声音说：“走！我和你一块去见龚局长！”
我心中一紧！心想：他为什么要和我一块去呢？他刚才不是病的起都很艰难吗？再说龚局长可没有叫他去——龚局长也对我说过：两人的意见统一时就一起去见他谈问题，不统一时就单独去找他。这次一起去，龚局长肯定会认为我和他意见是一样的，说内心话，我是极不情愿他去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总感觉到他对待马双全的态度与我和龚局长的不一样，他的观点更接近于洪所长和黄所长.他去了就会妨碍我向龚局长汇报一些我不想让他知道的情况,甚至谈都不敢谈他们三人对案件的真实态度。他是抱着为我分担责任,接受批评去的,我没有理由反对让他去，真后悔我自己为什么要去找他。我极力掩盖着我的真实思想,被动地站起身来和他一起走出办公室。所有的人都下班了,整个办公楼静得出奇，鱼儿在水中翻腾的声音显得格外的清晰。
在到龚局长住处近3公里的路途中,我和尹股长只对过简短的两次话，全他妈的各想着各的心思：一出办公楼的大门我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句:“您身体不好，还是不要去了。”他皱了一下眉头短捷地说了一声：“走！”过了“陆羽纪念馆”上人民大道时我心事重重想开溜,探问了一声：“您一个人去可不可以，免得我受训。”他很不理解似地看了我一眼，像认为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答道：“一起去，你对案件清楚一些，不去不行！”搞得我狼狈不堪，也许他心里想的没说出口的各种猜测中，正好包括了我不想告诉他的那些真实的东西，——如果是那样，他的确比我高明多了，姜还是老的辣。市工商局的旧址，坐落在人民大道的西端离汉北河上的第一桥“八一”大桥不到１公里处，现在这里已成为了1991年新成立的经检分局，原向街面的红砖围墙现已被拆除，辟为装潢典雅的供出租的平房，从西端的铁栅门进去是４层的老式办公楼，此时已下班了。我们穿过办公楼一楼的过道走向后单元的时候，一楼的住户正忙着在各自门前的过廊里用煤炉做晚饭，蒸气、煤气夹杂着食品的味，雾蒙蒙地，叫人直流口水。
办公楼与后面的四层单元之间原是一个近二万元建起的园，现在分局青年人多，就又改成了篮球场，那二万元的家当也就烟消云散了。后面的单元里仍住着原先的住户，龚局长是1985年从部队副团职转业回来的，1986年单元落成，就一直住在中单元三楼直到现在。整个院落空无一人，我们在楼下停好自行车，夹着案宗，径直走到龚局长的住处，我越来越紧张，因为尹股长跟着，而我感到他像是来监督我的一样，为的是怕我说不该说的话，将洪所长、黄所长以及他的态度和观点统统道给龚局长听，我知道猜疑是一个坏东西，坏就坏在它迫使你把事情朝坏的方面想，可我又无法驱除它——还是自己心中有鬼，不能敢作敢为？
来到龚局长住处门前，尹股长将身子一侧，用左手把我一招，我便顺从地站到前头，又是敲门，又是喊：“龚局长！”房里传来拖鞋拖地的声音，落地很重，我想是龚局长自己来开门了。
“就到这边坐！”一开门，龚局长那又宽又高大的扎实身体就遮住了我大部分的视线。房间里光线很暗，他的态度之严肃使我备受压抑。当他把我们引到窄小的堂屋北边的旧方桌边，拖一下老而旧的靠背椅子让我坐下来的时候，我才算有了正常的生理戒备范围，压抑感消去了许多。
“你们把案件的基本情况向我说说！”他叉开双腿直挺着腰，端坐着说，目光注视前方，摆出一副凝神贯注，仔细倾听的样子。
“曾股长，你先说！”尹股长用一种正统生硬、六亲不认的声调说。他也叉开双腿，双手绞在胸前,脸无比的严肃,使我感到自己成了被告，正面对着两个铁面无私的法呢！情势急转直下，我方寸大乱。
也许我意思表达不清，也许我说话结结巴巴，不切要害，也许……但我自己认为确实在汇报案情，可话没说完，龚局长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态度是又急躁，又粗暴：“你先停一下！”他挥了一下手：“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看这几个问题你们搞清楚了没有！”
“民富制衣公司办了营业执照没有？”
“执照是办了！”我不情不愿地答道，语气拖沓而勉强，心想：他太小看我的办事能力了。
“你看过了？”
“看过。”
“收了没有？”
“没有。”进一步解释道：“也许他预计到我们会收他的执照，他给我们看的是擅自复印的执照复印件。”说着就动手去案宗袋里取我从马双全手中扣下的执照复印件。
“不用拿了。”他阻止我，又问道：“那他们是不是在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查。”心想他已把办案范围扩大了，这个问题又与案件有什么关系呢？可能这个问题本身就要通过我们办的案件论证?我不能说自己一无所知：“据我观察、听反映，他们可能与以前差不多，成立企业只不过是作为骗货物的幌子！”
“这个问题要查！不能凭想象！”他不满地说，补充到：“他们在生产什么？”
“车间里有上十台缝纫机……。”
“我问你他们在生产什么？”
“我没细看，好像是一些军服样的衣装。”
“那他们究竟做过几笔正当的生意？”
“不知道。但我本能上觉得他们没有做过一笔正当业务，做军服样的东西，只不过是想掩人耳目，告诉人们说：我在为军队加工服装，我是正规企业，军队都信我，你们就放心地把货物送给我们吧！为的是让别人受骗上当。”
“不要一问三不知，回答问题光凭想象不行，我看你们的办事能力有问题。”接着他统而笼之地把我们办案人员数落了一通，最后他瞪着我，用教诲人的口气说：“关键的问题不抓，敷衍了事，一生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对你们说过，今年的合同管理工作就是要从这类案件打出缺口。你们不这么办，合同工作就没有出路。”我心里不是滋味：我不是不想查，可又怎么去查呢？问题没完全查清，别人就要我去开庭，搞调解，和稀泥，我不愿意，可又怎么办呢？关键的问题是内部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计划统一行动。我刚要开口说出自己的难处，可看看尹股长，还是忍回去了。
“货到哪里去了?”
“他不会说真话！给了我们一个去向证明，我想是假的!”
“去核实一下，不就行了吗？”
我支吾着，半天没说出口。
“好了！好了！”他摇摇手，意思是叫我别为难了，接着说：“我再问你，他帐上有多少钱？”
“没查！”我脱口而出，打定主意再不遮掩，将整个办案经过全盘托出。
“去查清楚！”龚局长恼怒地说：“去对洪所长讲清楚，你们两人要把这个案件拿在手里办，他们配合，他有什么意见，要他来对我讲！”说完站起身来，伸直腰杆，双眼直视前方，坚定地说：“案件不能久拖不决，一两天内给我查清全部事实，向我汇报！”样子像在下逐客令了。
此时尹股长站起来，脸严肃，看样子他心里想说什么可已错过了机会，就像我想合盘托出办案的全部真情也无机会一样。我心里知道，合同方面的事，他总是尽量不让龚局长知道，而让自己实际上成为全市合同工作的总导演，洪所长所做的事情总有他的默许，凭他的资历和能耐,他一向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这么做。这方面的情况，我都感觉得出来，想必龚局长也知道，不然龚就不会与他有那么深的不和了，龚也对他没有办法，何谈我呢？我默不作声地站起来，准备走了。心里很高兴：这次尹股长不得不放弃他那总导演的角了。我看看尹股长茫然失措，心事重重的样子，心想他又在想什么主意呢？采取什么技巧，重新撇开龚局长，成为那总导演呢？人生真有味，投入到人与人之间的纠缠不清的争斗中，的确是一件乐事，不过想不通时也常感觉到烦得要死。
“就到这里吃顿饭吧！”龚局长的夫人从后厨房赶了出来，很热心地招呼我们，以尽主之意。事实上我一进房就听见厨房有磕磕碰碰的响声，知道她在做饭。她小巧的身材，为人和善，着装朴实，跟龚局长从部队转到地方，现在在机械局工作，可纯真的农本没有脱，一接触就给人一种亲切感，好人！我8年前第一眼见到她时就给她下了这种定义，不过我也一直有些想不通，她２３年来跟龚局长生过四个小孩，不知她的夫生活是怎么过的，那么快快活活，心安理……
“不用了，我们回家吃饭。”我笑着说，此时房间里的气氛因为她的到来和谐亲切了好多，我的精神也放松下来，龚局长看上去也没有那么严厉了。
“饭熟了，留下来吧！都是一家人！”她微扭着腰肢，把双手合在胸前，脸上堆满了慈母般的微笑，只是显得有些缩手缩脚的，我看她站在龚局长铁塔般的身子旁边，简直就像一个大建筑旁的附设物一般。
“老龚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是知道的，把工作看得太认真，几句不如意就训人。”她赔着笑说着，就去擦桌子，拉凳子：“来！来！来！就在这里吃点便饭！”她边说边干，把请吃饭看成待客的一种最高形式了，这也是老一辈道人家的习惯了。
“好！就在这里吃一顿饭！”龚局长挪了一下身子，样子和善而随便，可没有一点强留客的意思。
“曾俊也有家务，我家里也有事，我们还是回去。”尹股长不为所动，显得有点拘谨，淡淡地说，挤挤脸,露出那种看上去在笑的样子，往房门退过去。
无论龚局长怎么批评我，甚至把我看成饭桶式的人物，总带有一种指桑骂槐的味道，可我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就像黄盖叫周瑜打自己，周瑜打了。所不同的是这次“周瑜”不知道“黄盖”为什么送上门来让自己打。他批评得越很，我内心理应越舒服——虽然感情上还是有些受不了。因为我担心，如果龚局长不拿出坚决的态度，朱厂长他们一走，案件可能会不了了之。我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也同意马双全的观点：江西方再来，就会带上当地的司法部门一起来抓他做人质了，为此肯定不会惊动我们。而我却想抓住此案办下去，办不好就权且作为一次社会调查，增长一些社会知识，加深一下对社会的认识也行！
“我们现在怎么办？”走出了分局大门，骑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后，我看看尹股长忘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问道。
“到洪所长家去！”看得出他精神压力很大，样子很着急，似乎一心一意思考着案件的事，像是一刻也不能耽搁似地对我说，而我却暗自高兴起来。
街道上人很多，个个都形影匆匆，就像演了一天戏的演员卸装回家一般。我们骑车也很快，尽快地往洪所长家赶，一点交谈的兴致也没有了。走着走着，我心里起了狐疑，心理真奇妙——何必这么急去找洪所长呢？找了，今天又能干些什么呢？可又不得不跟着他走。
来到南湖集贸市场，那里已显出了几分萧条，此时可清楚地看到满满堆得挺高的各种农村产品——货终于比人多了。太阳已快下山了，进城经商的农产品批发商们，穿着不太整洁的衣服，有的坐着,有的疲沓地站着,有的歪靠在板车或货物上，狼吞虎咽般地吃着饭。他们中的好多人晚上将留下来与还没有脱手的货物同枕共眠。这些人辛辛苦苦、可也难赚几个钱。马双全就不同了，一次赚的，也许这些人和我一辈子也赚不到。我从没有到过洪所长家，所以一边尾随着尹股长，一边观察南湖市场，引发着感想。
洪所长住在城关工商所、工商分局合用的综合办公楼的北段三楼，房子的结构近乎于单元，是1989年建办公楼时附带建的20套住房的其中一间，因为他是所长，所以独占一套。其它的住房大都是两户职工同住的，天津人称之为伙单，当然有诸多不便，时常有一些磕磕碰碰之事，现在大家也许住习惯了，近年来就再也没有听到闹矛盾的事了。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强，这也可略见一斑。
“洪所长！”尹股长主动地上前敲门，样子再也没有去龚局长那里时的拘谨、紧张了，而有了一种居高临下一手操办的样子。我跟在他后面充当随从，心里还有点担心放在楼下的自行车呢！谁说人不为己！“咚！咚！咚！”……“洪所长！”他接连不断地喊着、敲着。
“呵！尹股长！”门开了，洪所长卷着袖子、系着围裙，看样子他正在烧火做饭。精神饱满，干劲冲天，额上还有些汗渍渍地，说话大大咧咧、满脸是笑，似乎对做饭和客人来访都感到高兴。
“你们还是稀客呢！请进！请进！是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他热情地把我们往屋里让，我踏进房门就感到了一股新潮：堂屋做着立体感很强的油漆地面，光洁闪亮，一尘不染，使你不得不把鞋子脱了丢在门外，换上清洁的拖鞋才好意思走进去，可他人比龚局长热情，也没有龚局长大，进去时，人自在舒服多了。
“老婆！”他扯着嗓子喊，与在工作中的样子没两样：“我来客人了，你到厨房去烧饭！”我们坐在足有７米长的灰拐角沙发上，他拖过茶玻璃茶几放在我们面前，拿出“红塔山”烟，递过来的时候，他老婆气质高贵、挺胸昂头地从南边并排着的两间卧室的大的那间里走出来。她模样挺漂亮，脸蛋也长得不错，很有一种少的丰腴之。她走过我们跟前时微微偏了一下脖子向我们点点头，态度很冷漠，与她丈夫的热情态度对比鲜明，是她不欢迎我们不是时机的来访呢？还是本来就是这副模样呢？听说在刚改革开放时，文艺界革命味道减弱，情爱味道增浓的时候，她作为《赞人》的主角，唱戏一直唱到了京城，为此在银市这块小地方红极一时，成了原任县委书记的大红人，自己便由银市地方剧团调到了宣传部，成了县人大代表、宣传部副部长。洪所长也很快从地方剧团调到工商局，半年后，成了城关工商所所长。那段时间我被抽调在外地工商局工作，当1986年底回市里时，红火一时的地方剧团已打烊了，他们确在各自的岗位上深深扎下了根。真有意思，剧团走红的那几年，一股脑儿否定自己的过去，好像建团直到走红的那几十年，是虚度了，改革开放才使自己获得了新生。可改革开放深化了，剧团却倒闭了……。
“这么急急忙忙地找上门来，肯定有什么事啦！?”洪所长紧挨尹股长坐着，笑嘻嘻地望着尹股长说。
“没有急事，现在还来找你？”尹股长坦率地笑着说：“刚才龚局长把我和曾股长喊到他家去训了一盘！”
“他是经常训人的，似乎一天不训人，心中就不舒服！”洪所长轻松地笑着说，满脸无所谓的表情。
“你顶撞惯了，当然无所谓，再说他也把你没办法，我这大年纪了，也想通了，我们的曾同志可受不了。”他说着拍拍我的肩：“这次主要训的是他！”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没作声，算是对此说的默认。
“我是大老粗，有一句说一句，不像你们有理都不敢说！”洪所长显得很满足，自信，好像在告诉我们他不怕龚局长，话锋一转，谦虚地说：“当然啰！我是一个马大哈，不像你们有的是修养，有什么事情也不声张，别人根本上就不晓得你们心中究竟在想什么！”
“好了，谈正经事吧！”尹股长表情严肃起来。有尹股长出马上阵了，我的注意力就分散到房间的陈设去了：正堂墙壁挂一副巨大的风景画，用玻璃镜框着，框下面是一个足有１米长的玻璃金鱼方缸，五颜六的大金鱼慢吞吞地在水中流动，悠闲地晃动着三角扇形尾巴。两间卧室也装得与堂屋一样鲜，立体感极强的地面，布置得富丽而雅静，极富舞台效果；小一点的闺房中，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背向着我们专心地做功课，想必她也和她母亲一样高贵而漂亮。
“龚局长下决心要把这个案件办到底。”尹股长说，中气很足，语调很硬，没有人情味。谁也不会想到他一小时前还因病痛睡在上。
“怎样办到底呢？”洪所长近于讥笑地说。
“首先要查这个企业是怎么办的，现在干些什么，生产了多少产品，卖出去了多少，总之要彻彻底底把民富制衣公司的所有情况查得清清楚楚。”
“查个屁！就事论事最好！”
“不查不行！”
“你们说要查就查吧，还有什么？”显出了敢受一切责备的勇气。
“你要亲自把这个案件拿到手上抓，靠曾俊和我是不行的！”
“这是局里主办的，我不管，也没有时间管！”
“你可是城关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
“嘿！”洪所长的笑声中掺杂着强烈的反感情绪，声音格外刺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脸上虽挂着笑意，可显出了毫不妥协的表情：“这个案子是局里接的，龚局长发话，曾股长实施，我仅仅是配合一下。”他说着向我噜噜嘴，把责任往我身上推。
“无论怎么办案，都要依靠基层工商所。”
“这次可不同，龚局长要把这宗案子作为开拓合同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可没有那个能力打头阵!”
“话不要这么说！”话语中带着很大的压力。表情凝重，两人的意志力在冲突，强烈得几乎要冒出火来了，我感到坐立不安起来，僵持了一会，尹股长终于让步了。
“好！好！好！”尹股长声平气和地说：“这起案件我也参加办，有必要我就和你一块到民富制衣公司去！”
“你说什么时候去就去呢！”
“不!要把你拖着一块去，要依靠你的威信！”尹股长关键时刻使出了杀手锏——恭维有虚荣心的人。
“我有什么威信呢？龚局长才有呢！”洪所长语气总算平和下来，我想他被尹股长击中了，终于表示出了愿合作的态度：“要我去就去啰！”
“明天怎么安排呢？”
“明天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市局消委会要在我所召开，我要亲自主持这次活动，不然我一走，事情会办砸的。”
“那就派一个人和曾股长先搞一些外围的调查工作。”
“向玉华是合同专管员，派他去。有什么事再找分管合同的夏所长商量就行了。”
“那不行，这件案件非要你参与不可！”
“我参加，遇到什么麻烦尽管找我，不找夏所长。”他无可奈何地说。他过于自信了，居然摆出了一副舍我而谁的样子。
“老洪！”洪所长的子周丽娇带着吩咐的口吻说：“你留客人吃饭现在就该下去端几个菜来了！”她态度高傲，味十足，毫无表情地说完就转身回厨房去了，真不知道她原先的《赞人》是怎么演好的，如果她以前演多情的主角的确演得好，那么地位、职居然几年之内就把她完全改变成为另外一个人，环境的力量太大了。
“尹股长，您是否屈尊到寒舍吃一餐饭？”
“客随主便，您说呢？”
“吃！我就去端几个菜来喝它几杯，不吃，我也不强留！”两人显得融洽起来。
尹股长站起来，耸耸肩，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坐着真累！”笑笑转过身对我说；“走啊！还坐在这里干什么，我想走，你真想留在这里吃饭吗！”
我站起身，伸一个懒腰，打趣地说；“您不说，我还真想吃了再走呢？”说着就去换鞋子。
“明天要向玉华到局里去！”下楼时，我转过身对洪所长说。
“按你说的办吧！”后面洪所长拖着声调说，接着响起了关门声。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