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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我们初中毕业，好像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照集体毕业相之类，两年的初中就这样匆匆地溜了过去。
三月，我升入了高中，继续就读于岳阳一中。开学不久，学校搞了一个仪式，欢送已经毕业的同学下放农村。下放的同学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生，也有少数初中生，黄卫国在被欢送的队伍里。他要下放去国营君山农场，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中了头彩，毕竟是去当农场职工，当时叫农业工人，还能拿月工资，比直接下到生产队的不知要好多少倍。
那天，他看起来很高兴。我和他道了再见，目送他乘坐的汽车开出了学校的大门。从此，他先我几年开始了漂泊的知青生活。我们再也不能经常一起去洞庭湖边看热闹，一起来上学了。我们的人生轨迹由此开始彼此偏移，我们越走越远，最终天各一方，彼此再也未能相遇。可在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高中一年级，我的班主任是黄芬芳老师。她是平江人，教我们化学课。可惜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好，对化学我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更谈不上喜欢。因此，我在她那个班肯定不能算一个好学生。不过，黄老师正直热情，关心学生，对工作尽职尽责，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印象。
那年，岳阳下了一场大雪。这个大雪清晨的一件事，至今还让我感到温暖无比。那天，学校安排我们清早到火车站欢迎退伍军人。头天放学时，黄老师通知我们第二天早上6点赶到学校。我因住得离学校远，第二天起得很早。
起床后，我打开门一看，外面雪花飞舞，厚厚的雪花已经把大地遮盖得严严实实。我担心雪大，走得慢而迟到，因此，一个人早早地就出了门，双手撑了把伞慢慢向学校里走去。雪越下越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也不见车辆，沿途的路灯在风雪中没精打采地闪烁着，变幻着投射出我在雪地里不断摇晃的身影――时而前时而后，时而长时而短。
我顶风冒雪，深一脚浅一脚踏进厚厚的雪地里，很艰难地往前走，“咔吱、咔吱”的脚步声一直尾随在身后，随即被冷冽的北风吹散。到学校时，我已经浑身是雪，身上的雪好办，拍拍就掉了。可是，由于路上的积雪太深，鞋袜和裤腿早已湿透。
这时，天还没亮，就我一个人到了学校。除传达室有个人在值班，整个校园都冷冷清清，教学楼更是黑灯瞎火，空无一人，大门还紧锁着。进不去，我只得到教学楼的屋檐下躲避风雪。路途中由于行走艰难，除了双手被冻得通红外，我并不觉得冷，甚至还出了一身毛毛汗，鞋袜湿了也浑然不知。此刻站在屋檐下，我慢慢地就感到脚趾尖有些发冷发痛，打湿了的鞋袜裤腿冰凉刺骨。于是，我便跺着脚在那里走来走去等着来人。
刚在那里等了几分钟，黄老师打了个手电来了。她看见我在那里，赶紧跑过来打开教学楼的大门，边开门边说，她没想到我住得最远，却是第一个到。其实，她无意中说出了一个规律，无论搞什么活动到得早的肯定是最远的，而迟到的往往却是最近的，这在我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得到多次检验证实。打开了大门，黄老师还在说她来晚了，那口气明显有些自责。这鬼天气让我在门外挨冻，好像还是她的错，说得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时，天还在下着大雪，现在学校里也只有我们两人到了。她关切地询问我身上衣服是不穿够了，有没有打湿，会不会感冒等。她找到教学楼里的送电开关，打开了电灯，发现我的鞋袜和裤腿湿漉漉的，便立即带我去年级组办公室，打开办公室烤火炉的闭火门，又添了两块煤，让我烘烤。安顿好我，同学们陆陆续续地来了，她就忙着安顿其他同学，看看同学中有没有打湿鞋袜的，如有，也安排到了办公室。
我读书几年，老师让我烤火的事有两次，一次是小学一年级陈舜英老师，再就是这次。一生中能有这两次，不算少。这两次烤火都让我暖到了心底，那炉火温暖着我的一生，总让我感到师恩难忘！
同学们到齐后，却发现组织这次活动的总负责，年级组长自己没到。黄老师可发火了，她让人去叫来了年级组长。我们听见黄老师当面指责年级组长，说他没有责任心，到得比学生还晚。当时她不过是名普通老师，年级组长是她的直接领导，她敢安排其他人去叫，还敢当面批评，这说明了她在老师中的威信。
后来，我们在风雪里又徒步四五十分钟赶到火车站，天才蒙蒙亮，刚在路边排好队，那批退伍军人就列队稀稀拉拉地走了过来。他们刚从闷罐子火车上下来，遇上这么冷的天也都缩成一团，匆匆忙忙从我们面前走过。黄老师则组织我们呼口号，认真地完成了这个短短几分钟的仪式，以表示我们对解放军的热忱。
岳阳历来就和其他水滨古城一样，在岸边呈带状布局，一条长约三、五里的主街从南到北纵贯全城。这种格局岳阳到七十年代城市向内陆扩张时才被打破。那时，我们学校在小城的最北端，火车站差不多位于最南端。我家离火车站不远，在小城的最南端。那天早晨我等于是顶风冒雪从城南走到城北，然后又跟着大队人马原路返回到城南，冤里枉冤枉做了很多“无用功”。
这年，文革进入了中后期，有段时间好像还批判了“血统论”，强调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还拿出周总理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照样成了革命家为例，来批判“唯成份论”。加上换了班主任，同学也换了不少，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明显受歧视的现象少了，学习和生活环境好了许多。
我是个容易感动的孩子。政治老师汤立荣后来当了我们的班主任，有次她对我说，你的家庭出身也不是很差，祖父是工商业兼地主，在大革命时还是团结的对象，你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不应该成你的思想包袱。当时我听了，心里突然一热，很是感动。她这一句话，让我对她的好感油然而生，确实也让我多年的自卑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其实，我也是个比较调皮的孩子。没有了华老师那样的高压，我又开始顽皮起来。主要是上课不那么认真，总喜欢玩点小东小西，再就是上课看小说，不听老师讲课，不交作业，特别是不交数理化作业。老师批评，我还喜欢顶嘴。
记得有一次刘力培老师上语文课，我总拿一个乒乓球在抽屉里玩。这响声多少有些干扰上课，刘老师批评了几次，我无动于衷，忍不住隔几分钟又玩一下。老师走过来拿走了乒乓球，结果我就不断地在课堂上捣蛋，来逗引同学发笑，扰乱了她的讲课进度。
放学后，刘老师决定搞一次家访，让我带她去我家。我跟着刘老师身后，边走边想怎么不让她去我家。想到刘老师没到过我家，于是，在一条小巷前我突然站住不动。刘老师问，为什么不走了，我说，到了，随手指着一间敞开门的房子，告诉刘老师那里就是我家。刘老师说，那我们进去吧。我说，不行，你告状，家里会打人的。你先进去，我看看情况再说。刘老师还是想要我同她一起进去，我不肯。她便说，你不要走，让我进去先跟你家里说说，要他们不打人。我说，好。看着刘老师进了那户人家，我赶紧一溜烟跑了，把刘老师甩在那陌生人家里。
事后，我不但没向老师赔礼道歉，还自以为得计，常在同学中大肆吹嘘。其实，这一套还是跟表哥小六学的，我不过是重演他的故伎罢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