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他们不在家，家里没有开伙，我和二哥一直都是在机关食堂里吃饭，在食堂里打开水和热水，生活上并没有太多的困难。
可是，到了这年春天，生活突然来了一次大的改变，让我们早早地体验到了自己当家的滋味。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刚进屋二哥就要我去总务室去买些餐票。我拿着钱和粮票兴冲冲地到了总务室，推开门一看，里面已经换了人。老总务不在，一个新来的人接替了他，坐在办公桌前。桌旁的藤椅上还坐着一个人，正抽着烟。这两人我都不认识。
我怯生生地走桌子跟前，递过钱和粮票，低声地对新总务说：“我要买些饭菜票。”那新总务“噢”了一声，双眼盯着我看了看，然后问我父亲是谁，我如实通报了父亲的名字。我话还说没落音，坐在边上的那位突然站起来，“乒”地一下拍着桌子，对我吼道：“你们又来了，刚才有人要来买，不是已经说了吗。从现在起，我们机关食堂不再对你们这些黑五类家属开。你们要吃饭自己到家里做，不准到我们食堂来。”我听了一愣，望着他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办。
那人眄斜着眼睛打量着我，很不耐烦地又对我吼道：“看着我做什么，想赖在这里？告诉你，赖在这里也不卖给你，还不快滚？！”这时，新总务也板着脸附和着：“是的，你不要再来了。上面有指示，饭菜票不能卖给你们。刚才是你哥哥来过了吧，我已经告诉他了，你又来，真不懂味。快走开，我们还有事。”由于没思想准备，被他们这突然一吼，我吓得哭了起来。但哭也没用，他们依然板着付面孔，就是不卖餐票给我。最后还是吼着把我赶了出来。
回到家，我委屈地对二哥说，餐票没买到，还挨了骂。二哥早已料到，听我说后，苦笑了一声，说：“我也没办法，我们去干校找父亲吧，看看怎么办。”其实，二哥在我之前确实去过一次总务室，同样没有买到，也被他们训了一顿。因为事先没听到一点风声，我们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了餐票就意味着没有地方吃饭。二哥以为我是细伢子，新总务不认识，他可能会卖餐票给我，就让我再去试试。谁知我去也一样，碰了个大钉子，希望就全落空了。
那天下午，我们到了干校找到父亲。
因为不是星期天，父亲见我们情绪低落地到了那，一看就知道家里出了点什么事，便问我原由。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买餐票的事，说着说着我不由得伤心地呜咽起来。父亲见状便安慰了几句，不安慰还不要紧，这一安慰我便忍不住哭出了声，而且越哭越伤心，简直收不了场。后来还是二哥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经过说完，父亲听了只是叹气。见我还在哭，便把我拉到他身边说，不要哭了，我们回家吧。
于是，他牵着我的手到了一间办公室找负责人去请假。他对那人说：“我下放的大儿子生了病，现在回来了一个人在家，我得请几天假回去看看。”父亲平常真的是胆小如鼠，此刻关在干校，胸前还戴着个白符号，表明他是被管制对象。要他扯谎，不知他哪来的勇气。他说这话时，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我明显感觉到，他有点发抖。好在那负责人没有深究，随即就同意了。父亲谢了他，带着我和二哥离开了干校，马上往城里走去。
进了城，天快黑了，但父亲并不急着回家，而是带我们进了南正街上的一家冷饮店。
在一张桌子前坐定后，父亲问我们想吃什么，让我们自己去挑。我在那卧式大冰柜里挑了一碗冰镇甜酒，大概还有冰糕之类的东西，二哥见了，就挑了和我一样的东西。于是我们哥俩坐在桌前呼哧呼哧吃了起来，父亲什么也没要，坐在边上默默地看着我们吃。可能是饿了，或者是好久没吃过甜酒之类的东西，我只几口就把这碗甜酒吃了个底朝天。吃完还舍不得放碗，我拿着碗把剩着的米粒都想舔干净。父亲见我这吃相就笑着问，你还想吃？我有点不好意思开口，只是点了点头。他没有多说什么，随即起身又从冰柜里端来两碗，递给我和二哥一人一碗，并叮嘱我们慢慢吃。
吃完冷饮，父亲又带我们到了一家餐馆，每人吃了一碗肉丝面，让我们吃得饱饱的才回到家中。说实话，父亲一生中，很少带我们上馆子。这一次我印象很深，总也忘不了，至今我还觉得冰镇甜酒就是好吃。
80年代末，我把这事写成一篇短文寄给了市报。后来不知怎样还见到了编辑，他说，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如果是小说的话，稍稍改动下就可以发表。我说不是小说，这些事是真实发生过的，没有一点虚构。编辑一脸不相信，说了一大堆废话，弄得我心里不是很舒服。这时，我知道对他说不清楚，就懒得与他解释，拿着我的稿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次父亲是怎样安排我们的，我已没太具体的印象。反正从这以后，家里添置了煤炉、锅碗瓢盆这类东西，我和二哥就完全自己做饭吃，再也没进过机关食堂。没过几天，父亲和妈妈都回家了，舅舅、舅妈也回来了。机关通知他们，我们两家必须在三天以内搬出机关院子，让他们赶紧找地方。于是，妈妈开始到处找房子。
奔波了两天，回到家来，妈妈说，“房子找到了，舅舅家的也有。我们明天搬家吧。”妈妈好胜，说这话时甚至还有点得意，她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我们终于在期限内找到了房子。从院子里帖出的大字报上，我们了解到这次搬家的不光只有我们两家，还有几户，也是正关在干校被审查的人。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