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今年三月份，她好长的时间就感到胸部不适，右乳下用手触摸有两坨不大的硬块。她约了高胜兰，一起到县人民医院做检查。
改革开放的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水镜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百姓都分到了自己的责任田。按人头平均，每人一亩五分田。然后多余的做自留地，自留地还没有分完的就做了机动田，暂时承包给那些劳动力比较充裕，而田地又相应较少的人家。高胜兰正值壮年，党和政府恢复了她的政治名誉之后，她像换了一个人，她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劲，有说不完的话，仿佛青的岁月并没有离她而去，而只是刚刚开始。她分了两亩地，还是和自留地一起。她感到远远不够。她跑到队长那里，要求承包多余的土地。队长说，还有八亩，你一个人种得了吗？你最好还约一个人一起承包。她想到了陈腊。她们高高兴兴地包下了这八亩田，每亩上交100元的提留，公粮水费除外。她们日以继地劳作在这块土地上。不管在白天的田间地头，还是在傍晚的村头巷尾，人们都可以看到她们的笑脸，听到她们发至肺腑的朗声大笑。她们还在一起地些唱流行歌曲。高胜兰最欣赏周华健的那首《心》，她经常在下地或在收工的时候哼唱：
“的心，藏在蕊中，空把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明月唱首歌，黑又白昼，人生为欢有几何？去会来，谢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进你心海！”
“瓣泪，飘在风中，虽有悲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共看海天成一，潮起又潮落，潮起有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去会来，谢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进你心海！”
她们感到了生活的充实，生活的。两年下来，竟也攒了一笔可观的钱。他们各人都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高胜兰欢喜唱歌，还买了一台收录机，又买了很多她喜欢听的磁带。在不能坐下来看电视的时候，比如洗衣服、做饭的时候，她就打开录放机，那间清冷的小屋内就会回荡起优动人的旋律。像风拂过大地，又像甘露渗入沃野，她的整个身心就好像浸泡在温馨的暖流中，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和惬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水镜庄不仅通了电，而且家家用上了自来水。那是村里自筹资金兴建的水塔供应的，由于水镜庄的村民分为六个自然小组，沿着水镜胡的南北走向而居，所以自古以来都是饮用湖水。但湖水总是有浑浊的时候。过去，家家都有备用的明矾。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决心改变这种历史，他先是办起了苇席厂，又办了一个家具厂。两个厂由几个人，几千元起家，很快发展壮大，曾经购销两旺，红红火火，加上一点集资，就建了这个水塔。水镜庄的人也和城里的人一样，不必到湖里挑水了，家家门前都有一根约米把长的镀锌水管兀立着的，顶端便是一个水龙头。清早，一长溜洗衣服的就在自家的门前的水管旁，一边洗衣服，一边与相邻的人谈家常，谈收成的好坏，谈谁家的男娃子和谁家是娃子搞上了对象。
生活也如同这自来水，亮着人的清冽的光芒在水镜庄的上下流淌。
时隔不久，人们便发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首先是自来水出现了亮晶晶的沙粒。再后来是三天一停水，五天一停电。。人们一打听，原来是水塔的中心泵出了问题。要更换中心泵谈何容易！这几年，苇席厂和家具厂也很不景气，据说还落下了一屁股债。目前职工也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村里唯一的副业收入就是靠水镜湖里的渔业做支柱。
水镜庄除了生产水稻和棉之外，还有一项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改革开放后，村里成立了渔业专班，负责抓水产业，渔业收入年年看涨，可是不知从何时起，村里开始成批的涌现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或在取经的队伍。因为这些年水镜庄又成了一个典型，一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群众解放了生产力，破除了迷信、发家致富的典型。水镜庄的名字又多次出现在《剑门日报》的头版头条。还有省报以及省、地县的电视和广播中。参观的人流里，有屁股后面冒烟的乌龟车，有骑着“雅马哈”和国产“嘉陵”壳子的，当然更多的是骑自行车的，甚至还有一个港商戴着比他小三十岁的夫人也来水镜庄考察了。说是想投资在水镜湖搞一个养鳖场，并且还和村支书签了一个意向的合同。村里为了撑门面，不得不费大批资金修建了一个比较高档的招待所。里面有三个档次的房间。有带彩电的单人间，有带黑白电视的三四人间，也有八人间的普通客房。二楼是桌球室、舞厅，最下层是咖啡雅座和酒店包厢。用以接待那些从全国慕名而来的参观旅游者。当然派的团体或上级来的参观团、检查团、现场会议等都是没有收入的，还要贴老本。又可惜这样的情况又特别的多。所以渔业收入也差不多年年收支相抵。水镜庄在这几年中又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徒有虚名。
物价飞涨，公粮水费也是水涨船高。农药、化肥、农具一年一个新价格。孩子们的学费由几十元，转眼间就涨到了好几百元了。物价上涨的幅度元元超过了农民收入的上升幅度。更可怕的是原先的公粮水费每亩七十余元上涨到了现在的两百九十余元的基础之上，还多出了各种各样古今中外所罕见的摊派费用。其中有台基费、（住户的房子所占用的国家的地基）空间费（要想做楼房就要占据国家的空间）、污染费（农民的炊烟污染了国家的空气）、见义勇为费（用以给那些见义勇为的人发奖金，如果当年没有，便会被有的干部“见义勇为”了）福利劳保费（用以安抚无人养老的孤寡老人）、优抚费（用以安抚复员退伍军人和照顾烈士家属和=以及现役军人的家属的生活）、互济费（用以帮助特困户发展生产）、家庭成员人生保险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要为你的生命负责！先交钱！）家禽保险费（保险你的马牛羊、鸡犬豕）教育附加费（用于发展人民的教育事业）治安费（用以维护革命群众的公共治安）、共同费（共同负责上级领导的烟酒及回带礼品的一切费用）这些名目还不够用，还有一项“其他”（用以应付各种不能适用于以上各条的摊派款）除此而外，每年各地政府的大兴土木、修路建桥、修商场、建剧院、建集贸市场或开发旅游景点的一切投资都会按人头分摊在农民身上。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不等，视具体情况和规模大小而定。每亩的公家提留已经高达三百五十多元。
水镜庄党支部本来还想通过像建水塔那样集资方式把村小学改建成标准的校舍，已经力不从心。几个村委会下来，一个个唉声叹气，因为一谈集资老百姓就说脑壳疼！
从五十年代到到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历史似乎走完了一个循环的周期。
陈腊的病实在不轻。经切片检查，诊断结果是慢乳腺癌。但医生嘱咐同去的高胜兰，暂时要对病人保密，并且准备动手术。
“医生说，是一种良肿瘤，通过手术就可以治好！”在回到旅店的房间之后，高胜兰对陈腊说，“你在这里好好地休息，我回去为你筹钱，准备动手术。医生说了，你的病是宜早不宜迟！”
高胜兰改变了对陈腊的态度，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使她进一步了解了陈腊。她也是个很不幸的人。并且她的生活中充满了辛酸和痛苦。很长一段时间，她们情同，休戚与共。
高胜兰取出了她两所以的存款，共有3500元，先交了200元给医院做押金。再跟她买了滋补身体的药物和食品‘
陈腊是手术成功了。高胜兰就在医院护里护理她，一直到她病愈出院。回到水镜庄不久，她们就碰到了收公粮水费的工作组。
农场的公粮水费已经一年比一年难收了。中国的农民都是很通情达理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兜里有钱，公粮水费的数额也不是很大，村里收缴公粮水费也不费吹灰之力。可是现在，即使是好的年成，把数额庞大的公粮水费交出之后，部分人的手中就空空如也了，还有部分人干脆就是一年到头含辛茹苦做的是赔本的买卖！第二年的生活开销和生产开销，人情来往和伤风感冒，还有小孩的学费就像千斤重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有的人由于不堪重负开始抛却土地、背井离乡。同时，集体的积累也像六月里积水不深的小水塘，由于酷热的蒸发而干涸了。钱！钱！，上至乡、县、政府，下至平头百姓，都在疯狂的追逐这种有的被视为身外之物、有的推崇讴歌，有的顶礼膜拜、有的诅咒、有的嘲弄，然而却自古以来可以左右人的命运的金钱。似乎一之间，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巨大的金钱的旋风，所有的人都在旋风中追逐着漫天飞舞的纸币，每个人的眼中都流露出贪婪,即便是手脚不能动弹了而且生命垂危的病人，双眼在金钱的面前也会显示出回光返照，也会流出最后一次贪的馋涎！然而，金钱却又像一个魔力无边的妖，她把人们撩拨得火难、心痒难熬！当人们拼了命去拥抱、去亲吻她时，她又像初冬的雪一般虚无缥缈、无影无踪。
高胜兰和陈腊现在已经无力交付那笔数目不菲的公粮水费了。
由于公粮水费年年很难收齐，愈欠愈多，政府不得已采取了特别的措施——顺理成章地照搬了文革经验，向各村组派出专门收缴公粮水费的工作组。
高胜兰主动地找工作组谈了自己和陈腊承包土地的公粮水费问题，保证在半年之内交清。得到的回答是“不行!”
她俩的收入在水镜庄是比较高的。一是土地面积大，二是她们没有什么大负担。这在水镜庄是人所共知。但是为什么也不能交公粮水费呢？工作组开会决定，根据伟大领袖的教导，要抓住主要矛盾！只有解决了主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也就很快迎刃而解了。于是工作组便先拿她俩开刀。由上级党政部门和公安警察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收缴了她们的电视机和收录机。但是，即使变卖钱也还是不够。而高胜兰和陈腊态度依旧，她们向工作组百般恳求，希望延缓到秋收后再交提留。工作组当然不会答应，他们要来一个杀鸡吓猴。她俩被关进了磷矿镇派出所，关进了那间为收审流窜、盗窃案犯的漆黑的小屋。
高胜兰百思不得其解，在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为什么会有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她们关了起来？过去是戴帽子，锢她的灵魂；现在却是关押他的身体，残暴地剥夺她们的人生自由！她又想告状，但状告河人？被告是谁啊？她真的不知道。她想起了黄新权、想到了林玲。她决定托人找到他们，要他们出面说情，因为黄新权已经是磷矿镇的一把手。她懂得，在一个威权社会，只有更高的权利才能解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哪怕是申辩冤屈！
林玲得讯来到了派出所。她先找到了所长，问为什么要随便关人？所长说不清楚！不知道是谁的指令，但据说是县里派下来的收缴公粮水费的联合工作组。
黄新权被派到省委党校学习，已是三个月前的事了。好不容易，在林玲是一再要求下，所长才同意她会见高胜兰。这所长未必是吃了豹子胆，他敢对顶头上司的夫人也推三阻四？这里就有场学问了。一般住了党校的干部，上调提升的可能很大，所以他考虑黄新权主政磷矿镇的可能不大！再说，这次收缴公粮水费工作组是县里直接下派的，不在他的管辖权力之内，即使黄新权怪罪下来，他也可以一推三二五。
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高胜兰见到了林玲。所长字一旁监督，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力。“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些人置宪法而不顾，随便关人？”高胜兰好像是对所长，又好像是对林玲说。“我们身处这样一个社会，可以说，每个人都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始终只能听命于上级！你问我，我也不懂，因为我也不能够按照我的意志生活！”林玲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你说的是一些什么话？自古以来，哪有老百姓不听话的道理？老百姓都不听话了，那社会岂不乱了套？所以要想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首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人民懂得，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听人民政府的话，这才是唯一的选择！”派出所的所长大人以上级领导的口吻说话了。
“你的这种说法未必正确！”高胜兰听到所长的一番话，就已经知道了他的子丑寅卯，挑衅似的说，“其一，什么是国家大局？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才是真正的国家大局，而并哪一级政府和哪位领导的旨意。其二，我们应该如何让所有人民都真心地、坚定不移地为谋求中华民族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种自觉的凝聚力，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这不是一纸病态民族主义号令所能凑效的。更不是靠关人、整人所能凑效的。而是靠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民主意识，自强意识，特别是要强化那些公仆们的责任意识，这还必须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呃嘿！看不出来啊!好你个高胜兰。难怪你文化大革命中......”所长恼羞成怒。“请你不必说了，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倒霉透了，你们这种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讨好！但你应该想想，你是个人吗？你的头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如果你是个正常的人，你就应该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活的灵魂！你打算自己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吗？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头还真是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你就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要考虑别人怎么说，别人会对你怎么样！我们中国人都是整天在考虑上级的意志，而不是想要懂得最起码的常识和有自己的思想！我们都要想到宪法的作用，不然我们要宪法干什么？倒不如和封建时代一样，干脆就让皇帝说了算！”高胜兰并没有害怕，她依然故我。“你简直是无法无天，胡说八道！”所长的脸气得成了猪肝，那本来朝天的鼻孔呼呼地往外喷气，像一头刚卸车的牯牛。“你又说错了，我不但懂法，而且还有天，这个天就是全中国的老百姓！也许十年，也许是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的话是千真万确，绝不是胡说八道。即使现在也可以接受公众舆论的检验。我还可以武断地说，中国之所以老是进两步退一步，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太多了！”“你你你......”派出所长在这一方是人人点头，个个买账的角，如今竟然受到了高胜兰的揶揄和嘲讽。他气得跳了起来：“告诉你，高胜兰，就你这种人，就你这个态度，现在我已经决定正式收审你，走！”“所长！”林玲还想说什么，站了起来拉住了所长的衣袖。“对不起，玲同志，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是她太猖狂！是他不给你面子！你怪不得我。”所长说完，依旧把高胜兰带回了那间小屋。
“怎么样？林玲来说了些什么？”陈腊见高胜兰满脸的不高兴，等她坐下后才开口问道。“没有说什么，我们安心坐牢吧，看他们能够把我们怎么样！”
林玲给还在省委党校的黄新权挂了电话。黄新权又跟磷矿镇派出所挂电话：“什么事？你是谁？”派出所长抓起电话就威势逼人。“我是黄新权，我想问你一件事。为什么要关押高胜兰和陈腊？”“啊啊！原来是黄书记啊！你好，你好啊！，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学习很紧张的吧？我们这里都很希望你早点会来呢！你不知道，自从你走后......”“说那么多话干什么！我问你是为什么事关押高胜兰和陈腊？”“是这样的，现在农村老百姓都拒不缴纳公粮水费，她们两人不交还不说，还带头顶撞工作组，所以工作组就决定把她们关起来了！”“关在哪里？”“就在我们派出所。”“那你马上放了她们，这种搞法是违法的！”“黄书记啊，你看我有什么权力放人啊？决定关押她们的是县里收缴农村公粮水费办公室派下来的工作组，不是我的决定啊！这可是县政府管的事情，我也是很为难啊！”“好吧，等我把事情问清楚了再和你联系！”“好的好的！”
黄新权又把电话打到县里，先找县委办公室，办公室说不是很清楚；又打到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说不知道；找县委书记，他说不了解情况，找县长，县长说还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不得已，他又打电话找到管政法的副县长。他说，是有这么个工作组，那是管农业的副县长管的事情，找管农业的副县长时，办公室回答说“他下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黄新权好不容易在电话中找到了管农业的副县长，管农业的副县长说派工作组是县委和县政府的共同决定，抓人的问题还不知道具体情况，等了解一下再说。
一个星期过后，他又接到了林玲的电话，说还没有放人。黄新权又打电话到磷矿派出所，所长说，他没接到有关放人的通知，他没有权力放人。
黄新权气愤之极，又打电话找到管农业的副县长，管农业的副县长说这些天忙得焦头烂额，还没有去问情况，等这阵子忙完了再说。
黄新权只好从省党校赶回了磷矿镇。
他直接到了磷矿派出所，所长油光可鉴的胖脸上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啊啊！黄书记，你可回来了，我们是多么想你啊!”说着还伸出了猪蹄一般的双手。“我要见高胜兰！”“可以，可以！”
高胜兰脸苍白，但并没有悲戚的神。一见到黄新权她的眼中就有了闪闪的泪光。“胜兰，究竟是什么回事？你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我，我来处理这件事！”黄新权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随便关押人民群众，不仅法律不许可，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望，他说话时面严峻。高胜兰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末了，说：“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得罪了这位所长！”所长在旁边脸一红，赶忙分辨：“这不关我的事！我没有抓你，我就没有权放你。你不知道，我这个派出所不过是县公安局的一个小小的派出机构，我是懂法律的，我决不会随便抓人，也不会随便放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你得罪我也是这样，不得罪我也是这样！”
黄新权到县里找到了那位管农业的副县长。“啊！小黄，你们的学习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想老婆孩子了？”“我在省里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你过问过那件事吗？”黄新权说。“什么事？你看我这脑筋!人老了就是不行！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可是强得很......”“关于磷矿派出所关押交不起公粮水费的农民的事！”“啊！对对！我想起来了，你在电话中跟我说过，那段时间也真的很忙。哎，好好，我马上跟你去县收缴公粮水费办公室问问情况！”他们转过一栋楼又一栋楼，爬上了一个楼梯又爬下了一道楼梯，终于在一个楼道是转角处看到了一间临时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不大的红纸，上书：县收缴公粮水费工作总队办公室。副县长领头推门而入，里面只有一个人，白头发，戴着一副老眼镜在看报纸。而此刻右脸歪在报夹上。老镜滑落在报纸上，嘴角有一滩涎水把报纸打湿了一大片。何许是他太辛苦，睡着了。看来是个顾问之类的人物。“老边！”副县长喊道。叫“老边”的白头发猛地一惊：“啊！啊！”他惊慌失措地站起来，顾不得眼镜，就迎着副县长笑哈哈的，活像一个弥勒佛。“你们工作队的张队长呢？”副县长问。“下去了，下去了！”“老边”忙不迭地说。“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他走的时候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走的时候没有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值班啊？”“对对！”“那你值班干什么啊？”“接接电话，跑跑腿，上传下达！”“那你今天怎么传达？”“等他回来后，我就说你来过！”副县长很恼火地转身出门，对一直跟在身后的黄新权说：“你住招待所，我明天跟你回话！”
副县长回到家里的时候，屋里有“哗哗”的麻将声，他推门而入，两两男正在热火朝天地酣战麻将牌。与他自己的老婆相对而坐的就是农村公粮水费收缴办总队的张队长。
“你们工作队的情况怎样？”副县长问道。“不错!效果好极了！”张队长一看是副县长，站起来说。“磷矿镇那边呢？”“前天听了他们的汇报，据说磷矿镇已经收缴得差不多了。”张队长说，他唯恐浪费时间，坐下来点了一根烟，就又开始起牌。“你知道他们关押农民的事吗？”“不知道！”“他们没跟你汇报吗？”“没有！”“明天上班时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发财！”张队长一边答话，一边开始出牌了。
清早，黄新权就来到了那间贴着红纸的“收缴办”，还没有开门。因上班的时间未到。他就在走廊上踱来踱去。又看看手表，快八点了。还没有动静。八点过十分，县政府的其他办公楼上已经出现了上班的身影，楼梯外的水泥路上开始出现了三三两两的自行车、摩托车和小轿车。八点过二十。楼梯的转角处出现了一个呵欠连天的人。“你是......？”那人一见黄新权，似乎瞌睡醒了，问道。“我是磷矿镇的黄新权，来找县收缴办的张队长。”“好好，我就是，我就是！”那人边说边掏钥匙开门。“糟糕！钥匙忘在家里了，请你稍等！”说完就走了。九点整，张队长还是没见到人影。九点过五分，那位退居二线的白头发“老边”来了，他打开门让黄新权进去坐。黄新权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十点左右，张队长来了：“对不起，我刚一回去，老婆娘家的舅母的外甥来了，说是要到城里租房子做生意，我出面跑了好几个地方都不行，还是找老战友的单位才解决了，房租之出百分之六十。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剑黄新权的脸很难看，又说：“实在是对不住，你现在有事就跟我说吧！”“你们收缴办的工作组为什么要随便关押农民？”“哪里？哪里？没有这回事吧？绝对没有！”“你敢保证吗？”“我当然敢！”“好，那你跟磷矿派出所打电话！”
张队长拨通电话，问道：“你们磷矿派出所是不是关了什么人？”“水镜庄的两个！”“为什么要关她们？”“因为她们拒不上交公粮水费，被收缴办的工作组收押！”“简直是乱弹琴！”
张队长又急忙跟磷矿镇的工作组打电话：“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形式一片大好！”“怎么个好法？”“收缴工作已近尾声！”“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简单得很，我们开始就关了两个有对抗情绪的人，这下就好办多了，一个个都像龟孙子，中国的老百姓就他妈的这么贱！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现代的电话不像过去的电话，对着话筒大吼大叫也难听清，张队长打电话的时候，对方的每一句话都清晰可闻。听到这里，黄新权再也忍不住，他跳起来夺过电话，对着电话大声吼道：“中国的老百姓并不贱，是你贱！”说完丢下话筒。对方吃了一惊，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那边还在一个劲地“喂!喂！张队长，你是怎么啦？”
“你回去先找刘组长，就是我刚才跟他打电话的这个人，把具体情况搞清楚，再回来找我，好不好？”张队长一商量的口吻对黄新权说，“我在这里不能离开，我要联系各乡镇的收缴情况，每天还要向县政府汇报！所以还是麻烦你先跑一趟，回来我们再向县委汇报来了，请求如何处理！”
黄新权回到了磷矿镇，找到了那位刘组长。他一见到这位刘组长，就知道他是现在场的那种不大，却很善于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极限、权不大，却善于大玩味的那种小人物。只见他翘着二郎腿，叼着纸烟，那只支撑地面的腿不住地抖动，抖得另一只脚上的皮鞋都像一只抢食的黑的公鸡。那神气就像是穷子检了个大元宝，酸秀才娶了个大富婆！
刘组长不知道来人是谁，他一不起身，二不叫座，眼观别处，慢条斯理地从嘴边取下烟，还伸出右手弹了弹那足有半寸长的烟灰：“什么事情？”“你就是刘组长？”“是呀！你是谁？”“我是黄新权！”刘组长这才侧脸看了看他。“你不是在住党校吗？怎么有时间回来？”“因为我听说你们关了我的老百姓！”“那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嘛！关错了就放，关对了就还要关！事实证明我们关对了，不关人就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你不要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保护人民的，并不是把人民当做自己的敌人，更不能随便就剥夺公民的人生自由权利！”“啊哈！很早就听说你黄大书记很得人心，果然不错呢！但你去年为什么不能收齐公粮水费啊？”“农民有切实的困难，我们应当考虑。现在不讲别的，清你立即通知派出所放人！”“没那么简单吧？我还要请示工作总队！”“你关人根本没有经过工作总队批准！”“但工作组下来时，我们都学习过县政府的文件，里面有一条，对那些有能力而拒不缴纳公粮水费的人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我就是根据这条行事。”“现在我要求你立即通知派出所放人！”“作为一级领导，你应该知道，我有什么权力通知派出所呢？派出所并不是我管辖的单位！”那你为什么把人关在派出所？”“关在哪里呢？收容站？看守所？那种关押级别太高，那都是受法律管辖的地方，只有派出所最合适，可关可放，最高只能搞个治安处罚。有刑事问题可以升级。这么办吧，等我回到县里汇报汇报，无论如何要弄出一个处理决定，不然，明年的收缴工作也还是比较麻烦，今年派工作组的成绩也就没了！”
黄新权很恼火，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件明显的违反宪法的事件会如此棘手！难道说我们的法制还不够完善？我们的法律还有很大的漏洞？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不惑之年，应该成熟了，应该铸就真正能够维护人民利益的法律之剑了！究竟是权力的人治影响到了法律的落实，还是法律在人治的社会只能是一纸空文？我们现在还是不只一次地听到到这样的说辞：“我们的法制还很不完善！”怎么样才叫完善？什么时候才能完善？为什么老不能完善？究竟是什么问题？
无奈，他的假期已满，他又匆匆地赶回了省城。
他找到了新华社驻省城记者站。他以磷矿镇党委第一书记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谈了这起因收缴公粮水费而关押农民的事件，新华社记者立即写了内部通讯电传北京。党的内参上很快就登了。有关中央领导很快做了批示，省委很快下了通知，县委很快作出了决定，工作组很快作了检查。派出所很快就放了人！
事情本来就很简单，却非要绕到最高权力才能解决，难道这是我们的举国体制所要追求的效率吗？
陈腊回到家里没有多久，她的病再次发作。
“高姨。我妈叫你去”！高胜兰正在家里洗衣服，陈腊的儿王小来对高胜兰说。王小随王天宝过了几年，改革开放之后，王天宝说要到海南去打工，他一去不回返，不知下落。王小只好回到了陈腊的身边。她如今也长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张粉白而又红润的脸，活脱脱一个年轻时代的陈腊。只是身材比陈腊苗条，背后还拖了一根又长又粗的大辫子。“什么事？”高胜兰问。“我妈说胸部疼得很厉害！怕是老毛病又犯了。”王小有些伤心的样子说。“走，我和你去看看！”高胜兰说着，赶忙檫干手，就与王小一起来到了陈腊的家里。她知道，陈腊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这个看不见的、人类至今还不可战胜的病魔正在吞啮着她的生命。
陈腊已经面蜡黄，胖胖的圆盘脸业已松弛，颧骨老高，深陷的一双大眼睛失去了光泽。她见高胜兰来了，从躺着的病上稍稍抬起身子轻声说：“你来了！”说着眼里就淌出了泪水。“不要伤心，你的病会好的，我明天就同你一起去县医院检查!”高胜兰坐到了她的边紧紧地握住了陈腊的手。“我们没钱了，到县医院住一天要一百多元，我看算了吧！拖一天算一天,如果为治这不治之症欠了债怎么办？医不好那就该小遭罪了！”陈腊说到这里，泪水又夺眶而出。王小也啜泣起来。高胜兰也感到自己的鼻尖酸酸的。眼眶也开始觉得发热。她生怕自己会哭出声来，因为她知道，陈腊的病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她还是决心为她治病。
第二天，她把陈腊扶上公共汽车，来到了县人民医院。
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癌症晚期。但如果能动手术切除，还可以活个两到六年。高胜兰决定给陈腊动手术，她对陈腊说：“医生说，你的病再进行一次手术治疗，就可以康复！你好好地安心休息两天，我回家借钱也要跟你把手术做了！”陈腊拉着高胜兰的手说：“不要费你的心了，一次手术要几千，小将来怎么过日子？”高胜兰说：“是钱重要，还是你的生命重要？我也不是傻子，要是真的没有希望，我还会帮你往水里丢钱吗？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高胜兰回家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但也还只千把元，他想只有卖房子了！她找到了村里有点活动能力的人物，就是歪铁嘴的孙子，他是村里的副村长。央求他帮她把房子尽快地卖出去。要现钱！因为她现在住在刘忠义的家里，她原来的老屋空着。不到三天，歪铁嘴的孙子就找好了买主，高胜兰很快到村里办好了买卖手续，就带上钱赶到了医院。
手术又一次进行。第一次手术本来就切除了半个，这次手术医生又发现了大面积的癌细胞，已经不可能阻止它们的扩撒了，他们只好尽心尽力地处理好两大块癌细胞集中的病灶，然后缝上了刀口。
陈腊本来可以走动了，可是当王小来看望她时找医生问了她的病情后就不住地哭。陈腊问她，她也不说，饭也不吃，陈腊的心中好像有数了。便问道：“小，你跟妈说实话，妈得的是乳腺癌？”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陈腊知道自己不行了。等高胜兰再次来到医院时，陈腊已经不能起了，只见王小在头恸哭。
见高胜兰来了，她动了动身子，却没有了力气。她只是用那干枯无力的手拍了拍沿，示意高胜兰坐下，泪水潸然而下：“胜兰，你真是我的好，我这辈子不能报答你了，我已经知道我的病是好不了了，但是你还是为我操碎了心，小跟我说，你为了筹钱跟我动手术，把你自己的老屋都卖了。你的这份情我下辈子也偿还不了，我只有一个未了的心愿，我把小托付给你，我相信你能够带好她，使她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姑娘！”“我一定会把她作为我的孩子一样看待，你就放心吧！”高胜兰的眼中终于流出了热泪。
陈腊走了，她走得无声无息，平平淡淡，就好像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
高胜兰已经没有了种责任田和承包那几亩空地的兴趣了。她带着王小来到了磷矿镇，通过林玲租了一间房子，做起早点生意来。
黄新权从省委党校毕业后被分在剑门市委办公室，林玲也调到了剑门一中任教。
两年以后，黄新权出任剑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80年代末，他出任剑门市副市长，分管全市的工业系统。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