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象小说记述的那样，杜衡作为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之一，一味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听不得正确意见。但是在部队面临危险时又动摇逃跑，被捕后贪生怕死，叛党投敌，充当敌人特务爪牙，给党组织和党的武装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成为中共陕西党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反面人物之一。
杜衡，又名励君、杜振庭，陕西佳县人。1924年在绥德师范加入社会主义共青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在西安从事革命。曾任西安市委第二部委书记，陕甘区委候补委员。1928年4月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省委常委。1929年3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团省委连遭破坏时，幸免于难的省委委员王林被推选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书记。不久杜衡由陕北回到关中，重新召开临时省委会议，担任了临时省委书记。从此杜衡便以极“左”面目出现，盲目发起一系列游行、暴动，无一成功，使党的力量屡屡遭受重大损失。但善于钻营的杜衡在中共北方局的支持下，于1930年底省委班子调整时，仍继续保留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职务。
1931年3月在省委六次全会上，批判了杜衡在立三路线时期的错误，另选高维翰为省委书记。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再次统治全党，中央派巡视员来陕，要求继续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在陕全面推行。在这种情况下，杜衡又恢复了陕西省委书记职务。
1932年8月，省委决定将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甘红军游击队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急于抢抓军权的杜衡又成了红二十六军的政委，由孟坚接任省委书记。12月24日，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杜衡以省委常委、部队政委的钦差大臣自居，独断专行，以“稍林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首先把这支部队创始人之一的谢子长迫令去上海学习，支离部队。又将刘志丹排挤为有职无权的参谋长，王世泰为当时红二十六军仅有的红二团团长。强令这支弱小的红军部队进攻曾与之保持统战关系的地方民团武装，使红军在刚组建时就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导致许多指战员无谓牺牲。在省委发出“红二十六军不应用‘撑架子’的办法，勉强按红军编制，而是应当编成许多小游击队，更好的发挥地方游击运动的作用”的指示后，杜衡认为这个指示违背了“北方会议”确定的王明路线，居然以部队代表的身份回到省委，停止了省书记孟坚、省委常委贾拓夫、刘映胜三人的工作，由袁岳栋担任省委书记，杜衡还不放心，便暂留省委，派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委。
1933年5月，杜衡又窜到红二十六军，面对敌人对照金根据地的围剿，丧失坚守根据地的信心，违背省委及刘志丹等绝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强迫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建立更大的根据地。仅有六百多人的红二十六军二团渡过渭河，暴露在渭河平原时，就像一叶孤舟驶进了布满巨礁的汪洋大海，到处险象丛生，危机四伏。《白鹿原》曾形象地描写：“那个黄埔生出身，长着四方脸盘英俊、漂亮的陕北汉子廖军长，在省委派来的、前额突出有点像列宁面孔的姜政委面前总是有一种怯惧心理，以致使姜政委在部队南下的争论中始终占据上风。红军在姜政委美妙善辩的鼓动下，陷入一种战前的狂热之中……，队伍拉出山沟，进入坦荡如砥的关中平原，这九百多人的队伍就不再显示出浩浩荡荡的气势，反而觉得过于细瘦了点儿。沿途无一例外的遭到保安队的突袭和骚扰，根本不曾发生一呼百应的情况。”事实上这时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和地方民团已经在前堵后截的围拢上来。此时的杜衡一下子从狂热中跌入冰谷，从不可一世的英雄变成瑟缩怕死的哀狗，他借故向soudu.org省委汇报情况，撇下部队夹着尾巴跑到西安。正如《白鹿原》在这个故事开头所说的一句话，“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进军”。陷入绝境的红二十六军已经难以返回陕北，只好在敌人的一路追击下进入秦岭，最终以全军覆没完成了这次南下的结局！
杜衡离开部队后的6月28日，省委曾于三原召开了有省委书记袁岳栋、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以及黄子文、杜衡等人参加的会议，批判了杜衡强迫红二十六军南下的错误，免去了杜衡二十六军政委职务。尽管这些批评还是很有限的，但杜衡“太上皇”的心理和坚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态度并未改变，只是在大家的“说服”下，“勉强承认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由于会议一致认为部队南下是一条危险之路，故立即派黄子文南下追赶红二十六军，但已经为时太晚，红二十六军在南山溃散的消息已经传来。为保留红二十六军的番号，鼓舞根据地军民士气，在赵伯平的提议下，又以三原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二十六军四团。岂料这个给红二十六军造成毁灭性损失的杜衡，又在红四团成立时跑到根据地，再次以省委领导的身份为红四团授军旗。接着又成为以王泰吉为总指挥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党代表。从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杜衡那近乎膨胀的军权野心以及当时省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组织状态。
由于杜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省委的操纵，西安全城曾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连续大搞“红五月”庆祝活动，不断暴露党的组织，致使省委和妇联机关先后又遭敌破坏，四名同志被捕。省委非但没有总结和警惕这种后果，反而继续准备组织“八一”庆祝游行。1933年7月28日，也就是杜衡离开红二十六军回到省委一个多月后，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等在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口福盛楼饭店开会，被早就秘密跟踪的敌人侦探发现。贾拓夫、高岗二人破门而逃，袁岳栋和杜衡当场被捕，囚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头子宋志先家中。贪生怕死的袁、杜二人当即叛变投敌，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鹰犬。并于当晚带领敌人把省委的一切文件材料全部搜去，第二天就开始在大街上盯稍捕人。不久，袁岳栋、杜衡公开在报纸上发_4460.htm表叛党声明。杜衡还在“自白书”中详细供出了各地党组织及党员活动情况，亲自带领敌人到三原和渭北地区逮捕了数百名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被捕后，本可通过关系予以保释，但在杜衡铁的指证下仍被判十年徒刑。无耻的叛徒还组织“肃反委员会”向各地派出专员，以致西安、陕北、陕南、关中及甘肃等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受严重摧残，造成空前未有的损失。为打击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新组织的省委成立了以赵成壁为队长的特工队，出没于西安及城郊各县对付这些败类。刚从南山溃散到蓝田的红二十六军幸存者赵启民被省委派来的老王调去了两只短枪，就是为组建“打狗队”而用的。这便是《白鹿原》中鹿兆鹏等地下党组织设计消灭叛徒姜政委一节故事的依据。58xs8.com